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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群体和国家在经济和其他成果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从困惑到愤怒等各种反应。试图解释这些差异的原因，同样激起了广泛的反应。在为此提供的一系列解释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在结果上不太幸运的人在遗传能力上较差。而处于另一端的观点则认定，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是其他更幸运的人的受害者。
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其他的解释。但是，无论具体的解释是什么，人们似乎都普遍认为，现实世界中发现的差异与随机出现的预期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经济和其他努力中发现的结果差异，不一定是先天能力方面的可比差异，或者是其他人在对待人们的方式方面的可比差异。
这种差异也可以反映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许多努力的成功取决于每种努力所特有的先决条件——而在满足这些先决条件方面，相对较小的差异可能意味着结果的巨大差异。
先决条件对概率的影响非常直接。当一些努力具备5个成功的先决条件时，那么根据定义，该努力成功的概率就取决于同时拥有这5个先决条件的概率。为了产生结果的偏态分布，这些先决条件不必是罕见的。例如，如果这些先决条件都是普遍存在的，以至任何给定的人都具备这5个先决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即概率是2/3。然而，在这一努力中能够获得所有5个先决条件的概率是不存在的。
当具备5个先决条件中的任意一个的概率是2/3时，就像上述例子一样，同时具备这5个先决条件的概率是自身的2/3除以5。在这个例子中，结果是32/243，或者大约1/8。换句话说，失败的概率大约是7/8。所有那些先决条件少于5个的人都面对相同的结果——失败。只有完整具备这5个先决条件的人才能成功。这创造了一个成功的高度偏态分布，而不是我们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期望的常规的结果分布，即钟形曲线。
在现实世界中，上述小小的计算意味着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应期望在具有多个先决条件的努力（也就是说，最有意义的努力）中，成功能平均或随机地分配给个人、群体、机构或国家。如果这些都是先决条件，那么就成功的结果而言，4/5的先决条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换句话说，拥有大多数成功的先决条件的人，仍然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无论缺失的先决条件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它的缺失都会否定存在的所有其他先决条件的影响。例如，如果你是文盲，那么在今天的许多职业中，你即使拥有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其他优良品质也于事无补。截至1950年，世界上仍然有40%以上的成年人是文盲，其中包括亚洲和非洲一半以上的成年人。
如果你不打算经受某些特定努力所需的长期辛劳和牺牲，那么，即使你拥有在这一努力中取得巨大成功的所有内在潜力，并且所有机会的大门都向你敞开，你也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并不是所有的先决条件，都必然被具备或不具备它们的个人掌控。即便个人在某个或某些先决条件中处于优势，在最终的结果中，它们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例如，早在20世纪初，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M.特曼教授就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对1 470名智商在140及以上的人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跟踪调查。这一群体男性职业生涯的数据（来自一个全职女性不那么普遍的时代）显示，即使是这个智商排名前1%的罕见群体，也存在明显的结果差异。
在这一群体中，有些人的事业非常成功，有些人的成就并不突出，还有大约20%的人所取得的成就是明显令人失望的。在其中最不成功的150名男性中，只有8人获得了研究生学位，数十人只获得了高中文凭。在特曼教授此项研究最成功的相似数量的男性研究对象中，98人获得了研究生学位。也就是说，在智商排名前1%的男性中，这一比例的差距达到10倍以上。
与此同时，两名在童年时期未能达到智商140的设限值的男性研究对象，后来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那些智商在140及以上的男性都未获得任何领域的诺贝尔奖。显然，特曼教授所有的研究对象都至少具备一个取得非凡成就的先决条件，即足够高的智商。同样明显的是，必定还有其他先决条件是智商排在前1%的成百上千的男性所不具备的。
在特曼教授的研究对象的教育和职业结果差异背后的诸多因素中，最大的差异因素是家庭背景。成绩最突出的男性来自中产阶层和上流社会，他们成长于有着很多图书的家庭。他们的父亲有一半是大学毕业生，而当时大学毕业生比如今要稀罕得多。
在那些最不成功的男性中，近1/3的人其父母在八年级之前就辍学了。即使拥有非凡的智商，也不能替代他们对其他先决条件的需求。
有时，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人缺乏的可能只是某人给他指出正确的方向。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曾经在一次社交聚会上提到，他年轻时没有想过上大学——直到有人鼓励他那样做。毫无疑问，他不是唯一那个天赋异禀的人。
其他人，包括那些没有他那种非凡能力的人，如果他们来自特定的社会群体，那么他们会自动申请上大学，这在特定群体中是种惯例。但是，如果没有遇到那个鼓励他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这位国际知名学者很可能会在某些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中成为一名好工人，而不是一名世界级学者。
只要多数人具备部分特定的先决条件，同时具备所有先决条件的人很少，成功的分布就会非常倾斜，并可能或多或少地近似于正常的钟形曲线。这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经验证据表明，在实践中也是如此。
例如，在高尔夫球运动中，当涉及个人技能的分布，例如每轮高尔夫球的推杆数量或发球距离时，我们就能发现某种近似于钟形曲线的结果。然而，结果的分配向需要一整套高尔夫球运动技能，即赢得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PGA）锦标赛所需的技能严重倾斜。
大多数职业高尔夫球手一生中从未赢过一场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锦标赛，只有3名高尔夫球手阿诺德·帕尔默、杰克·尼克劳斯和老虎伍兹，赢得了200多场美国职业高尔夫协会锦标赛。此外，棒球和网球以及其他努力的峰值成就，也有类似的偏态分布。
