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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疫情演变，中国正陷入抗疫、民生、经济的“不可能三角”；而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其合力将构成未来“对角线”。
科技领先一直是美国在全球的核心优势，也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中美争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美国对华“科技冷战”，“科技脱钩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鹰派的最低纲领。2020年10月，美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TIF）发布《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威胁。同年12月，美国众议院中美科技关系专家组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全面转轨的深层次缘由：一是中国“过多地占据科技市场”；二是中国科技发展“威胁到美国供应链安全”；三是中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严重挤压美国企业生存空间”；四是中国不断将前沿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会“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安全”。
拜登上台后，“科技脱钩中国”日益成为两党共识，整个美国精英阶层都非常清楚，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是中国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必由路径。2021年4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19家公司高层共同召开视频会议，重点讨论重塑美国半导体供应链，意图通过联合同盟，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旨在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开展全面对抗。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又以24∶4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等人发起的《无尽前沿法案》，不仅授权在5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更是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出台严苛规定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致使两国科学界降下铁幕。从本质来讲，近年来美国采取“科技脱钩中国”的战略抉择也算是“精准施策”。在两国政治上“恐怖平衡”，产业结构、经济上“高度互补”的背景下，美国面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打压中国也只能选择“断舍离”，抓住核心——高科技，既能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能精准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既然锚定高科技，“卡脖子”便顺理成章成为当下美国针对中国的“杀手锏”。中科院指出，中国正面临35类重大科技领域技术被“卡脖子”的现状。以光通信芯片为例，传输速率在10G以下的低速芯片已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但10G以上的高速芯片仍全部依赖进口。在计算机系统、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设备、内存设备和显示及视频系统中的多个领域中，国产芯片占有率几乎为零。再比如操作系统，谷歌与苹果几乎全面垄断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系统市场占有率达85.9%，苹果iOS为14.0%，其他系统仅占0.1%。即使是最后的0.1%，基本也是微软和黑莓。不过，被“卡脖子”的现状也并非无法突破。“科技卡脖”的背后是多年来全球分工不断细化、中间贸易品增多，同时发达国家将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向上延伸、向下转出的结果。中国在全球贸易模式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欧美国家深度分工合作，且彼此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以致全球科技产业均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以此来看，“卡脖子”本就存在悖论，遏制中国、与中国科技脱钩，一定意义上就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脱钩，而美国霸权又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仅从这一点来讲，美国也做不到让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割袍断义”。
但即便如此，“科技脱钩中国”在短期内仍旧是美国的战略核心。福卡智库认为，既然美国“兵临城下”，中国自当“见招拆招”，而两国博弈的“胜负之手”则在于左右国家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
第一，产品复杂度与科技高难度。产品复杂度和科技门槛内置了不可替代性，例如自行车上百个零部件，汽车几万个零部件，航母几亿个零部件，每一个量级都代表了不同的科技段位。以汽车制造为例，不仅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整车制造、发动机及变速箱工艺链条极其繁琐，且蕴含电池技术、高算力芯片、自动驾驶、车载操作系统等智能科技工程。配合现代3D打印技术，“超常规超常态人造材料”得以市场化，工程师能够设计具有不同刚度、密度、重量、耐热性和耐化学性等性能的汽车组件。
第二，成形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按比较效益分工的世界经济难以逆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业分散在各个国家，如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布局就涉及几十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在比较成本、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原则下，没有一家公司可以从头做到尾，它要在全球进行分工，寻找成本的洼地和利润的高地并进行分包。而隐形企业、迷你型企业的出现让现代产业出现了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有乔木、有灌木、有杂草、有湿地。全球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即使美国占据全球产业链制高点，控制部分关键技术，也依旧无法和世界经济的生态相切割。
第三，市场规模。现代科技产业较之工业经济时代更为依赖“大国大市场”。一方面，国家及地区的市场规模日益成为快速铸就科技型企业的基石。不论是华为巨大的5G基站规模，阿里巴巴享有的由10亿网络用户汇聚形成的互联网应用场景，抑或特斯拉穿梭于中美两国给予的超大汽车市场，无不表明科技型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均建立在超大国家、超大市场的条件之上。另一方面，中美市场规模正在发生实质性的互换。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稳健的消费市场较之美国更能为生产提供动力，为新型科技的市场化创新提供应用场景，且中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为现代科技的商业化提供了充分的试错机会。以移动支付为例，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总额约13万亿美元，而美国仅1000亿美元。
第四，工业门类。就工业门类配套程度而言，中国虽全但产业链定位偏低，美国偏态但处于产业链顶端。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全球市场经济要素优化配置、产业链全球重新布局的背景下，美国产业结构相对偏态。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制造，集中于产业链中下游，重点参与加工和组装，如机械、化工、运输、装备制造和消费品制造，而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电子、通信、医疗、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则具备很大优势。
第五，基础科研。就科学理论范畴而言，尚处于“美强中弱”的局面。中国基础科研薄弱，除了产业结构因素外，也存在历史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并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技术上就得想办法引进、模仿，用市场换技术，以致基础科研、核心技术研究被忽视。此外，中国高校行政化的特点就不利于基础科研的突破，而美国则凭借高薪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吸引了全球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大陆芯片制造落后台湾5年以上，其背后就暗含了我们的基础科研薄弱的现实，仅此变量就足以让我们在近年内处于相当艰难的境地。
第六，举国体制。中美在现代科技发展轨迹上均采取了举国体制，只不过“美国胜在少数领域的关键时刻，而中国全面并且一以贯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形成与维系霸主地位归功于自身的举国体制，且这一体制与其军事工业密切相关，最成功的范例就是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举国体制则更为全面和长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通过举国体制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成就“两弹一星”，这给中国带来了稳定的“非对称性均衡”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举国体制的2.0版本，中国不仅成功处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更是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后，通过举国体制使得部分尖端核心技术得以独立研发、自主可控，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创造条件。
第七，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走火入魔，中国正在全面发力资本杠杆。美国市场经济300年走到尽头，金融独大、投机成风使金融脱离实体走上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异化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加之现代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备兑权证等衍生工具大行其道，其金融业豢养的快钱行业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空心化。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正全面发力资本杠杆撬动重大科技项目，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工智能为例，在资本加持下，自2014年起，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平均股权投资额呈现快速攀升趋势，规模已超6000万美元，而美国仅2000万美元。
第八，互联网赋能。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把控技术端，中国则在应用端后来居上，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场景便在中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由美国构建，且美国掌握着互联网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环节，并占据了全球互联网硬件和软件的核心资源，如英特尔与AMD共同垄断桌面端CPU市场，Windows、iOS和安卓操作系统称霸桌面与移动平台。但在应用领域，中国则凭借庞大的网民基数和应用市场规模后来居上超越美国。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几乎完全覆盖餐饮、出行、旅游、日常购物等生活场景，且中国的移动支付也开始与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相结合，如百度刷脸登机、支付宝人脸支付、微信停车场无感支付等。
