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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我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后来这篇讲稿被附录于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屈原》之后，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大意是从屈赋用“比兴”的作风
上说明屈原自比为女子，以发明屈赋在文艺上一种独特的风格及其影响，然而这只是从文字上证明或解释屈原每每以女性自比的一个观点立说，并未涉及屈原全部文艺作风的根本问题。即是说：屈赋何以会有这一种作风呢？而且它所用的“比兴”材料除了以女性为中心外，仍极广泛；从文学技巧上说，这作风的根本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进一步的推论便是今天此文的目的。
屈原辞赋多用“比兴”，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指出。例如王逸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
刘勰也承袭着说：
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辩骚》）
又说：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
他们这些话虽未免挂一漏万，也不甚正确；但所谓“引类譬喻”，所谓“讽兼比兴”的原则却是无可怀疑的。
倘若需要一一指出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恐怕“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了。然而为加强我的论据起见，得先把显而易见的例子概括地介绍一下。
（一）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的有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二）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的有如：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乎
佩帏……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离骚》）
（三）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的有如：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涉江》）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
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
（四）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的有如：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以上《离骚》）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附
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惜往日》）
（五）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的有如：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昔《楚辞概论》中论《离骚》写作时代，以“相道不察”“延伫将反”数语为《离骚》放逐的证者未审。盖此乃用比语为设想，非正言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离骚》）
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思美人》）
（六）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的有如：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不量凿而正柄
兮，固前修以菹醢。
勉陛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以上《离骚》）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
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以上《怀沙》）
（七）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的有如：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以上《离骚》）
梼木兰以矫蕙兮，糳
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
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
（八）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的有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掔
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以上《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狭
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九）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的有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思美人》）
（十）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的有如：
众女嫉余之娥
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哀郢》）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
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以上《悲回风》）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乎
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
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思美人》）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惜往日》）
