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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在上述章节中回顾了漫长的学术史，并窥见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与中国古代外交的前世今生，二者从源起、发展、核心理论与代表人物等方面大相径庭。归根结底，中国古代对外关系隶属历史学门下，而中国古代外交是外交学研究的延伸。同时，我们亦发现二者的关系相当亲近。众所周知，清季学科在草创时期相当薄弱，惟历史学特别发达，陈寅恪、陈垣等甚至主张中国历史学应与强势的法国汉学一争雌雄。在这一特殊的学科语境中，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草创大多依托于历史学的发育，以学说史或学科史等方式来追溯自身的学科定位，譬如中文与哲学二科，皆借助学科史大纲来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与学科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国外交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
从学科构成上看，成型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交学理论的引入。中国外交学的建立，整体上因循了“外文原著——中文译介——本土原创”之规律，其基本理论范式均为舶入。1936年，杨振先完成《外交学原理》；1937年，刘达人完成《外交科学概论》，二书成为民国外交学创立之标志。从内容上看，杨振先以约翰·福斯特的《外交实践》与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为近代外交学独立之标志，并有志效仿《外交实践指南》，将“元首”“中外外交部”“外交官”“领事官”“外交会议”等外事活动分条分章详加介绍，是专门的外交学概论。至于刘达人之著，名为“外交科学”之作，实为国际关系学方面的作品，但长处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整个纳入近代中国的学科建设之中：以“规范视野”总领国际法与理想主义道德原则，以“纵向视野”包含外交通史、外交国别史、外交断代史、外交政策史、外交思想史与外交进化史，以“横向视野”将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学的各个研究对象一一并举。由于照搬现成的国际关系学体系，外交学的建构得以跳过漫长的探索期。但亦因如此，它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自相矛盾的历史观。
另一个就是历史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早期的外交学理论都具有历史眼光，并将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使节制度都列为外交的历史活动，但自丁韪良后，学界大多不承认中国古代以春秋时期为代表的邦交体系。这一强烈的否定态度显然来自本土学者，尤其是历史学界。尽管历史学与政治学本就有深厚因缘，譬如西方国际关系学，即建立于欧洲国际关系史之上。但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的草创中表现得更为特殊：中国本就有悠久的史官传统，东西方的交流互鉴起步亦极早，在外交学正式建立之前，便已有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及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汉学研究围绕中西交通与四裔之学积攒起的丰厚成果，譬如雅裨理（Abeel David）所著《1830—1833年居留中国和邻近国家日记》，阿裨尔（Abel Clarke）所著《1816年和1817年在中国内地旅行和往返航行记事》和安立德（Arnold Herbert）所著《欧美人对远东问题的解释》等书。中西学者的成果各自哺育出现代历史学的一支，边疆史地研究不仅自成一派，还刺激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但是，“新史学革命”中断了史官传统的传承，另起炉灶，构建起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框架。西人观华的成果，即伴随着这一历程而成为正统史料。譬如民国早期的外交史，多借鉴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较少吸收清廷的档案材料，“偏科”相当明显。具体到中国现代外交学的创立，即便在1902年，《时务报》就提出了“中国宜设外交学”的口号，但本土外交学的正式创立却是以《筹办夷务始末》等清代外交活动史料为标志的。借助《筹办夷务始末》与前人编纂的《皇极经世文编》等政论对朝贡制度与现代外交的辨析，“外交学”才明确了自身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将自身同“中西交通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等领域区分开来。故此，我们可说，历史学对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影响之深，超乎一般之想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影响，堪称“适逢其会”。从时间上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兴盛亦在民国时期。顾颉刚在1945年总结评价民国史学三十年之发展时，认为其成就集中于六个方面：“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其中头三项都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密切相关。其中第二项和第三项不难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发扬光大，固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以考古学之方法率队开掘安阳殷墟为范例。此外，考古学的域内生根，亦借助了“中华文明西源说”之公案。1914年，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致函邀请瑞典人类学家安特生（Johan Andersson）访华，并于1921年主持开掘河南洛阳以西新近发现的大型遗址。安特生为拉克佩里“中华文明西源说”之支持者，试图通过比较仰韶村彩陶残片与土耳其出土的中亚安诺彩陶，以及乌克兰出土的特里波列彩陶在纹理和构型上的特征，复兴拉克佩里的“中华文明西源说”。他在1923年完成的初次仰韶出土挖掘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中提到：“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在遍访甘肃三大谷底之遗迹后，安特生完成了籍彩陶为载体的中华文明西来理论。这一结论引发了当时国内学界的不满，但当时的学人亦感到，要推翻安特生的理论，就必需有同样有力的论证。1931年，梁启超次子梁思永学成归国，并将考古的眼光投向了安阳。他在安阳高楼庄发现了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由下而上的三叠层，证明了中原文化的传承性与一贯性，进而从整体上摧垮了“中华文明西源说”的根基。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即受中西文明因果关系而催生，本来亦是中西交通史的展开。民国历史学成就有六，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有三，其影响之强势可见一斑。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影响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