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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文学史上与歌德齐名的大诗人、大剧作家和美学理论家。他最著名的诗作为经贝多芬谱曲后唱遍全世界的《欢乐颂》，此外他还有一些抒情诗、哲理诗和叙事谣曲，也受到后世广泛的重视。
但是，作为剧作家，席勒的成就更多、更大，在德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更加显赫和重要。他创作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堂·卡洛斯》《玛利亚·斯图亚特》《裴阿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反》《奥里昂的姑娘》《威廉·退尔》和“华伦斯坦三部曲”等剧本，不仅至今脍炙人口，经常搬上德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有的还多次拍成电影，而其中的《阴谋与爱情》又是最著名和最富影响的一部。
《阴谋与爱情》（1783）是席勒青年时期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堪称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少数几个最硕大的成果之一，曾被恩格斯誉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故事发生于18世纪分裂、落后、名存实亡的所谓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具体讲则在德国境内数以百计的小邦之一的某一个公国。这个公国虽说小，其在剧中所反映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情的方方面面，于当时整个德国的现实却极具典型性，可以作为其封建、腐朽、愚昧的象征和代表。
该剧通过一对门第悬殊的年轻人由相恋而毁灭的悲惨故事，对荒淫无耻、阴险卑劣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帮凶，做了无情的揭露和鞭笞。剧本情节紧凑、曲折，矛盾冲突环环相扣，然而演进、展开自然合理；临近高潮时剧情紧张得叫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但于紧张激烈之中又不乏抒情和诗意，阅读起来也与看舞台演出一样引人入胜。一些场次，如第二幕第二场老侍从给弥尔芙特夫人送去公爵以无数青年给外国充当炮灰为代价换来的珠宝，第四幕第七场露意丝与弥尔芙特夫人之间的尴尬会晤和唇枪舌剑，以及第五幕剧终前年轻的恋人双双为爱情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等，都可谓精彩至极，堪称德国古典戏剧不朽的经典。
剧中的人物全都刻画得十分成功：正面人物一个个除去其可爱之处，又令人信服地有着各自的弱点，如男主人公斐迪南侠肝义胆，对爱情无比忠诚，同时却嫉妒、多疑，其毒杀恋人的举动更不能不说是可怕的自私的表现
；女主人公露意丝天真无邪、心地纯善，同时却生性软弱而且迷信，结果便给了坏人可乘之机；乐师米勒作为德国市民阶级的代表，虽不乏自爱、自尊，却惧怕官府；等等。在反面人物中，宰相封·瓦尔特寡廉鲜耻，残忍毒辣，无疑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有的权奸典型，他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势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终生幸福；宰相的秘书伍尔穆更可谓一肚子坏水，是个为虎作伥、阴险诡诈的地道小人，人间的悲剧往往由这种看似不足道的人引发，剧中的伍尔穆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侍卫长封·卡尔勃则是任何封建宫廷里都少不了的小丑，在剧中同样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还有一个看似次要的人物即公爵的情妇弥尔芙特夫人，其身份、遭遇、性格都既复杂又充满矛盾，在剧中地位尴尬而又关键，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和颇堪玩味的人物典型。
读《阴谋与爱情》，很容易想到莱辛和莎士比亚的一些著名悲剧，例如前者的《爱米丽雅·迦洛蒂》，后者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赛罗》，等等。不过比较起来，《阴谋与爱情》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似乎更明显，批判的锋芒也更锐利、有力，也正因此，它才成为了“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综上所述，《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的一部杰作，不仅在德语文学史和世界戏剧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少有地精彩和好看。
古典和近代的德语文学，其在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篇小说则为施笃姆的《茵梦湖》，而剧本恐怕就数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了，虽然以中文译本之多论，它远远无法与已有十多二十种中译本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与《茵梦湖》相比。据我所知，包括眼前的拙译在内，《阴谋与爱情》迄今仅出版了三种译本，即还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富岁译本和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廖辅叔译本。拙译曾于1993年收入我本人的三十年译文自选集《德语文学精品》（漓江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入选权威的《世界经典戏剧全集》（童道明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次出版时做了相当多的修订和润色。不论在席勒本人的创作中，还是在整个德国戏剧文学中，《阴谋与爱情》都可谓是一部最为中国读者和观众所熟知与喜爱的作品。
这一论断，可以从下面一些似乎不乏文化思想史意义的事件和事实中得到印证：
首先，在我国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阴谋与爱情》至少由三个不同的中国剧团公演过，这在席勒本人乃至整个德语戏剧文学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最为人熟知和受人称道的一次演出在1959年，演出的剧团为著名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那一年的11月，为了纪念席勒诞辰二百周年，我国首都文化界千余人举行盛大集会，出席纪念会的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和首都文艺界的丁西林、老舍、田汉等知名人士，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等外交官员。被国外某些研究者称为“中国的席勒”
的田汉，在会上做了长篇报告，分析了包括《阴谋与爱情》在内的一系列席勒代表作。作为盛大纪念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了由周来执导的《阴谋与爱情》。会后，此剧又连演许多场，成为当时首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从报刊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和评介文章看，这次为配合席勒诞辰纪念而带应景和急就章性质的演出很是成功，以至著名戏剧评论家李健吾发出感叹：“看一出演得好的席勒的戏，还想克制沸腾着的热情，是需要功夫的。”