鉴于许多人类的努力需要多个先决条件，所以，即使发现经济或社会进步在任何给定时间里未能均匀或随机地在个人、群体、机构或国家之间得到分配，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当一个先决条件的得失可以使失败变为成功或使成功变为失败时，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领先者和落后者在后续的世纪或千年中互换位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先决条件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新的努力方向的变化而发展，或者如果人类知识的进步使现有的努力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那么一种特定的成功或失败模式永久化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也许，人类社会进化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是农业的发展——发生在人类物种存在的最近10%的历史时期内。农业的发展使得养活集中于城市的人口成为可能，而城市又是（并将仍然是）人类文明的大多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技术和其他进步的来源地。
已知的最早的文明，起源于具有惊人的相似特征的地理环境。这些特征包括每年都会洪水泛滥的河谷，无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古埃及的尼罗河沿岸，还是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都是如此。
显然，还存在其他的先决条件。因为这些特定条件的组合并没有产生农业，或者产生大多数人类所依赖的农业文明。这些特定地区的种族拥有特殊的遗传特征，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是关键因素，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并未处于当今人类成就的最前沿。
在现实世界的成果分配中，明显的倾斜经常出现，尽管这种扭曲的结果与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一些基本假设相矛盾。在许多问题上处于对立的人，可能都会假设背景性的概率平衡，但这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这种对概率的有缺陷的认知，以及现实世界未能与基于这种有缺陷的认知产生的预期相匹配，又可能影响意识形态运动、政治迫害和司法决定，直至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在美国最高法院，“不同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了关于不同群体的不同结果，并足以产生歧视性的推定。
在过去，类似的统计差异足以导致某些人得出遗传决定论、优生学等结论，禁止族群通婚的法律的制定，以及在其他带来巨大灾难的先决条件具备时的大屠杀。
简而言之，各国人民在经济成果、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其他成就方面的巨大差异，激发人们努力跨越意识形态谱系进行各种解读。为了使这些解读能经受事实的检验，首先检视一些关于个人、社会群体、机构和国家之间差异的经验证据，可能是有用的。
在许多试图解释和改变人类成就明显差异的尝试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如果不存在人的基因构成或其他人对待他们的方式等相应差异，结果的明显差异就不会存在。这些差异既存在于个人之间，也存在于组织成从家庭到企业再到整个国家的各种机构的群体之间。
结果的偏态分布在自然界很常见，在人类无法控制的结果中也很常见，如闪电、地震和龙卷风。
尽管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之间存在平等或至少可比较的结果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在有偏见的人类干预缺失或不存在影响这些人的结果的基因差异的情况下，这两种理念都经不起经验证据的检验。
例如，一项对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决赛选手的研究发现，在来自5个孩子家庭的决赛选手中，长子进入决赛的概率比其他4个兄弟姐妹的总和还要高。在有两个孩子、3个孩子和4个孩子的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也构成了决赛者的主体。如果连同一父母所生并在同一屋檐下长大的人之间都不存在结果平等，那么在条件不那么可比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预期或假设结果平等呢？
这样的结果，对信奉遗传或环境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他们惯常使用这些术语。
来自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智商数据显示，长子的平均智商高于其兄弟姐妹的平均智商。此外，作为群体性特征，第二胎生的孩子的平均智商高于第三胎生的孩子的平均智商。
在荷兰接受服兵役心理测试的年轻人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类似的模式。长子的平均智力测试分数高于其兄弟姐妹，其他兄弟姐妹的平均智商也高于他们之后出生的兄弟姐妹。在对挪威人的心理测试中，研究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研究中的样本，可达数十万。
长子的这些优势，似乎在许多领域延续到了后来的生活中。密歇根大学1968届医学专业男生的数据显示，这个班级第一胎出生的男性比例是晚生男性比例的两倍多，是第四胎或更晚出生的男性比例的10倍以上。1978年对新泽西州一所医学院的申请者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长子在申请者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而在获得成功的申请者中这种现象更明显。
其他的研究，有些可以追溯到19世纪，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
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继续接受学院或大学教育的比例没有美国那么高。但是，这一比例在一个国家无论是高还是低，长子往往都比晚生的兄弟姐妹更多地接受高等教育。2003年对英国人的一项研究显示，长子攻读高等学位的比例为22%，相比之下，第四胎出生的孩子的比例为11%，第十胎出生的孩子的比例为3%。
一项针对20世纪末法国2万多名年轻人的研究显示，18%的独生子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相比之下，第一胎出生的男性完成同等教育的只占16%，第五胎或更晚出生的男性只占7%。在女性中，这一差距还要略大些。23%的独生女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业，相比之下，第一胎出生的女性完成同等教育的只占19%，而第五胎或更晚出生的女性只占5%。
