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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儒以来释“雅”一字之义者，很多异说，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觉到涣然冰释。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说》，取《毛序》“雅者政也”之义，本《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为雅字即是迹字，虽有若干言语学上的牵引，但究竟说不出断然的证据来。又章君说下篇引一说曰：
《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若雁与鴈，凫与鹜矣！大小雅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说恐是比较上最有意思的一说（此说出于何人，今未遑考得）。
《小雅·鼓钟》，“以雅以南”，这一篇诗应该是南国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词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声流入南国因而光大者称雅，南国之乐，普及民间者称南，也未可知。不过现在我们未找到确切不移的证据，且把雅字这个解释存以待考好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晓。）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得说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大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潛
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管
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
。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元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父
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的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叙》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大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是不能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
义）的话，乃和平地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在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大雅》本是做来作乐用的，则《大雅》各篇之类别，应以乐之类别而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些类别的了。若以文辞的性质去作乐章的类别，恐怕是不能通达的。但现在无可奈何，且就所说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几类，也许可借以醒眉目。
《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笃公刘》
九篇，皆述周之祖德。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齐，文辞不艰，比起《周颂》来，顿觉时代的不同。又称道商国，全无敌意，且自引为商室之甥，以为荣幸，这必在平定中国既久，与诸夏完全同化之后。此类述祖德词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
一篇，文王在那里见神见鬼，是“受命”一个思想之最充满述说者，俨然一篇自犹太《旧约》中出的文字。
成礼之辞，《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朴》《旱麓》《灵台》《行苇》《既醉》《凫鹥》《假乐》《洞酌》《卷阿》九篇。
《民劳》《板》《荡》《抑》四篇。此类不必皆在周室既乱之后，《周诰》各篇固无一不是儆戒之辞。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发扬蹈厉，述功称伐者，只《常武》一篇称周王，余皆诵周大臣者。
《桑柔》《云汉》《瞻卬》《召旻》四篇，皆丧乱之辞。其中《召旻》显是东迁以后语，日蹙国百里矣。《瞻卬》应是幽王时诗，故曰“哲妇倾城”，词中只言政乱，未及国亡。《桑柔》一篇，《左传》以为芮伯刺厉王者，当是刘歆所加。曰“靡国不泯”，曰“灭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厉王虽出奔，王室犹强；共和行政，不闻丧乱，犬戎灭周，然后可云靡国不泯耳。《云汉》一篇，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灭，其中又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故《云汉》或与《十月之交》为同时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