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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拿一个蛋来说，若是在保全状态之下经过一定时间，则蛋黄便会一定成长，自然破壳而冲出来；藏在一粒种子中间的生命，起初破壳发生两叶，后则亭亭而变为冲天的大树，这都是为因有不可抑制的生命力。
关于社会发达的途径，也是这样来观察他的变迁痕迹。从中世到近世的飞跃——不消说，这种飞跃，凡属因果连续不绝的量的变化，即成为终极变化的质的变化——发生这个飞跃的动因，又是什么？
大抵发生这样变化的文化要素，是形形色色的。没有什么素因，则文化的产物，是不能够期待的。就是在所谓黑暗时代，也有聪明的人士，也有冒险冲动顶强的人们，也有议论宗教的机会，渐渐使古代希腊的文化，如枯树再生一般。不过作为这各种文化要件的资料，是和以前特别不同，使文化现象发生的动因，我们是不能不求之于前面所说的科学的发达。
在十五六世纪的时候，有各种发明，比如罗盘针的发明（1300年顷
），使海洋航海可能，火药的发明（1350年顷），使武器一新，凡最利用新式武器的人，便常能伸张其权力。1492年发现美洲，1498年发现东印度航路，起先由于十字军远征所培养的眼界，便因此越发扩大了。
这等事件，是可以和近世由于蒸汽与电器的发明及利用而发生的产业革命相匹敌。首先一个发现，即是新世界的发现，这恰和再升高一层，即将水平线扩大到四方，再进一层，则望远镜使之以认识未知的星晨
，再进一层，显微镜能够发现未见的细菌一般。况且还是由于罗盘针的发明而开发航路，用二乘法则
而推广交涉范围呢？自新天地发现，珍闻四出，由于同时所发达的印刷技术传播世界音信，于是各个人心理，不能不为之转变。文学也普遍传播于全世界，于是小封建制度因袭的壳，便不能不被蓬蓬郁勃的新生命的冲动所打破。
技术发达，又不能不使生活一般发生变化。只因为武器与航路的发现，航海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发达，而中世之社会的轮廓，便到了不能不自然崩溃的运命。
为这等新技术所促进的经济生活，徐徐变化，精神生活转变，而在政治上，也便有近世国家的成立。随着近世国家成立的，即是“国家即权力”的国家思想，格外发达——比如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英国的霍布斯（Hobbes
）等的国家思想或君权思想，便成了应时代要求而拥护国权的理论。从现今的立场来观察当时各学者的思想，固然是使发生多半含有偏见，为君权之故而牺牲其他一切的感想，但是这是要将当时的政治机运做背景然后才能了解，是须要知道的。
发生国家思想即君权思想的时代之经济思想的产物，即是重商主义的发生。我们便想到施慕勒（Schmoller）的话：“重商主义的本质，不单只是货币论，贸易平衡论、关税障碍、保护关税、航海律等等，其实还有比较重大的——即是社会与其组织的根本变革，国家与其制度的根本变革，以国民的国家代替地方的地域的经济政策。”
我们既然知道在近世初期，有君权专制的思想。至于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学者政论家，各自所建白
的经济政策，提倡的财政政策，是不能不先充分认识的。当时的议论和意见，多半都是发源于当时国家思想的时务策论。当时的情况和君权的要求，为其辩护人之优秀学者所把捉，其学说是不能不看做为这辈学者所容认的社会经济的环境之意识的产物。即是学者政论家的存在，是决定这些人的意识和学说，这些学说和策论，都是为使当时制度越发强固而尽力，这是丝毫不错的。
在这种社会经济的环境之下，各学者的财政思想，要而言之，都是君权主义的财政思想。一切制度，都是以此为中心的。财政思想是专制的，也是事之当然。在“民贫则君贫”式的财政思想之下，财政的奥蕴，与其说是在民众的福祉，就毋宁说是在支配阶级的利益——为使王室丰富之故，便不顾及国民经济；换一句话说，即是支配阶级以财政为拥护国家的机关，以君权为拥护中枢支配阶级的权力及擅作威福的手段。在这一点，和封建诸侯使庶民纳税肥己，是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由于区域推广，而以国家为本位来实行这一点而已。财政是国事，同时是王侯的私事，和家计没有区别。
在这个时代，还不曾将经济学当做独立的科学，因此也没有将财政学当做独立的科学，是不消说的。不过作为君权财政学的体系的优美文献，却是不少，比如法国的博丹（Bodin）、德国的尤斯蒂（Justi）、英国的配第（Petty
），便是属于这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