但是，演出尽管成功，仍难免带上那年头奉为圭臬的文艺为政治——现实政治服务的鲜明印记，具有不可忽视的外交和政治意义。难怪评论在极力突出原剧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含义之余，还要顺带批判一下联邦德国的“反动势力”。
1959年青艺的演出，曾由电视台在一间仅两米见方的简陋演播室中直播了15分钟；可以想见，观众面仍然很是狭窄。不过，话虽如此，对于席勒作品特别是《阴谋与爱情》一剧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来说，青艺的演出不能不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阴谋与爱情》的另一次演出，远远不像青艺的演出那么受人重视。从1959年的一二篇文章中得知，那是在“多年前”，即新中国成立前，而且“不怎么成功”。李健吾先生说：“首先，把首相改成警察局局长（记得是这样类似的身份），政治背景缩小了，忿恨的目标也就缩小了。阶级对立的情况被抹杀，故事落入一般贫富之间的婚姻纠葛。就当时来说，这样的改编是出于不得已……”
由此，我们不也可以窥知“多年前”那次演出的时代特色么？
第三次也即最近的一次演出，是在“文革”结束不久后的1979年。虽说那时文艺演出异常贫乏，它却并未为一般研究者和评论界所重视。原因也许在于演出单位是没有太大名气的东北某省剧团。但是，这次笔者曾在北京通过电视转播观看的演出，在当年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格外敏感的中国观众看来，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巨大现实意义。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舞台上发生的事情和现实联系起来，目睹了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牺牲品的年轻主人公的悲剧，很自然地便想到现实生活中受反动血统论戕害的千百万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就把愤怒的目光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以搞阴谋为特长的“四人帮”。所以，《阴谋与爱情》的第三次公演不论成功与否，也不论演出的剧团水准高低和评论界反应怎样，在我们研究《阴谋与爱情》的接受和影响时都不应该忽视。
其次，通过上述三次公演，通过后两次公演时的电视转播和德发电影制片厂同名影片的反复放映，通过两三个文学译本和一册江浚、谭晓春编绘的同名连环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流传，《阴谋与爱情》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差不多家喻户晓，并在中国公众特别是在青年一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举一个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例子。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叶辛的《蹉跎岁月》。在这部曾经十分畅销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长篇小说中，有两个与《阴谋与爱情》关系密切的场面：
第一个场面 ——
一天夜里，刚认识不久的男女主人公在庄稼地里值夜，他向她谈到了家庭出身不好给自己带来的苦恼；她想给他宣传党的政策，可是没起多大作用。随后，她关切地问：“嗳，我来的时候，你在看什么书？我见你看书时眼里有泪光，这书一定很好看吧！”“是剧本，《阴谋与爱情》。”他掏出一本薄薄的小书说道。“这样的书？”她有点意外。“是啊，德国人席勒作的。写一对出身、门第相当悬殊的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他回答时“带着深深的感情”。可出身“红五类”的她呢，对这类“封、资、修”的书不感兴趣，“一听名字就不是好书，什么阴谋与爱情，肯定又是写哪个资本家的儿子爱上了一个贫穷的姑娘，不择手段耍弄阴谋想达到目的。听着都作呕。”
第二个场面 ——
三年后，她由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而沦为“黑五类”，受到了坏人的迫害。一天卧病在床，为了排遣自己对他的相思，把从他手里借来的《阴谋与爱情》翻了开来。这时作者叶辛写道：
杜见春（小说女主人公）看了第一场戏，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她捧着书，听不到鸡啼狗吠，听不到走过集体户门外人的说话声，更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一口气，把这本薄薄的小书读完了。尤其是最后那场戏，杜见春读着读着，由不得自己地落下泪来，低声抽泣着。
看完书，她没有把最后那一页合上，呆痴痴地坐着，仰起脸来，两眼瞪得老大，凝视着光线晦暗的屋头。根本没察觉，时间已是午后。也根本不觉得肚子饿。
这两个场面很是感人。它们有力而具体地说明，中国青年——包括出身经历不同的现代青年——是怎样理解和接受席勒的悲剧杰作《阴谋与爱情》的。
至此，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部在两百年前产生于德国诗人笔下的剧本，能获得中国文艺界和中国观众包括现代青年的理解和喜爱，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原因应该说不止一个，除了原著本身巨大的文学魅力，除了中文译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等的演出以及德发电影制片厂的影片都相当成功，还需提及的是中国也有许多类似题材的传统文学作品，因而群众接受起来没有任何困难。但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剧本那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争取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题材和主题思想。具有这类题材和主题的优秀作品，一般较易超越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因为它们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而对于刚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们的这一理想和追求又更加强烈。中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致使千百年来以至“文革”时期在现实生活中不知演出了多少阴谋与爱情的悲剧。也就难怪，《阴谋与爱情》这部杰作能为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很快地理解、接受。出于同样的原因，《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茵梦湖》则成了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德语古典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这类文学接受现象，应该讲绝非偶然或巧合，而是读者集体心理意识的曲折流露和群众理想追求的隐蔽反映。也就是说，从读者的接受和反应不只可以判断作品优劣，而且能窥知一定的社会现实。这，似乎也证明了文学接受与影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