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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公债，原为供财政在短期间融通之用，因时期之久暂，可分为三种，兹说明之：
暂时借款，为国库收入，在一年之中，有淡月旺月之别。在出纳不敷时，经费之支出，不能停顿，于是向银行，或他种基金项下之有存款者，暂时借用，一俟国库有收入，即行偿还。是暂借之性质，仅供国库在短期间融通资金之用。借款期限之长短，可视收入情形酌定，务期于国库有收入时偿还，以免多负利息，而在债权人方面，亦得以保持其资金之融通，以免期限过久，失去活用，无以应付急需。故暂时借款，在双方皆称便宜。
暂时借款，使全国资金，无时无地不可以活用，在财政与金融，为最良而且必要之制。若一国设有特别基金者，尤有必要。此等特别基金，皆为国家所有，徒以欲维持其独立性，故与国库分开。然在此有余存，彼遇匮乏之际，仍当许其挹注，庶国家财政，不致蒙受过大之损失。
通常各国，皆以中央银行，代理国库，国库不足时，悉由中央银行承借，很少向商业银行告贷者。盖商业银行，为对于社会公众融通资金之机关，而中央银行代理国库，负有援助国家财政之义务也。至向他项基金项下借用，则须视基金之独立程度，而有可否之别。在欲保持其完整独立性者。诚恐借用之后，不复偿还，失其独立，遂使此等资金，保存于银行，除供其专用而外，不作活用。
然此等特别基金，国库是否能借用，常依国家财政情形而不同。在财政健全之国，很少设立特别基金，其设立特别会计者，大都为谋财务行政之便于处理，所有资金，国库在需用时，仍可借用，俟后偿还。而在不健全之国，经费支出之各方面，恒凭借特殊势力，设置特别基金，自从国库拨来之后，牢牢把持，宁可许他人活用，决不许国库暂借，诚恐借用而不还，失其独立。凡如此割据国家之资金者，其财政必更陷于困难。在各项特别基金俱集中保存于中央银行者，国库尚可从中央银行转借，不失其融通机会，而无统一保存制者，则国库莫能染指。故国库欲减少借款，当集中国家所有之各项资金，以增厚其准备力，不可设置特别会计。即或有设置之必要，而其资金，亦当统一保存于中央银行，庶国库于需要时，尚不失其融通之机会也。
暂借只可供国库临时挹注之用，数额亦当有限，是为运用暂借应当严守之原则。然在财政困难时，或在战时，到期之款，国库一时无法偿还，或有收入，而须挪作别用，则此项原则，不免打破。在借用特别基金者，其资金乃归于落空；在借自中央银行者，银行即失去其资金之活用。若是国库出纳常不足，一再强制银行借款，则银行惟有加发钞票。此种因接济国库所加发之钞票数，长此增加，而不收回，必致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影响于全体人民之生活，至于不可收拾。大战之后，德法两国，财政困难，依赖银行，以为接济，其后钞票跌值，至于不可收拾，即可知借款当严守限度矣。
欲免除上述弊端，当度量国库情形，若于短期内无力偿还借款，即当发行下项所述之证券，或库券，向公众募借，用以偿还银行。一般人民，以其储蓄，借与国家，则银行因国家借款所发行之钞票，得以收回，是可避免通货之膨胀。如此将对于银行之债务，改为对于公众之债务，庶可保持银行资金之活用。
英国制度，为接济暂时财用之不足，得向英格兰银行及爱尔兰银行借款，称为Deficiency loan。因其用途，分为两种：其一为不足暂借（Deficiency advance），其二为筹款暂借（Ways and means advance）。不足暂借为偿还到期之国债，及其他关于处理国债之费用。国库存款不足时，向银行借款，有法律规定，限制綦严。借款数额，以每季中预测偿债费超过收入数之差额为限。筹款暂借为接济政事费不足之用，借用数额，须经国会通过，以每季国库收支不足之数为限。英国支出制度，凡国债本息之偿付，由英格兰银行经理，政事费之支付，由财政部拨交支付署经理（其详见拙著财务行政论218页以下），银行分列两项帐户，故借款亦分别列之，亦所以保持国债之分别处理也。两种借款，皆须于次季收到税收时拨还，利息由政府与银行总裁商定，但不得超过5厘。在银行暂借数过大时，则募集短期证券，以偿银行。故英国制度，在公债到期时，赖银行暂借为挹注，在银行暂借过多时，赖债券以为挹注，暂借与短期证券两者，相互为用，国家信用得无伤损。
