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脑颅
还原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隐藏在颅骨里。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1883—1957）
作家

跟死亡相关的各种意象中，颅骨最容易让人联想到死亡。从最早期的人类社会开始，颅骨及其相关的象征物就有祭祀的作用，而且几乎贯穿了所有的文化和文明。如今，骷髅头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万圣节象征，得到了重金属摇滚乐手、机车手和古代海盗们的青睐，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有毒物质的警示标志，频繁地出现在风靡当下的哥特T恤上。

装饰繁复的颅骨在维多利亚时期作为古董珍品在市场上销售。比如闻名遐迩的水晶颅骨，据传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的产物。但很多水晶颅骨最后被证实只是19世纪后期制作的赝品，目的就是欺骗和糊弄有钱的收藏家。伪造颅骨不只是为了牟取暴利，还有的是为了“促进”科学理论的发展。1912年的皮尔当人骗局就是为了向学术界证明，类人猿向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丢失环节”已经找到。1953年，这个之前在英国东萨塞克斯郡皮尔当被发现的古人类颅骨被揭露是一个伪造品。经过仔细检查，人们发现这个伪造品的脑颅来自一个矮小的现代人，被改造过的下颌骨属于一只红毛猩猩。这次事件也成了一直以严谨著称的英国科学界的黑历史。

除此之外，颅骨还成了价值连城的艺术品。2007年，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创作了他的成名之作《以上帝之名》。他创作这个作品的原因是他的母亲经常这样问他：“以上帝之名，你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一次，他的回应是一个以白金浇铸，用8600颗极品钻石装饰的极尽奢华的骷髅头。不仅如此，他还在这个骷髅头额骨的正中，镶嵌了一颗巨大的梨形粉钻，代表洞悉一切的第三只眼。这件作品被认为是死亡的象征，通过这样一件艺术品，我们思考死亡的真谛。同时它也向我们暗示，或许艺术比生命更能跨越时间的鸿沟，生命总归化为尘土，而艺术的美却能源远流长。据说这件艺术品的造价约为1400万英镑。它最终是否售出，以及被售卖给了谁，我们无从得知，毕竟5000万英镑的天价不是谁都承受得起的。

关于这件艺术品，有两个方面让我难以接受。大量使用钻石来打造这样一件浮夸的艺术品不是我的关注点。我在意的是，用作模型的原始颅骨是从伊斯灵顿的一家标本商店购买的 ，买卖我们祖先的遗骨会引起道德上的争议，也忽视了遗骨作为历史文物的重要性。在某个或近或远的时期，这些遗骨曾是某人在世的儿女。如果有人从我们自己的祖坟里偷盗遗骨售卖，我们肯定会被冒犯到，同样，我们就该换位思考，尊重别人的祖先。还有，这件艺术品上的牙齿是真的，它们从颅骨上被拔下来，再被镶嵌到已经浇铸好的艺术品上。打着艺术的名号，严重破坏了原始颅骨的整体性，这种行为让我难以接受。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也很怀疑艺术家并没有按照牙齿的正确顺序镶嵌。

也许，我们被颅骨所蕴藏的象征意义吸引是因为颅骨是遗骨中最显眼的部分，更是我们作为人的核心部分。大脑承载着我们的智慧、力量、性格、感知，或者像有些人相信的那样，还有我们的灵魂。就好比我们通常是靠脸来认人，而不是靠膝盖。与人交往时，和我们互动最多的也是对方的大脑，同时，大脑也是我们意识、智慧、人性和真我的殿堂。我们对骨骼和颅骨经久不息的痴迷，原因或许很简单：我们都拥有一具肉身，但骨骼却隐藏在我们看不见的深处，所以成谜。

当警方邀请法医人类学家协助调查案件时，多半是因为发现了尸身不全的受害者，并需要合理的解释，从而需要我们的专业帮助。虽然大部分人在出生时都四肢健全，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羊膜带综合征，这种情况会造成胎儿在子宫内四肢或足趾不发育。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外伤或者外科截肢手术而失去四肢，这是遗体不全的一个原因。另外，当一具尸体被发现缺失一部分时，大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野兽的啃食，但有时也可能是因为被蓄意分尸或抛尸。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必须保持开放的思维，哪怕是尸体最小的部分，我们也要竭尽所能在上面寻找有用的信息。

几年前，我在伦敦教堂的一个地下墓室挖掘一位爵士的铅棺时跟我的同事说道：“我怎么找不到他的左腿？”我的同事让我再仔细看看，毕竟我们都是有两条腿的生物。然而这一次的确如此，我仔细看了，他也只有一条腿。原来约翰·弗雷泽爵士在1782年的直布罗陀包围战中被大炮炸断了左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算人类少了一条腿、一根手指，甚至两条腿、两根手指，也能继续生活，但如果没有了脑袋，没有人可以活下来。所以，每一具遗骸都有一个颅骨，或者说都曾有过一个颅骨，这是我们迫切想要寻找的部分。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还作为人类学家在伦敦工作时，我就遇到了一具无头骸骨。一天早上，我接到警局的电话，他们希望我可以协助调查一桩“不寻常的”案件。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几乎没有什么案件是平淡无奇的，每一个案件都有它不寻常的地方。警察局询问我是否可以过去一趟，指导他们复原一具在花园里发现的遗骨，并在当地的停尸间对遗骨进行检查。

我们法医战略小组的人员在警察总局碰面，这里跟其他警察局一样，都是那种灰色的不起眼的建筑物。他们准备的茶水倒是特别充足，要是运气够好，还能尝一尝他们的培根三明治。一名高级调查员为我们讲述案件的背景。

一位看上去很和善的中年妇女畏畏缩缩地走进当地的一个警察局，她告诉值班的警员，如果他们撬开附近一座一层小楼后花园的石板，将会发现一具尸骨。

警方羁押了这名女子，并立即派遣了一队搜查人员赶到公寓。当被警方询问时，这名女子解释道，大约20年前，她在那间房子里照顾过一位老太太，有一天，她自己开门进去后，发现自己的雇主死在了地板上。她惊慌失措，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了不让自己被警方怀疑，她私自将雇主的尸体埋葬在花园里，然后她告诉房东，老太太患病并且搬去了养老院。然后，她里里外外地打扫了这间房子。警方并没有轻信她的证词，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老人死后的几年里，她还一直冒领老人的养老金。冒领养老金这件事情本身就疑点重重，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后面的调查也证实了警方的怀疑。

这间公寓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租户，法医队伍进驻之后，他们搬到了另外一个临时的住所。穿过两扇玻璃推拉门后，警方就发现了一个铺着水泥板的天井。水泥板很容易就被撬开了，在距离地面不足15厘米的地方，他们就发现了第一根骨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警方给我打来了电话。

发掘尸骨的工作正式展开，最终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人类遗骸。但当我检查这具遗骸时，发现遗骸缺失了头部。我立马询问了办案人员，但他们却认为可能是我自己看漏了。这似乎是在暗示我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或者我根本无法辨别什么是人类的颅骨，这着实让我怒火中烧，所以我的回答也很生硬。你能看不见足球那么大的头吗？我没有看漏。颈椎第四节以下的骨骼都完整地摆放在那里，而最上面的三节颈椎和颅骨并没有找到。

