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伴随疫情演变，中国正陷入抗疫、民生、经济的“不可能三角”；而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其合力将构成未来“对角线”。
科技领先一直是美国在全球的核心优势，也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中美争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美国对华“科技冷战”，“科技脱钩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鹰派的最低纲领。2020年10月，美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TIF）发布《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威胁。同年12月，美国众议院中美科技关系专家组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全面转轨的深层次缘由：一是中国“过多地占据科技市场”；二是中国科技发展“威胁到美国供应链安全”；三是中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严重挤压美国企业生存空间”；四是中国不断将前沿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会“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安全”。
拜登上台后，“科技脱钩中国”日益成为两党共识，整个美国精英阶层都非常清楚，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是中国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必由路径。2021年4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19家公司高层共同召开视频会议，重点讨论重塑美国半导体供应链，意图通过联合同盟，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旨在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开展全面对抗。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又以24∶4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等人发起的《无尽前沿法案》，不仅授权在5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更是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出台严苛规定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致使两国科学界降下铁幕。从本质来讲，近年来美国采取“科技脱钩中国”的战略抉择也算是“精准施策”。在两国政治上“恐怖平衡”，产业结构、经济上“高度互补”的背景下，美国面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打压中国也只能选择“断舍离”，抓住核心——高科技，既能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能精准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既然锚定高科技，“卡脖子”便顺理成章成为当下美国针对中国的“杀手锏”。中科院指出，中国正面临35类重大科技领域技术被“卡脖子”的现状。以光通信芯片为例，传输速率在10G以下的低速芯片已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但10G以上的高速芯片仍全部依赖进口。在计算机系统、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设备、内存设备和显示及视频系统中的多个领域中，国产芯片占有率几乎为零。再比如操作系统，谷歌与苹果几乎全面垄断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系统市场占有率达85.9%，苹果iOS为14.0%，其他系统仅占0.1%。即使是最后的0.1%，基本也是微软和黑莓。不过，被“卡脖子”的现状也并非无法突破。“科技卡脖”的背后是多年来全球分工不断细化、中间贸易品增多，同时发达国家将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向上延伸、向下转出的结果。中国在全球贸易模式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欧美国家深度分工合作，且彼此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以致全球科技产业均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以此来看，“卡脖子”本就存在悖论，遏制中国、与中国科技脱钩，一定意义上就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脱钩，而美国霸权又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仅从这一点来讲，美国也做不到让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割袍断义”。
但即便如此，“科技脱钩中国”在短期内仍旧是美国的战略核心。福卡智库认为，既然美国“兵临城下”，中国自当“见招拆招”，而两国博弈的“胜负之手”则在于左右国家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
第一，产品复杂度与科技高难度。产品复杂度和科技门槛内置了不可替代性，例如自行车上百个零部件，汽车几万个零部件，航母几亿个零部件，每一个量级都代表了不同的科技段位。以汽车制造为例，不仅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整车制造、发动机及变速箱工艺链条极其繁琐，且蕴含电池技术、高算力芯片、自动驾驶、车载操作系统等智能科技工程。配合现代3D打印技术，“超常规超常态人造材料”得以市场化，工程师能够设计具有不同刚度、密度、重量、耐热性和耐化学性等性能的汽车组件。
第二，成形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按比较效益分工的世界经济难以逆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业分散在各个国家，如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布局就涉及几十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在比较成本、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原则下，没有一家公司可以从头做到尾，它要在全球进行分工，寻找成本的洼地和利润的高地并进行分包。而隐形企业、迷你型企业的出现让现代产业出现了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有乔木、有灌木、有杂草、有湿地。全球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即使美国占据全球产业链制高点，控制部分关键技术，也依旧无法和世界经济的生态相切割。
