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济与政策这两个互动双旋体在起作用，有时相生，有时相克，因而政策呈现出来的形式不太会是一条直线，而是波动的曲线。世界范围内凸显的因素及其蝴蝶效应不断展开，中国经济必然受其影响，并对其作出回应。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
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峰回路转背后有着看不见的规律。具体而言，政策主要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调整。其一，经济景气度。诸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等，皆是衡量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数据高低，政策的松与紧就会相对明显地体现在金融（货币、信贷）政策上。其二，增长潜力情况。GDP一旦偏离5%—6%的区间，政策就要作相应调整，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2年（与2019年相比）平均增长6.1%。除规模以上企业，中国还有更多承载就业的中小企业，2021年12月PMI明显回落至46.5%，创16年以来同期新低，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依然偏低。因此围绕中小企业，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三，经济结构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在于总量规模，还在于结构状况。如果存在剪刀差，就存在发生经济体制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在市场煤与计划电、一手房与二手房、PPI与CPI、国企与民企的绩效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剪刀差。剪刀差因制度性、体制性问题而产生，当反差太大让现有制度难以为继时，就会引发伤筋动骨的改革。其四，社会稳定程度。稳定高于一切，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此时，“稳”字当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其五，规划目标差距。如果离规划目标尚有差距，就会加大政策力度。以上五大问题由此共同构成政策变局的回归均线。
进一步而言，政策围绕景气、潜力、结构、稳定、规划“自转”，并不断调整纠偏。首先，基于政治的本质——左平右衡，寻找均衡点。其一，纠偏是基于当前稳增长压力骤增的客观环境，“稳”和“变”之间，天平稍向“稳”倾斜。其二，纠偏是长期战略执行过程中曲折性和周期性的体现，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其三，长期来看，纠偏绝不意味着开倒车，对应到投资上体现为“战术上灵活调整（交易性机会）”与“战略上保持定力（趋势性机会）”的叠加。其次，需要考虑政策的成熟度以及改革的科学度，即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过程中的叠加连贯以及彼此对冲、前后呼应，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单一的突进或调整。最后，还需考虑被调整“对象”的预期反应，类似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管理。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趋于无效，也就是说政策在实行的初期可能有效，但是当人们理性预判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削弱政策的作用。如“年终奖”税收优惠再延长2年，即是例证。经济周期有自己的规律，而政策层面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把经济本身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政策就是一个外部变量。毕竟政策调整主体与调整对象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当然，在不同阶段，政策波动调整的主轴会有所不同。了解过去这些年政策变动的原因，那么未来政策又将如何变动？中国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反复提及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又将围绕新的更为深刻的四大问题波动。第一，对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覆盖一切，更不能走上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尤其在医疗、教育、地产、金融等“特殊行业”必须保持边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着眼，收敛市场化、资本化，推进社会经济是未来政策调整的主线之一。第二，完成国家终极统一。在很多人观念中，国家统一只是台湾的回归，但还有一种统一是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如果说计划经济曾经一统中国，而当下市场经济却在地区藩篱、行业屏障中存在差异。“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第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2021年中国GDP为114万亿元，人均GDP为80976元，接近世界银行拟定的高收入标准（12275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1年中国GDP上调至16.86万亿美元，美国GDP有望达到22.94万亿美元，中美GDP之比从2018年的66.4∶100上升到2021年的73.5∶100，成为近百年来与美国最接近的国家。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将在规则、制度等方方面面作出调整。第四，百年变局真底牌。当工业经济走到环保的尽头，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未来已无路可走，两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依赖的两大支柱被悉数抽去，百年变局骤然而至。中国体量太大，需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上率先变革。围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的政策调整已经展开，例如“双碳”目标。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言：“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变得无序，即熵在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负熵为生。”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即熵）会不断增大。对国家亦是如此，中国目前基本是处于熵增的耗散结构状态，但中国经济还在围绕世界经济“公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缘，而“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将提高“公转”的稳定性。