通过检查停尸房里的遗骨，我能肯定这具无头的尸骨确实属于一位年老的女性，并且手和脚都曾患有关节炎，还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这些都符合护工的描述。我们还找到了死者生前系的皮带，这条皮带属于她早已过世的丈夫，上面有一个士兵专用的皮带扣。病理学报告中也提到，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认为死者应该就是老人无疑。

死者的医疗档案显示，她曾在几年前做过右髋关节置换手术，但不幸的是，内置物上的编码并没有记录在档案里，否则这个编码可以作为死者身份认定的重要证据。死者的牙医告诉我们，死者佩戴假牙，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头部，所以也无法印证。而且死者已经没有在世的亲人，也无法进行DAN比对。

从死者现有颈椎最上面一节的表面来看，我认为死者的头部是在死者遇害后被割下来的。颈椎表面也有明显的外伤和断裂痕迹，证明死者头部是被外力强制分割下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死者的头部。

当警方再次询问被羁押的护工，为什么没有发现死者的头部时，她终于承认，因为在埋葬尸体时无法面对死者的目光，她将死者的头颅用铁锹割了下来，装进一个塑料袋里。为了不被人发现，她把死者的头颅藏在了自己的家里，每次搬家，她都会带上这个头颅。后面的问题就肯定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头颅。最终她交代，头颅藏在她花园的棚屋里，在一堆花盆的下面。

警方派遣队伍前往护工的花园棚屋，证实她确实良心发现，这一次没有再说谎。死者的头颅装在一个超市用的口袋里被带回到停尸间。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判断这个颅骨是否与躯干相匹配。那时候DNA鉴定技术刚刚起步，所谓的“匹配”是通过比对头颅与躯干的切口，以及骨骼反映的死者性别、年龄来判断。我拿到了颅骨、下颌骨、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但没有找到第三节颈椎。很显然，凶手是从第三节颈椎开始肢解尸体的，从人体解剖的角度来讲，没有这一节颈椎，我们无法确定这个颅骨与躯干是否属于同一人。但是，从颅骨和下颌骨的特征来看，它们极有可能属于一位年老的女性，而且这位女性在过世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牙齿。当然，我不相信还能找到她的假牙。

意外情况接踵而至。后脑勺和第二节颈椎处都有被刀砍过的痕迹。这就说明，除了铁锹（我很怀疑是否真的用到了铁锹），凶手还用到了砍刀这样的利器。不但如此，我还在颅骨上发现了裂纹。我认为死者的头部至少遭受了两次钝器重击，有可能就是护工之前提到过的铁锹，造成颅骨多处骨折。病理学家也认为，死者的死亡原因极有可能是后脑勺遭受钝器袭击，头颅是在死后被分割下来的，目的是掩饰死者的死亡方式。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护工每次搬家都要把这个颅骨带上。

死者并不在失踪人员名单内，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家人在世，也没有人会想起她。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遭受如此暴力的行为，而施暴者本该是她亲密的朋友才对。不管怎样，这名护工最终因为殴打致人死亡被起诉，她用铁锹至少两次重击死者头部，之后还有可能用铁锹分尸。当她发现铁锹不好分尸时，她可能在厨房找到了合适的利器。在她终于成功切下头部后，随意拿起一个塑料口袋将它带回家中，并将剩下的尸体部分埋在花园的天井下。

凶手在想出办法掩盖自己的罪行前，一定花费了很长时间清理现场，大概还拿走了公寓里一些值钱的物件，最后还打起了死者养老金的主意。

凶手也许是因为金钱的驱使才犯下如此罪恶的行径，也许是争吵后的一时冲动，也许仅仅只是对老人失去了耐心。她的杀人动机我不得而知，毫无疑问，她确实逍遥法外20年，或许是因为良心不安，或许是因为无法承受谎言的负担，最终，她走进了警察局，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她被判处谋杀罪、分尸罪、藏匿尸体罪和养老金诈骗罪，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年月，她都将在监狱中度过。虽然已经过去20年，虽然她已经不再年轻，法律仍旧不会轻判，尤其是这样残忍的凶杀案。

很多案件都有自己的绰号，这个“棚屋藏头案”在当时更是轰动一时。我经常跟那些写犯罪小说的作家说，如果他们写的小说来源于我们遇到的真实案例，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因为那些情节真的出人意料、不可思议。

在这个案件中，骨骼不但告诉我们凶手有意将尸首分离，还告诉我们死者是被蓄意谋杀，而非自然死亡的。如果我们想要解读骨骼隐藏的故事，首先要确定它们是人体骨骼。因为有些物体看起来和骨骼很相似，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专业的鉴别能力。青少年的一些骨骼很容易跟动物的骨骼混淆，也可能看起来像小块的圆形砾石。一般来说，即便是青少年的脑颅，也很好辨认，因为脑颅在人出生前就已经发育完整，当然也有被认错的时候。

2008年，泽西岛原加雷纳儿童福利院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在这里发现的疑似青少年颅骨，引发了对当年儿童受虐案的调查。这个“颅骨”的发现被认为是虐童的关键性证据，调查也随之深入。甚至有传言说这个儿童福利院的孩子遭到了殴打和谋杀，他们的遗骨还被藏了起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实验室取下一块脑颅骨去测定死者年龄时发现，这根本不是人体骨骼，而是一块木头，最有可能是一块椰子壳。

最后，警方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加雷纳儿童福利院发生过凶杀案。在这里找到的170多块疑似骨骼碎片中，仅有3块属于人类，且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虽然没有发现遗骸，但这里确实发生过令人发指的虐童事件。随着调查的深入，除了加雷纳，泽西岛的其他一些儿童福利院虐待儿童的丑闻逐渐浮出水面，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虽然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事件曝光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但最终，还活着的罪犯并没有逃过法律的制裁。当时，因为浪费公共财产和警力来挖掘和鉴定那些假的人骨，致使警方和法医专家都受到了大众强烈的谴责，甚至一度威胁到关键调查的进行。

泽西岛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发现能成为有利的证据，事实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如果你一心要找的是儿童的遗骸，就可能无法辨认那只是一块椰子壳，这就是证真偏差（confirmation bias）在作祟。证真偏差是指如果我们已经有先入为主的信念，会更倾向于寻找能够证明信念的证据，并带着这样的偏差解读我们的发现。这种思想上的偏见，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避免。所以，当我们在判断石头、木头甚至小块的塑料（尤其是在火灾现场）是否属于人类骨骼时，一定要经过细致的调查再得出结论。毕竟，有的时候，你认为的骨骼，可能只是一块椰子壳。

不管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情感上，我们都赋予了颅骨丰富的意象，这样的传统由来已久，但颅骨真正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结构，它的构成和生长，它向我们讲述的关于自己主人的生平甚至死亡的故事，即便这位主人只是在短暂的时间维度上与之相依相伴。