英国除向银行暂借而外，亦可向其他国有资金项下暂借。如国债局之资金，平时存于银行，作为活期存款，以便应付其随时发生之支出者，国库亦可暂借。遇其需用时，国库随时偿还。又如各机关之收入，存于支付署者，国库亦可暂借，并允随时偿还。
日本政府向日本银行借款，有法律规定，分为两类。其一为在一会计年度内，为谋出纳适合，一时融通之资金，其数额与大藏省证券发行额合计，不得超过每年议会议决之证券总发行额。在此数额之内，或发行证券，或向银行借款，大藏省有斟酌决定之权。其二为谋岁计收支之适合，在本会计年度内不偿还，而留待下年度偿还者。此种借款，势必变为流动公债，所有条件及目的，均须以法律规定。
法国财政，仰给于中央银行之处甚大，法兰西银行条例中规定，银行负有接济政府财政之义务，数额由双方协定，时有变更，据1911年11月11日协定，政府得向银行借到290000万法郎之数，有效期间，到1920年年底。及战事爆发之后，已用到310000万法郎，1914年9月21日，乃急成立新协定，定额为600000万。以后数年之间，每300000万法郎一加，至1919年4月24日，递加到2700000万法郎。银行之能借出如许巨额资金与政府，都由于发行钞票，故发钞之数随借款而增多。兹将战时各年末法兰西银行钞票发行额，与政府借款数，列之如下（见表3-1），以资比较。
表3-1 法兰西银行钞票发行额与政府借款对照表
战后法国努力于国内复兴，需费至巨，原定以德国赔款供用，不料德国赔款，不能按期偿付，而复兴费之支出，又无限制，仍须国库发给。国库既发行短期之国防公债，不足，又随时向法兰西银行借款，短期公债到期时，国库无款可付，又必增加借款。以此法兰西银行发钞之数，有增无已，通货膨胀，法郎跌值，掀起极大之风潮。直至1926年成立减债基金，整理国防公债之后，银行钞票，始未加发。迨后国家税收整理，偿还银行，钞票发行之数，逐渐减少，漫天风潮，始得平息。
借款制度，在我国近代财政史上，占重要地位。盖国家财政困难，无日不在借款过活之中也。借款之中，有公债抵押借款，税收抵押借款，及垫款三种，就中以公债抵押借款为最多。
在北京政府初期，金融制度，尚未臻于健全，财政困难，无从获得援助。其后公债制度发长，银行亦随同增多，吸收存款之数加巨。其时工商营业，既未发达，银行乃以政府为最好之顾客，然绝不敢对于政府作信用借款，恐其有借而无还也。政府发行公债，不能向公众募集，欲银行应募，而银行亦不敢以活动资金，变成固定，莫敢应募者。于是政府以公债向银行作抵押借款，以为挹注。长期之公债，只能供政府短期融通之用。借款条件，俱规定于契约，抵押之公债，必为有确实担保基金者，期间大都很短，或一月三月半年不等。如果再长，银行则认为危险太大，恐政局变动，基金不固，不易收回。公债利息，大都规定8厘，而借款利息，大都在一分以上，以公债抵押之债额，常为公债面额之半数，如此，银行方能保证其一分以上利息。其他担保基金不可靠者，抵押额更低，以故每逢国家发行2000万公债，而所获收入，乃在1000万元以下。每届付息还本之期，由银行向基金领取，扣取应偿借款之本息。借款期满时，由政府在市场出卖公债证书，以偿余本。若是卖价低落，不够借款本息之数，仍须政府补找。承借者，不限于代理国库之银行，一般商业银行，皆可承借。商业银行几以政府为最好之顾客，条件不妨苛刻，到期若不清偿，即用他法以为要挟。其有要挟之机会者，固可本利收回；而无机会者，则不免吃亏。历届财政当局，皆以能向银行借款而登台，不得借款而下台，银行因得从中操纵，盘剥政府，以获大利。是以民国初十余年间之财政，为朘削民脂，受其益者，唯一般此兴彼仆之大小财政当局，与至今岿然犹存之银行而已。