经济运行实践绝非国内单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不仅受国内“五点一线”的牵掣，而且还受外部因素影响，围绕世界经济“公转”。概括来讲，当下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过程中，有三大新增或变强的因素。
一是美国的美钞和国债。美国靠着大肆举债才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借债建国”。之后200多年几乎每逢打仗就发国债，可谓是“借债强国”。英国纵横世界几百年，也是靠从荷兰借到更多的钱打荷兰，等抢了荷兰殖民地，就用殖民地的钱还给荷兰人，借力打力。这当中包含了他们300年来的发展窍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自此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镰刀”，与美债“双剑合璧”，即使美国国内不生产实物产品，只要发行国债，就可以印发美元，用几分钱的成本就能印出100美元绿纸，其他国家却要真实投入来提供100美元的商品，最后真实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并且，美元周期律（放水—加息—其他被推高股市和核心资产的国家美元出逃—华尔街资本抄底）也打开收割的闸门。可以说，只要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就要与美债联袂膨胀。这属于内生属性，并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截至2021年12月28日，美国国债总额已超29.47万亿美元，较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时（19.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0万亿美元。加上美元流动性规模，即美联储“放水”了约6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印了10万亿美元的美债，这显然构成具有波及效应的显著变量。
二是中国的制造和消费。对于劳动力禀赋、市场空间、区域纵深、基础设施等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业一直是经济的“压舱石”。经过中低端阶段，又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自我改造，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从国际上看，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超过35%，是美日德的总和；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和关键环节。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中国消费市场的洪流，从复苏、觉醒到爆发、扩张，如今，消费洪波向个性化与智能化方向奔去。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就奢侈品、智能手机消费等单项指标，中国还超过了世界头号消费大国美国。中国的量变已达到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质变程度。
三是新型冠状病毒突变迭代。作为一种具有单链RNA的包膜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在自我复制的过程中相对较易发生基因突变及重组。从阿尔法、贝塔到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德尔密克戎，病毒变异频频升级，世界经济受其影响没完没了，似乎展现出新冠肺炎将长期纠缠人类的未来图景。
逐渐增强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蝴蝶效应，以上三大因素将导致三大冲击。
其一，美元大危机。滥印美元，通胀高企，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2021年同比增长了6.8个百分点，创下近40年来最高纪录；全球整体通胀率达到4.3%，创10年来新高。通胀狠狠打击制造业，再与疫情的重压相叠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攀升，进而将陷入类似20世纪石油危机后的滞胀。继而，美元潮汐中的“收水”降临，以收割全球；通胀爆表也会促使美联储在美国车主对油价、租客对房租的焦虑中加息，不加息缩表，还会再爆表，所以美联储宣布2022年加息缩表。美国收缩货币，其他国家必将支付代价，资产暴跌，外汇流失，许多国家逐步认清了美国“薅羊毛”的本质，不能再任由美元收割，开始边缘化美元。并且，美国债务已是其GDP的383%，促使市场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价值认同发生逆转，这将是摧毁美国中央政府脆弱债务链条的强大力量。美元和美债的光环将渐褪，2022开年美债就遭抛售潮，已有近40个国家力求贸易时采取本币互换方式。一言以蔽之，美国过度频繁使用其金融霸权，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将加速各国“去美元化”进程。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化，美元将在耗尽内核后急剧萎缩。
其二，资源及能源危机。通胀与能源价格上涨互相强化；全球疫情形势严峻也使得能源生产和运输面临挑战，供需失衡；欧美政治民粹化、气候政治化，传统能源被“排挤”，新能源尚未顶上缺口，这些都让能源危机拉响警报。欧洲气价与电价齐飞，德国莱茵电力和天然气公司突然解除与数百家用户的能源供应合同，印度尼西亚暂停煤炭出口。美国挑头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石油以抑制油价，仅仅是应景式调节，难以抵挡本轮以能源为主的结构性危机。像中国这样的制造、消费体量，无疑将加剧传统能源危机，将走上能源转型之路。
其三，新兴国家危机。美国紧缩货币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外资依赖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将导致新兴国家股市和楼市崩盘，经济瞬间“硬着陆”。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依附于已经被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狂轰滥炸的全球价值链，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艰难。上轮高增长周期中出现的金砖五国将开始分化瓦解，除少数国家如非典型的中国令美国“洗劫”不成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将难逃“美元魔咒”。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也将加入脆弱经济体的行列，里拉2021年贬值幅度超过35%，银行体系滑到崩溃的边缘，这些脆弱国家将由单一的产业偏态转向综合性的结构偏态。