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以古事比现实的，如《离骚》中对重华的“陈词”，灵氛劝告的“吉故”，及《涉江》的“接舆髡首”，《惜往日》的“百里为虏”等段都是。其中又有比中的比，如《离骚》既以托媒求女比求通君侧的人，却更以“鸩”和“鸠”来比媒人的不可靠；《思美人》既以媒理比说项介绍的人，而又以“薜荔”“芙蓉”比媒人的不易得。因为他既怕举趾缘木，又怕褰裳濡足，所以下文说：“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若此之类，都是比中有比，意外生意，在表现技巧上可谓极尽巧妙的能事。至于屈赋各篇中尚有虽非正式用“比兴”，而其词句之间有意无意，仍隐含“比兴”意味者尤不可胜举。（如《惜诵》：“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一则以鸟为喻，一则以驾为喻。）由此看来，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有用“赋”体坦白地、正面地来说的了。所以说他“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后来许多作家，从宋玉到两汉，甚至于更后，都一直承袭着这种作风，而成为辞赋中甚至于我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现在我要问：屈赋这种比兴的特殊风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答案是：它一面与古诗有关，一面又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有关。归根究底，都是从人民口头创作出来的，并反映出人民在统治者压力下的反抗。但两者相较，《楚辞》与后者关系或更密切些。
《诗》有“六义”，第一是“风”，第二是“赋”。“风”是什么呢？《毛诗序》说：
“风”，风（讽）也。
又说：
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可见“风”就是讽刺，就是“谲谏”。这儿，当然需要说话的艺术了。为了要达到说话的目的，尽管不妨运用语言的技巧，所以李善注说：
“风刺”，谓譬喻，不斥言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
这是够说明一部分“风”诗的基本精神了。至于辞赋的目的也是讽喻。《楚辞》如此，汉赋也是如此。这一点汉朝人是深切了解的。《史记·屈原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从容
辞令而不直谏，岂不明明是讽谏的态度吗？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文约辞微，称小指大，类迩义远，不是风诗主文谲谏
的作风吗？《汉书·司马相如传》赞：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归，引之于节俭，比与《诗》之风谏何异？
又《扬雄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
又谓：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
又《汉书·艺文志》：
大儒荀卿
，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喻）。又班固《两都赋·序》：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
所以从文学的性质和技巧上说，辞赋与诗歌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王逸谓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所以班固谓屈赋有恻隐古诗之义而目之为“古诗之流”。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春秋时的赋诗与歌诗。《汉书·艺文志》：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接着他就说荀卿、屈原的赋都有古诗的意味。这段话不但最足以说明辞赋的起源，而且连带说明了辞赋本身的继承性。但我以为这里当特别注意的便是“微言相感”四个字。这就是说：在诸侯大夫交际的场合里，彼此需要互相表示意志的，都不肯直白地说出来，而必须赋一章或一篇古诗以为暗示。这便是“以微言相感”。这种戏剧意味，在今日或不免觉得可笑；但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反而觉得是雍容闲雅的事吧。不过古诗的意义随赋者的利用而不同，其中多半是断章取义的。而所赋或所歌的诗，其用意所在，又必须视双方私人或国家的关系、感情及国际地位种种不同，教对方去猜，去捉摸，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听者或受者若不能立刻发现其用意何在，那真会教人受窘而不能答赋的；或虽勉强应付，而不能与赋者的意思针锋相对，牛头不对马嘴，也是很丢人的事。后者的例子如襄公十六年《左传》所载晋侯盟齐高厚，因其歌诗不类。前者的例子则如昭公十二年《左传》一段记载：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原来《蓼萧》诗云“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是表示主人乐与华定燕语的意思。又云“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是表示主人以得见客人为光荣的意思。又云“宜兄宜弟，令德寿凯”，是表示客人有令德，祝他既寿且乐的意思。又云“和鸾雍雍，万福攸同”，是表示愿与客人同享福禄的意思。这简直是一个谜，相当难猜。华定不能针对这些意思答谢，便引起了主人的大不满，而遭受到严重的批评。
还有主人赋诗不伦不类，客人不敢接受，因而也不答赋的，如文公四年卫宁武子聘鲁，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的事便是。可见春秋时诸侯大夫相交接，赋诗和答赋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出谜的还比较容易些，猜谜的可十分困难了。因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诗篇读得烂熟；第二，要相当了解它的意义；第三，要神经敏感，对方一说出来，马上就抓得住他的用意，而能迅速对付。例如僖公二十三年《左传》记秦穆公享公子重耳一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小雅·六月》一篇是尹吉甫佐周宣王征伐的诗，秦伯引来比喻若将来公子返晋，必能匡扶王室。这个意义太隆重了，幸亏那位随从秘书，不然，或竟不免失礼了。
一部《左传》所载赋诗答诗的事不知多少，无非是借诗为喻，不能全切合事情，亦不能不切合事情，仿佛依稀地有点像，又有点不像，但彼此心里的中心意思都不曾说出来。所以春秋时诸侯卿大夫这种国际交接的仪式，若说他就等于今日猜谜的游戏，毫不为过。
春秋以来，楚人与诸侯各国交际频繁，自然会感到有学诗的必要；所以在《左传》中楚人引诗来谈话的，或赋诗见意的已是数见不鲜。对于那“主文而谲谏”的讽刺文学及其应用已经证明其肄习娴熟，运用自如了，国际上猜谜式的文学游戏也弄惯的了。然则屈原辞赋中的“从容辞令”“婉而多讽”的“比兴”作风是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以上是说明《楚辞》的作风与古诗的关系，以下再推论它与“隐语”的关系。
“隐”或作“”，春秋时又名“廋辞”。《国语·晋语》五：“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文心雕龙·谐隐篇》云：“‘’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喻。”先秦的所谓“隐”，大概就是现今的“谜”，至少它是“谜”的前身。故刘彦和又说：“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春秋、战国时，这种隐戏颇为流行。齐、楚两国的人且有以“隐语”为讽谏的风气。我们试看那时候的“隐”。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政），而好“”。成公贾入谏。王曰：“不穀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隐’也。”王曰：“胡不设不穀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动，将以定其志也；其不飞，将以长其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则冲天；虽无鸣，鸣将惊人。”……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按《韩非子·喻老篇》，《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载其事，互有出入。而《史记·滑稽传》
又以为淳于髡说齐威王事。）