随着人们职业生涯的展开，出生顺序带来的差异仍然存在。一项对约4 000名美国人进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平均收入的下降，甚至比出生较早和出生较晚的人之间的教育水平的下降更为明显”。其他研究表明，在大波士顿地区的律师和国会议员中，长子的比例过高。在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最初选拔的29名宇航员中，有22人是长子或独生子女。在古典音乐的主要作曲家中，长子和独生子女的比例也非常高。
试想，在同一屋檐下出生和长大的孩子有诸多先决条件是一样的，如种族、家庭基因库、经济水平、文化价值观、教育机会、父母的教育和智力水平，以及家庭的亲戚、邻居和朋友。然而，仅出生顺序的差异，就在结果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无论特定家庭中的孩子可能具备何种普遍的优势或劣势，只适用于长子或独生子女的唯一明显的优势，都源于父母在孩子早期成长过程中的专心致志。
平均而言，双胞胎往往比单胞胎的智商低几分，这一事实强化了上述推断。可以想象，双胞胎较低的平均智商可能源于子宫，但当双胞胎中的一个为死胎或早夭时，幸存的那一个的平均智商就会更接近单胞胎的智商。这表明，对双胞胎来说，就像其他孩子一样，父母对孩子的差异或关注可能是关键所在。
除了兄弟姐妹中出生早和出生晚的孩子可能获得父母的关注不同，从一个社会阶层到另一个社会阶层，父母对孩子的关注也存在质的差异。研究发现，从事专业工作的父母所生的孩子，平均每小时能听到2 100个词语；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平均每小时能听到1 200个词语；而来自福利家庭的孩子，平均每小时只能听到600个词语。其他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亲子互动的 方式 也存在 质 的差异。
在这种背景下，对以这种不同方式抚养的儿童抱有同等或可比结果的期望或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人们也不能把后来他们在学校、大学或就业中的不同结果，自动地归因于那些教育他们、给他们评分或雇用他们的人。因为，经验证据表明，人们的成长方式可以影响他们成年后的发展。
这不仅仅是说，以不同方式被抚养长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长为能力不等的成年人。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和优先事项——但在许多研究中，这种可能性很少或根本没有受到关注。这些研究通过向上运动的发生频率来衡量机会的多寡，就好像每个人都在同等地努力向上，最终只因社会的阻碍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涉及多个因素——首先是对在特定的努力中取得成功的愿望，以及做需要做的事情的意愿。没有这种意愿，所有的个人天赋和所有的社会机会都没有意义，这与光有愿望或机会，却没有实现愿望和机会的能力一样，是没有意义的。
这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即使拥有某一特定成就的部分、很多或大部分先决条件，也可能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就。然而，当任何缺失的单一因素或多个因素最终被添加到诸多条件中时，这类个人或国家可能会突然取得惊人的成就。
从贫穷落后突然走到人类成就前列的国家，包括18世纪以来的苏格兰和19世纪以来的日本。以历史时段衡量，它们都经历了快速上升的发展时期。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一直是欧洲文明边缘最贫穷、经济和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据说，14世纪的苏格兰男爵没人能写自己的名字。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重要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拥有苏格兰血统，包括工程学领域的詹姆斯·瓦特，经济学领域的亚当·斯密，哲学领域的大卫·休谟，化学领域的约瑟夫·布莱克，文学领域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以及经济学和哲学领域的詹姆斯·穆勒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苏格兰人经历了诸多变化，包括该国新教教徒的“十字军战争”——提倡每个人都应该学会阅读，以便能够自己阅读《圣经》，而不是让牧师告诉他们《圣经》的内容和意义。另一个变化是一场更世俗但也更狂热的英语的学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英语取代了苏格兰低地人的母语盖尔语，从而为苏格兰人拓宽了更多的书面知识领域。
在其中的一些领域，包括医学和工程学，苏格兰人最终超越了英格兰人，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些人大多是世世代代说盖尔语的苏格兰低地人，而不是高地人。
19世纪中叶之前，日本一直是一个经济贫困、教育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的国家。第一次看到火车时，日本人感到很惊讶。这列火车是由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赠送给日本的，他的舰队在1853年访问了日本。然而，经过后人在技术上追赶西方世界的不同寻常的民族努力，日本在20世纪后半叶的许多技术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其中，日本生产的子弹头列车，超越了美国生产的任何同类产品。
其他非凡的成就，可能是由一个特定的民族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取得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犹太知识分子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获得众多世界级的荣誉，以至有必要指出，这是一项在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全世界发生的成就，尽管一些较早的世纪曾零星地出现过具有国际地位的犹太知识分子。
正如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所说：“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识字率和人力资本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和工业革命初期，犹太人在科技史上所起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此外，“1600年至1750年科学和数学的巨大进步，并未涵盖犹太人的相关工作”。
犹太人无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潜力如何，即使他们有识字能力和其他人力资本，他们都很少有机会进入工业革命肇始地欧洲更广泛的各类社会机构。在19世纪之前，欧洲大多数大学都不录取犹太人。
18世纪末，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总则禁止基于宗教歧视的联邦法律，美国率先给予犹太人与其他人同等的法律权利。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后紧随其后，其他国家则在19世纪初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放松或取消了对犹太人的各种禁令。