鉴于“八大变量”左右着中美两国科技发展的天平，在“科技脱钩中国”的大趋势下，中国在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及基本路径也逐渐清晰。
其一，复式化的集成能力。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产品、技术、资本、市场等综合变量融合的多维度竞争，“复式化”的要素集成能力成为科技型企业的突破口。例如SpaceX曾引入Founders Fund、Alphabet等知名投资机构近百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招募全球各国数学家、密码学家、生物医学系统工程师打造产品，该企业能构建出“互联网+航天”的商业航天发展新业态等都是基于其要素集成能力。
其二，组织创新与组织变革。在当代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科技创新组织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运用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新兴产业和科创企业成为趋势。例如德国四大科研联合会——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这四大科研组织不是仅做纯技术研究，且拥有应用研发、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部门，同时还积极创建合作平台，与其他科研院所、大学和工业界实行双聘制度，既鼓励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大学担任教授，也鼓励大学教授为企业搞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领先世界。
其三，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深入，打造产业集群与高度集成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将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引导趋势。产业集群将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等有机连接形成产业生态，能实现技术自主，具备产业护城河。例如“缺芯”问题，一来将从产业链层面出发，引导上下游企业充分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二来从芯片设计的层面出发，打破垄断，从芯片的处理器内核、软硬件配套到开发工具等都要实现技术突破以及国产替代。
其四，非对称赶超战略。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成为中国科技从“跟跑”变“并跑”甚至“领跑”的战略核心之一。当前，中美两国在左右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上可谓各有千秋，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利用中国的举国体制、最大规模市场、最全工业配套等独特优势，采取美国不擅长的战略战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变”将是在科技竞争中取胜的重要路径。
全球变暖的恶果已经逼近爆发的临界点，倒逼全球“零碳竞赛”的展开。2020年3月，欧洲理事会发布了“下一代欧盟”经济复苏方案，将应对疫情危机的7500亿欧元中的30%用于绿色支出，与可持续增长战略相衔接，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2020年9月，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随着中国将碳中和目标量化，英国、日本、韩国也陆续明确碳中和目标或时间表。2021年1月20日，拜登签署17项行政令，其中包括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截至2020年10月，全球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在21世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
究其原因，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高碳生产、高碳消费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人类开始使用火，到工业革命推动全球环境的变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已经从工业化之前的280ppm上升到410ppm。毫无疑问，工业文明曾经代表了人类的巨大进步。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大生产背后大消费的不可持续性正在逐渐凸显。大规模制造同质化产品带来了极高物质生产力，也必然要求大规模消费为其开辟市场。这时，技术进步带来的不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是用更多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不会无限制地增长。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而言，全球碳排放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生态危机已经近在眼前。工业文明下的发展逻辑往往仅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生产也是建立在把生态系统中个别“有用”的链条抽取出来，结果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过敏和大规模传染病成全球最大的健康杀手。亚当·斯密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由一个错误的信念所驱动，即物质财富带来幸福。这一欺骗，激发并保持了人类产业的不断进步，也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事实上，在脱碳的大背景下，智能、绿色、低排放的增长路径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共同选择。从国家竞争的角度而言，谁能越早向零碳坚定转型，谁就能越早在全球生态产业发展和标准制定上占据领先地位，在规模、成本、技术应用上取得突破。
形势逼人，打造净零碳经济却并非易事。一方面，老牌的资源输出国已经习惯于“靠天吃饭”，实现碳中和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放弃一部分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对于正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必然会增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另一方面，随着石油需求见顶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下降，那些与化石燃料时代相适配的管道、海洋平台、储存设施、发电厂、石化加工厂等资产必然也将面临大面积搁浅。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挤压下，地球的脱碳之路可谓阻力重重。但是，零碳转型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是孕育生态经济的巨大机遇。绿色转型不仅会带来巨量投资——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已经出台绿色复苏计划，引导资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洁交通等领域，更会带来新一轮的GDP增长——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算，到2050年，绿色转型将有效地收回成本，并将带来累计超过98万亿美元的收益。转型同时还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称，截至2018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已达到1100万人次，到2050年，该领域的就业岗位将至少增加到4200万个。
落实碳中和的重任，最终还是要落在产业头上。直观来看，面对碳中和目标，首当其冲的是能源行业。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能源行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碳排放。其中，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9%，中国的减排表现不仅影响本国，也影响世界。而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中国需要在2040年左右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整个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幸运的是，可再生能源在经济性上已基本等同化石能源，且未来仍有巨大的价格下降空间。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装机中的份额已达34.7%，其中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球新增发电容量的72%。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也呈大幅下滑趋势。就中国而言，依托于国内大循环和大市场，中国风电、光伏度电成本较10年前分别下降69%和90%，在一些地方已经可以和煤电价格竞争，实现平价上网。中国政府在2017—2020年间已经授予了64吉瓦时的无补贴可再生能源合同。未来，随着投资成本的回收和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将具有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而以光伏为主的分布式发电系统将打破发用二元结构，用户具备自发自用的能力，用电成本将会再次大幅度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客观上为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大的成本替代空间。
进一步而言，如同当年的互联网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冲击，碳中和的目标也会再次“格式化”各行各业：从肮脏的到清洁的、从高碳的到低碳的、从不安全的到安全的、从低效的到高效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将从人与物之间扩展到人与生态之间，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不仅为人们带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新兴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契机。从生产来看，碳中和将重置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在材料的选择上，生物基材料将部分替代合成化学材料。例如，随着限塑具体期限和产品目录的发布，玉米淀粉、环保纸替代塑料袋的趋势为生物基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在生产方式上，利用菌种的代谢产物，通过发酵工程进行生产的方式，将是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解决方案。在排放的处理上，那些不能完全做到碳中和的产业，例如火电、航运、水泥、冶金或是极度依靠电力的科技巨头，则需要提前锁定低价绿电、直接投资绿色项目或是碳交易实现占补平衡。从行业来看，碳中和正在颠覆人们现有的衣食住行。就服装而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字显示，2020年，全球生产了大约1000亿件衣物，而仅仅生产一条牛仔裤的碳排放量就高达33.4千克，人们不仅买得多，丢得更多。现在，玉米纤维、秸秆替代化学纤维已经成为量产服装、家居用品的新材料。这种材料不仅易洗涤，且易降解，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就建筑而言，零碳建筑则会改变现有建筑的标准和功能，不仅使建筑总体达到负碳排放，还能极大地扩展人们的生活范围。例如，加拿大的可移动住宅Beehome采用单晶太阳能屋顶，发电功率可达2000瓦，除了满足自用电能外，还能向电网贡献部分清洁电力。在食物的生产上，规模化种养将逐步取代散户种养，以提升氮肥和农药利用率，低排放蛋白质替代部分肉的趋势也逐渐明显。例如，法国的昆虫蛋白质工厂Ynsect由于可以提供负碳排放蛋白质，其在2020年底的C轮融资已扩大到3.72亿美元，而植物汉堡肉则已经走入超市和快餐店。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低碳交通和城际清洁运输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碳中和的时代是一个重新审视回归“人是自然界一分子”的时代。在生态红线制约下，碳中和将倒逼所有行业的底线，是否符合碳中和将成为衡量各行各业未来是否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标准。