第三，市场规模。现代科技产业较之工业经济时代更为依赖“大国大市场”。一方面，国家及地区的市场规模日益成为快速铸就科技型企业的基石。不论是华为巨大的5G基站规模，阿里巴巴享有的由10亿网络用户汇聚形成的互联网应用场景，抑或特斯拉穿梭于中美两国给予的超大汽车市场，无不表明科技型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均建立在超大国家、超大市场的条件之上。另一方面，中美市场规模正在发生实质性的互换。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稳健的消费市场较之美国更能为生产提供动力，为新型科技的市场化创新提供应用场景，且中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为现代科技的商业化提供了充分的试错机会。以移动支付为例，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总额约13万亿美元，而美国仅1000亿美元。
第四，工业门类。就工业门类配套程度而言，中国虽全但产业链定位偏低，美国偏态但处于产业链顶端。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全球市场经济要素优化配置、产业链全球重新布局的背景下，美国产业结构相对偏态。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制造，集中于产业链中下游，重点参与加工和组装，如机械、化工、运输、装备制造和消费品制造，而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电子、通信、医疗、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则具备很大优势。
第五，基础科研。就科学理论范畴而言，尚处于“美强中弱”的局面。中国基础科研薄弱，除了产业结构因素外，也存在历史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并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技术上就得想办法引进、模仿，用市场换技术，以致基础科研、核心技术研究被忽视。此外，中国高校行政化的特点就不利于基础科研的突破，而美国则凭借高薪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吸引了全球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大陆芯片制造落后台湾5年以上，其背后就暗含了我们的基础科研薄弱的现实，仅此变量就足以让我们在近年内处于相当艰难的境地。
第六，举国体制。中美在现代科技发展轨迹上均采取了举国体制，只不过“美国胜在少数领域的关键时刻，而中国全面并且一以贯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形成与维系霸主地位归功于自身的举国体制，且这一体制与其军事工业密切相关，最成功的范例就是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举国体制则更为全面和长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通过举国体制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成就“两弹一星”，这给中国带来了稳定的“非对称性均衡”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举国体制的2.0版本，中国不仅成功处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更是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后，通过举国体制使得部分尖端核心技术得以独立研发、自主可控，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创造条件。
第七，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走火入魔，中国正在全面发力资本杠杆。美国市场经济300年走到尽头，金融独大、投机成风使金融脱离实体走上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异化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加之现代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备兑权证等衍生工具大行其道，其金融业豢养的快钱行业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空心化。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正全面发力资本杠杆撬动重大科技项目，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工智能为例，在资本加持下，自2014年起，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平均股权投资额呈现快速攀升趋势，规模已超6000万美元，而美国仅2000万美元。
第八，互联网赋能。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把控技术端，中国则在应用端后来居上，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场景便在中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由美国构建，且美国掌握着互联网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环节，并占据了全球互联网硬件和软件的核心资源，如英特尔与AMD共同垄断桌面端CPU市场，Windows、iOS和安卓操作系统称霸桌面与移动平台。但在应用领域，中国则凭借庞大的网民基数和应用市场规模后来居上超越美国。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几乎完全覆盖餐饮、出行、旅游、日常购物等生活场景，且中国的移动支付也开始与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相结合，如百度刷脸登机、支付宝人脸支付、微信停车场无感支付等。
鉴于“八大变量”左右着中美两国科技发展的天平，在“科技脱钩中国”的大趋势下，中国在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及基本路径也逐渐清晰。
其一，复式化的集成能力。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产品、技术、资本、市场等综合变量融合的多维度竞争，“复式化”的要素集成能力成为科技型企业的突破口。例如SpaceX曾引入Founders Fund、Alphabet等知名投资机构近百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招募全球各国数学家、密码学家、生物医学系统工程师打造产品，该企业能构建出“互联网+航天”的商业航天发展新业态等都是基于其要素集成能力。
其二，组织创新与组织变革。在当代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科技创新组织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运用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新兴产业和科创企业成为趋势。例如德国四大科研联合会——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这四大科研组织不是仅做纯技术研究，且拥有应用研发、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部门，同时还积极创建合作平台，与其他科研院所、大学和工业界实行双聘制度，既鼓励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大学担任教授，也鼓励大学教授为企业搞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领先世界。
