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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说：“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荀子所谓理，与我们所谓理，其意义不必同，不过这一句话，我们可借用以说我们的意思。某一类的事物，必有其所以为某类的事物者，此所以为某类的事物者，为属于此某类的事物所同有，即此类之理。一类事物之理，即一类事物之类型。凡属于某一类之事物，必皆依照某一理，或亦可说，凡依照某一理之事物，皆属于某类。所以“类不悖，虽久同理”。
凡属于某一类之事物，必皆依照某理，有某性。所谓性，即属于某一类之事物所依照于某理者。
一件一件的事物，我们称之为个体。一个个体，可属于许多类，有许多性。例如张三、李四，是两个个体。张三是人，是白的，是高的，他即属于此三类，有此三性。李四是人，是黑的，是低的，他即属于此三类，有此三性。此不过举例说，其实张三、李四，所属于之类，所有之性，皆是很多很多的，可以说是不知有许多。每一个体所有之许多性，各不相同。所以个体是特殊的，亦称殊相。而每一类之理，则是此一类的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的，亦称共相。
我们可把一件事物当成一个体而叙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此等叙述是历史。我们亦可把一件事物当成一某类之例，而研究其所以属于此某类之某性。此等研究是科学。例如我们可把张三当成一个体而叙述其所有之性，或其所有之性之某部分，如说张三是人，张三是白的，张三是高的等。此等叙述是历史。我们亦可把张三当成一是人的生物之例，而研究其生理。此等研究即是科学，或更确切地说，即是生理学。
科学中所讲者都是关于某类之理论，而不是关于某个体之历史。例如医学中讲各种病，如伤寒、疟疾等。其讲伤寒，乃伤寒一类之病，并不是张三或李四患伤寒之历史。他间或亦讲张三或李四患伤寒之历史，然其讲此历史，并非以其为历史而讲之，而是以其为伤寒一类之病之例而讲之。在实际上张三或李四所患之伤寒病，其细微曲折之处，不必尽同，但均有伤寒病之所同然者。此伤寒病之所同然者，即医学研究之对象。医学研究伤寒病之所同然者，故其所有理论，可适用于实际上任何人所害之伤寒病。
知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我们谓之为知类。科学虽不仅只是知类，而知类是科学所必有之一基本的条件，是一切科学所同然者。
我们可从特殊的观点，以说文化，亦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如我们说西洋文化、中国文化等，此是从个体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特殊的文化。我们说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等，此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此所说是文化之类。讲个体的文化是历史，讲文化之类是科学。
我常说，在中国历史中，汉人最富于科学的精神。这是一句很骇人听闻的话，因为照有一部分人的说法，汉人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反科学的。我承认汉人在许多方面的见解，是与现在的科学不合。汉人在许多方面的见解，以现在的科学，或即以现在人的常识观之，都可以说是荒谬绝伦。不过这些都是就汉人在许多方面的见解之内容说。科学本来是常在进步中的，无论何时代的人所有对于自然之知识，都有与已进步的科学不合之可能。若其不合太甚，则自已进步的科学之观点看，都是荒谬绝伦。但此亦是就此等知识之内容说。此等知识之内容，虽可以说是荒谬绝伦，而其形式则不妨仍是科学的。此所谓形式，即指一切科学的知识所同然者。一知识，如其有一切科学的知识所同然者，即是科学的。如一人，或一时代之人，其知识有一切科学的知识所同然者，或求使其知识有一切科学的知识所同然者，我们即说，此一人，或此一时代之人，有科学的精神。
关于汉人之富于科学的精神，有几点可说。此几点中，有几点我们已于别处说过（见《新理学》
绪论）。现在只说一点，此一点即是：汉人知类。
汉人之历史哲学或文化哲学，以五德、三统、三世等理论，说明历史或文化之变迁者，就其内容说，有些亦可说是荒谬绝伦。不过他们的看法，却系从类的观点，以观察事物者，就此方面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的精神。
汉以前有许多不同的文化，若从特殊的观点看，或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说：汉以前有殷人的文化，有周人的文化，有楚人的文化等。但有一部分的汉人不从此观点看，他们不从此观点以讲文化。他们不讲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讲金德的文化、木德的文化、水德的文化、火德的文化、土德的文化，或黑统的文化、白统的文化、赤统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是所谓文化的类型，与什么人无关。殷人可以是金德的文化、白统的文化，但金德的文化、白统的文化之实际的有，则并不限于殷人。我们可以离开殷人，可以离开任何人，而讲金德的文化、白统的文化。此正如张三或李四的病可以是伤寒，但伤寒之实际的有，则并不限于张三或李四。我们可以离开张三或李四，可以离开任何人，而讲伤寒。讲金德的文化、白统的文化，或伤寒，是讲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或医学。讲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或张三李四的伤寒病，是讲历史。汉人眼见有许多不同的文化，能从类的观点，将其分类，离开殷人、周人等，而专讲各类文化之类型，此即是有科学的精神。
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同，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注重异。从类的观点以观事物者，亦说异，不过其所说之异，乃各类间之异，而不是一类中各事物之异。但一类中各事物之异，正从特殊的观点以观事物者所注重者。例如医学讲伤寒病，固亦须说伤寒病与别的发热病之异，但患伤寒病之张三李四间所有之不同，医学并不讲之。但讲张三李四之历史，或其患病之历史者，其所注重，正是张三李四间之异。汉人不讲殷人的文化、周人的文化等，而专讲金德的文化、黑统的文化等，正是不讲一类中各事物之异，而只注重其同。
《礼记·礼运》说，有大同之治，有小康之治，此亦是说有此二种文化类型。公羊《春秋》家说有据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亦是说有此三种文化类型。就内容说，《礼运》及公羊家之说，比五德说或三统说，较为合于现在人之常识，所以现在人对于《礼运》、公羊家之说，常加称道。但就其皆注重于文化类型说，《礼运》、公羊家之说，与五德三统之说，是一致的。
自汉以后，中国人所见者，只是一种文化，所以对于汉人所有关于文化之理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并没有关于文化方面的问题。及至清末，中国人又看见许多不同的文化，在文化方面，又起了问题，因此对于汉人所有关于文化之理论，又发生兴趣。清末公羊家之学之所以大盛，此是其一重要的原因。
清末人用汉人所说对于文化之分类，以分别其所见之不同的文化。照康有为的说法，“欧美各国”的文化是白统，服色尚白，正朔建子。俄罗斯、回教的文化是黑统，正朔建丑。这些说法，当然是可笑的附会。我们若照样附会起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文化是白统，共产主义的文化是赤统，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是黑统。这说法虽亦是可笑的附会，但似乎比康有为所说，还有根据些。
汉人亦有将文化分为文质二种者。公羊家亦说文家、质家，清末人亦有说，所谓西洋文化是属于质家、中国文化是属于文家者。例如西洋人对于国君，直称其名，中国人对于国君，则讳其名。清末人以为此即文质二家之分之一例。
这些说法，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可笑的附会。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可不注意者，即是清末人亦是从类的观点，以说文化。就他们所说之内容说，他们所说是可笑的附会。但是他们知类，他们不注意于一类中的事物间之异而只注意其同。他们不说，中国与西洋，有什么本来的不同，如所谓国民性等。中国与西洋之不同乃由于其所属于之文化类不同。如中国人因文敝而改行质家之法，则中国与西洋即无不同。如西洋人因质敝而改行文家之法，则西洋与中国亦无不同。这种看法，离开其内容说，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