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古代外交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

如果我们对当今的高校国际关系学培养方案作一鸟瞰，足以发现国内高等院校大多开设“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等课程，教授的主要内容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史。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比对“中国古代外交”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首先，国内能开设以“中国古代外交”为题的相关课程的高校数量极少，以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为代表，这类课程均由外交学系或国际政治学系开设；而开设“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院校则有很多，这类课程大多归于历史学系，少部分课程归属于政治学类课程，比如复旦大学开设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与南开大学开设“中国外交哲学与对外战略”，均涉及中国古代外交的相关内容。其次，当我们对比市面上业已出版的相关教材，仅窥其目录，便能知晓个中不同（表1.2）。

我们选取了四书的第一章与隋唐外交的相关章节进行横向比较。其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四者的差异。首先，所有“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类著作，对交流史的开端都以“汉前”或“先秦”概而论之，笔墨也着力不多，而“中国古代外交”类著作都非常明确地将研究的上限谱系延伸至夏朝。其次，“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类著作都很注重中西的交通方式，譬如陆路、水路的开辟，对历史地理与史志图籍均有所关注；而“中国古代外交”只关注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具体的出使事件。最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类著作既提及政治交流，也注重其他文明传入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工艺技术等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外交”仅重视政治交流及其影响。由目录反映出两类学科不同的研究旨趣与工具范式，总而论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与“中国古代外交”是两门不同的学科。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两门研究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同时，基于目录的回顾，我们亦可知两门学科的兴趣也有重合的部分。那么，它们彼此之间是否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上述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

1．“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福建厦门成立，标志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成形。而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学界达成共识：历史上的中国并非孤立的、与外界隔绝的亚细亚孤儿，而是一个与域外有着2000多年交流关系史的伟大国家，故而研究自上古始，中国与域外的交流史，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本届大会还选举了宦乡为学会名誉理事长。宦乡曾多年任驻外使节，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学会的成立，亦标志着“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理论上衔接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桥梁。

从学科传统与学科史两条主线上看，构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逻辑主线有两条：第一条是海外汉学视域下的中国研究，第二条主线则是诞生自民国时期的“中西交通史”。

先说第一条，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所包含的“海外汉学”，主要是指“Sinology”，亦即中国本土（包括港澳台地区）之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包括今日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时间跨度则从见于史册的上古延续至1900年左右，即所谓的“古代中国”。汉学研究所包含的学术资料颇为丰富，既包含古代的通行文献，又包含出土文物，以及民俗艺术、宗教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所吸纳的“汉学”，一般都要加上定语，譬如域外汉学、世界汉学、西方汉学、国际汉学等。尽管就这些词语的相互比照上看，海外学界所谓“汉学”并无定例，用哪一个词都可以，但前缀却一定要加——这样做并非无的放矢。“汉学”一词，同时并用于中国研究的不同学科，含义亦有不同。就前述研究来看，“汉学”当然特指中国本土之外的学界对古代中国的研究，但在中国内生的经学脉络中，汉学特指汉代儒生对五经的注释。具体来说，儒家思想发展至汉代，依文献的流布途径，分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两大类。其中今文经是通过师徒口授的方式流传下来，而记录者以汉代隶定的隶书予以记录；古文经则是鲁恭王意外发现的。鲁恭王意欲扩宅，拆去了孔子故居（今山东曲阜孔庙）的照壁，在毁坏的空心墙中发现了隐藏的经书。经书是由秦统一文字前流行的六国古文字写就的。由于前述流布途径不同，两套经文的篇幅、章目与文献细节亦不尽相同。汉人进一步依不同的文献底本，发展出不同旨趣的儒学流派，包括今文经学派（代表如春秋公羊学、春秋穀梁学）与古文经学派（代表如春秋左氏学）。汉学重训诂考据钩隐阐玄，体例庞杂，与宋学（即宋代理学、心学、气学、道学等流派之合称）形成了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至于清代治经，又继承了汉学传统，因此，遍究近代完成的学术史论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常见这一意义上的“汉学”之语。经学中的“汉学”与海外研究的“汉学”，在清代曾有激烈的交锋，而为明确地区分二者，常以“海外汉学”等词作为海外学界中国研究的专称。

