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自由公债与强制公债

自由公债与强制公债

自由公债，为应募人考虑公债之条件，自由决定应募与否。强制公债，为国家利用其强制权能，按照一定计划，依人民之财产与所得之情形，强制摊派。故其性质，与赋税相近似，所不同者，国家承认将来仍照数偿还。至于利息，大都较低，或为无利，否则国家无用乎强制也。

强制公债，比之赋税与自由公债，只兼有其短，而无其长。在自由公债，应募者可以斟酌己身之经济情形，决定应募数额，有完全之自由，不致妨害人民之生活，而强制公债，不是如此。赋税为国家之实收入，以后无本息之偿还，虽为对于人民强制，而在国库，不为负担，强制公债，又非如此。

在古代财政未入秩序之时，尝用各种方法，以谋收入。如果赋税收入不充实，乃估量人民所有财产数额，不问其人意思如何，强其借入一部，或政府在市场购买货物，不履行偿还代价之义务，或对于人民存入政府机关之存款，到期不发还，给以证券。但在今日，国家财政，受立法部之严格监督，此种违反社会秩序之强制，自归于淘汰。

我国在北京政府时代，财政困难万分，自由公债，虽附之以厚利，亦无人应募，应发经费，几无从出，于是对于各机关人员之薪俸，搭发公债或国库券，亦为一种强制承受。十八年所发编遣库券及几种公债，间有发交各县劝募之办法，地方行政官吏，乃强制人民摊认，名为自由发行，实则强制。德国在1922年7月，曾发行强制公债，为数约等于10万万金马克之纸马克，以弥补是年度预算之不足。法律中规定应募人之资格与数额，人民之应募，视为一种义务。凡在是年七月以内缴款者，以94%折价，八月以内者为96%，以后逐月增高，迟至1923年3月以后缴款者，则为106%。利息在发行后初三年内，为无息，次五年间，年息4厘，再后年息5厘。凡1923年1月1日负有财产税之义务人，均为应募之义务人，依其财产数额，派认如下之公债额（见表2-1）。

此外对于应募义务人之家计，又予以酌量，凡有财产在200万马克以下者，每名儿童，得减少应募额二十分之一，在200万以上者，无所减免。如有逃漏，或故意减少国家收入者，一经查出，即加罚一倍至五倍之应募额，并处以监禁。此次事例，可称为财政史上态度最鲜明、范围最广泛之强制发行。

此外尚有种种类似强制之公债，最著者如爱国公债。在普通公债，人民从个人经济打算，有认购之自由，只要利益合算，常愿意认募。至于爱国公债，为国家遇有事故，如对外战争发生，公私经济，皆受困难，此时募集公债，诚不容易，于是国家利用人民之爱国心理，发行爱国公债。人民激于义愤，常不顾个人之经济利害关系，举其所有资产，以救国难。如普法战争之后，普国要求法国，照约先偿付一部分赔款，为普军退出巴黎之条件，法国政府，乃利用人民之爱国心，发行爱国公债，立凑巨款，是为爱国公债在财政史上最大之成功。此项公债成功之程度，要视当时人民爱国心之强弱，而有不同。法国1871年之成功，盖由于感情与利害两层关系存在。其后在欧洲大战之际，政府欲师用前智，发行长期公债，应募者即不甚踊跃。又如前清末年，军费无所出，曾发行爱国公债，定额3000万元，当时人民皆倾向革命政府，仅得160余万元，合定额二十分之一，认募者又多系清室王公官吏。人民爱国心理，虽可利用，但在情散智来之后，或感于生活痛苦，常存悔意，不愿再受何牺牲。故此项心理，一经试用，即不灵验，不可恃为募债之良法，凡重复引用者，徒暴露国家之无信用而已。他如军需公债、裁兵公债、胜利公债之类，固为依其用途，立为名称，亦不无利用人民同情心之处，若人民久已怵于军费之无度，结果只引起人民之嫌忌，不必能增加募债之效也。

国家信用，只要确实，本可继续运用，无须诉之经济心理以外之他种手段，公债之发行，自应引用普通办法为是。至于强制公债，或类似强制之公债，皆反于国家信用有损，不宜假借也。 GS2VqS9oDoT+zbjuTepHr5Tr/GZpgItfdKl2/tj/QpCwuNPYvkxINXEvm/EC6t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