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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代城市发展史，往往经历了上、下两场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城市化上半场从分散到集聚，下半场则是从集聚到再分散。城市发展下半场依然以空间扩展模式为主，但其权重呈现出趋小态势，为约束无限制的空间扩展，需要设立一个清晰的规划标准——100年。
中国城市之间刮起一场“对标风”。武汉“双胜利”动员大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对标工作法”，提出社会治理要对标北京，营商环境要对标上海，科技创新要对标深圳，智慧城市要对标杭州。另一个省会城市南昌也提出：对标成都，打造山水名城；对标合肥，实施科技创新；对标长沙，发展流量经济。而在此之前，对标口号喊得最响的城市当属青岛，青岛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深圳、赶深圳”，强调“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岛都要做到”，并把学深圳的目标细化到各个行政区，列出“学赶”清单。青岛学深圳，不甘落后的兄弟城市济南自然也不能比深圳差，提出要对标上海，甚至在2019年出动70余名领导干部，前往上海取经。作为国内城市主要对标对象，上海、广州、杭州这些“优等生”则纷纷将目光投向全球。上海提出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深圳一直致力于成为像硅谷一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之都；杭州自筹备G20峰会起，便已同步推出国际化战略，将目标瞄准了“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俨然已经成为城市成长、向更高处攀登的“必修课”。
对标管理又称标杆管理或参照管理，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IBM。20世纪90年代，伴随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标杆管理被广泛引入政府改革与治理过程中，成为促进政府绩效改进的战略性工具。如今，城市纷纷进入对标时代，既是出于城市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也是城市竞争白热化的无奈现实所致。古往今来，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城市之间一场接一场或明或暗的城市竞赛，助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而加速城市向更高层级迈进。一些全球城市的先进经验确实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模板。例如，纽约的开放式创新街区“硅巷”，为诸多城市提供了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样板；东京的TOD建设，则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范例；而伦敦成立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提振消费，亦成为城市夜经济发展的范本。正是如此，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秘诀，往往被认为是城市间的竞赛。随着城市化登峰造极，城市竞争加剧，可以说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近”，不进则退，慢进也退。加之，基于行政权力进行资源分配的城市竞争优势也在被大范围消解，城市竞争越发白热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既互相提防又互相学习，“抢人”“抢钱”“抢产业”全面上演。
在城市竞逐的当下，谁也不愿甘拜下风。然而，城市间的你追我赶从未停止，也从未跳出“大干快上”的窠臼。当下的对标风潮也是如此，仍是以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存在运动式的、机械式的对标设定。最为普遍的误区是，误以为对标学习就是跟着目标搞造城运动，试图通过对建筑物的“克隆”与对硬件设施的模仿实现城市的比学赶超。摩天大楼崇拜即为典型。尽管超高建筑面临着造价高、管理维护贵、防风防震难等众多挑战，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村镇，也竖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然而，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反而会破坏城市景观，甚至加大城市负荷。有数据显示，数量为美国88%的中国摩天大楼，支撑着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没有相应的产业和人口做后盾，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与生活方式的模仿，无异于画饼充饥。即便能逃出外在模仿的陷阱，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容易让城市将对标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政策、路线、战略的复制粘贴。例如，在直播卖货引发全民追捧、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上海之后，已有十余个城市都提出要打造“电商直播之都”。然而，电商直播之都的背后离不开丰富、低价的商品供应，如“网红直播第一村”义乌市北下朱村，汇聚5000多名短视频从业者，每天送出的订单平均在60万件左右，其背后依托的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8万多个商铺。对于同样雄心勃勃要打造直播之都的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即便积极打造直播基地、直播电商服务机构等，但没有丰富的供应链为依托，商品拿不到最低价，就没有竞争力，筑了巢也难引来凤。更有甚者，不顾自然规律和城市现实条件，“拍脑袋”决策、上马工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如被陕西7部门联合通知批评的“秦东水乡”项目，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易干旱的农业市，平时连建设道路绿化都缺乏资金，却要大手笔打造生态水乡，而所造的景观水系，一部分水源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或调用水库水源、农业灌溉用水等进行补给，这与当地农作物缺水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