在孕妇怀孕第2个月后期，胎儿颅骨就开始发育。等到婴儿出生7个月后，每一块颅骨的组成部分都能被辨认，即便单独拿出一块骨骼，只要专业人员清楚了解各个部分，都能辨认出来。成人的颅骨由28块骨骼组成，这28块骨骼是骨骼不断发育和融合的结果，这也使颅骨成为人体骨骼中最复杂的部分之一，不容易被认识，颅骨的碎片也很难复原。

新生儿的颅骨大约由40块骨骼构成，有的骨骼只有几毫米长。胎儿在母体时，脑容物的发育很快，比较而言，颅骨的发育跟不上脑容量的增长。为了保证胎儿头部能通过狭窄的产道，颅骨必须保持弹性。胎儿头部柔软的部分，也就是囟门，可以让颅骨骨骼部分重叠，促使胎儿头部挤出产道，柔软的囟门使颅骨有伸展的空间，这样才能装下比骨骼生长更快速的脑容物。很多新生儿的颅骨看起来都是变形的，等到各部分骨骼复位、6处囟门闭合，就可以恢复正常。囟门闭合从胎儿出生后2~3个月开始，18个月左右才能完全闭合。

从出生开始，颅骨就有4个主要的作用：

第一，保护柔软脆弱的脑组织和结缔组织。

第二，颅骨上有供血管和神经穿过的孔，以及可以容纳感觉器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外开的空腔，这样的结构让感觉器官能有效发挥作用，直观感受周围环境。

第三，颅骨为牙齿的排列提供空间，使牙齿发挥切割和咀嚼食物的功能，颅骨下方成对生长的颌骨让牙齿相互碾磨，捣碎食物，这是消化食物的第一步。

第四，颅骨是上呼吸道和上消化道开始的地方，能够帮助呼吸和运送食物。

颅骨一般分为两部分。体积大的一部分叫脑颅，由8块骨骼构成，这个坚硬的颅腔具备上述第一个作用，那就是保护和支撑脆弱的脑组织。另外一个部分叫面颅，成年人的面颅由14块骨骼构成，具备上述第二个作用和第四个作用。新生儿的面颅体积相对较小，占脑颅面积的1/7左右。

所以新生儿的头部相对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自然分娩会很困难），而且，因为眼睛是向外生长的，所以新生儿的眼眶看起来不合比例地显大。为迪士尼和华纳兄弟创作动画人物的漫画师、动画片制作人，特意夸大了青少年和成年人之间头部大小的差异，潜意识地用这种差异来表达“善良”和“邪恶”的人物品质。例如爱发先生——兔八哥的死对头，就是一个身材矮胖、光头圆脸的人物，而且他下巴圆润、眼大有神，这些都是孩童的相貌特征。相反，邪恶危险的人物——《阿拉丁神灯》中的贾方和《睡美人》中的黑女巫则高挑瘦削、小头斜眼，下巴和脸尤其瘦长。如今的动画片和电脑特效制作的人物形象已经更加成熟饱满，但这种反映好人与坏人的特征差异还是非常明显。

颅骨的比例大小决定了婴儿独特的面部特征，而牙齿和大脑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又决定了颅骨的大小。因为大脑发育远在牙齿发育之前，所以大脑发育的需求在胚胎的最早期尤为明显。人类胚胎的神经系统在发育的初期是一小块扁平的组织，随后这块组织逐渐向中心折叠，闭合形成一根吸管状的组织，从胚胎体的中心向两边延伸，向上的一端将发育成大脑端，向下的一端则发育成尾端。胚胎在子宫里的第4周，大脑端的组织开始向前弯曲生长，逐渐靠近未来的脑干区域，并膨胀成一个气球状，这就是头部的雏形。

此时，未来的大脑区域神经系统快速扩张，在脑颅这样的骨骼支撑物出现之前，神经系统已经发育到相对高级的阶段。大脑组织，或者笼统地说，神经组织，会在这个时候发出指令，让大脑周围的骨骼开始生长，以起到保护脑组织的作用。这样看来，人类最早发育的骨骼是颅骨，或确切地说是脑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些骨骼的生长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骨骼是属于胎儿还是新生儿。蝶骨就是其中之一，蝶骨位于颅底正上方，由6个部分组成：2个体，1对小翼，1对大翼。胎儿5个月时，1对小翼与体的前侧两端融合在一起。到8个月时，小翼又进一步与体的后侧两端融合。所以在胎儿出生时，蝶骨实际上是由3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体及与其完全融合的1对小翼，2个独立的大翼。

蝶骨的所有骨骼部分，在胎儿出生1年后都会融合在一起。仅从蝶骨这一处，如果人类学家能辨认出其中融合或没有融合的细小骨骼，能了解蝶骨与年龄相关的变化顺序和模式，就能相当准确地判定儿童的年龄。不仅仅是蝶骨，颅骨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骨骼可以帮助判断年龄，所以颅骨确实是一个“信息库”。

在一定情况下，大脑的两个半球均未发育，也就是脑神经没有发出指令让周围的骨骼生长，临床上叫无脑畸形。这样的后果是，胎儿可能会顺利出生，也有清晰可辨的脸部轮廓，但眼眶畸形、大脑萎缩，最重要的是，大脑周围没有坚硬的颅骨支撑保护，整个头部看上去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患有这种先天疾病的婴儿出生后最多能活几小时或者几天。没有脑组织，没有颅骨，注定了这个生命短暂悲剧的一生。

组成颅盖骨的骨骼原本是包裹在脑组织周围的结缔组织膜，经过膜内成骨形成膜化骨，所以此处的骨骼与身体其他部分的骨骼有所不同。颅盖骨是双层骨，由内外骨板和中间的板障（diploic bone，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双层）构成。这就像是一个三明治，在两层密质骨的中间有一层非常薄的松质。板障上多有小孔，有板障静脉通过。

有时候，这种三明治结构的骨骼会出现发育异常，有部分区域的骨骼薄弱，使得颅骨很容易受到损害。这种遗传病被称为“卡特琳缺陷”（Catlin mark），其症状是在颅骨后部的顶骨处有2个圆形的孔。这种遗传病最早是被美国生物学家威廉·M.戈德史密斯发现，他在卡特琳家族五代人中发现16名家族成员患有这种缺陷，所以将其命名为“卡特琳缺陷”，并在1922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但因为这些小孔只占据顶骨的一小部分，所以不会对人的寿命产生影响，然而，如果患者头部受伤，其颅骨就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损害。

卡特琳缺陷的小孔与人为的颅骨穿孔不同，环钻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相关的活动，用十分简单的工具在患者头部钻孔（通常都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简单粗暴的穿孔手术或许是为了治疗严重的头痛病，或许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甚至可能是为了释放所谓的禁锢在脑中的鬼神，以期精神上、生理上的疾病都可以治愈）。这种传统在中世纪后逐渐被大多数文化摒弃，但在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部分地区，这种传统一直保留到了20世纪初期。没有现代麻醉技术的辅助，穿孔手术带来的剧痛让人难以想象。也有证据表明，在手术过程中，患者可能会极度兴奋，产生幻觉。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确实有人在经历过这种野蛮的手术干预后活了下来，他们颅骨上小孔边缘愈合的痕迹证明了这个事实。