垫款即本目之暂时借款，在各国为常有之事，而在我国，则非银行界之所愿为。本来各国之中央银行，有代理国库及发行钞票之特权，亦即有供应暂借之义务。而我国银行，但设法取得发钞之权，对于此种无抵押之借款，则以政府不守信用，常至于无着落，不愿出借。然在北京政府时代，银行界之于政府，如此深沟高垒以相待，仍不免于垫款者，则常有其特殊原因存在，有如：
1．中国交通两行，中有官股，政府挟官股之势力，要求垫款，银行当局，无法拒绝，故两行之垫款独多。
2．公债抵押之借款到期，出卖抵押品，尚不够偿还借款，所剩余额，乃作垫款。
3．某银行欲扶植某公上台，先作抱腰之垫款，以遂其高利抵押借款之谋，或谋取他项优越利益。好在当时财政，从不公开，一任财政当局措施，银行之欲结纳财政当局者，亦非垫款不可。此项垫款，本可于上台后偿还，然亦有不及偿还而遽下台者，遂由当局为之记入国库借款帐中，以观后效。
4．为成立抵押借款之先声，不料款已先垫，而抵押品未能索得，乃列入暂借。
此外尚有其他原因，姑置之不述。在北京政府财政穷极之时，即几万元之微，亦有罗掘为难之苦。银行界因得以少额之垫款，诱致极高之利益：大利在前，焉不愿垫。此类垫款，有借而未还者，据北京财政整理会所编“财政部经营无确实担保内债表”所列，截至十四年底止，尚存本息3000余万，可见当时财政之滥矣。
至于以税收直接作暂时抵押借款，则以充抵押品之税收，操于财政部之手，诚恐其落空，莫敢尝试者。在北京政府时代，盐税收入，由盐务稽核所洋稽核保管，盐务署长，例兼稽核所正办，于是因利乘便，于民国十年之秋，大演一套盐余借款之新剧。银行界惑于高利，竞愿揽借，盐余究有几何，是否可靠，各银行已借若干，皆无法查悉，财政当局，得乘机大施其拆白手段，在数月之间，竟借至数千万。其后各省截留盐税，无款可余，多成死债。
国民政府发行公债之法，仍惟先抵押借款而后出卖，中央政府之举债为如此，各省之举借亦为如此。至于借款条件，多系斟酌时宜，各次不一，然其详情，非外界所得而知也。至于以税收借款之事，则以税收较为充实，多于曩年，盐税统税，皆有税票。盐商洋商，亦愿以之减价预垫，以免照实纳税。此种办法，有损国库之收入，近数年来，亦废而不行。其他银行，则以刀柄非操于己手，不敢承借。其如二十三年十月建设银公司之以统税票作抵而借款，事属罕见。然亦因公司当局，有所恃而无恐也。
近年来国民政府财政，又有一大进步之处，值吾人称赞者，即活期暂借之通行。自中央银行业务发达以来，资力加厚，国家税收，亦渐充实，中央银行代理国库，每值国库匮乏之际，辄作暂时借款，俟有税收，即行偿还。例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个月之间，政府未发行公债，出纳竟能适合者，皆得力于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之援助。经此长期间之试验，可知中央银行之辅助国家财政，绰绰乎有余力。近年来财政膨胀，倍于昔年，而应付国费，竟得裕如，斯即财政金融能相互为用之效也。又从来国家举债，莫不提供抵押品，与私经济无异。此后政府单凭信用，亦得借款，足证我国财政信用之进步，在财政史上，实开一新纪元。
财政部证券，最初经英人白芝浩（Walter Bagehot）提议使用，仿照商业短期贴现票据办法，以融通财政需要之资金。英国于1877年试用，限于特定用途，自1920年以后，始作一般财政上融通之具。现在各国，皆以此项证券为流动公债中之最重要者，引用之理由，不外乎下述三层：