对于碳中和即将引发的产业变革，中国也可顺势而为，把握机会，为实现弯道超车做好准备。过去，传统能源储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的能源储备也不足以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但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地球上分布是基本均匀的，传统能源的地缘政治因素被打破了，所有国家被拉回同一条起跑线。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专利已占全球57%以上，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15.6%）和日本（4.3%）。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面，中国已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能源的成本优势，往往又会助力企业在产业链上获取更具弹性的定价权，从而撬动更多资金和力量，助力企业打破发达国家在石油逻辑下对于资本和资源的垄断。归根结底，碳中和是一项长跑。想要赢到最后，中国每一个企业的转型至关重要，只有将碳中和目标作为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时的重要考量，才能找到自身在新一轮生态经济转型中的位置。
转眼间，新冠肺炎疫情步入第三个年头。疫情的反复，常态化的防疫措施，一轮又一轮的封闭管控，让人们陷入了集体焦虑和疲惫。在网络舆论场上，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其一，自然惩罚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是大自然自我修正的过程。就算最终能够有效控制疫情，人类也不得不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二，企业利益论。2021年，辉瑞、莫德纳、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这三家医药企业赚翻了，卖疫苗约每秒入袋1000美元，每分钟获利6.5万美元，每天赚9350万美元。基于此，有观点称美国在抗击疫情上的不作为，就是要帮助辉瑞等美国企业牟利。其三，生物战争论，即认为这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疫情清零政策的故意投毒。包括境外势力通过冷链“假装无意”投毒；成都海关截获内含人体唾液棉签拭子的境外包裹；美国在乌克兰利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如此种种，不免让人怀疑近来中国疫情反复背后有美国暗中操弄的影子。无论网络言论如何，但共性都是痛感疫情影响之深重，疫情到底还要多久才能过去？
舆论归舆论，情绪归情绪，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追根究底是当下抗疫、民生、经济陷入“不可能三角”，即三者无法兼得。
首先，若一味强调疫情防控、民生保障，以此限制人员流动，带来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限。在防疫成本上，2021年，深圳全年防疫支出135.7亿元，而且除了财政口径的防疫支出，深圳医保体系全年累计上解新冠肺炎疫苗费用21.3亿元，医保基金支付核酸检测费用12.52亿元；在经济成本上，近来深圳封城的代价是每天近80亿元的GDP直接损失，这还不算封城消耗的物资。更严重的则是经济下滑。2020年初全国范围内实施封控，代价是当年一季度GDP负增长6.8%。如今，据国内外五位经济学家最新测算，若北上广深“封城”一个月，四市实际收入将减少61%，全国实际收入将减少12%。202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因中国内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再下调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调降至4.2%。
其次，若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然后才考虑疫情防控，那么大量人群或早或晚都会被感染，最终恐将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典型如美国、英国、韩国等国，轻视防疫，结果是英国每13人中就有1人确诊；韩国大崩溃，曾单日（2022年3月17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万例，全国40%医护感染。然而相较于西方，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医疗资源匮乏且老龄化程度高，若不优先考虑抗疫，一旦疫情全面扩散带来“医疗挤兑”，新冠肺炎患者中的重症和死亡人数将极其庞大。即便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诊率（14%）、死亡率（0.56%）来估算，若全国“躺平”，也会有1.97亿人感染，110.3万人死亡。
最后，若选择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可一旦稍有疏漏或滞后以致突发失控，民生保障则极易陷入混乱。毕竟，既要疫情防控常态化，又要稳扎稳打抓好经济发展，本就极难，近乎与时间赛跑，若慢了一拍便极易导致民生保障因突发事件而失控混乱：在生活上，前有急重症患者无法就医或医治不及时的悲剧，后有“最后一公里”运力不足而导致的买菜难；在精神上，长期封闭在密闭环境中，人会承受严重的身心压力，甚至在超出其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后崩溃。抗疫是为了保民生，可若因抗疫出现各种次生灾害损害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又显然背离了抗疫的初衷。
显然，要达成“不可能三角”中的每一项目标，都需要作出艰难的取舍——或是经济代价，或是生命代价，或是民生混乱。这不禁让人质疑，要知道，在疫情暴发的最初2年里，中国通过严格的防控，不仅实现了生命损失最小化，而且有效实现了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抗击疫情最为成功的范例。而今为何又难以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今时不同往日”！过去3年来，从阿尔法到德尔塔，再到如今的奥密克戎，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当下，虽然奥密克戎仍是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但已与2020年初截然不同。一是传播性。奥密克戎BA.2的 R 0 值是9.5（1个人可以传9.5个人），而2020年初期这一数值在2.5—3.0之间；同时，代际之间潜伏期也在缩短，基本3天可以传一代，若不加管控，10天就可能传染上千人。二是危害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4月12日报告，一些国家奥密克戎流行造成的死亡率高于德尔塔同期；未接种疫苗的高风险人群感染后死亡率较高。在中国，基于疫苗的大量推广，奥密克戎的危害性大大降低。更严峻的是，从英国发现XE毒株，到韩国首现XL毒株，更厉害的毒株还在急速“赶来”。可见，病毒在持续演变，我们自然无法简单照搬2020年的经验，去管控2022年的疫情。
以此看，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不亚于一场持久战，病毒持续变异，并在和人类的碰撞、拉锯中长期演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创造历史的结果可以看作各种意志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各种意志和力量如同无数相互交错的力，形成无数个平行四边形，产生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由此产生出的总合力。同样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疫情演化并非单纯的因果循环或非此即彼，也是多变量的合力系统驱动，才形成了现实趋势，即所谓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而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即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将是决定未来“对角线”的关键。一是硬约束。从新疫苗研发速度可能赶不上病毒变异速度，到病毒传播速度远超核酸检测速度，奥密克戎让香港、深圳、上海、长春相继沦陷，这意味着在变异传染力面前，各地抗疫的差异已被“合并同类项”，须从国家大格局来审视——不发生系统性大面积疫情是底线，“动态清零”这个硬约束不能变。二是阶段性。在战争中，战略是集中统一的，须坚决贯彻；战术是灵活的，须从实际出发。抗疫也是一场战争，应对疫情也应具备阶段性特征。国家层面上，疫情前半场，中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死亡率低，举国体制居功至伟；疫情后半场，体制效用难以一劳永逸，必须继续创新积极应对，至少在抗疫过程中不能让经济波动过大，不然就会让一种危机异化成另一种危机。策略层面上，在疫情流行初期阶段，通过大数据、流调等措施迅速有效控制感染者和密接人群，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主要目标，控制疫情是次要目标，应实行点控、线控，及时清零；当疫情已蔓延，控制疫情就转化为主要目标，只能牺牲暂时的、局部的正常生产生活，果断采取更大范围的封控，尽快清零。三是均衡点。即政策在新型冠状病毒变异与清零政策的碰撞中寻找均衡点。鉴于疫情仍未见顶，考虑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庞大病例数据，意味着转运的成本过高、对方舱医院需求压力太大、医疗资源紧缺，一旦超越国家承受力，将倒逼政策层面在客观压力骤增的情况下调整。毕竟政治的本质就是左平右衡，根据变化适时调整，寻找新的均衡点。四是变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需要高度重视，但从根本上说，病毒的生物属性决定防控标准，若生物属性发生变化，防控标准也将随之调整。如网友调侃“几个筋疲力尽的医生护士，守着无数生龙活虎的无症状感染者”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新型冠状病毒生物属性的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就出现了明显转变：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对病例实施分类收治，轻型病例由收入医院变为实行集中隔离管理；调整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标准，关键的CT标准值由过去的40降为国际标准35。
病毒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它于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空间，考验人类，教训人类，也在改造人类。而今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社会实实在在的攻击，不仅考验我们的举全国、全民之力，还考验我们在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统筹和平衡能力。在抗疫的道路上，人类持续观察、思考、研判、选择，终将在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的四个维度坐标中，加速走出疫情的未来“对角线”。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经济安身立命的企业，将不得不完成一场无法回避的凤凰涅槃。
经济与政策这两个互动双旋体在起作用，有时相生，有时相克，因而政策呈现出来的形式不太会是一条直线，而是波动的曲线。世界范围内凸显的因素及其蝴蝶效应不断展开，中国经济必然受其影响，并对其作出回应。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