在骨科手术中，有一种看起来很吓人的工具——手钻。手钻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从这一件工具可以看出后世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手钻看起来很像电钻，像凿子的一端中间有一根细长的钻头，如果你拿给木匠看，他会以为那是木工扁钻的钻头。可以说，整容行业用到的很多工具其实就是仿照了木工工具，毕竟整容手术和木工活确实也有相同之处。我也听说过类似的故事，威尔士的一名实习医生为了磨炼自己的手术技艺，跑去一个建筑工地给木匠当了一个星期的学徒。很显然，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一名法医人类学家面对一个穿孔的颅骨时，他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在很多情况下，颅骨穿孔并不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甚至与死亡毫无关系。一名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可以相对清楚地判断卡特琳缺陷与古人的环钻术之间的区别。首先是位置和分布的区别：卡特琳缺陷两侧均有，一般是在两侧顶骨的后部，位置和大小都很对称；环钻术留下的孔多出现在一侧，且可能出现在颅骨的任意位置。

其次，孔边缘的形状也有不同。卡特琳缺陷的孔边缘呈尖锐状，而环钻术留下的孔边缘则是圆形的内凹，这是因为术后骨骼自愈出现的形状，证明患者挺过了手术，小孔开始愈合。如果患者在术中或者术后很短的时间内死亡，那他的伤口还会有明显的钻孔造成的伤痕和凹槽，以及没有愈合的骨折线。

颅盖骨非常独特，不会跟其他任意骨骼混淆不清，即便只有单独的一小块，也能清楚判断。当然，颅骨的其他部分就没有那么高的辨识度了。

一位住在苏格兰小镇上的中年女人突然离奇失踪，而唯一的线索是现场勘查的警察找到的一块疑似人骨的骨骼。

玛丽被上报失踪时，距离目击者看见她披上大衣下班已经过去5天。玛丽最后对她的同事说的一句话是她要把自己的丈夫赶出家门，因为她已经受够了丈夫的谎言和欺骗。玛丽在上班时接到一通银行的电话，告诉她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申请的5万英镑贷款文件有些不合常规的地方。这确实很不合常规，因为她根本没有签署过这样的文件，她的丈夫伪造了她的签名。

玛丽丈夫的名下有好几桩失败的生意且负债累累。她对丈夫已经束手无策，经常跟自己的朋友抱怨道：“如果哪天我没来上班，警察找来时，你就告诉他们去挖我家的后院。”

现在，玛丽真的失踪了，而且已经失踪5天，她的丈夫也没有想到报警。在审讯中，她的丈夫解释说玛丽下班后确实回到了家中，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她摔门而去。他还说，她没消气之前本就不打算回来。他以为玛丽去了伦敦，跟他们的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待在一起。但实际上，玛丽并没有去伦敦。

现场勘查的警察封锁了玛丽的家。警察在浴室发现一些血迹，经DNA检测后或许会与玛丽匹配，他们还用内窥镜在浴室的U形管里发现了一块剥落的牙釉质。但这并不能证明玛丽已经死亡，日常在浴室发生滑倒事故也能解释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现血迹和牙釉质。

紧接着，警察又搜查了厨房，他们在洗衣机的门上发现一些血迹，但这很有可能是玛丽沾在衣服上的经血。在洗衣机下水的地漏处，警察发现了一小块他们认为是骨骼的物质。在将这块物质送去做DNA检测之前，警方需要一位人类学家先仔细检查这块物质，并且确定这是否是一块骨骼，如果是，那是否是人骨，如果是人骨，是否能判断它是哪一部分的骨骼。

对于较小的证物，我们要非常注意分析证物的顺序。首先进行的是对证物没有损害的法医检查，避免化学检查对证物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这块骨骼也就1厘米长，0.5厘米宽。如果要进行DNA检测，肯定需要将这块物质碾磨成粉，这样就完全改变了证物的形态。通过解剖这门学科来判断证物是否是人骨，是哪一部分人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可能是谋杀诉讼的重要依据。失去人体骨骼系统中的某一些骨骼，人类可以继续生活，但有一些骨骼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一旦在体外发现这一类骨骼，那骨骼的主人很有可能已经死亡。

警察把这件证物带到了我的实验室，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我和我的同事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端详。它实在太小了，我们都不敢用镊子挑起来观察，生怕会破坏证物。这样的情形着实让人倍感压力，在一屋子警察面前，我们的思维展露无遗。一开始的猜想多半不是最终的答案，在经历各种死胡同、误导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这样的过程总让我担心警察会质疑我们的专业性。

但我们的判断必须经过缜密的评估，排除，再得到最终的结果。科学判断上不可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答案。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凭空生出灵感，随便拿着一块骨骼碎片，观察一下，就能言辞凿凿：“华生，如果我没猜错，这块碎骨的主人是一位23岁左右、走路一瘸一拐的女人，这块骨骼位于第三胸椎的上关节面。”事实上，这样一块碎骨，不过是1000块骨骼拼图中独一无二的一块，因为人体没有两块完全相同的骨骼。这块是否有突起？你找出这块骨骼的特点了吗？这样的特点是否还能出现在别处？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一开始就能确定的是，这确实是一块人骨，而且是颅骨的一部分。它的外层是光滑的壳状物，内侧有迂回的线状隆起，综合所有特点，我们再也想不出第二种可能。

在确定了骨骼的性质后，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一排除这块骨骼所在的可能位置。我们认为它一定不是颅盖骨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脑颅的上部分，因为这部分骨骼有板障。我们认为这块骨骼可能是颅骨两侧、颅底或面颅的骨骼，因为这块骨骼内侧有大脑沟回的压痕。我们将可能的位置缩减到三处：额骨的眶板（也就是眼眶的顶部），颞骨鳞部（耳部的上方），蝶骨的大翼（眼部后方的太阳穴，也就是头疼时按压的位置）。

眶板一般达不到这块骨骼的厚度，这种可能予以排除。排除第二个可能的位置是因为颞鳞上有隆起的嵴，而这块骨骼上并没有。最后的可能就是蝶骨了。蝶骨是脑颅的组成部分，没有板障结构，内侧有大脑皮质沟回的压痕，以及与额骨连接处的嵴。大家认为已经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证物是蝶骨的一处骨骼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场的警官对我们已经很不耐烦，还有没完没了的关于解剖学方面的争论。

最后，我们还必须确定这块骨骼是来自蝶骨的左翼还是右翼。如果没有判断错误，应该是左翼，否则嵴的位置和方向就刚好相反。在这块薄骨的附近有数条大动脉（脑膜中动脉）通过，如果颅骨的这一部分骨折，如此大小的骨骼被挤压脱离人体，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判断玛丽已经不在人世。