随着事态的发展，犹太人开始进入大学，然后是涌入大学。例如，到19世纪80年代，犹太人已占维也纳大学全部学生的30%。最终的结果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在许多领域，国际知名犹太人物相对突然地大量涌现，包括在前几个世纪杰出人物中几乎没有犹太人存在的领域。
从1870年到1950年，相对于他们在欧洲各国和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中的比例极高。在20世纪下半叶，占世界人口不到1%的犹太人，囊括了22%的诺贝尔化学奖，32%的诺贝尔医学奖和32%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这里，就像历史上其他异乎寻常的情况一样，即使满足一切的先决条件，也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对结果产生戏剧性影响的变化。在消除了各种障碍之后，犹太人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戏剧性的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他们的障碍就能让其他群体自动地取得类似的成就。因为，犹太人已经具备了取得这些成就的各种其他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文盲普遍存在的几个世纪里，普遍能读书识字的犹太人早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相反，在很多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欧洲所称的中世纪尤其如此。中国人铸铁比欧洲人领先1 000多年。一位中国航海家领导了一次比哥伦布的航程更漫长的发现之旅。在比哥伦布的航程早了几代人的航程中，他所乘坐的船只比哥伦布的船只要大得多，技术上也要先进得多。
然而，在15世纪的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导致中国人和欧洲人相对地位的根本性改变。就像其他明显更先进的民族一样，中国人认为其他民族天生低人一等，都是“蛮夷”，就像罗马人认为罗马帝国疆域之外充斥着“野蛮人”一样。
1433年，当时的明朝政府相信了其舰队探险航行得出的结论，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其他地方的人民学习，因此决定不仅停止这样的航行，而且 禁止 这样的航行，禁止建造能够进行这类航行的船舶，从而大大减少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这一决定在当时看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它出现在欧洲正在摆脱罗马帝国衰落和衰落后的“黑暗时代”的退隐之际。当时，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在多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的复兴，包括发展源自中国的东西（如印刷术和火药）所取得的进步。哥伦布的船只，虽然没有达到中国曾经制造的船只的标准，但足以横渡大西洋以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且最终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改变整个世界的那个半球。
简而言之，在中国统治者选择了孤立的道路——不是完全孤立，却是实质性孤立——之时，欧洲的进步机会正在不断扩大。通过向地球的另一半扩张，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在敞开了大门的更大的世界里，欧洲的进步机会不断扩大。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地理障碍造成的孤立与禁锢，使得整个民族和国家都贫穷落后，但在中国，孤立与禁锢是由本国的统治者造成的。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最终的结果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技术和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里，中国落伍了。
在无情的国际丛林中，这意味着其他国家不仅超越了中国，而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脆弱的中国，中国下降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在各个方面部分地屈服于其他国家——包括失去部分领土主权，因为葡萄牙占领了澳门，英国侵占了香港，最终日本侵犯了中国大陆的大片领土。
中国当时缺失的不是以人民素质为代表的先决条件，而是统治者的智慧。统治者通过一个关键决定，即只删除一个先决条件，就葬送了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华人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民具备优良的品质。他们在到达东南亚和西半球的许多国家时，往往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逐渐繁荣起来，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积累了巨额财富。中国的命运和“海外华人”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1994年，5 700万“海外华人”创造的财富，与生活在中国的10亿人所创造的财富几乎是相等的。
其他遭遇更可怕的失败的国家，包括——不幸中的万幸——因为缺乏一个先决条件未能制造出核弹的纳粹德国。事实上，希特勒早有这样的计划，甚至抢在美国之前就启动了类似的计划。当时，德国处于核物理科学的前沿。然而，碰巧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世界上许多领先的核物理学家都是犹太人——希特勒的狂热反犹太主义不仅阻止了他们参与其核弹项目，他对犹太人生存的威胁也导致许多核物理学家离开欧洲，移民美国。
正是移居国外的犹太核物理学家让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注意到纳粹核弹的威胁，并敦促创建了一个类似的美国项目，从而抢在纳粹之前制造出核弹。此外，犹太科学家，以及其他外籍人士和美国人，在美国核弹的研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希特勒自身的种族狂热，这些科学家成为美国的关键资源，而希特勒不可能拥有这些资源。由于希特勒的核计划缺乏一个关键因素，整个世界幸免于大规模毁灭，我们打垮了纳粹，避免了非人化的前景。希特勒拥有一批领先的核物理学家，但数量不够。
中国绝不是世界上唯一丧失曾经优越地位的国家。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比他们同时代的英国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要先进得多，后者基本上都是文盲。在那个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标志性的知识巨人的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了西方文明的智力和物质基础。直至10世纪，一位伊斯兰学者指出，越往北走，欧洲人的肤色越苍白，而且“越往北走，人们越愚蠢，越粗俗，越野蛮”。