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峰回路转背后有着看不见的规律。具体而言，政策主要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调整。其一，经济景气度。诸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等，皆是衡量经济景气度的重要指标。根据数据高低，政策的松与紧就会相对明显地体现在金融（货币、信贷）政策上。其二，增长潜力情况。GDP一旦偏离5%—6%的区间，政策就要作相应调整，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202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2年（与2019年相比）平均增长6.1%。除规模以上企业，中国还有更多承载就业的中小企业，2021年12月PMI明显回落至46.5%，创16年以来同期新低，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依然偏低。因此围绕中小企业，相继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三，经济结构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在于总量规模，还在于结构状况。如果存在剪刀差，就存在发生经济体制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在市场煤与计划电、一手房与二手房、PPI与CPI、国企与民企的绩效方面，存在显而易见的剪刀差。剪刀差因制度性、体制性问题而产生，当反差太大让现有制度难以为继时，就会引发伤筋动骨的改革。其四，社会稳定程度。稳定高于一切，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年未见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上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此时，“稳”字当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经济稳，则人心稳、大局稳。其五，规划目标差距。如果离规划目标尚有差距，就会加大政策力度。以上五大问题由此共同构成政策变局的回归均线。
进一步而言，政策围绕景气、潜力、结构、稳定、规划“自转”，并不断调整纠偏。首先，基于政治的本质——左平右衡，寻找均衡点。其一，纠偏是基于当前稳增长压力骤增的客观环境，“稳”和“变”之间，天平稍向“稳”倾斜。其二，纠偏是长期战略执行过程中曲折性和周期性的体现，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其三，长期来看，纠偏绝不意味着开倒车，对应到投资上体现为“战术上灵活调整（交易性机会）”与“战略上保持定力（趋势性机会）”的叠加。其次，需要考虑政策的成熟度以及改革的科学度，即围绕五大问题波动过程中的叠加连贯以及彼此对冲、前后呼应，而不是片面的、部分的、单一的突进或调整。最后，还需考虑被调整“对象”的预期反应，类似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管理。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趋于无效，也就是说政策在实行的初期可能有效，但是当人们理性预判到政策目标的时候，就会采取相应的行为，削弱政策的作用。如“年终奖”税收优惠再延长2年，即是例证。经济周期有自己的规律，而政策层面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把经济本身看作一个系统，那么政策就是一个外部变量。毕竟政策调整主体与调整对象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当然，在不同阶段，政策波动调整的主轴会有所不同。了解过去这些年政策变动的原因，那么未来政策又将如何变动？中国正处于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反复提及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又将围绕新的更为深刻的四大问题波动。第一，对冲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覆盖一切，更不能走上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尤其在医疗、教育、地产、金融等“特殊行业”必须保持边界。从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着眼，收敛市场化、资本化，推进社会经济是未来政策调整的主线之一。第二，完成国家终极统一。在很多人观念中，国家统一只是台湾的回归，但还有一种统一是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如果说计划经济曾经一统中国，而当下市场经济却在地区藩篱、行业屏障中存在差异。“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第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舞台中央。2021年中国GDP为114万亿元，人均GDP为80976元，接近世界银行拟定的高收入标准（12275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1年中国GDP上调至16.86万亿美元，美国GDP有望达到22.94万亿美元，中美GDP之比从2018年的66.4∶100上升到2021年的73.5∶100，成为近百年来与美国最接近的国家。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时，中国将在规则、制度等方方面面作出调整。第四，百年变局真底牌。当工业经济走到环保的尽头，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未来已无路可走，两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依赖的两大支柱被悉数抽去，百年变局骤然而至。中国体量太大，需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上率先变革。围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的政策调整已经展开，例如“双碳”目标。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言：“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变得无序，即熵在增加，而生命需要通过不断抵消其生活中产生的正熵，使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生命以负熵为生。”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即熵）会不断增大。对国家亦是如此，中国目前基本是处于熵增的耗散结构状态，但中国经济还在围绕世界经济“公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缘，而“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将提高“公转”的稳定性。
经济运行实践绝非国内单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不仅受国内“五点一线”的牵掣，而且还受外部因素影响，围绕世界经济“公转”。概括来讲，当下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过程中，有三大新增或变强的因素。
一是美国的美钞和国债。美国靠着大肆举债才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借债建国”。之后200多年几乎每逢打仗就发国债，可谓是“借债强国”。英国纵横世界几百年，也是靠从荷兰借到更多的钱打荷兰，等抢了荷兰殖民地，就用殖民地的钱还给荷兰人，借力打力。这当中包含了他们300年来的发展窍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自此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镰刀”，与美债“双剑合璧”，即使美国国内不生产实物产品，只要发行国债，就可以印发美元，用几分钱的成本就能印出100美元绿纸，其他国家却要真实投入来提供100美元的商品，最后真实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并且，美元周期律（放水—加息—其他被推高股市和核心资产的国家美元出逃—华尔街资本抄底）也打开收割的闸门。可以说，只要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就要与美债联袂膨胀。这属于内生属性，并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截至2021年12月28日，美国国债总额已超29.47万亿美元，较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时（19.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0万亿美元。加上美元流动性规模，即美联储“放水”了约6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印了10万亿美元的美债，这显然构成具有波及效应的显著变量。
二是中国的制造和消费。对于劳动力禀赋、市场空间、区域纵深、基础设施等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业一直是经济的“压舱石”。经过中低端阶段，又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自我改造，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从国际上看，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超过35%，是美日德的总和；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和关键环节。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中国消费市场的洪流，从复苏、觉醒到爆发、扩张，如今，消费洪波向个性化与智能化方向奔去。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就奢侈品、智能手机消费等单项指标，中国还超过了世界头号消费大国美国。中国的量变已达到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质变程度。
三是新型冠状病毒突变迭代。作为一种具有单链RNA的包膜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在自我复制的过程中相对较易发生基因突变及重组。从阿尔法、贝塔到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德尔密克戎，病毒变异频频升级，世界经济受其影响没完没了，似乎展现出新冠肺炎将长期纠缠人类的未来图景。
逐渐增强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蝴蝶效应，以上三大因素将导致三大冲击。
其一，美元大危机。滥印美元，通胀高企，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2021年同比增长了6.8个百分点，创下近40年来最高纪录；全球整体通胀率达到4.3%，创10年来新高。通胀狠狠打击制造业，再与疫情的重压相叠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攀升，进而将陷入类似20世纪石油危机后的滞胀。继而，美元潮汐中的“收水”降临，以收割全球；通胀爆表也会促使美联储在美国车主对油价、租客对房租的焦虑中加息，不加息缩表，还会再爆表，所以美联储宣布2022年加息缩表。美国收缩货币，其他国家必将支付代价，资产暴跌，外汇流失，许多国家逐步认清了美国“薅羊毛”的本质，不能再任由美元收割，开始边缘化美元。并且，美国债务已是其GDP的383%，促使市场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价值认同发生逆转，这将是摧毁美国中央政府脆弱债务链条的强大力量。美元和美债的光环将渐褪，2022开年美债就遭抛售潮，已有近40个国家力求贸易时采取本币互换方式。一言以蔽之，美国过度频繁使用其金融霸权，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将加速各国“去美元化”进程。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化，美元将在耗尽内核后急剧萎缩。
其二，资源及能源危机。通胀与能源价格上涨互相强化；全球疫情形势严峻也使得能源生产和运输面临挑战，供需失衡；欧美政治民粹化、气候政治化，传统能源被“排挤”，新能源尚未顶上缺口，这些都让能源危机拉响警报。欧洲气价与电价齐飞，德国莱茵电力和天然气公司突然解除与数百家用户的能源供应合同，印度尼西亚暂停煤炭出口。美国挑头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石油以抑制油价，仅仅是应景式调节，难以抵挡本轮以能源为主的结构性危机。像中国这样的制造、消费体量，无疑将加剧传统能源危机，将走上能源转型之路。
其三，新兴国家危机。美国紧缩货币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外资依赖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将导致新兴国家股市和楼市崩盘，经济瞬间“硬着陆”。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依附于已经被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狂轰滥炸的全球价值链，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艰难。上轮高增长周期中出现的金砖五国将开始分化瓦解，除少数国家如非典型的中国令美国“洗劫”不成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将难逃“美元魔咒”。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也将加入脆弱经济体的行列，里拉2021年贬值幅度超过35%，银行体系滑到崩溃的边缘，这些脆弱国家将由单一的产业偏态转向综合性的结构偏态。