当然，最后还需要病理学家做出正式的判断。病理学家也同意我的结论，但他不能对做出判断的过程给予任何评价，因为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知识范畴。大家也并没有因为病理学家对我们专业的肯定和感谢而沾沾自喜，相反，我们把他的反应解读为一种忠告。这意味着我们很有可能被法庭传唤，如果案件成立，遗骨的鉴定对检方来说至关重要。地方检察官也证实这起案件将作为谋杀案展开调查。

这一小块骨骼最后被送去做DNA检测，结果与玛丽的DNA匹配。她的丈夫立马改变了说辞。玛丽确实回到了家中，他们之间的争吵逐渐升级。玛丽拿着刀在做三明治，这让他感到很害怕，害怕玛丽会伤害他。所以他抓住玛丽的手，一把把她推开。玛丽摔倒在厨房门口，又一骨碌滚下了阶梯，头部撞到了最后一级阶梯的水泥地上。玛丽的血和脑组织溅得到处都是。我想说的是，玛丽的头部撞击到水泥地面时，并不是玛丽丈夫描述的那番情景，而且这里也没有发现大量的血迹。

他又说道，玛丽左耳畔脑部的伤口血流如注，他这才意识到她已经死亡，于是将玛丽转移到浴室并将她放到浴缸里。然后他打扫了屋子，将玛丽用塑料布包裹起来，放进汽车的后备厢里。次日凌晨2点左右，他开车到野外抛尸。这部分陈述得到了警方的证实，因为他们在汽车的后备厢中发现了玛丽的血迹，交通摄像头也拍下了他开车时的照片。他告诉警方，他把玛丽的尸体丢进了当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中。时至今日，玛丽的尸体也还没有被找到。

他把血衣放进洗衣机，却没有想到血衣里还夹杂着一小块玛丽的蝶骨。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倒入有生物降解功能的洗衣液，洗衣机的水温也调得不高，否则，我们可能无法在这块蝶骨上提取到任何DNA物质。

这起案件并未结束，更困难的部分是检方和法医科学要证明这块骨骼属于玛丽本人。你可能会说，不是玛丽还会是谁？然而为了司法公正，我们的法律系统要求检方负责举证，而辩方则是提出合理的质疑。

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我确实被法庭传唤了。在这里，我在解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证物的专业判断，都无可避免地要被反复质疑。对一位科学家来说，法庭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我们只能回答被问到的问题，如果一直没有被问到与专业相关的问题，坐在那里是让人沮丧且筋疲力尽的经历。在苏格兰，证人不能旁听诉讼经过，我们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带到证人席，完全不知晓此时的诉讼战略、已经提交的证据以及接下来要呈现的证词。

首先是检方询问证人，但检方的开场白却是让我以女王之名证明自己的信誉，这样的形式我从没遇到过。然后我被允许提交我的证据，并被要求说明得出结论的过程。事实上，被检方询问算是比较轻松的环节，如果不是因为对案件有帮助，检方一般都不会挑战法医的证词。询问持续了近1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就是向法庭证明我有资格鉴定证物。

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发表的专家意见一定仅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千万不要引申到另外的领域。我当天的证词很简单，我确定证物是一块人骨，而且这块骨骼来自蝶骨的左大翼。我不能对骨骼主人是否还活着以及这块骨骼是否属于玛丽做出任何评论。我也不能对骨骼存留在洗衣机过滤器的时间，以及它为何出现在过滤器中做出任何评论。

因为法官和陪审团都很愿意准时休庭去吃午餐，我估计自己被辩方律师交叉询问的时间顶多还有两三个小时。辩方律师是一位我熟知且非常尊敬的律师，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法庭上的相见是一件轻松的事。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律师，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说这是自己刻意打造的一种形象。他穿着得体，留着连鬓的络腮胡子，叼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烟斗，着实引人注意。如果我做了什么坏事被告上法庭，我一定会找他做我的律师。

在苏格兰，证人需要站在证人席上，我通常都会脱下鞋子直接踩在地上，这让我很有安全感。没有人会看到我的脚。你能感觉到陪审团一直在看着你，所以你必须摆出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辩方律师被允许进行交叉询问，但他仍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法庭上逐渐安静下来。紧接着，像是在电视里才会出现的一幕发生了，他俯身低下头从他的桌子底下拿起一本厚厚的书，为了显示这本书很有重量，他缓缓把它从自己的脚边抬起，一把丢在了前面的长凳上，制造出一种夸张的效果，更激起了一阵灰尘。这是一本最新版的《格氏解剖学》——解剖学界的圣经。他用自己文雅的爱丁堡口音说出自己的开场白，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他说道：“教授，我当然不会质疑你的……”

随之而来的就是让人紧张的盘问。他问我这块骨骼在儿童身上的生长规律，如何生长，骨折之后会怎样，这块骨骼周围的软组织，又问我如何得出结论认为这块骨骼是来自颅骨的左侧而不是右侧。而检方律师则问了我一些我无权回答的问题，这样一来便阻止了辩方律师询问我更多关于解剖的问题。比如，这块骨骼可不可能属于其他人？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洗衣机里？诸如此类的问题辩方律师很有兴趣探索下去。在庭审中遇到这样的辩护战术是专家证人需要特别注意的。

午餐休息之前，法庭对我的询问已经结束，30分钟后我坐上了回家的火车。我认为自己作为专家证人在交叉询问时的表现得到了陪审团的认可。我用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了我的发现，在他们看来我得出结论的过程和方式比较务实，并不过于武断。出庭之后，我在这起案件中的工作就全部结束了。

在那之后，我跟所有普通民众一样，只能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案件的进程。这种感觉很奇怪，你曾经那么深入地参与到这起案件中，而如今马上就被排除在外。作为科学家，我们不能对任何案件掺杂私人感情，否则就会影响专业判断，甚至损害精神健康。但当从报纸上看到庭审的结果时，我们也会有一种画上句号的感觉。

本案中，玛丽的丈夫被判处6年监禁，罪名为过失杀人而不是蓄意谋杀。因为故意隐瞒抛尸地点，妨碍司法进程，他被判额外6年的监禁（总计12年）。他对判决不服，向上级法院申诉后减刑至9年监禁。而实际上，他只服刑了4年半，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监管并不严格的开放式监狱中度过。最近我甚至听说，他在刑满释放后立即搬到了黑潭区居住，并很快再婚。有时候女人的信任和宽容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就在玛丽的丈夫提起上诉不久后，我在一个培训工作坊遇到了他的辩护律师，我开玩笑地责问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为难我，明明我的证词不会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有什么关键影响。因为警方已经通过DNA比对确定骨骼属于玛丽，她的丈夫也承认了玛丽的死亡和他的抛尸行为。之所以会对簿公堂，是因为他拒不承认是自己谋杀了玛丽。当然，一个好的辩护律师确实应该为了客户的利益拼尽全力，仔细钻研每一份证据，找出证据的漏洞，甚至从专家证人的信誉、专业知识、求证过程入手。