今天，这种肤色和能力之间的关联已没人再提了，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在进行这种观察时，欧洲人的肤色和能力之间存在着非常真实的关联。在多个世纪之后，北欧和西欧在经济和技术上将领先于南欧这一事实，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迹象。这表明，特定时代的落后并不意味着永远的落后。但这并不否认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各国人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
特定的机构，如商业企业，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急剧上升或下降。美国几乎所有的领先企业都是从小本买卖做起的（如梅西百货和布鲁明戴尔百货店），或者是由出身贫寒的人创建的（如杰西潘尼和伍尔沃斯），或者是在车库里被创建的（如惠普公司）。相反，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些企业从盈利的顶峰滑下来，甚至进入破产边缘——有时，它们只是丧失了一个先决条件。
一百多年来，伊士曼柯达公司一直是全球摄影行业的引领者。19世纪末，正是乔治·伊士曼首次让大量普通人可以接触摄影，他发明的相机和胶卷并不要求使用者具备专业摄影师的技术专长。在柯达相机和胶卷出现之前，专业摄影师必须学会如何将感光乳剂涂在置于三脚架上的大型笨重相机的照相底片上，并学会用化学方法冲洗拍摄的图像，然后再打印照片。
小巧而简单的手持式柯达相机，以及用柯达胶卷代替照相底片，这使得完全没有摄影技术知识的人也能够拍照，然后将这些照片的冲洗和打印交给其他人完成。由此，柯达相机和胶卷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几十年来，伊士曼柯达公司销售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胶卷。即使在其他国家也开始制作胶卷之后，该公司继续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大部分胶卷。20世纪末，日本的富士胶卷取得重大进展，到1993年已获得21%的全球市场份额。
伊士曼柯达公司还为业余和专业摄影师提供基于胶片技术的广泛的摄影设备和用品。一个多世纪以来，伊士曼柯达公司显然具备取得成功的所有先决条件。截至1988年，该公司在世界各地雇用了超过14.5万名员工，其年收入在1996年达到近160亿美元的峰值。然而，它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在21世纪初突然结束了。当时，它收入骤降，公司破产。
在摄影行业，只有一个关键因素发生了变化——数码相机取代了胶片相机。全球胶片相机的销量在2000年达到顶峰，当时胶片相机的销量是数码相机销量的4倍以上。但是，在3年之后的2003年，数码相机的销量首次超过胶片相机。然后，仅仅过了两年，数码相机的销量就超过了2000年胶片相机的销量顶峰。如今，数码相机的销量是胶片相机销量的4倍以上。
伊士曼柯达公司发明和生产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图像传感器，却在数码相机领域被其他公司超越。这些公司包括最初不属于摄影行业的电子公司，如索尼。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数码相机销量飙升时，索尼的数码相机市场份额达到伊士曼柯达公司的两倍以上。
随着胶片相机市场的突然崩溃，伊士曼柯达公司基于胶片技术的大量摄影设备和用品突然失去了大部分市场，这导致该公司在经济上的崩溃。仅仅一个先决条件发生变化，该公司对现有成功的先决条件的掌握就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从自身所在的领域占压倒性统治地位到迅速崩溃，并非伊士曼柯达公司的独家遭遇。
在自然界中，就像人类的努力一样，各种自然现象可能存在着多种先决条件，而这些先决条件同样可能导致结果的高度偏态分布。
龙卷风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全世界超过90%的龙卷风只发生在一个国家——美国。然而，无论是美国的总体气候还是美国的地形，都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独特之处。在世界各地，这种气候和地形随处可见。但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龙卷风的所有先决条件并不像在美国那样，会频繁地结合在一起。
同样，闪电在非洲发生的频率比欧洲和亚洲的总和还要高，尽管单是亚洲就比非洲或任何其他大陆都要广袤。雷雨也有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在某些地理环境中比在其他地理环境中会更频繁地结合在一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的雷暴频率，是加利福尼亚州沿海地区的20倍。
在自然界的许多其他偏态分布中，地震在太平洋边缘地区很常见，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西半球都是如此，但地震在大西洋边缘地区很罕见。在自然界的其他偏态分布的结果中，一些地理环境产生的物种比其他地理环境产生的物种要多很多倍。南美洲的亚马孙地区，就是一个合适的例证：
南美洲的亚马孙平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其多样性是众所周知的。威尔逊（1988年）在秘鲁的一棵树上发现了43种蚂蚁，这堪与不列颠群岛的整个蚂蚁物种群相媲美。
与欧洲相比，南美洲亚马孙地区的鱼类物种数量也有类似的巨大差异：“在一个网球场大小的亚马孙池塘中捕获的鱼的种类，是欧洲所有河流中鱼的种类的8倍。”
人类当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基因相似度达到90%以上。但是，黑猩猩显然没有创造出人类生产的90%的产品，比如飞机、计算机，以及可以到达月球并进入外层空间的火箭。甚至，还有一种微小的、类似于蠕虫的生物，其大部分基因组也与人类的基因组是匹配的。可见，对最终结果的产生而言，拥有许多或大多数先决条件根本无足轻重。
从世界各地产生的结果上的高度偏态分布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结果既不是平等的，也不是随机分布的。相反，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中，在既不涉及基因也不涉及歧视的情况下，结果的高度偏态分布都是普遍存在的。