世界范围内凸显的因素及其连锁效应仍将持续上演，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必将受世界“引力”影响，对其作出回应，这吻合反馈和相互作用的逻辑。例如，美国嚷嚷要“加息”，中国“出口需求”将有回落之虞，要知道，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恢复，最主要就是依靠外贸，尤其是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暴涨22%。倘若出口高增长受限，中国就要拉起“投资”和“内需”，重启“货币宽松”势在必行。况且，中国利率并非完全市场化，就算是美国加息、中国降息，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高于美国，不会出现所谓“资金回流美国”的担忧。可见，全球央行处于“二八月乱穿衣”的十字路口，有的紧，有的松，看似凌乱，却不乏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期性反应。又如，纵然中国已开启“双循环”新格局，是全球增长形势最好的经济体，但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自身也出现下行迹象，若经济支撑力不足，就需要复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这种调整也是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响应。
综上，中国经济围绕世界“公转”。进一步分析，在“公转”过程中，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中国制造在越来越多的门类登顶，家电、电脑、智能手机等争相去世界市场争雄，类似SHEIN这样的出口跨境电商企业更展示了“中国供应链+互联网营销创新”的强大威力。但新冠肺炎疫情正使世界分裂、多边主义受损、跨国供应链中断，市场经济失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零和博弈观念增强，去WTO、去全球化将对中国全球要素配置造成效率损失，给中国的跨国商业、参与全球治理带来阻力。另一方面，全球疫情几近失控、中国疫情可防可控，将托起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优势，概率思维、数据思维、系统思维叠床架屋、协同推进，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与西方不仅货币政策逆向，全球视野下的经济周期也将“错位”，可谓“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拉动力。中国“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将增强“公转”的稳定性。沧海横流见英雄，中国将直面这个大时代，化腐朽为神奇。
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取得逆势增长，笃定看好中国的外资们，遍布消费、能源、金融等各行各业。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下降，但是中国FDI持续增长，全年达1630亿美元，超过了世界FDI总额的五分之一，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2021年，中国FDI达1734.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9%，2年平均增长12.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同时，资本市场方面：2021年外资净流入A股市场达3846亿元，创5年来最高；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外资专业证券、金融机构的快速涌入，以摩根大通、高盛、东亚前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均已完成对外资独资券商的全牌照业务资质的申请。新设企业方面：2021年外资在华新设企业4.8万家，同比增长23.5%，相当于每天成立132家。人民币方面：2022年初，人民币全球支付比例升至历史新高，“反超”日元成全球第四大货币，而且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及近4年新高。显然，尽管形势复杂多变，但外资仍逆势布局中国，背后有何原因？
外资涌入的背后，是中国的世界经济安全岛地位对外资构成强大“磁吸力”，进而显露出中国金融安全岛的崛起态势。从历史看，从荷兰、英国到美国，世界金融安全岛往往随着大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安全岛而形成，亦伴随着世界经济安全岛的转移而转移。先是大航海时代，“海上马车夫”荷兰凭借发达的航运业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海上运输，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股票交易所、银行和保险公司，“商贸之都”鹿特丹也逐渐成为了17世纪的世界金融中心。随后是工业时代，英国通过战争和贸易控制了大西洋，成为19世纪的世界经济霸主（最强工业国、最大贸易国等）。在强大的经济庇护下，英镑成为纸币之王，伦敦是当时的全球金融中心，聚集着各家跨国银行，拥有全球主要的短期和长期资本市场、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190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工业能力（1894年工业生产总值世界第一）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美国金融安全岛随之崛起，美元就是全球货币，美国股市向全世界开放，华尔街得以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吸引全球资本争相涌入。同样地，放眼当下，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世界经济安全岛”此消彼长态势越发显著。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的约4%增长至2021年的预计超过18%，连续16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世界第一，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对外贸易国，也是全球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第一国（2020年），可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稳定器”。疫情之下，相比发达国家的低迷不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而美国尽管近年GDP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从2000年的30.61%到2020年的24.7%，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逐渐下降。更何况，疫情打破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信仰，2021年，中国GDP是美国的70%以上，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指日可待。
更关键的是，在百年变局时代，如果说世界经济安全岛的切换加剧了中美金融安全岛的此消彼长，那么金融发展道路的分道扬镳，则命定了世界金融安全岛在中美之间的颠覆性大转移。一方面，美国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将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发展到极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一条路走到底，以致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玩金融，以金融创新为名，通过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杠杆投机套利，不仅在利用美元霸权全球肆意“割韭菜”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一遇危机便印钱的“无底深渊”，还直接造成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普罗大众的债务堆积如山。疫情之下亦如此，美国将无限印钞游戏推向历史巅峰。显然，美国金融在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中国则选择“半道转弯”，与华尔街模式“割袍断义”。不仅在市场过度投机时采取控制和“冷却”的做法，贯彻“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的指导思想，而且，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是中国区别于美国对金融本质理解的显著特征。一如2017年金融“遵义会议”确立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标志着中国金融大变局的开启。正因如此，2021年疫情的刺激引发了全球从股票、加密货币到房地产的投机狂潮。但从暂停蚂蚁金服IPO到为资本划红线，中国反其道而行，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中美金融之间的最极端分化。可见，迥异的经济态势和金融道路，造就了中美金融安全岛的历史大转折。
只不过，正如前文所揭示，经济安全岛的崛起与金融安全岛的形成互相促进，并非一蹴而就。而且，世界金融安全岛本质在于实现全球资源配置，且从其具备的特征看，中国金融安全岛还需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式积累。其一，在货币领域，打破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国际金本位下的英镑结算，到促使欧佩克规定石油用美元结算，英美金融安全岛的崛起，都必须先打破原先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习惯和共识，另起炉灶。相较美元的39.92%，目前人民币的全球支付占比仅破3%，还需积蓄实力，然后才能按照“竹子定律”
加速国际化。其二，在资本市场上，利用全球资本配置资源。国际资本市场本就是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典型如美国股市的大进大出、大浪淘沙、优胜劣汰，随便一个交易日的交易额就超过50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帮国企脱贫解困，从根子上就被异化了。2020年外资仅占我国资本的2.3%，证券、债券、期货、保险机构等外资占比也相当有限。其三，在金融开放方面，进一步完善国际化规章制度。从上市门槛低到允许VIE架构，美国金融体系有着极强开放性与包容性，基于此，截至2021年第一季度，在美外资累计总额47.13万亿美元，是其GDP的2倍多。中国金融则不然，仍处在结构性改革中，外资入华门槛仍待降低。如中国评级市场2017年正式对外开放，2019年才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时，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更关键的是，中国还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变局：既有西方发达金融体系家常便饭般的危机引致的周期性金融动荡，又有Libra等数字货币对货币之锚的探索，挑战国家主权货币权威，更有“互联网+大数据”的信用创造，正对传统资产抵押的信用基石釜底抽薪，仅靠信用也能获得融资，还有金融创新的野蛮发展，从披上新科技的“马甲”，到与金融监管系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金融资本总会想尽办法打造爆品来逐利。
综上，世界金融安全岛的兴衰起落已然启示中国不能因循守旧，应该跨越超越，另辟坦途，这也就命定了中国金融安全岛终不会“非左即右”，而是将在加大金融开放的同时，走金融与实体并行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最基础的是继续创造和完善成为金融安全岛的各种基本条件，包括扩大金融开放、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改善投资环境等。尤其是在尊重现有国际金融治理基本框架的同时，稳健、慎重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数字化转型，并加速推动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变革，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长远变革创造机会。最重要的是对“热钱”、金融创新等作出清醒的制度安排。一是倡导金融简单化，让金融老老实实地做融通资金的中介服务，而非故弄玄虚的复杂化，把杠杆、衍生品等工具当作标配。尤其是在面对金融创新申请时，将注重实证分析所谓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方式、传导路径、业务流程。二是通过新经济、新技术引领金融回归“正途”。如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启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非典型道路，政府来搭台、企业做主角、公众来平台投资，从而着眼于实体，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线和优化资源配置。此外，针对外资入华投资方式的转变（过去是为了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如今是为了中国市场），中国将对外资利用进行版本升级，使其从低端产业转向高端产业，而非在市场上投机套利。总之，正如纽约之于美国，放眼中国，谁能率先变革、吻合中国金融安全岛的内核，谁就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安全岛的中心。
