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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哲学史问题，然其对于三国以后文人之人生态度影响滋大，故举而论之。
俗所谓“清谈家”乃笼统之名词，实则西晋“正始”之谈玄者，固不同于三国末之“竹林七贤”，唯后此两派均有势力，而以“正始”清谈派势力为最大，因卒转成哲学之风气。
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自建安诸子慷慨使气、磊落恃才之态度不适用于魏晋之间，此辈文人不复能扬眉吐气。求富贵者，必归依政治势力之下；不求富贵者，亦不敢“月旦”
时局，乃放浪形骸，游心玄妙，做超实际之理想，此“竹林七贤”之所从出。渠辈
既不能如建安名士之趾高气扬，又不愿如西晋名士之寄迹于权门，故形成变态之人生观，吾人名之曰“旷达”，然与“正始玄风”异趣。两派中以前
影响最大，渊明即承此而为嫡系；而乐广
之流，则守何、王之正统，转为纯哲学矣。
何晏、王弼诸人学术思想之材料，主要者见于《魏志·曹爽传》《晋书·钟会传》及王注《老子》、何注《论语》等。
文人至此而风气一变。表面观之，何、王似难逃破坏士气之罪；而自内深察，则是政治影响所使然。在行为方面说，何晏、邓飏为一派，王弼则以早夭（廿四岁）故较何、邓为佳。按何本何进之孙，后其母为魏武所收，遂长于魏宫。文帝疾之，号曰“假子”。故何实一富家子而好老庄之学，夏侯玄、邓飏皆与之同派，明帝时皆不起用，至齐王芳即位，曹爽执政，数子乃得抬头，互相标榜，以玄风相尚，为党锢之遗风。自数人起，老庄、《易经》遂为时所重，所谓转移风气者以此。何尝注《老子》，见王注而尽弃之；乃别作《道德论》，今不传。其文传者甚少，唯《论语注疏》行世。王弼事详《晋书·钟会传》。少好玄谈，尝见裴徽，徽以“无”问之，对曰：“‘无’为圣人所体会到者，但不可言传，故不常言，《老子》全书虽是谈‘无’，其实是谈‘有’。”徽大叹服。何晏因而思纳交之。傅嘏又常与之谈圣人有无喜怒哀乐问题，王今犹有论此类问题之短文传世。大致观之，何、王可归为一派，盖同出自老庄、《易经》者，以今言之，即所谓形而上学也。傅嘏、钟会、荀粲三人又为一派。傅事详《魏志·王粲传》，当时傅对何、王之行为颇持异议，劝曹爽勿用之。其持论与何、王异者为才性同异，至晋称为“四本论”，即分人才性为四范畴，傅、钟尝细论之，钟辑而成《四本论》。荀粲虽哲学不如钟、傅，而以反对何、王之故遂成同契，其事见《魏志·荀彧传》。粲长于谈“象尽意论”。数子中，王最早夭，荀死年廿九，钟死于三十岁，故人恒谓《四本论》为钟会所辑成。钟主“《易》无互体”（“互体”旨为一卦可演数卦，并与他卦相通）。明上述诸人之生活态度及学理，可知其与阮、嵇之异，此“正始玄风”所以异乎西晋清谈者也。
总之，诸子以时代之影响不敢正面讨论政治问题，乃避而讨论超人生问题，此其相同之处。至于生活态度，则傅、钟等犹有东汉士人之风，余子则为魏晋玄风之始。
附论一：刘劭《人物志》
刘劭年较早于荀粲，建安时既已出仕，其《人物志》之来源与钟会《才性论》（《四本论》）相同；但不同之处在钟作乃士子私家著述，不与政治相涉，而刘于明帝时为都官考课，其著述与九品中正相关。盖东汉察举制既生流弊，魏乃立中正以救察举之失，并立都官考课以观察官吏之成绩，劭官于此，乃将此类考核评语汇成专著，即《人物志》是也。《魏志》载凡三卷，今传十二篇，实名家而兼儒家者也。至今犹可借以应世观人，颇值一读，连带引起魏文之“文气说”——说明作者与作品之关系。
附论二：论阮籍嵇康