其三，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深入，打造产业集群与高度集成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将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引导趋势。产业集群将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等有机连接形成产业生态，能实现技术自主，具备产业护城河。例如“缺芯”问题，一来将从产业链层面出发，引导上下游企业充分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二来从芯片设计的层面出发，打破垄断，从芯片的处理器内核、软硬件配套到开发工具等都要实现技术突破以及国产替代。
其四，非对称赶超战略。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成为中国科技从“跟跑”变“并跑”甚至“领跑”的战略核心之一。当前，中美两国在左右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上可谓各有千秋，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利用中国的举国体制、最大规模市场、最全工业配套等独特优势，采取美国不擅长的战略战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变”将是在科技竞争中取胜的重要路径。
全球变暖的恶果已经逼近爆发的临界点，倒逼全球“零碳竞赛”的展开。2020年3月，欧洲理事会发布了“下一代欧盟”经济复苏方案，将应对疫情危机的7500亿欧元中的30%用于绿色支出，与可持续增长战略相衔接，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2020年9月，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随着中国将碳中和目标量化，英国、日本、韩国也陆续明确碳中和目标或时间表。2021年1月20日，拜登签署17项行政令，其中包括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截至2020年10月，全球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在21世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
究其原因，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高碳生产、高碳消费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人类开始使用火，到工业革命推动全球环境的变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已经从工业化之前的280ppm上升到410ppm。毫无疑问，工业文明曾经代表了人类的巨大进步。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大生产背后大消费的不可持续性正在逐渐凸显。大规模制造同质化产品带来了极高物质生产力，也必然要求大规模消费为其开辟市场。这时，技术进步带来的不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是用更多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不会无限制地增长。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而言，全球碳排放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生态危机已经近在眼前。工业文明下的发展逻辑往往仅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生产也是建立在把生态系统中个别“有用”的链条抽取出来，结果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过敏和大规模传染病成全球最大的健康杀手。亚当·斯密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由一个错误的信念所驱动，即物质财富带来幸福。这一欺骗，激发并保持了人类产业的不断进步，也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事实上，在脱碳的大背景下，智能、绿色、低排放的增长路径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共同选择。从国家竞争的角度而言，谁能越早向零碳坚定转型，谁就能越早在全球生态产业发展和标准制定上占据领先地位，在规模、成本、技术应用上取得突破。
形势逼人，打造净零碳经济却并非易事。一方面，老牌的资源输出国已经习惯于“靠天吃饭”，实现碳中和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放弃一部分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对于正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必然会增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另一方面，随着石油需求见顶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下降，那些与化石燃料时代相适配的管道、海洋平台、储存设施、发电厂、石化加工厂等资产必然也将面临大面积搁浅。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挤压下，地球的脱碳之路可谓阻力重重。但是，零碳转型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是孕育生态经济的巨大机遇。绿色转型不仅会带来巨量投资——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已经出台绿色复苏计划，引导资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洁交通等领域，更会带来新一轮的GDP增长——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算，到2050年，绿色转型将有效地收回成本，并将带来累计超过98万亿美元的收益。转型同时还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称，截至2018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已达到1100万人次，到2050年，该领域的就业岗位将至少增加到4200万个。
落实碳中和的重任，最终还是要落在产业头上。直观来看，面对碳中和目标，首当其冲的是能源行业。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能源行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碳排放。其中，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9%，中国的减排表现不仅影响本国，也影响世界。而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中国需要在2040年左右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整个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幸运的是，可再生能源在经济性上已基本等同化石能源，且未来仍有巨大的价格下降空间。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装机中的份额已达34.7%，其中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球新增发电容量的72%。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也呈大幅下滑趋势。就中国而言，依托于国内大循环和大市场，中国风电、光伏度电成本较10年前分别下降69%和90%，在一些地方已经可以和煤电价格竞争，实现平价上网。中国政府在2017—2020年间已经授予了64吉瓦时的无补贴可再生能源合同。未来，随着投资成本的回收和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将具有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而以光伏为主的分布式发电系统将打破发用二元结构，用户具备自发自用的能力，用电成本将会再次大幅度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客观上为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大的成本替代空间。