显然，外在的形能够模仿、学习，而内在的魂却难以创造，盲目对标的结果很可能是城市“失魂落魄”。更何况，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的方式去完成“发展战略”，属于一种典型的目标导向方式，其背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假设，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动员和操纵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然而，城市发展从来没有具有普适性的标准模板。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对标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瞄准全球城市之时，殊不知，世界顶级城市已把世界“带歪”。广州曾在21世纪初提出对标美国底特律，那个时候正是汽车工业的巅峰时代。然而，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型经济转型，底特律、匹兹堡这些城市也随之沦为“铁锈地带”。如今，这种空心化趋势仍未停歇，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城市政府，如西雅图和纽约，正在通过增加税收与强化监管把新企业推出市场。沿此路径发展，无疑只会重蹈城市空心化的覆辙。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无法延续到未来，工业时代的经典城市发展路径已不适用于未来的城市发展。互联网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商品交换、信息交流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城市的聚集效应被削弱，规模至上的竞争法则已失去前提。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打破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更何况，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城市的衡量标准除了有形的物质，还包括无形的精神、体验，旧船票已无法登上体验经济时代的城市“新客船”。更为重要的是，确定的目标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城市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城市发展中，许多无法预见的问题会随时涌现出来，城市面临的风险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指数放大，风险链条的传导机制也越来越难预测，早已不是目标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式所能应对。
由此可见，城市对标发展背后这种目标导向的“计划”思维正面临方方面面的掣肘。事实上，城市形成与发展本就是在各种力量组合推动下的复杂过程，外在变量越是扑朔迷离，越要穿透混沌的表象，回归事物本质去探索其中的真实联系，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应回归第一性原则，不是目标导向，也不是外在价值取向，而是以自身为依据和尺度。第一性原理其实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只有回归城市本质，去思考最基础的要素，从城市的本源出发寻求突破口，才能最快速、最直接地找到答案，避免让城市沦为规划的“提线木偶”。第一性既可以是自然的温情和生机，如在日本的濑户川，三四十年前，市民们在沟渠中放生了3000多条鲤鱼，为了让这些美丽的生灵拥有清澈的生活环境，保护水质成为了义不容辞的集体责任。经过全民参与的清理河床活动，原本污浊难闻的下水沟渠，已经变成了美丽别致的景观，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招牌。第一性也可以是传统的韵味和风情，如在日本京都，传统的町屋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当地人让大自然进入住宅之中，庭石、植栽、青苔、回廊、雨水、微风，构成了家居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植于民间的对传统空间的认识和喜爱，成为了延续京都传统的最大力量。第一性还可以是历史烙印与新时代气息相糅合、以人为本的改造和重建，如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后，波茨坦广场这个原本荒芜破败的大工地，经过戴勒姆·宾士集团和索尼公司的共同改造之后，重新变得生动有趣，甚至还曾请舞蹈师为起重机编了一支芭蕾舞，如今，波茨坦广场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柏林中心，其每年创造的经济效益占柏林经济的74%，其中旅游创收高达23%，每天可以吸引7万人次到此游览。总之，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所言，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能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只有告别运动式的造城热、对标热，立足于城市自身，回归城市服务于人，而非服务于城市，城市才有创造力和人文气息，才有人为其前赴后继，建设伟大的城市文明。
纵观近代城市发展史，城市发展往往经历了上、下两场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城市化上半场（即1.0阶段）是从分散到集聚的过程。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沿着交易中心—生产中心—商品中心—金融中心—办公中心逐步进阶。以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英国为典型：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让欧洲的主要商道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伦敦顺理成章成为交易集中地。此后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让伦敦成为当时的生产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与全球吸引力倍增，国际贸易额自然剧增，尤其是建立在殖民掠夺之上的贸易，到1914年，英国殖民地面积达到本土面积的111倍。经济空前繁荣与财富膨胀催生出对金融的强烈需求，加之，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在19世纪末成形，最终成就了伦敦“金融首都”的地位。人流跟着产业流、资金流走，精英在伦敦集聚，白领职业人群的大量出现甚至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催生了20世纪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征。从发展趋势特征看，整个过程是向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为CBD）收敛发展。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的界定，CBD是城市地理中心，更是城市经济和商业功能的核心，城市化上半场从要素分散到集聚，最终在城市核心区构成金融、商贸、商务高度集中，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完善，交通通信便捷，生产要素快速集聚扩散的物质空间。换言之，成就CBD是城市化上半场发展的必然，是城市经济1.0阶段成熟的显著标志。