一个似乎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正如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所言：“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不是因为基因或歧视，世界就应当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的想法，只是一种无视逻辑和事实根据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比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罪恶更容易的事了，但是自动地将这些罪恶视为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结果不同的唯一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就意味着我们忽略了造成这些差异的许多其他原因。例如，地理和人口统计学，是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或随机结果不太可能发生的许多因素之一。
在没有歧视或遗传差异的情况下，地理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并导致人类社会无法实现平等或随机的结果，而这些结果被默认为是“标准”的。水路和陆路运输之间巨大的成本差异，只是地理上造成结果分布不平衡的一个例子。
回到罗马帝国时代，横跨地中海运输货物的成本——超过2 000英里
，比把同样的货物运到内陆75英里处的成本还要低。这意味着，生活在海岸线上的人比其他人有更大的经济和文化互动空间。一篇地理研究论文指出，在古代，欧洲腹地“与地中海沿岸相比，徘徊在落后的文明之中”。
直到19世纪中叶，从中国的一个港口横渡太平洋，通过水路到达旧金山，比从美国中部走陆路更快，也更便宜。在这一点上，陆路运输和水路运输之间如此巨大的成本差异，意味着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们往往比住在内陆的人们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文化空间。
长期以来，居住在海岸线上的人们，一直能够与同一海岸线上的其他人，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更遥远的其他地方的人，进行远距离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沟通和互动。无论是在遥远的山村、热带丛林还是难以涉足的沙漠，与沿海地区的人们相比，居住在更偏僻地区的人们，在几个世纪里都不可能获得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
陆、海、空交通运输的现代运输革命减少了——但决不能消除——通过水路而不是陆路进入更广阔世界的成本差异。此外，现代交通革命无法消除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因过去几个世纪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影响。
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沿海人民，往往比住在较远内陆的同族人更富裕、更先进，而生活在河谷中的人，也往往比生活在世界各地与世隔绝的山丘中的人更富裕、更先进。
长期以来，进出山地社区的运输成本一直高得令人望而却步，除了那些价值非常高的产品，运输主要集中在体积和重量较小的产品上。世界各地许多山地社区生产的各种精美手工艺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社区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
气候和土壤，同样是实现平等前景或平衡结果的地理障碍。世界上大部分最肥沃的土地都集中在温带地区，很少或根本没有分布在热带地区。这不仅影响农业，而且影响城市化的时间和速度，而养活集中的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生产率又是城市化的基础。近海和温带地区被发现拥有世界上8%的有人居住的陆地面积，23%的世界人口，53%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并非所有这些都能归因于肥沃的土地和农业在 当前的 重要性。但是，即使是今天高度工业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也只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文明和城市发展之后才出现的，这些文明的起源、范围和速度都源于农业。农业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能够使城市社区得以建立和发展，在这些社区能够在土地肥沃程度较低的地方取得相当发展的很久之前，这种情形就发生了。
几个世纪或几千年来，各地的社会，在肥沃的土地、可航行的水道以及有没有用作役用或负重动物的生物等地理因素方面各异，这使得它们在以同样的速度发展成为先进社会的前景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机会。
在肥沃的土壤、可通航的水道和气候等方面，西半球大部分地区在地理上与欧洲相似，但在欧洲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动物被欧洲人带到西半球之前，西半球却 完全没有 大型役用动物和马、牛等负重动物。即使是较小的美洲驼，在欧洲人到达之前被印加人用作负重动物，也仅限于南美洲的一小部分地区。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对这些社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如土地的肥力，在今天可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高度工业化或商业化的社会可以很轻易地从全球化的世界市场进口粮食和原材料。同样，在大多数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国家中，役用动物和负重动物曾经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现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汽车、卡车、拖拉机、火车和飞机取代。但是，役用动物和负重动物曾在这些国家发挥了主要作用，直至最终人类社会发展到可以用自动机车取代这些动物。由于过去几个世纪中地理因素促进或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今天各个社会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
仅是地理差异，就足以排除许多人似乎认为的在没有歧视性偏见或遗传差异的情况下存在的平等机会。山地民族并不是一个种族，因为他们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大陆之上，并且千百年来彼此隔绝。然而，他们有许多共同的社会特征，这使得他们的选择和成就与周围低地人们的选择和成就大不相同，也有别于生活在沿海地区人们的选择和成就。
山地民族占世界人口的10%~12%，看起来可能很少，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已是美国人口的2倍以上，意大利人口的10倍以上。但是，尽管意大利诞生了伽利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马可尼和费米等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世界上的山地社区却没有产生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的人口比意大利多得多。