纵观近代城市发展史，往往经历了上、下两场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城市化上半场从分散到集聚，下半场则是从集聚到再分散。城市发展下半场依然以空间扩展模式为主，但其权重呈现出趋小态势，为约束无限制的空间扩展，需要设立一个清晰的规划标准——100年。
中国城市之间刮起一场“对标风”。武汉“双胜利”动员大会提出要全面推进“对标工作法”，提出社会治理要对标北京，营商环境要对标上海，科技创新要对标深圳，智慧城市要对标杭州。另一个省会城市南昌也提出：对标成都，打造山水名城；对标合肥，实施科技创新；对标长沙，发展流量经济。而在此之前，对标口号喊得最响的城市当属青岛，青岛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学深圳、赶深圳”，强调“凡是深圳能做到的，青岛都要做到”，并把学深圳的目标细化到各个行政区，列出“学赶”清单。青岛学深圳，不甘落后的兄弟城市济南自然也不能比深圳差，提出要对标上海，甚至在2019年出动70余名领导干部，前往上海取经。作为国内城市主要对标对象，上海、广州、杭州这些“优等生”则纷纷将目光投向全球。上海提出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对标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深圳一直致力于成为像硅谷一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之都；杭州自筹备G20峰会起，便已同步推出国际化战略，将目标瞄准了“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俨然已经成为城市成长、向更高处攀登的“必修课”。
对标管理又称标杆管理或参照管理，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IBM。20世纪90年代，伴随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标杆管理被广泛引入政府改革与治理过程中，成为促进政府绩效改进的战略性工具。如今，城市纷纷进入对标时代，既是出于城市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也是城市竞争白热化的无奈现实所致。古往今来，从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城市之间一场接一场或明或暗的城市竞赛，助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进而加速城市向更高层级迈进。一些全球城市的先进经验确实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可参考借鉴的模板。例如，纽约的开放式创新街区“硅巷”，为诸多城市提供了城市创新空间的建设样板；东京的TOD建设，则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有效范例；而伦敦成立夜间经济活动委员会提振消费，亦成为城市夜经济发展的范本。正是如此，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秘诀，往往被认为是城市间的竞赛。随着城市化登峰造极，城市竞争加剧，可以说是“标兵渐远，追兵渐近”，不进则退，慢进也退。加之，基于行政权力进行资源分配的城市竞争优势也在被大范围消解，城市竞争越发白热化的背景下，城市之间既互相提防又互相学习，“抢人”“抢钱”“抢产业”全面上演。
在城市竞逐的当下，谁也不愿甘拜下风。然而，城市间的你追我赶从未停止，也从未跳出“大干快上”的窠臼。当下的对标风潮也是如此，仍是以政府规划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存在运动式的、机械式的对标设定。最为普遍的误区是，误以为对标学习就是跟着目标搞造城运动，试图通过对建筑物的“克隆”与对硬件设施的模仿实现城市的比学赶超。摩天大楼崇拜即为典型。尽管超高建筑面临着造价高、管理维护贵、防风防震难等众多挑战，但我国不少地方建设摩天大楼的热情不减，甚至像义乌、华西村等县级市、村镇，也竖起了超过300米的高楼。然而，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反而会破坏城市景观，甚至加大城市负荷。有数据显示，数量为美国88%的中国摩天大楼，支撑着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没有相应的产业和人口做后盾，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与生活方式的模仿，无异于画饼充饥。即便能逃出外在模仿的陷阱，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容易让城市将对标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政策、路线、战略的复制粘贴。例如，在直播卖货引发全民追捧、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上海之后，已有十余个城市都提出要打造“电商直播之都”。然而，电商直播之都的背后离不开丰富、低价的商品供应，如“网红直播第一村”义乌市北下朱村，汇聚5000多名短视频从业者，每天送出的订单平均在60万件左右，其背后依托的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8万多个商铺。对于同样雄心勃勃要打造直播之都的重庆、成都等西部城市，即便积极打造直播基地、直播电商服务机构等，但没有丰富的供应链为依托，商品拿不到最低价，就没有竞争力，筑了巢也难引来凤。更有甚者，不顾自然规律和城市现实条件，“拍脑袋”决策、上马工程，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如被陕西7部门联合通知批评的“秦东水乡”项目，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易干旱的农业市，平时连建设道路绿化都缺乏资金，却要大手笔打造生态水乡，而所造的景观水系，一部分水源需要通过抽取地下水或调用水库水源、农业灌溉用水等进行补给，这与当地农作物缺水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
显然，外在的形能够模仿、学习，而内在的魂却难以创造，盲目对标的结果很可能是城市“失魂落魄”。更何况，用“目标明确”“规划长远”的方式去完成“发展战略”，属于一种典型的目标导向方式，其背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假设，以为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动员和操纵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然而，城市发展从来没有具有普适性的标准模板。一方面，二三线城市对标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瞄准全球城市之时，殊不知，世界顶级城市已把世界“带歪”。广州曾在21世纪初提出对标美国底特律，那个时候正是汽车工业的巅峰时代。然而，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向以金融为主的服务型经济转型，底特律、匹兹堡这些城市也随之沦为“铁锈地带”。如今，这种空心化趋势仍未停歇，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城市政府，如西雅图和纽约，正在通过增加税收与强化监管把新企业推出市场。沿此路径发展，无疑只会重蹈城市空心化的覆辙。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无法延续到未来，工业时代的经典城市发展路径已不适用于未来的城市发展。互联网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商品交换、信息交流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城市的聚集效应被削弱，规模至上的竞争法则已失去前提。硅谷能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之外异军突起，就是打破了规模与体量的窠臼，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打破物理空间的集聚限制。更何况，当新经济逐渐替代工业经济，城市的衡量标准除了有形的物质，还包括无形的精神、体验，旧船票已无法登上体验经济时代的城市“新客船”。更为重要的是，确定的目标无法应对不确定的城市风险。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城市发展中，许多无法预见的问题会随时涌现出来，城市面临的风险已经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而是指数放大，风险链条的传导机制也越来越难预测，早已不是目标导向的城市发展方式所能应对。
由此可见，城市对标发展背后这种目标导向的“计划”思维正面临方方面面的掣肘。事实上，城市形成与发展本就是在各种力量组合推动下的复杂过程，外在变量越是扑朔迷离，越要穿透混沌的表象，回归事物本质去探索其中的真实联系，也就是说，城市发展应回归第一性原则，不是目标导向，也不是外在价值取向，而是以自身为依据和尺度。第一性原理其实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每个系统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它不能被违背或删除。”只有回归城市本质，去思考最基础的要素，从城市的本源出发寻求突破口，才能最快速、最直接地找到答案，避免让城市沦为规划的“提线木偶”。第一性既可以是自然的温情和生机，如在日本的濑户川，三四十年前，市民们在沟渠中放生了3000多条鲤鱼，为了让这些美丽的生灵拥有清澈的生活环境，保护水质成为了义不容辞的集体责任。经过全民参与的清理河床活动，原本污浊难闻的下水沟渠，已经变成了美丽别致的景观，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招牌。第一性也可以是传统的韵味和风情，如在日本京都，传统的町屋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当地人让大自然进入住宅之中，庭石、植栽、青苔、回廊、雨水、微风，构成了家居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深植于民间的对传统空间的认识和喜爱，成为了延续京都传统的最大力量。第一性还可以是历史烙印与新时代气息相糅合、以人为本的改造和重建，如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后，波茨坦广场这个原本荒芜破败的大工地，经过戴勒姆·宾士集团和索尼公司的共同改造之后，重新变得生动有趣，甚至还曾请舞蹈师为起重机编了一支芭蕾舞，如今，波茨坦广场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柏林中心，其每年创造的经济效益占柏林经济的74%，其中旅游创收高达23%，每天可以吸引7万人次到此游览。总之，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所言，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能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只有告别运动式的造城热、对标热，立足于城市自身，回归城市服务于人，而非服务于城市，城市才有创造力和人文气息，才有人为其前赴后继，建设伟大的城市文明。
纵观近代城市发展史，城市发展往往经历了上、下两场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城市化上半场（即1.0阶段）是从分散到集聚的过程。从发展阶段性特征看，沿着交易中心—生产中心—商品中心—金融中心—办公中心逐步进阶。以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英国为典型：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让欧洲的主要商道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伦敦顺理成章成为交易集中地。此后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让伦敦成为当时的生产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与全球吸引力倍增，国际贸易额自然剧增，尤其是建立在殖民掠夺之上的贸易，到1914年，英国殖民地面积达到本土面积的111倍。经济空前繁荣与财富膨胀催生出对金融的强烈需求，加之，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在19世纪末成形，最终成就了伦敦“金融首都”的地位。人流跟着产业流、资金流走，精英在伦敦集聚，白领职业人群的大量出现甚至导致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改变，催生了20世纪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特征。从发展趋势特征看，整个过程是向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为CBD）收敛发展。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的界定，CBD是城市地理中心，更是城市经济和商业功能的核心，城市化上半场从要素分散到集聚，最终在城市核心区构成金融、商贸、商务高度集中，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完善，交通通信便捷，生产要素快速集聚扩散的物质空间。换言之，成就CBD是城市化上半场发展的必然，是城市经济1.0阶段成熟的显著标志。