而城市化下半场（即2.0阶段）则迎来新特征，与上半场相反，是从集聚到再分散的过程。一方面，“长安居，大不易”，综合成本与“城市病”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城市规划家刘易斯·芒福德就曾愤愤指出：“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另一方面，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一定程度上消解地缘隔阂，进一步加深市中心空心化程度。英国“新城市运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促进郊区发展的政策，苏联“消灭城乡差别”的都市分散化政策等都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于是乎，城市化下半场便开始沿着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摊大饼”式扩张，从世界上几乎所有超大城市的卫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沿轨道交通呈树枝状扩展的印记。区别来看，内陆城市往往向卫星城市扩散。城市中心的人口、产业、资源向郊区、向周围的中小城镇转移，以交通、通信为强连接构成卫星城镇散布的网络状城市圈。典型如东京都市圈，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都的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千米，后来随着经济腾飞、交通助力（轨道交通总里程2500 千米，是中国城市中轨道交通总里程第一的上海市的约4倍），扩张成“一都三县”（包括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这些卫星城镇），总面积13514平方千米。海边城市则进入湾区时代。湾区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其发展模式往往可以兼顾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以GDP计算，东京湾（近2万亿美元）可超越巴西位列第9大经济体，纽约湾（1.7万亿美元）可比肩俄罗斯，旧金山湾（0.84万亿美元）与荷兰相当，能排在全球经济榜单第17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城市化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几十年来，超过5亿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城市吸纳的人口比西方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现在有130个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超过美国（45个）、欧盟（36个）和南美洲（46个）的总和。第二，中国大部分城市几乎闪电般走过城市化上半场。从20%提升到40%的城市化水平，英、法、德、美、日分别经历了120年、100年、80年、40年、30年，而中国只花了22年时间，比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1倍多。第三，许多CBD发展过程不经典、走过场。区别于城市化循序渐进发展、最终形成CBD，中国CBD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承接改革开放之后的外资涌入。无论是1990年陆家嘴的规划，还是1993年北京CBD规划，其主要职能是吸引外商投资，为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总部提供方便。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非典型崛起和膨胀背后的玄机在于，中国城市化是建设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发展出来的。政府不但通过各种政策激发城市活力，还通过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城市的开发建设，回溯过去约70年的城市规划历程，前30多年主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具有明显的“政治附属性”，如1958年，上海明确将闵行规划为以机电工业为主的卫星城就是效仿苏联的卫星城政策；而后30多年，则大量借鉴欧美等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城市规划转型特征明显。而政府主导城建的发展路径则构成了中国城市化重建设、轻功能的偏态特征，在GDP的贡献上居功至伟，在城市经济应有功能上不尽如人意。例如，《商务中心区生态圈构建和发展》显示，北京CBD是唯一进入全球CBD排行榜十强的中国CBD，而与其他国家CBD相比，北京CBD将大部分空间用于办公，在7.04平方千米的面积上聚集了132座写字楼、14座超甲级写字楼，用全市0.4%的面积贡献了全市接近6%的GDP；而留给商业娱乐、市政和交通的空间则显得严重不足。
当下，随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的结束，城市化转段下半场的苗头已显现。“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容不下灵魂”的感慨与“收缩型城市”现象（按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吴康的研究，在663个建制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其中包括24个地级市、56个县级市）皆为例证。客观而论，中国进入城市化下半场的条件也已成熟。一方面，核心大城市足够强。在国内比，全国综合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货物出口额、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占比分别达到42.5%、74.9%、97.8%
；在全球比，根据2019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共130个城市上榜），中国上榜城市增加到26个（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列第9、19、71、79位），且均在快速接近世界其他领先城市，平均得分增长速度是北美地区城市的3倍。另一方面，交通与通信的独特优势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驱动力。论交通，截至2019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达501.25万千米，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5万千米，皆问鼎“世界之最”，尤其是当全球高铁线路深陷收支平衡难题之际，京沪、沪宁、宁杭等多条高铁线路均已盈利，2019年归母净利润119.37亿元的京沪高铁更被誉为“全球最赚钱高铁”。论通信，我国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5G基站，5G用户数量占全球70%以上，移动通信与数字技术使得距离、速度、时间这些概念被颠覆，功能区的划分和形成、资源配置方式都在被重塑，城市发展模式亦然，一定程度上将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最为关键的是，随着城市化下半场开启，中国必然要再一次在城市化发展路径上作出选择，是顺延上半场轰轰烈烈的“建设造城”还是选择其他路径。