律师用他的苏格兰口音慢吞吞地回答道：“对啊，我就是有意的，你可比那些病理学家难对付多了，他们更容易上套。”这就是我不愿意出庭的原因。

颅骨是一个立体图形，看起来像一颗鸡蛋并且由结构不尽相同的各部分组成，所以鉴定颅骨的创伤确实堪称一门艺术。尤其是情况十分复杂，需要将粉碎的颅骨一片片复原时，真的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辨别出不同的骨骼，才能知晓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

当我在邓迪大学作为法医人类学家工作的第6年左右时，警方让我协助评估一位92岁男子的死亡原因。死者头部骨折的原因、死亡方式等都是没有被破解的谜题。当一队新的悬案小组在案发4年后重新审查证据，想找出新的线索时，他们突然想到人类学家也许能为这起悬案指明一个新的方向。

在警局，我和病理学家以及悬案组的成员围坐在一起将所有的证据都仔细检查了一遍，看是否在第一次调查时有所遗漏，同时也希望能找出可以跟进的新线索。大部分的证据都没有什么疑问，直到我们看到死亡方式。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他原打算说死因是头部多处创伤，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死亡地点只发现了一点点血迹，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死者面部朝下，地毯上还有一块大脑额叶组织直接从死者大脑脱离并从左眼的伤口被挤出。

在我们的讨论中，各种不切实际的猜测都被推翻、剖析、排除。眼看一天的时间即将过去，讨论变得越来越天方夜谭，我们不得不叫停了这场头脑风暴。我们要做的就是带走所有死亡现场和尸检的照片，以及尸体的X光片，再找个安静的地方逐一检查，思考、思考、再思考，希望能从犯罪现场的证据中找出新的线索，提出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来解释死因和伤口情况。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见到尸体，这名男子死亡不久后就被火化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一起案件中，全面、清晰且精准的照片尤为重要，因为你不知道在将来的调查中，什么证据还会被用到。

死者柯林在二战中服役于皇家海军。他终身未婚，40年来一直居住在收拾整洁的小别墅里。这里的人都认识他，喜爱他，但并不了解他。柯林一直都很热爱运动，还是一名优秀的滑冰运动员、游泳健将，他喜欢散步，甚至还在晚年玩起了滑水运动。他的邻居告诉警方，柯林每天很早就出门，自己去报纸经销商那里取报纸，遇害的当天也是这样，经销商也证实了邻居的话。

当天晚些时候，柯林的邻居看到他的牛奶还放在门口没有拿回去，便走上前去查看他是否安好。邻居按了门铃，无人应答，就在别墅的周围转了一圈，从窗户喊他的名字。当他们从房子后面的窗户往里看时，发现柯林脸朝下趴在地板上。邻居立马叫了救护车并报警，但还是为时已晚，柯林已经死亡。

一开始，大家并没有往罪案那方面想，都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摔倒在地板上。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将柯林翻过身来，大家才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死亡没有那么简单，还涉及了第二人。

鉴于别墅并没有被强行闯入的痕迹，所以柯林很有可能认识凶手。柯林在家中藏有不少现金，但凶手并没有拿走。其他物品也没有丢失，所以排除了入室抢劫的作案动机。

在我们检查尸检结果时，发现柯林头部受到的创伤，相当于从一栋四层建筑物跌落下来或者两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发生碰撞时造成的伤害。然而，我们能确定的是，柯林的死亡地点就是他跌倒的地方——里屋的卧室。这里并没有明显的血迹喷溅、家具被破坏的痕迹，也没有明显的武器使用痕迹。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凶手使出了他的伎俩，却没有人看出任何破绽，没有人听到任何异响，更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何还有人要对这样一位垂暮之年的老者施以暴行，他看上去是那样与世无争。死亡方式被认定为头部经受多处创伤，最后尸体被送去火化了。

我仔细地查看了所有的照片和影像。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有依据的理论，这就需要不被打扰的空间和鼎力相助的同事找出我提出的各种假设的漏洞，在排除各种不可能、不现实的线索后，将剩下的可能的线索串联起来。就这一点来看，我们确实有点像夏洛克·福尔摩斯，我们都相信的箴言是：“当你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也是你要找寻的真相。”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骨折分析，首先要找出死者被袭击的顺序，这样或许可以解释死者颅骨骨裂的形态，以此推测出凶器。当骨骼上出现第一条裂痕时，第二次或者后续的外力作用会首先作用到第一次骨裂造成的缝隙中，加大第一次的创伤面。这样一来，通过找出第一次骨裂的位置，我们可以将死者受伤的顺序排列出来。一般来说，很少有（有人认为根本没有）第二次的外力作用会直接跳过第一次的创伤继而作用到另外一侧，造成新的创伤，但我认为，如果作用力够大，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从柯林尸检前拍下的面部照片来看，他左眼的内角已经有一处明显的开放性伤口，伤口的大小足以让那一小块前额叶组织被挤压出来掉落到他死亡时身下的地毯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这块组织是怎么被挤压出来的。

我们通过神经病理学家得知，并没有外物穿透柯林的颅骨造成左眼的伤口，也就是说，大脑组织被挤压出来，但没有外物进入，因为在柯林的大脑里并没有发现被物体穿透的痕迹。柯林两个眼眶的周围有一些瘀青，头皮上有些许擦伤，仅此而已。但我们万万没想到，当拿起尸检后的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景象着实让人大吃一惊：头皮被剥离后，下面的颅骨大面积骨折，整个颅骨已经裂成好多块，骨折线更是纵横交错，像蜘蛛网一样。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第一处骨裂的位置，这一处骨裂延缓了后续袭击对死者其他位置造成的骨裂进程。通过观察照片和影像，我们将第一次骨裂的位置确定在后脑。这一处的骨裂是两次袭击造成，凶器还在头皮位置留下了成对的刺伤痕迹，并把内层的颅骨挤压到了颅腔中。两次袭击均留下成对刺伤伤痕，每一对伤痕之间的距离一致，我们可以肯定是同一凶器造成的，凶手用带有两个尖锐突起的凶器两次狠狠地砸向死者头部。尽管死者年事已高，但他的颅骨还很厚，凶手确实使出了不一般的力气，才能使凶器刺伤头皮，挤压内层的颅骨。

再次查看犯罪现场的照片时，我们发现备用卧室里有一根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它的底座就有两个尖锐的突起，而且两处突起的距离与死者颅骨上两个孔眼的距离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这个打气筒并没有保存至今，当时警方也没有采集它上面的血样、指纹和DNA，我们也无法肯定这是否就是凶器。

我们确信，最初的两次袭击在柯林的后脑留下一条水平的骨折线，几乎贯穿了双耳，这就是第一处创伤所在的位置。一旦找出了第一处创伤，要找第二处就不再是难事。我们认为第二处创伤应该是面部受到重创造成的，这也符合他左眼上方和鼻梁处出现的瘀青。第一次后脑遇袭，柯林可能已经头昏眼花分不清楚方向，而后凶手又暴力袭击了他的面部（有可能是拳击，因为瘀伤中有戒指的痕迹）。