1．国库出纳，在某一时不适合，因赋税收入有淡月旺月之别，在淡月常遇经费供应之拮据，在旺月则有库存太多，为谋淡月之出纳均衡计，乃发行证券，预定于数月后偿还。
2．国家遇有事变，临时支出增加，因以之为应急手段。
3．财政上有发行长期公债之必要，而揆之当时金融状况，难于以低利发行，于是暂时发行短期证券，迨日后利息低落时，再行调换低息之长期公债。
依第一种情形发行之证券，本年度之有赋税收入，以备偿还之用，是不啻在赋税征收之前，以公债向人民预借，因可谓为赋税之公债Tax loan。第二第三两种情形，系应付临时事变发生之经费，尚无可靠收入，以充偿还之用，故发行时必须审慎，免致到期不能照约偿还，隳坠财政之信用。
财政部证券，既系供一时之需要，故期限之长，普通皆为3个月，6个月，或9个月，至长以一年为度。发行方法，或出卖与一般公众，或供债务之支付，或由银行承受。若由银行承受，是与向银行借款相同，所不同者，银行可以自由出卖此项证券，换得现金耳。
证券利息，在经济发达之国，大都很低，低于长期公债之利息，其高其低，当视国家信用与市场情形，而有不同。通常人民之于此项公债，皆以短期间可以收回本利，价格又无若何变动，凡有资金者，皆视为最可靠之投资，乐于应募。政府亦可利用此种情形，务求以有利于国库之条件发行。亦有因证券有一定之偿付期限，乃不规定利息，仅规定发行之折扣，即以折扣作为利息者。此种办法，是与期票向银行贴现，预扣利息，到期照面额偿还者相同。英国应用此项方法，再加用竞争应募法，规定证券折扣之最低价格，作为底价，由应募人认定应募之数额及价格，然后择出价最高者，依次有应募之优先权。如1926年4月，英国政府委托英格兰银行募集期限3个月之财政部证券3500镑，应募金额，达4900余万镑之多。凡面额每百镑出价98镑18先令以上者，全部承受。在此价格以下者，仅承受51%。平均利息，为4镑7先令10便士又十分之七，合年利为4厘3毛2。当时英格兰银行贴现利息为5厘，商业银行为4厘3毛，是国家得以按照商业银行利率，募得债款，又可以收调节金融之效。大战时英国财政部亦利用证券，接济战费，而有随时公卖法（Open counter sales），证券面额为1000、5000、10000镑三种，期限有3个月，6个月，9个月，一年之别。由英格兰银行经理，每日公布价格，随人民自由购买。
财政部证券之发行，既有上述之便宜，在财政困难之国，常不免于滥用，及至偿还到期，复可用调换方法，发行新证券，以偿付旧证券。凡引用此法者，国家债务，继续增加，其结果必使证券价格跌落。金融市场，受此压迫，自不免于紊乱。此项证券，既系为维持一年度内收支适合之用，每年度内所发行者，自应以在本年度内偿清为原则。欲使一年度内能清偿，不可不规定一年度内发行之最高数额，以为限制。巴士特布尔谓流动公债之发行数额，至多当以每年国库收入四分之一为度（Bastable：Public Financep，695），过此数额，即恐国家不能清偿。现在英法日各国财政法中规定，每年政府得发行之财部证券，须经议会议决一限度数额。德奥两国，在大战前之财政法，规定一定数额，不得超过，皆所以限制政府，保全国家之信用也。
财政部证券之面额，若从财政及金融之关系着想，因其为银行及各种金融机关投放资金之目的物，而非供日常买卖之用，故面额不可太小，通常皆以本位货币之百位起码，上而至于500、1000、10000、100000之数。平常付利公债之价格，在付利之前后，常因金融之松紧而有变动，不免因此扰乱金融市场之秩序。证券面额，若是太小，以之供买卖者加多，是增加市场金融之纷乱，故不如加大数额，使财力较大之承受人，以之供短期间储蓄之用。