在空间扩展与功能迭代的城市发展路径抉择中，中国城市化1.0选择了空间扩展，政府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城市开发，大拆大建。最典型的便是延绵不绝的“造城运动”。当前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达3500多个，远超中国的县级区划数量（约2800多个），仅19个国家级新区的规划面积（陆地）就高达26247平方千米，相当于当前全部设市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一半。而且新城、新区建设还没有停下步伐，仅以成都为例，目前规划的、在建的新城、新区一共有23个，基本上每一个行政区都有一个新城、新区。
然而倾政府之力进行空间扩展的城市发展路径，在铸就中国城市化奇迹的同时，也为问题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一，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16年全国新城新区总面积近4万平方千米，而人口不足4000万，人口密度约为1000人/平方千米，是国家建设用地人口密度标准的十分之一，大量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其中以康巴什、曹妃甸等空城、“鬼城”最为典型。第二，城市病日趋严重。当城市盲目扩大规模，必然拉长城市生活、生产半径，导致城市运营效率降低。大量人群每天在市中心与郊区之间奔波，饱受“钟摆式”流动之苦，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加重了对交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三，城市功能与现实需求脱节。“强政府、弱市场”的城市发展，往往因造城理念太超前难以有效落地推进，如孤悬在市中心75千米外的临港，既无法“以港兴城”，又因产业生态限制尚难作为独立辅城发展，落得白天新城、晚上空城之境遇
。部分城市规划甚至异化为“政绩道具”，出现“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第四，城市发展落差加剧。一些先发城市迅速拉开与其他城市的距离，从2019年GDP百强城市的数据来看，仅东部沿海地区就占50%以上，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强省，一省就有十多个城市入榜。甚至随着城市空间规模扩大，内部也出现发展不均衡现象，这从舆论对成都“南部繁华似上海，北边却似小县城”的调侃便可见一斑。
随着城市经济2.0来临，新一轮去中心化的扩展期又面临着功能迭代、空间扩展的路径抉择。但若延续空间扩展路线，损失依然会很大，尤其当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之快又抹杀了城市在此过程中自我修正、调摆的可能，纯粹空间扩展带来的一个个问题将堆积起来。更为关键的是，该路线短期来看没必要。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在2019年时才刚突破60%，但据《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分析，中国的道路、管线、机场等城市空间硬件基础设施可比肩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估计可以容纳80%的中国总人口。空间扩展路线中期来看不适宜。工业经济背景下，中国城市最初规划以方便工业生产为主要目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设计平庸，几番运动式、跟风式的“造城热”造出了千篇一律的“新城”。但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起“城市美化运动”、2011年英国提出“新花园城市”理念，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功能需要满足更多元化的需求。更进一步而言，当下体验时代来临，城市不仅要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还要满足体验、情感需求，开始经营人的欲望，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将带上特有性格特征和脾气，显然难以通过空间扩展满足。空间扩展路线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中国城市经济1.0时期的空间扩展主要遵循这样一套逻辑：以土地为杠杆支点，换取启动资金，投资基建→土地可开发→出让土地获取基建投资资金→投资基建，通过以上循环实现快速城市化。究其实质，这种模式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以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提供财政支撑为两大前提。一方面，供给要有需求配对，土地供给、硬件建设等配以投资、消费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因此在大规模、快节奏的大拆大建中，经济必须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增长趋向稳健，需求对城市空间扩大的支撑也会趋缓。以住房为例，当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高达96%，要知道全球该比例超过90%的国家一共也就6个（罗马尼亚、立陶宛、中国、新加坡、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均GDP和中国相近的墨西哥约在60%，房产市场需求正逐渐走向成熟、分化阶段。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扩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物质环境建设，尤其是相关公共设施配套等都涉及大量的政府资本投入。诸多新城新区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方式举债建设，造成大量资金沉淀，财政风险加剧。西南小县城独山县在2012—2018年间负债400亿元，建了一大堆科研、商业、民生都用不上的烂尾“奇观”，而当地年财政收入不过10亿元、人口36万，相当于人均背负11万元债务。