第二处创伤造成了一条纵向的骨折线，从左眼几乎垂直地延伸至后脑，停在了第一处骨折创面处。在这个阶段，受伤后的出血量并不大。虽然皮肤上有瘀青，但第二次面部遭受拳击并不是造成内眼角开放性创伤的原因。

找寻第三处创伤十分困难，因为在遭受第二次暴力后，死者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颅骨多处粉碎。我们只得从身体其他部分寻找答案，试图找出造成如此严重损伤的原因。尸检报告中指出，死者左侧肩膀的菱形肌有擦伤，菱形肌是连接肩胛骨内缘与脊柱之间的短肌。在犯罪现场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备用卧室里有一个靠墙支撑的床垫。我们认为袭击者抓住柯林的左臂撕扯，在这个过程中擦伤撕裂了菱形肌，柯林头顶着地时碰到了床垫，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

现场勘查的警员并没有在床垫上搜寻血迹，因为床垫看起来与凶杀案并无关联，毕竟，受害者和他的部分脑组织是在地板上。和自行车打气筒一样，床垫也没有被拿去检测，并且，在清理房屋时，这些东西全部被扔了出去。

柯林被甩出撞向床垫的力量足以撕裂他肩部的肌肉，也足以将颈椎推进颅底，造成严重的颅骨粉碎性骨折，这一点在尸检报告上也有提及。这一次的外力，不仅使颅底骨裂，也造成颅骨两侧骨折，骨折线从颅底一直延伸到头顶。尤其是左侧，冲击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前两次创伤造成的伤害，一直延伸到了头部的右侧。颅底如此严重的损伤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内出血，而柯林还遇到了更坏的情况，他骨折的位置是静脉窦经过的地方。病理学家也确认，经历这样的创伤，柯林当时或已死亡。我们只能祈祷，柯林在经受第三次创伤时已经或多或少失去意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柯林的噩梦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找出他眼角附近的洞孔是如何造成的。柯林头部的一边有一处挫伤，与屋内放置的家用人字梯的梯面吻合。当然，警方也没有在这架人字梯上采集血样和DNA，它跟屋内其他物品一样被销毁了。我们认为，柯林在被甩向床垫后，他可能躺在了地面上，头部靠在人字梯的某一阶梯上，当他躺在那里时，凶手直接一脚踩在了他的头部，造成颅骨前部两条水平的骨折线，从左侧太阳穴延伸至右侧太阳穴。

最后，柯林可能被凶手架住站立起身，再被重重地推倒在地，因为柯林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自己站立起来。最终柯林面朝下趴在地板上，也就是被发现时的位置。此时，他的整个颅骨满是伤痕，像一个能随意推动的合页，轻易就能将已经受伤的皮肤撕裂。就在他腹部着地的瞬间，隆起的腹部使得他的头部向前摆动，颅骨内骨折后的尖锐骨刺像一把剪刀一样，轻易剪下一小块大脑额叶，组织从眼角的洞孔被挤压出来，掉落在柯林身前的地毯上。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论。我们从各个方面验证了这个推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具有说服力，但作案过程确实让人毛骨悚然，难以置信。我们的理论科学地解释了每一处骨折的原因及顺序。对于这个复杂的推论，我们也感到十分紧张，甚至有点惴惴不安，最终我们在与警方的又一次案情回顾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推测：死者两次被凶手用打气筒袭击后脑，脸上遭受拳击，并被拽着胳膊甩到了靠墙的床垫上，在最终倒下前还被凶手狠踩头部。当我们讲述凶手的犯案过程，解释我们推理的依据时，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我们还详细说明了还有哪些可用的证据，警方可以通过检测这些证物来证明我们的推理是否成立。

当我们讲完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病理学家身上，大家都安静地坐着等他表态，就像是在等待一个评委给你的技术和表现评分。最后他点头说，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这个推理确有可能。但时至今日，它也还只是一个推论而已。

一对在西班牙度假的夫妻在酒吧偶遇了一位来自柯林老家的男子，让这起悲惨的案件有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后续故事。夜越来越深，酒越喝越多，这名男子向这对夫妇讲起了以前他在军营时发生的暴力故事。当被问起有没有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时，他说自己曾在返乡时杀害了一位老人，这让他后悔莫及。这对夫妇当时并没有多想，只当他的话是酒后的胡言乱语。

等他们结束假期回到家中，一天晚上，他们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刑事观察》栏目中看到了柯林的案件。然后他们意识到案发地就是他们在酒吧里遇到的那名男子的家乡，他们惊叹于这样的巧合，但还是决定报警。他们略显迟疑，甚至有些尴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好在警方喜欢巧合，决定跟进调查。警方最终找到了这名男子，但即便他真的杀害了柯林，警方也无法抓捕他。许多年前，他因为某些严重的历史罪行而转做污点证人被免予调查和起诉。

就在节目播出后，节目组就接到了这名污点证人的电话，他声称自己一直受到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死亡威胁。他说自己在西班牙小酒吧遇到的那对夫妇误解了他讲的故事，他并不是在讨论柯林的死。他承认谋杀案发生时他在该地区，但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连。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凶手——不管是这位污点证人还是其他人，会对这样一位老人犯下滔天罪行。警察不认识柯林，柯林也不是什么退休警察或者监狱官员，不可能成为某些犯罪集团的目标，他和现在生活在西班牙的污点证人没有任何关联。

遗憾的是，我们的证据并没有帮助警方找出凶手，但至少为这个离奇的案件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检验证据并试图建立一个可能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发现，是法医人类学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犯罪者会被绳之以法，甚至有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有时候，一起案件可能会变成一桩令人失望的悬案，这是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已经接受的现实。这样的情节或许不能拍出好的电视剧，但这就是现实。

一旦完全成形，成年人的颅骨形状几乎不能再改变。为了能给脑组织提供足够的保护，每块骨头都必须与相邻的骨头紧密拼合。然而，成长中的骨头却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可塑性，所以儿童头部的形状可以改变。

纵观历史，各种文化都有用模具在婴儿颅骨定形前改变其形状的习俗，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古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脑部形状更有利于思考，或者只是单纯为了美观。在一些部落的高级阶层中，这种颅骨变形在孩子长大后被视为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

改变颅骨形状的做法通常是将两块木板绑在婴儿头部两侧，或者直接用布带缠绕头部，以此得到想要的形状，或长或尖或圆。这样的做法通常是在婴儿出生1个月后开始，大概会持续6个月，甚至一两年，一直到婴儿囟门完全闭合，脑部形状基本不再改变。据说这样的操作不会影响孩子的神经系统，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这样的做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或国家都出现过，从北美、南美到伊拉克、非洲、俄罗斯，甚至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有一些情况例外，比如法国南部农村盛行的“图卢兹形变”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并一直延续到21世纪早期，捆绑头部的目的是保护脆弱的颅骨，脑部的形变只是治疗目的之外的副作用。