处庄侄言“隐”于襄王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也。”对曰：“大鱼失水者，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弼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无离前。”
淳于髡曰：“狶
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孤裘虽弊，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按“微言”即“隐语”。）
齐有妇人，丑极无双，号曰无盐女。……自诣宣王，愿一见。……于是宣王乃召见之，谓曰：“亦有奇能乎？”无盐女对曰：“无有，直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复更召而问之，又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以上五条都是属于“隐”的故事。此外还有许多无其名而有其实者，若臧文仲母识文仲被拘（见《列女传·鲁臧孙母传》），齐人说靖郭君罢城薛（见《战国策·齐策》一），及淳于髡为齐威王请救于赵（见《史记·滑稽传》），等等，不胜枚举。我们试一分析“隐”的性质，不外：（1）用事物为比喻；（2）设者与射者的辞原则上须为韵语；（3）用以讽谏。上引五条除第一条和第四条的第一则外，其余都有比喻，唯第五条则全是“哑谜”，乃属罕见。又第二条的“设辞”无韵，而《韩非子·喻老篇》有之。《喻老篇》：“右司马御，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全用韵语，似较《吕览》《史记》《新序》诸书所记为得其实。至于以“隐”为讽谏的工具，先秦时有此风气。这作用与“三百篇”以诗为讽的意义也相同。刘彦和所谓“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文心雕龙·谐隐》），确有此等功效。到后来像东方朔之流只用它来开开玩笑，“谬辞诋戏，无益规补”，那就失掉用“隐”的本意了。〔《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朔应声辄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由此见来，“隐”的性质无论为体为用，其实都与辞赋相表里。所谓“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讽谏方法与屈赋惯用“比兴”的作风初无分别。它们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讽刺文学。所以《汉志》列《隐书》于“杂赋”之末，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以上参看拙著《先秦文学》第十六章及《屈赋考源》“余论”）
所以我说屈赋这种作风，远溯一点，他的来源与古诗有关，与古者诸侯卿大夫相交接，聘问歌咏诗的“微言相感”有关。而关系更密切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因为从春秋到战国，设“隐”讽谏已经成为风气，尤其在齐、楚两国特别流行；所以屈原文艺的作风直接受其影响是不足怪的。
我们试再进一步研究，不但《楚辞》与“隐”有关，而且发现战国时一般的赋乃至其他许多即物寓意、因事托讽的文章几乎无不带有“隐”的意味。例如荀卿的《赋篇》便是这样。试看他的《箴赋》云：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离合，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巨，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赋篇》中包括五赋，这是最末一首，作风完全相同。看它种种“疑其言以相问”的影射法，来描写关于“箴”的事情，显然是一种隐语了。它通篇除最末一句外，都暗射着针的，都是针的谜面；最后一句才说出答案来，那就是谜底；所以这篇小赋简直是一根针儿的谜语了。在《赋篇》中第三首《云赋》里有云：“君子设辞，请测意之。”设辞测意，这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是猜谜吗？猜谜说是先秦的“射隐”，汉以后又变为“射覆”（见《汉书·东方朔传》）。荀卿的时代稍后于屈原，他的赋竟由《楚辞》的“比兴”作风完全变成隐语，这其间的关系可以思过半矣。又按《战国策·楚策》四载有荀子谢春申君一书，书后有赋云：
宝玉隋珠，不知佩兮；祎衣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之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荀子·赋篇》及《韩诗外传》四略异）
这不消说仍是屈赋用“比兴”的作风了。但我们应该注意：荀卿曾经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又宦游于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遂家于兰陵。他与齐楚两国的关系如此之深，所以他的辞赋必然受屈原的影响，同时也受过当时隐语家淳于髡等人的影响是可以断言的（参看《先秦文学》第十六章及《屈赋考源》“余论”）。
此外那时还有许多非赋非隐，似赋似隐的文章，例如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见《新序·杂事篇》《文选》题宋玉作，恐非，但改“威王”为“襄王”则近是），庄辛说楚襄王一篇（见《战国策·楚策》四），楚人以弋说襄王一篇（见《史记·楚世家》），都是始则“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终则“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如齐驺忌以琴音说齐威王（见《史记·田完世家》），淳于髡以饮酒说威王罢长夜之饮（见《史记·滑稽传》），及庄子与赵文王说剑（见《庄子·说剑篇》），等等，都是因事托讽，借题发挥，其性质又无乎不同。兹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以示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庶民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
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推而论之，自“风”“骚”的“比兴”作风完成以后，我国文学——尤其是诗，便一直向这条道路迈进。所谓“寄托”，所谓“微辞”，所谓“婉而多讽”，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者，无不据此为出发点。汉、魏以后诗家有一种主要作风，白乐天生平所兢兢自守，唯恐失之者，也就是这一点。其后咏物的诗，鸟兽草木鱼虫一类的赋之专以物比人者，是属于这一类的；乐府诗中如《子夜》《读曲》等歌专以事物谐声切义的方法为比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纬书中图谶，诸书记及史籍《五行志》中的歌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事后往往“应验”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甚至后世的骈体文专以典故为象征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其在散文，则先秦诸子用之以说理（尤其是《庄子》《韩非》《吕氏春秋》等），纵横家用之以说事（尤其是《战国策》），乃至后世古文家集中的杂说，小说戏剧的讽刺与嘲骂，往往借着一个故事或一件事物来做根据，以为推论、解释、辩驳、寓意、抒情的助者，莫不与《风》《骚》的“比兴”及战国时滑稽优倡者流所乐道的“隐语”同源而分流，殊途而同归。于此，不但《风》《骚》和“隐语”的关系我们看得极其清楚，就是“比兴”及“隐语”与我国一切文学的关系也是极其清楚的了。然则“比兴”与“隐语”对我国文学的因缘不是够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