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西南联大只存在了八年时间，却培育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一百七十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教育史上的传奇。传奇的缔造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自由的教学风气。

西南联大成立之时，虽然物资短缺，没有教室、宿舍、办公楼，但是有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张荫麟、冯友兰等大师用他们富足的精神、自由的灵魂、独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深厚的学识修养，为富有求知欲、好奇心的莘莘学子奉上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课程。

闻一多的唐诗课、陈寅恪的历史课、冯友兰的哲学课……无一不在民族危难的关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照亮了求知学子前行的道路，为文化的继承保存下了一颗颗小小的种子，也为民族的复兴带来了希望。

时代远去，我们无能为力；大师远去，我们却可以把他们留下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以文字的形式永久留存。这既是大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应该一直继承下去的文化宝藏。

为此，编者以西南联大为纽带，策划了一系列图书，以展现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和大师风貌，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思想特点。已出版《西南联大文学课》《西南联大国史课》《西南联大哲学课》《西南联大诗词课》，本书主题是“文化课”。

本书所选各篇文章，在内容的侧重和表述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各位先生在教学和写作风格上各有千秋的结果。这一点，不仅体现了先生们各自的写作特点，更体现了西南联大学术上的“自由”，以及教学上的“百花齐放”。

在整理文章时，编者秉持既忠实于西南联大课堂，又不拘泥于课堂的原则。有课堂讲义留存的，悉心收录；未留存有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讲义，而先生们在某一方面的卓越成就亦予以再现；还有一部分文章是先生们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所写，分为演讲稿和发表在当时报刊上的文章，如罗庸先生部分文章，有的是讲稿，有的是发表在当时的《国文月刊》上的文章。雷海宗先生《孔子以前之哲学》一篇写于1932年，因这篇文章对历史文化及哲学文化有很好的总结作用，故予以收录。此外，张荫麟先生部分文章，虽是在他离开西南联大后，1941年至1943年发表，但这些文章思想的酝酿却与他在西南联大授课期间的学术研究息息相关，故予以收录。

按照上述选篇原则，编者在任教于西南联大的诸位先生中，选择了冯友兰、张荫麟、汤用彤、罗庸、雷海宗、吴晗、闻一多等七位先生，以他们现存作品中较为完整的全集或较为权威的单本作为底本。这些底本不但能保证本书的权威性，也能将先生们的作品风貌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因时代不同，某些字词的使用与现今有所不同。同时，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以及每篇文章的体例、格式等亦有不同，为保证内容的可读性、连续性以及文字使用的规范性，我们在尊重并保持原著风格与面貌的基础上，进行了仔细编校，纠正讹误。此外，编者还对原文进行了统一体例的处理，具体如下：

1. 原文中作者自注均统一为随文注，以小字号进行区分；文中脚注均为编者所加注释，并以“编者注”加以区分。

2. 因篇幅限制，部分文章只能节选，对这些节选的内容，编者皆在标题下以“（节选）”加以说明。

3. 文中表示公元纪年的数字皆改为阿拉伯数字。为保持全书体例一致，编者将原文正文中表示公元纪年的名称“西元”“纪”“西”等皆统一为“公元”。同时，编者对随文注中表示公元纪年的方法也进行了统一处理，皆以“公元×××年”表示。文中表示时间段的数字皆统一为“（××—××）”形式。

4. 闻一多先生作品，原文存在“定四年”的表述方式，鉴于《左传》为编年体史书，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因此统一为现今通行的表述“定公四年”。此外，对于文章中“《论语·子路篇》”“《论语·宪问》篇”等篇名形式不统一现象，为保持原文风貌，编者未做统一处理。

5. 因时代语言习惯不同造成的文字差异，编者对引文外的文字做了统一，如雷海宗先生著作中多用“惟”字，编者均改为现今通用的“唯”字，“想像”“摹仿”“折衷”“那末”“甚么”“成份”“无需”等词皆改为现今通用的“想象”“模仿”“折中”“那么”“什么”“成分”“无须”等词。另外，编者按现今语法规范，修订了“的”“地”“得”“底”，“做”“作”，“只”“止”，“他”“她”“它”，以及“绝”“决”等字的用法。编者还修订了“那”“哪”的用法，“那”旧用“哪”，原文中部分“那里”等词表示的是“哪里”的意思，此种情况，编者皆将“那”改为“哪”。旧时所用异体字则绝大部分改为规范字。

6. 译名皆改为现今通用译名，如“亚里斯多德”“马克斯”统一为“亚里士多德”“马克思”。

7. 本书为更清晰表达文章内容，对部分文章进行重拟标题及分节的处理。如本书第一章所选《文化的类型》《应对西洋文化持什么态度》两节本为一节——《新事论》中《别共殊》。为了让普通读者更清楚明白，一目了然，改为现标题。

8. 为保障现代读者的阅读体验，本系列图书根据2012年开始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对部分原文标点符号略作改动，以统一体例，如“《大学》、《中庸》”，改为“《大学》《中庸》”。

希望本书有助于读者们了解几位先生对文化的一些见解，引起读者们对未来文化出路的一些思考；同时，更希望本书能够唤起读者对西南联大的兴趣，更多地去了解这所在民族危亡之际仍然坚守教育、传播优秀文化思想的大学，将西南联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希望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