世界范围内凸显的因素及其连锁效应仍将持续上演，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必将受世界“引力”影响，对其作出回应，这吻合反馈和相互作用的逻辑。例如，美国嚷嚷要“加息”，中国“出口需求”将有回落之虞，要知道，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恢复，最主要就是依靠外贸，尤其是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暴涨22%。倘若出口高增长受限，中国就要拉起“投资”和“内需”，重启“货币宽松”势在必行。况且，中国利率并非完全市场化，就算是美国加息、中国降息，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高于美国，不会出现所谓“资金回流美国”的担忧。可见，全球央行处于“二八月乱穿衣”的十字路口，有的紧，有的松，看似凌乱，却不乏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期性反应。又如，纵然中国已开启“双循环”新格局，是全球增长形势最好的经济体，但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自身也出现下行迹象，若经济支撑力不足，就需要复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这种调整也是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响应。
综上，中国经济围绕世界“公转”。进一步分析，在“公转”过程中，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中国制造在越来越多的门类登顶，家电、电脑、智能手机等争相去世界市场争雄，类似SHEIN这样的出口跨境电商企业更展示了“中国供应链+互联网营销创新”的强大威力。但新冠肺炎疫情正使世界分裂、多边主义受损、跨国供应链中断，市场经济失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零和博弈观念增强，去WTO、去全球化将对中国全球要素配置造成效率损失，给中国的跨国商业、参与全球治理带来阻力。另一方面，全球疫情几近失控、中国疫情可防可控，将托起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优势，概率思维、数据思维、系统思维叠床架屋、协同推进，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与西方不仅货币政策逆向，全球视野下的经济周期也将“错位”，可谓“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拉动力。中国“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将增强“公转”的稳定性。沧海横流见英雄，中国将直面这个大时代，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取得逆势增长，笃定看好中国的外资们，遍布消费、能源、金融等各行各业。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但是中国FDI持续增长，全年达163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FDI总额的五分之一，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2021年，中国FDI达1734.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9%，2年平均增长12.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同时，资本市场方面：2021年外资净流入A股市场达3846亿元，创5年来最高；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外资专业证券、金融机构的快速涌入，以摩根大通、高盛、东亚前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均已完成对外资独资券商的全牌照业务资质的申请。新设企业方面：2021年外资在华新设企业4.8万家，同比增长23.5%，相当于每天成立132家。人民币方面：2022年初，人民币全球支付比例升至历史新高，“反超”日元成全球第四大货币，而且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及近4年新高。显然，尽管形势复杂多变，但外资仍逆势布局中国，背后有何原因？
外资涌入的背后，是中国的世界经济安全岛地位对外资构成强大“磁吸力”，进而显露出中国金融安全岛的崛起态势。从历史看，从荷兰、英国到美国，世界金融安全岛往往随着大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安全岛而形成，亦伴随着世界经济安全岛的转移而转移。先是大航海时代，“海上马车夫”荷兰凭借发达的航运业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海上运输，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股票交易所、银行和保险公司，“商贸之都”鹿特丹也逐渐成为了17世纪的世界金融中心。随后是工业时代，英国通过战争和贸易控制了大西洋，成为19世纪的世界经济霸主（最强工业国、最大贸易国等）。在强大的经济庇护下，英镑成为纸币之王，伦敦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聚集着各家跨国银行，拥有全球主要的短期和长期资本市场、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190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工业能力（1894年工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美国金融安全岛随之崛起，美元就是全球货币，美国股市向全世界开放，华尔街得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吸引全球资本争相涌入。同样地，放眼当下，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世界经济安全岛”此消彼长态势越发显著。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的约4%增长至2021年的预计超过18%，连续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世界第一，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对外贸易国，也是全球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第一国（2020年），可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稳定器”。疫情之下，相比发达国家的低迷不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而美国尽管近年GDP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从2000年的30.61%到2020年的24.7%，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逐渐下降。更何况，疫情打破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信仰，2021年，中国GDP是美国的70%以上，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指日可待。