财政部证券之偿还，大都限于会计年度以内。此项证券发行之目的，既为挹注各时季出纳之不适合，待赋税开征时，国库收入增多，即可偿还。一般纳税人之乐于承购，因其在纳税之时，即偿还之时，乃预为储蓄。而在国家，是不啻以纳税人之期票，向应募人贴现，得财政之融通，按之双方，皆有便宜。证券之发行，不必有何特定基金，乃以本年度既定税收，供偿还之用，因之证券之偿还，当以在本年度内为原则。若是延长期限至下年度，是为挪用下年度税收，供清偿之用，常使下年度财政收支，不能维持均衡。此项原则打破之后，期限延长，即失去预借本年度税收之效力。若是秉财政者以证券为募债之巧妙方策，滥用不已，既未确定偿还之基金，势必展缓推延，结果必成为偿还无着之公债。因此之故，各国对于财部证券，皆以法律规定偿还之期限，当在发行年度之内。惟德国规定，亦得在下年度6个月以内偿还，使财政措施，有回翔之余地，恐本年度税收不足，可于次年度预算，加高税率，以筹弥补。然在财政有秩序之国，仍多严守本年度内清偿之原则，不愿因此失去财部证券之效力与国家之信用。如果一年度收支不适合，不妨用他法以为救济。
财政部证券之正当作用，为谋一年度收支之适合，其是否符合此项作用，当视公债收入用途，是否为列入预算者，以为判。往往有因前述第二第三两原因发行之证券，在淡月发出，旺月偿还，如是辗转不已，即成为变相之长期公债。大战之后，各国存有此项短期证券，为数甚巨，迭年辗转，至今未清，上述原则，至于打破，其未能清偿者，固由于国库无偿还之力，然亦有金融上之原因存在。关于此项证券之是否应当任其存在，有两种不同之见解如下：
甲 大战之前，一般银行之营业准备金，多为短期商业票据，性质极为活动。战后银行存款增加，而短期票据减少，不够准备之用，多改用财政部证券充之。是金融界对于此项短期证券，有其需要存在，不可减少。国家大可因其用途，固定其形态，不必清偿。若是清偿，亦必为金融界觅出适当之代替品，否则增重金融界之困难，亦非计之得也。
乙 有谓此等短期证券之存在，不免有借新还旧之事，市场利息无定，若遇涨高，是加重国库负担。又利息不能预计，预算难征确实。且新债若遇困难而不能发行，仍须增多中央银行之垫款，转危及国家金融之基础。以此数因，此等短期证券，当力谋减少。
本来此等短期证券，可以调换之为长期公债，不成问题，且可减免到期偿付之烦。然以短期证券之利息，多比长期公债为低，若是调换，即为增重国库负担。在国家有偿债能力时，每择取高息公债，尽先偿还，此项低息证券，乃任其存在。故各国对于战后积存之此项证券，非至新债之发行有困难，或利息涨高之时，不为之调换长期公债。惟此短期证券之存在，为数若巨，平时尚不成问题，一旦遇有战事，或遇紧急支出，而有发行短期证券之必要时，则市场上已有巨额存在，拥塞其间，新债必难发出，甚非财政之安全政策。是以各国皆采取逐年减少之办法。
美国财政部证券，名曰Treasury certificates。从前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及1837年1857年经济恐慌时，皆曾采用。当时美国国富，尚未如后来之充裕，人民视同纸币，价格低落，莫愿应募。1917年，美国参加大战，为供财政出纳之适合，及作募集长期公债先声之用，始发行此项短期证券，偿还期间，定为从几个星期至半年不等，其后有长至一年者。战时利用此项证券之处甚大，自1917年至1923年10月，7个年间，共发行55612475000万金元。如此巨大数额，其中固由于迭年累积，然大部分皆流通于市场。当时美国银行发行钞票之数增加，多以证券为准备，得消纳一大部分。美国之尽量利用此项证券，有其特殊理由，当时交战国皆向美国购买军需品及食料之类，美国人民从此中获取极大之利益，政府预定在所得税及战时溢利税项下，可望增加巨额税收，以资偿付，偿还可靠，故当时一般公司及资产家，皆乐于购买。最高流通类，在1919年4月，达6256000000金元。当时美国人民资力之雄厚，于此可见。但美国发行此等证券，皆系先行规定利息，非如英国用作票据，向公众贴现，盖美国尚无此种习惯也。自使用财政部证券以来，每于国库出纳不足时，财政部即预先发行此项证券，使各地国库，常有存款，国家支出，不虞匮乏。