无论颅骨的形状如何，颅盖骨都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个体的信息，特别是他们的性别、年龄以及种族。男性的骨骼上通常附着更大块的肌肉，而女性的肌肉则更加纤细。附着在脑颅上的肌肉很少，但是如果你深入颈部肌肉与颅底骨接合的中线部位，男性在这个部位可能会有一个较大的骨骼隆起，而女性则不会有。这个隆起称为枕外隆凸，男性的更为明显，因为这里有一条连接颈椎的强壮的韧带组织。这条韧带有助于保持颈部椎骨对齐，使头部在第一节颈椎上保持平衡。

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最近上了新闻头条，他们根据一项小型研究的数据结果宣布，现代青少年和年轻人枕外隆凸的生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这项研究仅有284个样本，但这也不能阻止他们得出结论，他们认为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是青少年长时间低头使用电子产品。我为获得荣誉学位而研究的青铜时代的遗骨也有非常发达的枕外隆凸，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寻找，也始终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也曾使用过手机。

科学也许是美好的，但伪科学却很危险。我们总是急于向世界分享我们新的发现，但也不要仅从有限的观察中就草率地得出结论。我们不能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帮助警方调查案件，或者向法庭提交证据。

人类耳朵后面有一个小骨头块叫作乳突（来自拉丁语，意为“小乳房”），这里也是一处判断性别的标志，虽然不是特别准确。这里是胸锁乳突肌的附着点，胸锁乳突肌位于胸前和耳后之间。如果你伸长脖子，把头扭向一边，这块肌肉就很明显。肌肉越强壮，骨块就越大，所以女性的乳突往往比男性小得多。

有证据表明，如果你的乳突向下，你的耳垂轮廓就不会特别清晰（称为“附着”耳垂）。如果乳突指向上方，你的耳朵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自由”的耳垂。

除非研究对象是一个年幼的儿童，否则仅凭脑颅很难确定个体死亡时的年龄。一旦进入成年期，颅盖骨之间的关节或骨缝线开始融合，它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体年轻或年老的一般指南。

有时，在颅盖骨的某些骨缝处，我们可能会发现被称为缝间骨（沃姆骨）的副骨，这是某些疾病的标志，如唐氏综合征和佝偻病。这种副骨在有某些祖先的群体中比其他群体更常见。例如，亚印裔的颅骨通常含有大量的此类小骨，而在颅骨后一块叫作印加骨的大骨在秘鲁木乃伊中则很常见。这种颅骨骨缝处副骨的遗传倾向可以为探寻种族起源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颅盖骨内侧可能会有小的凹陷点，从前往后呈线状与矢状缝平行。这些凹点是由蛛网膜粒造成的，蛛网膜粒就是脑膜上的颗粒状突起，向上突入纵向延伸的静脉或静脉窦。蛛网膜粒看起来像花椰菜的菜花，它伸入脑膜之间的空隙中，使滋润大脑的脑脊液渗入中央静脉窦，即上矢状窦中，使其回流进入静脉系统。

随着时间流逝，骨骼的内表面就形成了这些颗粒状的凹点。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凹点，那这个颅骨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老人。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通过数凹点来判断一个人的年龄，这有点像是通过数树干上的年轮来计算一棵树的年龄，但凹点计数是无稽之谈，即使它可以自圆其说。

通过观察颅骨倒是可以预测某些形式的耳聋。耳朵有3个不同的部分，它们形成的过程不尽相同。

外耳包括耳郭（我们头部侧面的外耳片）和通向位于颞骨内鼓膜的外耳道。如果没有通向颅骨的外耳道，声波就不能到达鼓膜，那么这个人就是聋人。

中耳位于颞骨深处，从鼓膜一直延伸到内耳壁。在这个空间里，3个听小骨（锤骨、砧骨、镫骨）的运动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作机制，将振动从鼓膜传递到内耳。如果这3块骨头之间的小关节不能正常工作，那么这个人也是聋人。如果镫骨边缘与内耳壁融合，也会造成耳聋。当然，还有其他许多造成耳聋的原因，我所说的只是从颅骨解剖的角度来解释。

内耳畸形（在颞骨岩部）导致的耳聋很难识别，需要人类学家做好准备，真正钻入内耳的前身耳软骨囊周围生长的致密骨中。这是一块非常神奇的骨区，它在婴儿出生时就已经长到成人的大小，而且之后也不会再有变化。耳囊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的宝库，用于分析氧、氮和磷等元素同位素的水平，这些同位素可以在我们的身体组织中产生元素特征。耳囊跟母亲怀孕时的饮食结构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所以它可以为科学家提供母体在胎儿耳囊形成时期的饮食结构以及饮用水来源等信息，从而找出母亲的生活地。

如果一个单独的颅骨意外出现，不管它有多么明显的人类颅骨特征，警方也需要从专家那里得到确认，才能决定后续的工作安排。有一次，我们收到一张颅骨的照片，警方在一片荒地上发现了这个颅骨。这是一个非常逼真的复制品，但如果我们从牙齿上看，能发现它其实是用石膏做成。它出现在11月，也就是万圣节后不久，这可能是为什么它会被遗弃荒野。

有时候渔船也会打捞到单独的头部或颅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船长只能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如果在捕捞物中发现人类遗骸，那么整批捕捞物都必须被处理掉，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有很多的发现并没有被上报。

曾经有一个颅骨（不包括下颌骨）在苏格兰西海岸的港口墙上被发现，很明显这是一位船长想出的主意。这个颅骨是从海中打捞上来的，因为它表面还附着有藤壶，它之所以被人故意放在那里，是因为那人希望有人能发现并向当局报告。警方拍下了颅骨的照片，发送给我们，并希望我们能帮忙鉴定这是否是一个人类的颅骨。是的，它确实属于人类。

然后，我们被要求确定颅骨主人的年龄（并估计死者死亡的时间），找出颅骨的特征，并提取骨骼样本进行DNA分析。这个颅骨属于一名男性，我们根据它眼睛上方的隆起、乳突的大小和脑后部明显的枕外隆凸可以很肯定地得出结论。我们相信他的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因为他的牙齿并没有什么磨损，不需要再进行牙科检查。骨缝线也还没有开始闭合，在颅骨底部，蝶骨和枕骨之间仍有一条明显的缝隙。这条缝隙被称为蝶枕软骨联合（我最喜欢的解剖学名称之一），男性在18岁左右会闭合。

实验室没能从骨头上获取DNA信息。综合考虑，我们怀疑死者的死亡时间比较久远。我们将一段骨骼送去做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表明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600~800年前。不管他是谁，上帝保佑，他已经不属于法医学要鉴定的范畴。很可能是由于海岸被侵蚀，意外打开了一座古墓，尸骨被冲到海里，最后又被渔网打捞上岸。

随潮汐浮出海面或从捕捞物中发现的颅骨通常都只有脑颅部分。比较而言，面颅的骨骼更加脆弱，更容易被挖泥船破坏或在海底翻滚时受损，最后可能仅剩一个颅盖骨。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中获得很多信息。 d7JWMrbkn2iS+d2BHOz0uT2LOjylyO1HbWEsl2mzozIv9fSEh2YRbK2f6gstMs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