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2.0显然需要从政府主导的空间扩展逐步转向功能迭代，让市场力量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反映市场需求，正所谓“人民城市人民建”，让城市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满足企业商业发展需求，并通过市场经济提高城市发展造血功能，改变政府出钱的单一模式，实现城市建设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多元化。更应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城市本身的潜力，理论上，以价格和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通过均等机会让社会要素在流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提升整体利益。换言之，充分的市场机制可以让城市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要素发挥潜能，推动城市自身聚集和辐射能力的不断增强，实现功能迭代甚至跃迁。事实上，英国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由市场意识主导、功能自然迭代的城市发展远比自上而下的城市空间规划有效。其城市化在没有城市规划制度时就开始了，1901年英国城市化率达78%，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制度直到1909年才建立；而在城市发展质量上，没有城市规划的老城依然生机勃勃，而大部分在战后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新城（莱彻沃斯、米尔顿·凯恩斯等）却活力欠缺、气息奄奄。不过，当下矛盾的要点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确实进化了，城市功能迭代机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越过起决定性作用的临界值。虽然对比当年另起炉灶、不管不顾大造新城有很大进步，表象上是遵循了城市化下半场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扩张的趋势，但兑现的过程依然是政府通过公共物品配置、行政区域变更、城市规划为主导。由此观之，估计城市发展的下半场依然以空间扩展模式为主，但其权重呈现出趋小态势。
而在城市经济2.0阶段，市场力量逐步介入、推动城市功能迭代的过程中，中国各级城市政府仍有土地资源，纯粹空间扩展的诱惑依然很大，通过《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等来实施行政约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设立一个清晰的标准体系。如果说城市化上半场的标志性、标准性体现在CBD的出现，那下半场的标准可以定义为“100年”。就像《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中规定我国桥梁设计使用年限是100—120年，重要的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一样，包括卫星城、湾区等新城新区的城市空间扩展建设，其功能规划年限也要达100年。作为“造城”样本的陆家嘴，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一定程度上暗含了这种标准。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经过3年7个月的酝酿，批复于1993年，自此历任上海市领导都没有随意修改陆家嘴的规划方案，除了在2008年面积稍有扩大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改动。到2015年，陆家嘴最后一栋摩天大楼上海中心落成，陆家嘴基本建成，总建筑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左右，容量变动基本在规划的范围内（规划建筑面积调至418万平方米）。这份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执行得最好的城市规划”，也让陆家嘴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
1997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考察浦东时，所到之处皆见吊车，感慨终于明白上海市鸟为何是仙鹤（英文中鹤为crane，与吊车同词）。毋庸置疑，这种轰轰烈烈、四处吊车的场景随着城市经济1.0阶段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感观上更隐蔽，但能量更剧烈的功能迭代模式将开启中国城市化下一个阶段。
以技术作为底层逻辑和根本动力的数字经济已汇成滚滚向前的大江大河。纵览全球，已有不少城市借助数字化的东风，实现转型升级，甚至是跨越式发展。数字技术在方方面面为城市赋能。
其一，数字化释放经济发展红利。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100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建成，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实施全方位的信息化将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2.5到3倍。早在201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就通过物联网对城市的水、电等公共资源进行自动化、数字化升级，节省资金超过7500万欧元。而在仅有130万人口和400万公顷土地的爱沙尼亚，数字化进程每年为国家节省的资金达GDP的2%。
其二，数据驱动城市治理模式转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了应对基础设施老化带来的防洪压力，该市在全部下水道系统安装了传感器，以测量水流速度和水位。这些信息与天气数据甚至垃圾运输车辆的传感器相结合，用于指导工程师到达故障地点。系统建成后，2014年，该城市的降雨既没有导致严重的洪水，也没有造成居民死亡，这创下了当地的纪录。
其三，数据驱动生活品质提升。人民城市为人民，数据驱动城市发展最终需要落脚到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例如，美国奥尔巴尼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职业教育培训，帮助市民学习和增强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日本东京也让教职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向全球各地学员教授MBA课程；新加坡的远程视讯医疗系统，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端APP实现远程医疗咨询。
其四，数字技术提供绿色解决方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2014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动建设藤泽生态智能街区，该街区所有房屋屋顶都设有太阳能发电板，通过太阳能系统，该街区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70%。新加坡榜鹅数码城市也集中建设家庭能源管理系统、太阳能集中供冷系统、气动垃圾收集系统、无人驾驶巴士等绿色项目。