日本大藏省证券条件中规定，此项证券之发行目的，为谋一时出纳之便宜。至其他专卖局、制铁所、铁道等国营事业之发行证券，另有特别会计法之规定。期限最长以12个月为限，是可以延长至下年度偿付。
国库证券之偿还期限，位于短期公债与长期公债之间，然其性质与作用，与短期公债相同，故分类时，仍列入短期公债。此项证券之起债原因，大都由于作暂时资本或作临时紧急事故之用，在发行会计年度之内，国库不能偿付，于是延期到下年度以后，有长至3年以上15年以下者，其中情形，各国不同。
英国之国库证券（Exchequer Bonds），为补充财政部证券之用，财部证券及银行借款，皆须于短期间偿还，不得拖欠至于下年度，历来财政当局，皆保持此项限制。然假使遇有紧急事故，支出增巨，或一年度内，税收不够偿付财部证券及银行借款之数，于是发行国库证券。又长期公债之发行，必须有确定之偿还计划，而国库证券之发行，多为迫不及待，或以数额较小，不必以负担贻于长久之将来。或以不能预测需要之数额，如筹集战费，无从作确实之估计，于是暂时发行国库证券。发行之后，预定下年度以后，税收增加，可以尽数偿还。故此种证券之性质，是为预借下数年度之税收，以供现时之需用。国库证券，既有此便宜，发行数额，又可不规定，有时或可借用此法，挪用下数年度之税收，以充本年度之用。然在英国，则认为此项方便，足以打破各年度收支之分划，转损伤国家财政之信用，非有必要，很少利用。每次战争，因财政部证券及银行借款已太多，始发行国库证券。大战时，曾尽量利用此项短期库券，自1915年12月以后，每日发行，任人购买。当时海外商业停顿，人民有资金者，多愿意承受，很获效力。至平时发行此债，必有特定用途，如收买苏伊士运河股票，收买国营电话公司，及调换公债等事。
此外英国尚有几种证券，与国库证券相类似者，如国库债票（Exchequer Bill），为1695年度支总裁蒙塔古（Charles Montagu）制定，供当时改铸货币之经费。偿还期限，定为5年，持票人在每满1年之后，得请求照面额偿还。此项债票有一特别规定，即利息并不于发行时预先确定，而于每半年宣布一次，务使利息能与市场利息相等，庶价格不致下跌。盖恐价格若跌，持票人将请求偿还也。后来认为此项利息无定之债票，无从预算，即未再用。
大战时，战费至巨，尽量运用各种短期公债收入，诚恐一种公债之数额太大，引起人民疑惧，于是制定各种格式之债票，有如下列几种：
（1）军费证券（War Expenditure certificates），1916年6月发行，利息无定，依银行贴现率照算，但未能畅行。
（2）战时储蓄证券（War Saving certificates），其目的为吸收小额储蓄，将来偿还，给与整数之本利。凡缴款15先令6便士者，满5年后，可领回1镑。但购票人如遇需用资金，可以随时兑回。未满1年者，只领本金。满1年者，可多领3便士。以后每多一月，得加领1便士。5年后不愿领取者，得继续至于10年。所得利息，准予免税。但每人所能储蓄者，以将来收回500镑之数为限。发行机关，为邮政局及各地银行，存款人凭折随时支付。因有此等便宜，故人民乐于承购，发行数颇大。
（3）财政部债票（Treasury bonds），在战后1920年，为偿还财部证券之用，乃发行此票。偿还期为15年，但满5年之后，每满1年，得予偿还，后又改为10年后偿清。
英国战时财政，使全国各阶层人民之资金，政府皆得尽量利用。以财部证券，利用金融业及工商界之短期余资，仍不致阻扰工商业之金融需要。以国库券，动用全国在数年内不作何用途之资本。又以储蓄票吸收小额所得者之资金。最后复将中央银行于供应社会金融而外之力量，供应政府，作为借款。此等短期债务，各有其特定之作用，率全国金融以动员，故能接济战费。1917年，此四项短期债款之数额，占全债额70%，列之如下（见表3-2）：
表3-2 四项短期债款数额表