而城市化下半场（即2.0阶段）则迎来新特征，与上半场相反，是从集聚到再分散的过程。一方面，“长安居，大不易”，综合成本与“城市病”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城市规划家刘易斯·芒福德就曾愤愤指出：“有史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生活在如此残酷而恶化的环境中。”另一方面，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一定程度上消解地缘隔阂，进一步加深市中心空心化程度。英国“新城市运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促进郊区发展的政策，苏联“消灭城乡差别”的都市分散化政策等都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于是乎，城市化下半场便开始沿着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摊大饼”式扩张，从世界上几乎所有超大城市的卫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沿轨道交通呈树枝状扩展的印记。区别来看，内陆城市往往向卫星城市扩散。城市中心的人口、产业、资源向郊区、向周围的中小城镇转移，以交通、通信为强连接构成卫星城镇散布的网络状城市圈。典型如东京都市圈，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都的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千米，后来随着经济腾飞、交通助力（轨道交通总里程2500 千米，是中国城市中轨道交通总里程第一的上海市的约4倍），扩张成“一都三县”（包括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这些卫星城镇），总面积13514平方千米。海边城市则进入湾区时代。湾区作为重要的滨海经济形态，其发展模式往往可以兼顾生态环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以GDP计算，东京湾（近2万亿美元）可超越巴西位列第9大经济体，纽约湾（1.7万亿美元）可比肩俄罗斯，旧金山湾（0.84万亿美元）与荷兰相当，能排在全球经济榜单第17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非典型的。第一，城市化范围之大实属罕见。几十年来，超过5亿人口涌入城市，中国城市吸纳的人口比西方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现在有130个100万以上人口城市，超过美国（45个）、欧盟（36个）和南美洲（46个）的总和。第二，中国大部分城市几乎闪电般走过城市化上半场。从20%提升到40%的城市化水平，英、法、德、美、日分别经历了120年、100年、80年、40年、30年，而中国只花了22年时间，比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快了1倍多。第三，许多CBD发展过程不经典、走过场。区别于城市化循序渐进发展、最终形成CBD，中国CBD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承接改革开放之后的外资涌入。无论是1990年陆家嘴的规划，还是1993年北京CBD规划，其主要职能是吸引外商投资，为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总部提供方便。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非典型崛起和膨胀背后的玄机在于，中国城市化是建设出来的，而不是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自然发展出来的。政府不但通过各种政策激发城市活力，还通过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城市的开发建设，回溯过去约70年的城市规划历程，前30多年主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具有明显的“政治附属性”，如1958年，上海明确将闵行规划为以机电工业为主的卫星城就是效仿苏联的卫星城政策；而后30多年，则大量借鉴欧美等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城市规划转型特征明显。而政府主导城建的发展路径则构成了中国城市化重建设、轻功能的偏态特征，在GDP的贡献上居功至伟，在城市经济应有功能上不尽如人意。例如，《商务中心区生态圈构建和发展》显示，北京CBD是唯一进入全球CBD排行榜十强的中国CBD，而与其他国家CBD相比，北京CBD将大部分空间用于办公，在7.04平方千米的面积上聚集了132座写字楼、14座超甲级写字楼，用全市0.4%的面积贡献了全市接近6%的GDP；而留给商业娱乐、市政和交通的空间则显得严重不足。
当下，随着中国城市化上半场的结束，城市化转段下半场的苗头已显现。“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四线容不下灵魂”的感慨与“收缩型城市”现象（按首都经贸大学副教授吴康的研究，在663个建制市中，总计80个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其中包括24个地级市、56个县级市）皆为例证。客观而论，中国进入城市化下半场的条件也已成熟。一方面，核心大城市足够强。在国内比，全国综合排名前30位城市的GDP、货物出口额、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占比分别达到42.5%、74.9%、97.8%
；在全球比，根据2019年《全球城市综合排名》（共130个城市上榜），中国上榜城市增加到26个（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分列第9、19、71、79位），且均在快速接近世界其他领先城市，平均得分增长速度是北美地区城市的3倍。另一方面，交通与通信的独特优势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的驱动力。论交通，截至2019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达501.25万千米，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5万千米，皆问鼎“世界之最”，尤其是当全球高铁线路深陷收支平衡难题之际，京沪、沪宁、宁杭等多条高铁线路均已盈利，2019年归母净利润119.37亿元的京沪高铁更被誉为“全球最赚钱高铁”。论通信，我国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5G基站，5G用户数量占全球70%以上，移动通信与数字技术使得距离、速度、时间这些概念被颠覆，功能区的划分和形成、资源配置方式都在被重塑，城市发展模式亦然，一定程度上将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最为关键的是，随着城市化下半场开启，中国必然要再一次在城市化发展路径上作出选择，是顺延上半场轰轰烈烈的“建设造城”还是选择其他路径。
在空间扩展与功能迭代的城市发展路径抉择中，中国城市化1.0选择了空间扩展，政府不遗余力地直接参与城市开发，大拆大建。最典型的便是延绵不绝的“造城运动”。当前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达3500多个，远超中国的县级区划数量（约2800多个），仅19个国家级新区的规划面积（陆地）就高达26247平方千米，相当于当前全部设市城市建成区总面积的一半。而且新城、新区建设还没有停下步伐，仅以成都为例，目前规划的、在建的新城、新区一共有23个，基本上每一个行政区都有一个新城、新区。
然而倾政府之力进行空间扩展的城市发展路径，在铸就中国城市化奇迹的同时，也为问题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一，土地资源浪费问题。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16年全国新城新区总面积近4万平方千米，而人口不足4000万，人口密度约为1000人/平方千米，是国家建设用地人口密度标准的十分之一，大量土地资源被低效利用。其中以康巴什、曹妃甸等空城、“鬼城”最为典型。第二，城市病日趋严重。当城市盲目扩大规模，必然拉长城市生活、生产半径，导致城市运营效率降低。大量人群每天在市中心与郊区之间奔波，饱受“钟摆式”流动之苦，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加重了对交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三，城市功能与现实需求脱节。“强政府、弱市场”的城市发展，往往因造城理念太超前难以有效落地推进，如孤悬在市中心75千米外的临港，既无法“以港兴城”，又因产业生态限制尚难作为独立辅城发展，落得白天新城、晚上空城之境遇
。部分城市规划甚至异化为“政绩道具”，出现“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第四，城市发展落差加剧。一些先发城市迅速拉开与其他城市的距离，从2019年GDP百强城市的数据来看，仅东部沿海地区就占50%以上，广东、江苏、山东等经济强省，一省就有十多个城市入榜。甚至随着城市空间规模扩大，内部也出现发展不均衡现象，这从舆论对成都“南部繁华似上海，北边却似小县城”的调侃便可见一斑。
随着城市经济2.0来临，新一轮去中心化的扩展期又面临着功能迭代、空间扩展的路径抉择。但若延续空间扩展路线，损失依然会很大，尤其当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之快又抹杀了城市在此过程中自我修正、调摆的可能，纯粹空间扩展带来的一个个问题将堆积起来。更为关键的是，该路线短期来看没必要。尽管中国城镇化率在2019年时才刚突破60%，但据《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8—2019）》分析，中国的道路、管线、机场等城市空间硬件基础设施可比肩欧美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建成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估计可以容纳80%的中国总人口。空间扩展路线中期来看不适宜。工业经济背景下，中国城市最初规划以方便工业生产为主要目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致使建筑环境趋同、设计平庸，几番运动式、跟风式的“造城热”造出了千篇一律的“新城”。但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起“城市美化运动”、2011年英国提出“新花园城市”理念，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功能需要满足更多元化的需求。更进一步而言，当下体验时代来临，城市不仅要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还要满足体验、情感需求，开始经营人的欲望，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将带上特有性格特征和脾气，显然难以通过空间扩展满足。空间扩展路线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中国城市经济1.0时期的空间扩展主要遵循这样一套逻辑：以土地为杠杆支点，换取启动资金，投资基建→土地可开发→出让土地获取基建投资资金→投资基建，通过以上循环实现快速城市化。究其实质，这种模式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以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提供财政支撑为两大前提。一方面，供给要有需求配对，土地供给、硬件建设等配以投资、消费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因此在大规模、快节奏的大拆大建中，经济必须持续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增长趋向稳健，需求对城市空间扩大的支撑也会趋缓。以住房为例，当下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高达96%，要知道全球该比例超过90%的国家一共也就6个（罗马尼亚、立陶宛、中国、新加坡、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均GDP和中国相近的墨西哥约在60%，房产市场需求正逐渐走向成熟、分化阶段。另一方面，城市空间扩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物质环境建设，尤其是相关公共设施配套等都涉及大量的政府资本投入。诸多新城新区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方式举债建设，造成大量资金沉淀，财政风险加剧。西南小县城独山县在2012—2018年间负债400亿元，建了一大堆科研、商业、民生都用不上的烂尾“奇观”，而当地年财政收入不过10亿元、人口36万，相当于人均背负11万元债务。