更关键的是，在百年变局时代，如果说世界经济安全岛的切换加剧了中美金融安全岛的此消彼长，那么金融发展道路的分道扬镳，则命定了世界金融安全岛在中美之间的颠覆性大转移。一方面，美国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将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发展到极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条路走到底，以致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玩金融，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不仅在利用美元霸权全球肆意“割韭菜”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一遇危机便印钱的“无底深渊”，还直接造成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普罗大众的债务堆积如山。疫情之下亦如此，美国将无限印钞游戏推向历史巅峰。显然，美国金融在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中国则选择“半道转弯”，与华尔街模式“割袍断义”。不仅在市场过度投机时采取控制和“冷却”的做法，贯彻“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的指导思想，而且，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区别于美国对金融本质理解的显著特征。一如2017年金融“遵义会议”确立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标志着中国金融大变局的开启。正因如此，2021年疫情的刺激引发了全球从股票、加密货币到房地产的投机狂潮。但从暂停蚂蚁金服IPO到为资本划红线，中国反其道而行，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中美金融之间的最极端分化。可见，迥异的经济态势和金融道路，造就了中美金融安全岛的历史大转折。
只不过，正如前文所揭示，经济安全岛的崛起与金融安全岛的形成互相促进，并非一蹴而就。而且，世界金融安全岛本质在于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且从其具备的特征看，中国金融安全岛还需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式积累。其一，在货币领域，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国际金本位下的英镑结算，到促使欧佩克规定石油用美元结算，英美金融安全岛的崛起，都必须先打破原先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习惯和共识，另起炉灶。相较美元的39.92%，目前人民币的全球支付占比仅破3%，还需积蓄实力，然后才能按照“竹子定律”
加速国际化。其二，在资本市场上，利用全球资本配置资源。国际资本市场本就是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典型如美国股市的大进大出、大浪淘沙、优胜劣汰，随便一个交易日的交易额就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帮国企脱贫解困，从根子上就被异化了。2020年外资仅占我国资本的2.3%，证券、债券、期货、保险机构等外资占比也相当有限。其三，在金融开放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化规章制度。从上市门槛低到允许VIE架构，美国金融体系有着极强开放性与包容性，基于此，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在美外资累计总额47.13万亿美元，是其GDP的2倍多。中国金融则不然，仍处在结构性改革中，外资入华门槛仍待降低。如中国评级市场2017年正式对外开放，2019年才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更关键的是，中国还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变局：既有西方发达金融体系家常便饭般的危机引致的周期性金融动荡，又有Libra等数字货币对货币之锚的探索，挑战国家主权货币权威，更有“互联网+大数据”的信用创造，正对传统资产抵押的信用基石釜底抽薪，仅靠信用也能获得融资，还有金融创新的野蛮发展，从披上新科技的“马甲”，到与金融监管系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金融资本总会想尽办法打造爆品来逐利。
综上，世界金融安全岛的兴衰起落已然启示中国不能因循守旧，应该跨越超越，另辟坦途，这也就命定了中国金融安全岛终不会“非左即右”，而是将在加大金融开放的同时，走金融与实体并行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最基础的是继续创造和完善成为金融安全岛的各种基本条件，包括扩大金融开放、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改善投资环境等。尤其是在尊重现有国际金融治理基本框架的同时，稳健、慎重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并加速推动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变革，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长远变革创造机会。最重要的是对“热钱”、金融创新等作出清醒的制度安排。一是倡导金融简单化，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而非故弄玄虚的复杂化，把杠杆、衍生品等工具当作标配。尤其是在面对金融创新申请时，将注重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二是通过新经济、新技术引领金融回归“正途”。如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启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非典型道路，政府来搭台、企业做主角、公众来平台投资，从而着眼于实体，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线和优化资源配置。此外，针对外资入华投资方式的转变（过去是为了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如今是为了中国市场），中国将对外资利用进行版本升级，使其从低端产业转向高端产业，而非在市场上投机套利。总之，正如纽约之于美国，放眼中国，谁能率先变革、吻合中国金融安全岛的内核，谁就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安全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