进一步而言，如同当年的互联网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冲击，碳中和的目标也会再次“格式化”各行各业：从肮脏的到清洁的、从高碳的到低碳的、从不安全的到安全的、从低效的到高效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将从人与物之间扩展到人与生态之间，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不仅为人们带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新兴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契机。从生产来看，碳中和将重置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在材料的选择上，生物基材料将部分替代合成化学材料。例如，随着限塑具体期限和产品目录的发布，玉米淀粉、环保纸替代塑料袋的趋势为生物基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在生产方式上，利用菌种的代谢产物，通过发酵工程进行生产的方式，将是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解决方案。在排放的处理上，那些不能完全做到碳中和的产业，例如火电、航运、水泥、冶金或是极度依靠电力的科技巨头，则需要提前锁定低价绿电、直接投资绿色项目或是碳交易实现占补平衡。从行业来看，碳中和正在颠覆人们现有的衣食住行。就服装而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字显示，2020年，全球生产了大约1000亿件衣物，而仅仅生产一条牛仔裤的碳排放量就高达33.4千克，人们不仅买得多，丢得更多。现在，玉米纤维、秸秆替代化学纤维已经成为量产服装、家居用品的新材料。这种材料不仅易洗涤，且易降解，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就建筑而言，零碳建筑则会改变现有建筑的标准和功能，不仅使建筑总体达到负碳排放，还能极大地扩展人们的生活范围。例如，加拿大的可移动住宅Beehome采用单晶太阳能屋顶，发电功率可达2000瓦，除了满足自用电能外，还能向电网贡献部分清洁电力。在食物的生产上，规模化种养将逐步取代散户种养，以提升氮肥和农药利用率，低排放蛋白质替代部分肉的趋势也逐渐明显。例如，法国的昆虫蛋白质工厂Ynsect由于可以提供负碳排放蛋白质，其在2020年底的C轮融资已扩大到3.72亿美元，而植物汉堡肉则已经走入超市和快餐店。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低碳交通和城际清洁运输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碳中和的时代是一个重新审视回归“人是自然界一分子”的时代。在生态红线制约下，碳中和将倒逼所有行业的底线，是否符合碳中和将成为衡量各行各业未来是否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标准。
对于碳中和即将引发的产业变革，中国也可顺势而为，把握机会，为实现弯道超车做好准备。过去，传统能源储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的能源储备也不足以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但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地球上分布是基本均匀的，传统能源的地缘政治因素被打破了，所有国家被拉回同一条起跑线。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专利已占全球57%以上，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15.6%）和日本（4.3%）。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面，中国已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能源的成本优势，往往又会助力企业在产业链上获取更具弹性的定价权，从而撬动更多资金和力量，助力企业打破发达国家在石油逻辑下对于资本和资源的垄断。归根结底，碳中和是一项长跑。想要赢到最后，中国每一个企业的转型至关重要，只有将碳中和目标作为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时的重要考量，才能找到自身在新一轮生态经济转型中的位置。
转眼间，新冠肺炎疫情步入第三个年头。疫情的反复，常态化的防疫措施，一轮又一轮的封闭管控，让人们陷入了集体焦虑和疲惫。在网络舆论场上，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其一，自然惩罚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是大自然自我修正的过程。就算最终能够有效控制疫情，人类也不得不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二，企业利益论。2021年，辉瑞、莫德纳、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这三家医药企业赚翻了，卖疫苗约每秒入袋1000美元，每分钟获利6.5万美元，每天赚9350万美元。基于此，有观点称美国在抗击疫情上的不作为，就是要帮助辉瑞等美国企业牟利。其三，生物战争论，即认为这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疫情清零政策的故意投毒。包括境外势力通过冷链“假装无意”投毒；成都海关截获内含人体唾液棉签拭子的境外包裹；美国在乌克兰利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如此种种，不免让人怀疑近来中国疫情反复背后有美国暗中操弄的影子。无论网络言论如何，但共性都是痛感疫情影响之深重，疫情到底还要多久才能过去？
舆论归舆论，情绪归情绪，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追根究底是当下抗疫、民生、经济陷入“不可能三角”，即三者无法兼得。
首先，若一味强调疫情防控、民生保障，以此限制人员流动，带来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限。在防疫成本上，2021年，深圳全年防疫支出135.7亿元，而且除了财政口径的防疫支出，深圳医保体系全年累计上解新冠肺炎疫苗费用21.3亿元，医保基金支付核酸检测费用12.52亿元；在经济成本上，近来深圳封城的代价是每天近80亿元的GDP直接损失，这还不算封城消耗的物资。更严重的则是经济下滑。2020年初全国范围内实施封控，代价是当年一季度GDP负增长6.8%。如今，据国内外五位经济学家最新测算，若北上广深“封城”一个月，四市实际收入将减少61%，全国实际收入将减少12%。202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因中国内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再下调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调降至4.2%。