美国在1921年，仿效英国方法，发行国库券，名曰Treasury notes，期间定为3年至5年不等。因为当欧战之后，美国人好运已过，欧洲人民无力购买美国货物，而美国之生产设备，一时又不能收缩范围，经济呈衰落之状。财政收入，亦感困难。各种长期短期债务到期，又须偿付，乃发行国库券，渡过难关，很获效力。好在此时美国之企业家资本家，停篙住桨，正欲觅得稳妥地方，寄存资金，又不想期间太长，以备风潮平静，可以重整旗鼓，此种三五年为期之库券，正适合当时资本家之心怀。从1921年6月到1923年5月两个年间，发行额达400000万元。
日本平时国库资金之融通，皆赖于大藏省证券，后以特种事情发生，常借用国库券，以资挹注。如明治三十八年，为补足专卖局及制铁所所需资本，发行融通证券。明治四十二年，为筹补铁道建设资本，又发行融通证券。此等为扩张官营事业之短期库券，皆列之于特别会计。
1917年，制定临时国库证券法，赋与政府有发行此项短期公债之权。证券法中规定之用途，为对外输出汇兑之融通，军需品输出之垫款，及援助各协约国财政，有必要时，得发行之。期限至长5年。最高发行额为80000万元。若为调换公债，亦得超过。其他条件，随政府规定者，则为利率5厘，偿还期限为3年或4年。后来发行40000数千万元，另立特别会计，但至今仍未清偿。
日本又有一种米谷库券，其目的为调节米谷价格，依《米谷需供调节特别会计法》发行。政府在收买米谷时，得交付此项临时无记名之证券，作为代价，故发行期无定，面额亦无定。偿还期为发行日会计年度之次年度4月1日，并无利息。持券人如需用现金，得持向日本银行贴现。
法国流动公债有二种，其一为财部证券（Bons des trésor），期限为三个月、半年、一年不等。其二为长期证券（Bons á long terme），期限6年。在欧洲大战时，此等3个月至10年为期之国防公债（Bons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发行之次数甚，多数额亦巨。
我国国库券，视为一种短期公债。民国以来，每逢行政经费无着，即以之为救济财用之法宝。种类繁多，性质不一。在北京政府时代，截止十四年底止，计发行73种（详见贾士毅著《国债与金融》第二编37页列表）。其中有本系公债性质而名为库券者，有指定基金者，有未指定基金者。利息，有无息者，有高至月息二分余者。无息者大都为交付，高利者大都为承受。偿还期限，有规定为五年者，有未作规定者。凡基金可靠者，尚能到期偿付。其无基金者，则至今无着落。其中有中央政府发行者，又有地方政府发行者。据财政整理会统计，算至十四年底止，本息共达5900余万元云。
国民政府自十六年至二十四年9个年间，除公债外，发行国库券18次，都93300万元。偿还期限，短者为30个月，长者为150个月不等。每月付息还本一次。设有特定基金，很少愆期，信用卓著。数年来内战频仍，工商不振，国民所有资金，聚积于通商大埠，浸以此项短期库券，为最有利之寄托场，政府经费，赖以维持。此项库券，在各国非遇有战事或特定用途，很少发行；而在我国，则作一般行政费及战费之用。国家各种税收，本可维持政费而有余，但以负债过多，所有可靠税收，悉多指作债务基金，致行政经费无所出，悉仰给此等国库券为弥补。当时若欲化短期为长期，加以整理，而以财政信用，尚未彰著，未能施行。人民方面，亦以每月得收回本利，乐于投资。在此期间，国库券已成为一定之形体，非复如从前之杂沓，可谓国债上一大进步。至二十五年，全部国库券，始调换为统一公债。
短期公债而有确定担保，是为我国库券之一特色，为他国之所无。国人怵于从前国债之不守信用，不能按期偿还本息，而市场利息，又如此之高，苟无大利，与确实担保，即不愿承受。而国家损失，不可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