阮嵇之事，最早见于《三国志·王粲传》注，“竹林七贤”之名盖起于此。竹林从何解释，颇有异说。其次见于《晋书·嵇康传》，复见于《世说新语·排调篇》，再见于《山涛传》，又见于王戎、阮咸、刘伶诸人之传。由此种种之记载，遂成七贤之定名。然自诸人年代先后、出处时代排定，知七人并未同时宴饮于竹林间，故竹林说既未定，而七人同饮事又无考，而世传“竹林七贤”之名，实不甚通。
以年代排比
来说，山涛之年最长，王戎最幼，自山生迄王死，为时整整百年，其文学光芒亦随时代俱灭，今略论七人于次：其生卒年月可考者有山涛、阮籍、嵇康、王戎，而向秀、刘伶、阮咸三人则不可知。
七人中唯阮籍当时为世家，盖陈留阮瑀之子，为曹氏所育养成人。及长，适司马氏执政，爱才而多忌刻，非阮出不可，故阮以委屈终其身。其性刚直而有抱负，乃不能不过变态生活以求避祸。其学问以儒家为骨干，虽亦研道家之学，然非其本心，观其家书告子勿学阮咸之纵诞可知矣。行为极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或闭户读书，数旬不出；或登山临水，累月忘归；或率意独驾，车辙所穷，乃恸哭而返，卒得保首领以殁。
嵇康幼依母氏，其性娇生惯养，及长，见世事不可为，乃隐去，而朝廷特征命之，不得不出，且以婚于曹氏而得为世家，因托故退隐而韬晦，平居与吕安、山涛相近，互相标榜。及山出仕，嵇作书与之绝交。其后吕安为其弟巽所告，以不孝罪入狱，株连及康，并遭杀戮，此事甚怪。考其受祸原因，当别有隐情。康素好为《广陵散》，袁孝尼欲得其传，而康故作神话以拒之，故临刑深致歉惋。据今人考证，知其曲所奏即战国聂政刺韩傀之故事，曲中有杀伐声，康盖借此以寄意，终成丧命之由。自《养生论》观之，其思想较阮为近于道家。
山涛为显官，提拔人才甚多，故为一代士子领袖，学问无多表现。
王戎性极鄙吝，勉强配入七子，思想无多表现。
刘伶如不与七贤游，则可以入《隐逸传》，盖隐于酒者也。
向秀最大贡献为《庄子注》，后为郭象所窃，故今无《庄子》向注本传世。
阮咸思想与乃叔同属儒家。
七人中唯嵇、刘、向三人为道家，余均为儒士。
七贤有下列诸特点：（1）任放。（2）慷慨。（3）淳厚——七贤皆热诚忠爱，与清谈家之浮纵其情根本不同。（4）好老庄家言——清谈家为口头之说白，而七贤之任达则以为陶情之学。或曰清谈家好易老，任达家则好老庄。（5）耽酒——七贤除嵇康外，皆嗜酒，山涛饮八斗方醉。凡受道家影响者，不好饮酒而好服食；故清谈家多好服食而不甚饮酒。（6）好音乐——清谈家不甚好音，任达家则好之。如阮籍善啸，阮咸善弹琵琶，嵇康善弹琴。以此标准可评定两晋名士，如其好音乐者，必近于竹林名士，于天下国家尚有抱负，如谢安即是。（7）韬晦——七贤皆有自知之明，非不得已不出，甚至不妄交游应对，与清谈家之急于仕进者大有不同。（8）周谨——任达家表面似甚放纵，实际则甚谨慎，如阮籍口不臧否人物，喜怒不形于色，故所谓放达只是末节，此所以异于清谈家者。而嵇康之遭祸，实由于周谨不及所致。以其尝于锻炉前轻忤钟会，由是结怨。今观其诫子家书，固周密极矣。故阮之得保首领，山之得久在官，皆以此故。（9）遗世——阮有《大人先生传》，嵇好道术，皆遁情世外者也。（10）自忏——刘伶之外，余皆自忏，嵇阮之诫子家书可资佐证。
在西晋潘、张、二陆
未起之前，当时学术仅上述两派，故产生名理持论之文学。后两晋名士之生活风格及兴趣，全是任达派之流裔，在文学上亦承任达之风，故论此时文学，首当注意其生活态度，然后再观所反映之文学。此时文人之心性犹相去不远，晋以后则日趋日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