大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一切皆在掌握……一系列亮眼的概念让人们对数字化城市寄予厚望，但实践中，除了突发事件导致城市停摆之外，智慧城市、数字城市项目烂尾、失灵的例子也频频出现。2013年起，武汉投入的1.75亿元智慧城市项目，历经几年波折与多方纠纷后最终烂尾。投资400亿美元、号称要打造世界级智慧之城的韩国松岛，后来却被评价为“切尔诺贝利式的鬼城”“人类的沙漠”……城市数字化为何“城”效难显？城市“大脑”为何出现“脑梗”？抛开管理的迟钝、技术故障等外在因素，城市数字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规划建设正在脱离本源。虽然在定义和理论上，城市数字化的着眼点在于“以人为本”，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异化为“以技术为本”。理念的偏离，必然导致实践的错位。要么把数字化转型等同于智能设施建设，重表轻里，重建设轻运营，引发“空中楼阁”效应。武汉智慧城市项目之所以烂尾，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在购买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却对业务规划、集成和运营方面的费用考虑不足，导致设备与需求不匹配，最后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即便能逃出技术至上的陷阱，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容易让城市将数字化转型简单地等同于政策、战略的复制粘贴，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忽略民生价值。很多城市建设时往往优先考虑能直接为本地带来经济产出的项目，如招商引资等，但对公共服务却考虑不足。如韩国松岛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盲目地堆砌钢筋水泥、搭设光纤网络，不仅远超城市居民的需求，导致生活成本过高，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让居民们感觉自己生活在“高科技监狱”里。
不仅如此，正如《反脆弱》一书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言，现代世界的技术性知识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让事态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越是接近自然的，可能越有能力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越是人造的，可能更加趋近“脆弱”。当数字技术成为城市运转的基础底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出现技术失灵，整个社会都可能骤然失序。2020年，美国纽约由于多个变电站故障导致大面积停电，约4万用户被迫断电，地铁停运、电梯瘫痪、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日本亦有类似事件，2019年5月，两条铁路突然断电，只因两条虫子爬入内含开关的箱体内，导致26列火车受影响，约1.2万名乘客滞留。而且，当城市的运转完全架构在数字和互联网之上，也意味着漏洞无处不在，国家安全亦被置于风险之下。2021年6月，美国互联网云端服务供应商Fastly发生故障，引发全球多家网站瘫痪近1小时。据推算，每瘫痪1小时，全球营利性网站就会损失共2900万美元的广告收益。2019—2020年间，委内瑞拉国家电网干线也曾多次遭受网络攻击，全国大面积停电、经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显然，单纯靠技术驱动的数字化城市犹如“一条腿走路”，注定难以行稳致远。由此看来，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既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功能，更要处理好界面关系，让技术与城市功能、人文体验有机融合。
第一，从个人电脑奠定数字经济的开端，到大数据成为整个社会的共鸣，在时间维度，数字化转型有其自身发展逻辑，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也不例外。从信息化（基底，像身体，一般以硬件设施为主）到数字化（元素，像细胞，一般针对业务模式的提升）、互联化（模式，像语言，强调内外资源的连接、协同和服务），再到数智化（管理，像大脑，强调功能、管理、决策的协同化、智能化）。不同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具体需求不同，也就意味着城市数字化转型在技术应用上无法贪多贪新，而在于立足自身实际，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建立循序渐进的转型策略，才能避免“千城一面”、好高骛远。
第二，空间维度，以模块集成的方式，条块结合，以点带线，以块带面，逐步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这就决定了同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艰难，鉴于此，可通过“模块—集成”的方式，将城市拆解为条和块，再系统集成。以“条块结合”的方式搭建周期化、滚动式的数字化试点项目匹配框架，做到成熟一批、落实一批。同时，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城市运行的整体视角，避免各个领域相互孤立地各自推进。
第三，界面关系上，未来数字城市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通盘设计，更需要自下而上，“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以实践驱动转型与变革。在需要政府牵头推进的领域，筑牢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数字化“底座”。同时，引入社会力量，以技术支撑为工具，以业务落地为内核，坚持技术支撑和业务落地双轮驱动，当城市感知能力真正下沉，城市智慧化程度才会上升。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说：“我们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然而，如果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过度推崇科技、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人本”属性的话，就很难解决城市发展与“以人为本”之间的矛盾。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今后，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依然会继续推进，但是，城市发展的归宿，是让更多人诗意地栖居、更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