这不是对山地民族的批评，而是试图证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固有的限制性后果。意大利 境内 的山地民族，同样没有取得像该国其他人口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一项对20世纪中叶意大利一个山村的经典研究发现，那里的人们不仅极度贫困，而且与外界的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与处于更有利的地理环境中的同时代人相比，大多数山地民族没有获得任何平等机会之类的东西，尽管他们陷入困境不是因为被其他人歧视，而是他们所处环境固有的地理制约。
地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特定地点、特定的地理特征，例如水路运输成本与陆路运输成本的高低，或土壤肥力的差异，等等。地理 位置 本身 就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当农业在史前时期的欧、亚、非三洲连接地区发展起来之时，随之出现了更先进的城市文明，其中包括文字。早在其文明传播到不列颠群岛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前，希腊就了解这些成就，这仅仅是因为，希腊离这些成就的发源地更近。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古希腊文明都比当时不列颠群岛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文明要进步得多。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其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在世界各地的发生，位于这些进步源头附近的特定民族也获得了提升自己的机会，而位于更偏远地区的民族则没有这种机会。许多其他历史性的发展，从战争、政治动乱、毁灭性的流行疾病、大规模迁徙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之旅，以及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为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机遇，甚至在某个特定的社会内部也是如此。
多民族社会，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其他社会的不同群体，会在一定程度上继承这些地理位置带来的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相关群体今天所在社会的影响与文化结果。致力于研究这类事情的学者，与那些隐晦地认为缺乏平等结果既不寻常又可疑的人相比，往往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得出结论：“任何一个社会，都没有实现所有地区和所有人口的平等发展。”这是对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民族、机构和社会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杜克大学唐纳德·L.霍罗威茨教授对族裔群体进行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此类群体中，“比例代表制”理念是“很少（如果有）有社会达到过的”。麻省理工学院迈伦·韦纳教授的研究成果指出：“所有多民族社会都呈现出一种倾向，即族群群体从事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教育水平（通常是类型），获得不同的收入，并在社会等级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项关于军队的族群构成的国际研究发现，“军队远远不能反映服役士兵所属的族群所构成的多民族社会，即使是粗略地反映也不可能”。
在各种社会经济成果和智力成就方面，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具体的区位差异。例如，安杰洛·科德维拉教授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区，并得出结论：“如果一个欧洲孩子出生在一条从波罗的海开始，沿着波兰的东部边界向南延伸，沿着斯洛伐克的西部边界和匈牙利的东部边界，然后通过波斯尼亚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界线的东边或西边，其生活将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在其不朽的经验主义论著《人类的成就》中，查尔斯·默里追溯了欧洲不同地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历史进步与差异，并得出结论：“所有欧洲重要人物中的80%，与俄罗斯、瑞典、挪威、芬兰、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波兰、匈牙利、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大部分地区、占意大利1/4的低地以及法国1/3的地区无关。”在美国国内，同样的研究发现，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人物的地区来源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偏向区位差异。美国东北地区所占的比例过高，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弗吉尼亚州除外）所占的比例严重偏低。
在社会经济成就差异中，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最容易被忽视的都是人口统计学因素，如年龄中位数差异。这些差异不小，其后果也不小。
例如，在美国，中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段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因为，随着机械和电力取代人力即肌肉力量，年轻人的身体活力在经济上变得不再那么有价值；而随着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复杂的组织的发展，人力资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发展变得更有价值。
族群和其他社会群体在年龄中位数上的差异，可达20年或更长。例如，在美国，日裔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51岁，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年龄中位数是27岁。
这两个群体或其他群体，在需要多年教育和/或长期工作经验的职业、机构或活动中所占人口比例相等的可能性有多大？在通常需要多年教育和经验的职业或管理职业中，如果拉美裔美国人的代表性不如日裔美国人，这是否令人惊讶？在27岁的任何族群背景的人中，有多少人符合在平民生活中担任首席执行官或在军队中担任将军和舰队司令的要求？