其次，若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然后才考虑疫情防控，那么大量人群或早或晚都会被感染，最终恐将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典型如美国、英国、韩国等国，轻视防疫，结果是英国每13人中就有1人确诊；韩国大崩溃，曾单日（2022年3月17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万例，全国40%医护感染。然而相较于西方，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医疗资源匮乏且老龄化程度高，若不优先考虑抗疫，一旦疫情全面扩散带来“医疗挤兑”，新冠肺炎患者中的重症和死亡人数将极其庞大。即便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诊率（14%）、死亡率（0.56%）来估算，若全国“躺平”，也会有1.97亿人感染，110.3万人死亡。
最后，若选择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可一旦稍有疏漏或滞后以致突发失控，民生保障则极易陷入混乱。毕竟，既要疫情防控常态化，又要稳扎稳打抓好经济发展，本就极难，近乎与时间赛跑，若慢了一拍便极易导致民生保障因突发事件而失控混乱：在生活上，前有急重症患者无法就医或医治不及时的悲剧，后有“最后一公里”运力不足而导致的买菜难；在精神上，长期封闭在密闭环境中，人会承受严重的身心压力，甚至在超出其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后崩溃。抗疫是为了保民生，可若因抗疫出现各种次生灾害损害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又显然背离了抗疫的初衷。
显然，要达成“不可能三角”中的每一项目标，都需要作出艰难的取舍——或是经济代价，或是生命代价，或是民生混乱。这不禁让人质疑，要知道，在疫情暴发的最初2年里，中国通过严格的防控，不仅实现了生命损失最小化，而且有效实现了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抗击疫情最为成功的范例。而今为何又难以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今时不同往日”！过去3年来，从阿尔法到德尔塔，再到如今的奥密克戎，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当下，虽然奥密克戎仍是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但已与2020年初截然不同。一是传播性。奥密克戎BA.2的 R 0 值是9.5（1个人可以传9.5个人），而2020年初期这一数值在2.5—3.0之间；同时，代际之间潜伏期也在缩短，基本3天可以传一代，若不加管控，10天就可能传染上千人。二是危害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4月12日报告，一些国家奥密克戎流行造成的死亡率高于德尔塔同期；未接种疫苗的高风险人群感染后死亡率较高。在中国，基于疫苗的大量推广，奥密克戎的危害性大大降低。更严峻的是，从英国发现XE毒株，到韩国首现XL毒株，更厉害的毒株还在急速“赶来”。可见，病毒在持续演变，我们自然无法简单照搬2020年的经验，去管控2022年的疫情。
以此看，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不亚于一场持久战，病毒持续变异，并在和人类的碰撞、拉锯中长期演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创造历史的结果可以看作各种意志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各种意志和力量如同无数相互交错的力，形成无数个平行四边形，产生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由此产生出的总合力。同样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疫情演化并非单纯的因果循环或非此即彼，也是多变量的合力系统驱动，才形成了现实趋势，即所谓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而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即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将是决定未来“对角线”的关键。一是硬约束。从新疫苗研发速度可能赶不上病毒变异速度，到病毒传播速度远超核酸检测速度，奥密克戎让香港、深圳、上海、长春相继沦陷，这意味着在变异传染力面前，各地抗疫的差异已被“合并同类项”，须从国家大格局来审视——不发生系统性大面积疫情是底线，“动态清零”这个硬约束不能变。二是阶段性。在战争中，战略是集中统一的，须坚决贯彻；战术是灵活的，须从实际出发。抗疫也是一场战争，应对疫情也应具备阶段性特征。国家层面上，疫情前半场，中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死亡率低，举国体制居功至伟；疫情后半场，体制效用难以一劳永逸，必须继续创新积极应对，至少在抗疫过程中不能让经济波动过大，不然就会让一种危机异化成另一种危机。策略层面上，在疫情流行初期阶段，通过大数据、流调等措施迅速有效控制感染者和密接人群，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主要目标，控制疫情是次要目标，应实行点控、线控，及时清零；当疫情已蔓延，控制疫情就转化为主要目标，只能牺牲暂时的、局部的正常生产生活，果断采取更大范围的封控，尽快清零。三是均衡点。即政策在新型冠状病毒变异与清零政策的碰撞中寻找均衡点。鉴于疫情仍未见顶，考虑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庞大病例数据，意味着转运的成本过高、对方舱医院需求压力太大、医疗资源紧缺，一旦超越国家承受力，将倒逼政策层面在客观压力骤增的情况下调整。毕竟政治的本质就是左平右衡，根据变化适时调整，寻找新的均衡点。四是变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需要高度重视，但从根本上说，病毒的生物属性决定防控标准，若生物属性发生变化，防控标准也将随之调整。如网友调侃“几个筋疲力尽的医生护士，守着无数生龙活虎的无症状感染者”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新型冠状病毒生物属性的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就出现了明显转变：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对病例实施分类收治，轻型病例由收入医院变为实行集中隔离管理；调整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标准，关键的CT标准值由过去的40降为国际标准35。
病毒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它于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空间，考验人类，教训人类，也在改造人类。而今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社会实实在在的攻击，不仅考验我们的举全国、全民之力，还考验我们在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统筹和平衡能力。在抗疫的道路上，人类持续观察、思考、研判、选择，终将在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的四个维度坐标中，加速走出疫情的未来“对角线”。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经济安身立命的企业，将不得不完成一场无法回避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