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2.0显然需要从政府主导的空间扩展逐步转向功能迭代，让市场力量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反映市场需求，正所谓“人民城市人民建”，让城市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满足企业商业发展需求，并通过市场经济提高城市发展造血功能，改变政府出钱的单一模式，实现城市建设投资结构、经济结构多元化。更应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城市本身的潜力，理论上，以价格和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通过均等机会让社会要素在流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提升整体利益。换言之，充分的市场机制可以让城市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要素发挥潜能，推动城市自身聚集和辐射能力的不断增强，实现功能迭代甚至跃迁。事实上，英国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由市场意识主导、功能自然迭代的城市发展远比自上而下的城市空间规划有效。其城市化在没有城市规划制度时就开始了，1901年英国城市化率达78%，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制度直到1909年才建立；而在城市发展质量上，没有城市规划的老城依然生机勃勃，而大部分在战后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新城（莱彻沃斯、米尔顿·凯恩斯等）却活力欠缺、气息奄奄。不过，当下矛盾的要点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确实进化了，城市功能迭代机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未越过起决定性作用的临界值。虽然对比当年另起炉灶、不管不顾大造新城有很大进步，表象上是遵循了城市化下半场中心城区边缘向外扩张的趋势，但兑现的过程依然是政府通过公共物品配置、行政区域变更、城市规划为主导。由此观之，估计城市发展的下半场依然以空间扩展模式为主，但其权重呈现出趋小态势。
而在城市经济2.0阶段，市场力量逐步介入、推动城市功能迭代的过程中，中国各级城市政府仍有土地资源，纯粹空间扩展的诱惑依然很大，通过《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等来实施行政约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设立一个清晰的标准体系。如果说城市化上半场的标志性、标准性体现在CBD的出现，那下半场的标准可以定义为“100年”。就像《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中规定我国桥梁设计使用年限是100—120年，重要的和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设计使用年限是100年一样，包括卫星城、湾区等新城新区的城市空间扩展建设，其功能规划年限也要达100年。作为“造城”样本的陆家嘴，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一定程度上暗含了这种标准。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方案经过3年7个月的酝酿，批复于1993年，自此历任上海市领导都没有随意修改陆家嘴的规划方案，除了在2008年面积稍有扩大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改动。到2015年，陆家嘴最后一栋摩天大楼上海中心落成，陆家嘴基本建成，总建筑面积约470万平方米左右，容量变动基本在规划的范围内（规划建筑面积调至418万平方米）。这份被认为“可能是中国执行得最好的城市规划”，也让陆家嘴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
1997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考察浦东时，所到之处皆见吊车，感慨终于明白上海市鸟为何是仙鹤（英文中鹤为crane，与吊车同词）。毋庸置疑，这种轰轰烈烈、四处吊车的场景随着城市经济1.0阶段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感观上更隐蔽，但能量更剧烈的功能迭代模式将开启中国城市化下一个阶段。
以技术作为底层逻辑和根本动力的数字经济已汇成滚滚向前的大江大河。纵览全球，已有不少城市借助数字化的东风，实现转型升级，甚至是跨越式发展。数字技术在方方面面为城市赋能。
其一，数字化释放经济发展红利。据世界银行测算，一个100万人口以上的智慧城市建成，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实施全方位的信息化将增加城市的发展红利2.5到3倍。早在201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就通过物联网对城市的水、电等公共资源进行自动化、数字化升级，节省资金超过7500万欧元。而在仅有130万人口和400万公顷土地的爱沙尼亚，数字化进程每年为国家节省的资金达GDP的2%。
其二，数据驱动城市治理模式转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了应对基础设施老化带来的防洪压力，该市在全部下水道系统安装了传感器，以测量水流速度和水位。这些信息与天气数据甚至垃圾运输车辆的传感器相结合，用于指导工程师到达故障地点。系统建成后，2014年，该城市的降雨既没有导致严重的洪水，也没有造成居民死亡，这创下了当地的纪录。
其三，数据驱动生活品质提升。人民城市为人民，数据驱动城市发展最终需要落脚到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等领域。例如，美国奥尔巴尼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职业教育培训，帮助市民学习和增强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日本东京也让教职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向全球各地学员教授MBA课程；新加坡的远程视讯医疗系统，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端APP实现远程医疗咨询。
其四，数字技术提供绿色解决方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2014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动建设藤泽生态智能街区，该街区所有房屋屋顶都设有太阳能发电板，通过太阳能系统，该街区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了70%。新加坡榜鹅数码城市也集中建设家庭能源管理系统、太阳能集中供冷系统、气动垃圾收集系统、无人驾驶巴士等绿色项目。
大数据驱动、万物互联、一切皆在掌握……一系列亮眼的概念让人们对数字化城市寄予厚望，但实践中，除了突发事件导致城市停摆之外，智慧城市、数字城市项目烂尾、失灵的例子也频频出现。2013年起，武汉投入的1.75亿元智慧城市项目，历经几年波折与多方纠纷后最终烂尾。投资400亿美元、号称要打造世界级智慧之城的韩国松岛，后来却被评价为“切尔诺贝利式的鬼城”“人类的沙漠”……城市数字化为何“城”效难显？城市“大脑”为何出现“脑梗”？抛开管理的迟钝、技术故障等外在因素，城市数字化的核心问题在于其规划建设正在脱离本源。虽然在定义和理论上，城市数字化的着眼点在于“以人为本”，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异化为“以技术为本”。理念的偏离，必然导致实践的错位。要么把数字化转型等同于智能设施建设，重表轻里，重建设轻运营，引发“空中楼阁”效应。武汉智慧城市项目之所以烂尾，核心原因之一就是在购买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却对业务规划、集成和运营方面的费用考虑不足，导致设备与需求不匹配，最后只能沦为空中楼阁。即便能逃出技术至上的陷阱，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容易让城市将数字化转型简单地等同于政策、战略的复制粘贴，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忽略民生价值。很多城市建设时往往优先考虑能直接为本地带来经济产出的项目，如招商引资等，但对公共服务却考虑不足。如韩国松岛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盲目地堆砌钢筋水泥、搭设光纤网络，不仅远超城市居民的需求，导致生活成本过高，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让居民们感觉自己生活在“高科技监狱”里。
不仅如此，正如《反脆弱》一书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所言，现代世界的技术性知识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让事态变得更加不可预测。越是接近自然的，可能越有能力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越是人造的，可能更加趋近“脆弱”。当数字技术成为城市运转的基础底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出现技术失灵，整个社会都可能骤然失序。2020年，美国纽约由于多个变电站故障导致大面积停电，约4万用户被迫断电，地铁停运、电梯瘫痪、整个城市一片漆黑。日本亦有类似事件，2019年5月，两条铁路突然断电，只因两条虫子爬入内含开关的箱体内，导致26列火车受影响，约1.2万名乘客滞留。而且，当城市的运转完全架构在数字和互联网之上，也意味着漏洞无处不在，国家安全亦被置于风险之下。2021年6月，美国互联网云端服务供应商Fastly发生故障，引发全球多家网站瘫痪近1小时。据推算，每瘫痪1小时，全球营利性网站就会损失共2900万美元的广告收益。2019—2020年间，委内瑞拉国家电网干线也曾多次遭受网络攻击，全国大面积停电、经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显然，单纯靠技术驱动的数字化城市犹如“一条腿走路”，注定难以行稳致远。由此看来，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既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功能，更要处理好界面关系，让技术与城市功能、人文体验有机融合。
第一，从个人电脑奠定数字经济的开端，到大数据成为整个社会的共鸣，在时间维度，数字化转型有其自身发展逻辑，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也不例外。从信息化（基底，像身体，一般以硬件设施为主）到数字化（元素，像细胞，一般针对业务模式的提升）、互联化（模式，像语言，强调内外资源的连接、协同和服务），再到数智化（管理，像大脑，强调功能、管理、决策的协同化、智能化）。不同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具体需求不同，也就意味着城市数字化转型在技术应用上无法贪多贪新，而在于立足自身实际，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建立循序渐进的转型策略，才能避免“千城一面”、好高骛远。
第二，空间维度，以模块集成的方式，条块结合，以点带线，以块带面，逐步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这就决定了同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艰难，鉴于此，可通过“模块—集成”的方式，将城市拆解为条和块，再系统集成。以“条块结合”的方式搭建周期化、滚动式的数字化试点项目匹配框架，做到成熟一批、落实一批。同时，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城市运行的整体视角，避免各个领域相互孤立地各自推进。
第三，界面关系上，未来数字城市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通盘设计，更需要自下而上，“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以实践驱动转型与变革。在需要政府牵头推进的领域，筑牢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数字化“底座”。同时，引入社会力量，以技术支撑为工具，以业务落地为内核，坚持技术支撑和业务落地双轮驱动，当城市感知能力真正下沉，城市智慧化程度才会上升。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说：“我们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然而，如果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过度推崇科技、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人本”属性的话，就很难解决城市发展与“以人为本”之间的矛盾。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今后，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依然会继续推进，但是，城市发展的归宿，是让更多人诗意地栖居、更好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