除了年龄，即使日裔美国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其他方面都完全相同，他们的收入以及其他与年龄相关的结果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种族、族群和其他群体在其他方面也很少会相同（如果曾经相同）。这使得平等结果的前景更加不可能，而结果的差异作为歧视的 天然 指标更加令人怀疑。就能力而言，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无法与自己等同，就更不用说他们在各自生命的不同阶段与其他人实现平等了。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待遇，并不意味着平等的表现，而这实际上确保了 不平等 的表现和结果。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基因或歧视都可以简单地作为可能的因素被排除，而是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其中的任何一种。这仍然是有待检验的假设，而不是既定的结论。
认为收入差距是低收入者待遇差异的指标的观念，是一套更普遍的假设的一部分，即某一特定因素是结果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或主导因素。20世纪初，不同群体之间的经济、智力和其他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遗传因素。当时，这一观点与今天相反的观点一样占主导地位，即结果的差异意味着歧视的存在。当时美国的学院和大学有数百门优生学课程，就像今天许多学术机构的各大院系都有类似的课程一样，教授的都是结果差异，也就意味着社会存在歧视。
遗传决定论不是美国所特有的，也不局限于政治或意识形态谱系的任何特定部分。尽管当时美国进步主义者率先在美国推动遗传决定论，但后来他们又带头推动了相反的假设，即差异意味着20世纪下半叶存在着歧视。在大西洋两岸，以及在这两个时代，领先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都站在了倡导他们所处时代的普遍假设的人群的前列。
例如，在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剑桥大学优生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英国其他政治左翼人士也是优生学的拥护者，如国际知名作家H.G.威尔斯、萧伯纳、朱利安·赫胥黎、哈罗德·J.拉斯基、西德尼，以及比阿特丽斯·韦伯等。在英国保守派中，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和内维尔·张伯伦（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首相，因其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而闻名）都是优生学的支持者，尽管他们后来在其他问题上意见不一。
在美国，优生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包括美国社会学协会和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和主要官员。在心理测试发展的先驱中，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从他对美国西南部少数族裔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他们不能掌握抽象概念”；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SAT）的创建者卡尔·布里格姆宣称，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测试结果倾向于“反驳人们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
简而言之，对单一因素的解释五花八门，即使是同处一个时代的主要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单一因素的解释，也不局限于人类之间的差异。它延伸到了关于性质差异的问题。没有人可以质疑热带地区的阳光更热，但这一科学事实并不能阻止亚洲、非洲、北美和南美洲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而所有这些大陆都处在热带 以外 。欧洲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处于热带地区，但有一些欧洲城市的最高气温比新加坡的最高纪录还要高，而新加坡实际上位于赤道之上。
一般而言，即使是一个作为科学事实没有受到质疑的主要因素，也可能被其他某种因素组合抵消。南北位置差异对温度的影响不容否认，但伦敦12月的平均高温与华盛顿相同，尽管伦敦在纬度上处于华盛顿以北850多英里处。流经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暖流向东北方向传递温暖，覆盖包括伦敦在内的西欧地区，使得该地区的冬天比亚洲、北美或东欧同纬度地区的冬天更温暖。
其他因素，也使得温带许多其他地区比热带地区的气温更高。所有这些，都并不与阳光在热带地区更热这一科学事实矛盾。但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单一因素自动地决定了所有的结果。同样，在人类社会中，世界各国对不同群体的歧视性偏见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与在特定地点和时间更广泛的其他因素有关。
虽然我们发现，在世界各地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结果的分布都存在偏差，但是我们发现，在许多社会理论中，平等或可比结果的假设是默认设置。这些理论将缺乏结果平等视为某些邪恶影响的自然迹象，这些影响阻止了这种自然平等的发生。但无论是成就平等还是犯罪平等，都不是普遍现象。
几个世纪以来，东欧的谋杀率是西欧的几倍。今天，根据英国出版物《经济学人》的数据，拉丁美洲拥有“世界上8%的人口，却占有38%的有记录的谋杀”。此外，“拉丁美洲城市80%的暴力杀戮发生在2%的街道”。
无论是基因还是歧视，都不是充分或必要的先决条件，更不足以解释人类之间所有存在偏差的结果。但是，由于存在基因或歧视支配着世界各地的思维、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广度、时间长度和作用力度这样的解释，避免陷入这两种笼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20世纪的纳粹主义导致纳粹主义者的政府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其旗号是消除世界上的“劣等”种族。虽然这种理念可能存在可检验的假设，但它最大的政治胜利来自教条被置于证据或逻辑之外。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是关于假设检验的演习。
作为经济和社会差距的一种解释，歧视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有类似的情感诉求。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将这些理论和其他理论视为可检验的假设。将特定的信仰视为神圣的教条，置于证据或逻辑之外，其历史后果应该足以阻止我们再次走上这条道路——尽管政治教条和这些教条所产生的改革运动可能令人无比兴奋，或者在情感上让我们得到充分满足，或者便利地省去了我们被迫思考自己的信仰或根据事实对它们进行检验之类的苦差或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