海外汉学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从时间上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海外汉学的起源应当推至欧洲。而欧洲汉学的传布又分为三个阶段，即游记汉学时代、传教士汉学时代与专业汉学时代。迄今为止，西欧编年史学家基于使节往来的记述，应当追溯至13世纪20年代。圣方济各会修士鲁不鲁奇（William Rubruck）领命，探寻欧洲传说之中“失落的基督教王国”，以结成对抗不断入侵的奥斯曼帝国的神圣联盟。

今天，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块记载景教于唐代传入的关键史料，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刻于781年2月4日，1623年重新出土，由唐首座基督教堂“大秦寺”任“中国法主兼副大德僧亚当”景净口述，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笔录。碑文由汉文与古叙利亚文写就，记录景教传入中国并遍播四海的历程。汉文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口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命传授。”古叙利亚文记载：“bsnt alp wtsin diunia mri izdbuid qsisa wkurapisqupa dunmdan mdint mlkuta br nih npsa milis qsisa dmn blh mindta dthurstn aqim luha hna dkapa dktibn bh mdbrnuth dpruqn wkruzuthun dabhain dlut mlke dsinia. ”意思是“（塞琉古）希腊纪元1092年，来自吐火罗巴尔赫城已故长老米利斯之子，王城长安之长老与副大德景净建此石碑。碑上有救世主之法与诸长老向中国帝王传道之事。”可以看出，汉文碑文依照的纪年、官职与宫廷礼仪是中华碑文固有之惯例；而古叙利亚文所记载的，却是希腊纪年与古叙利亚诸国名，景教之传入，本身就是中西交通与宗教交流二者的结晶。

景教在唐时与流行于中亚的祆教和琐罗亚德斯教并称“三夷教”，在元朝及后继中原王朝的禁令中逐渐失声，并流入白莲教等民间宗教，但来头并不小。410年，哥特王阿里克拉（Alaric）攻破西罗马帝国，掠劫罗马；476年，东哥特人奥多亚克（Odovacar）与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先后统治意大利。此时，欧洲的主要敌人是来自中亚地区的匈人阿提拉（Attila）。号称“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在席卷欧洲之后，甚至试图洗劫罗马。而欧洲学界自1748年以来长期认为，匈人即当年为汉朝逐走的北匈奴人后裔，这种来自东方的冲击，为欧洲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不仅如此，阿提拉的入侵激化了教廷内部关于神人一体论的争论。当教皇列奥一世（Papa Leo I）绞尽脑汁地智取阿提拉时，他麾下的两位大主教——来自北非的圣赛瑞利（Cyrillus）与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聂斯托里（Nestorius）围绕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展开了论战。聂斯托里主张玛丽亚不可称为“圣母”，因为名为耶稣的青年体内存在着耶稣的人格与基督的神格，两个位格是相互区别的。神格不能由人类的女子分娩和孕育，因此玛丽亚仅是耶稣人格的母亲。这种观点极大地冲击了亚历山大的希腊教父，希腊教父强调信仰的纯洁，拒绝拉丁教父及其他学派对《圣经》施以“理性”的理解，反对人格与神格的分裂。以苏伊士地峡为中间线，苏伊士以西的地区受亚历山大里亚影响，东部则受到君士坦丁堡影响，教会在这一思想问题上陷入了分裂。431年，基督教召开以弗所会议，并将会址选在小亚细亚省（在今土耳其境内）的以弗所。不幸的是，支持塞瑞利的主教们提早赶到会场，并关闭大门，将后来的主教挡在门外。会议火速通过了支持赛瑞利的决议，将聂斯托里判为异端。后来，他本人流亡并客死异乡。

被褫夺教职之前，聂斯托里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故而其支持者在波斯帝国的保护下重新创立了“东方亚述教会”。这一派与罗马渐无直接联系，但在蒙古政府时期，聂斯托里的名声又传入欧洲。蒙古帝国征服了原属波斯的广大地域与部落，自然使信奉聂斯托里与东方亚述教会的原住民融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中。1251年，蒙古忽里台大会推选蒙哥继任大汗，其弟旭烈兀授命入侵西亚，亦即波斯帝国故地与叙利亚地区，并在1260年初攻入大马士革。旭烈兀之母为突厥汪古部（ö ngüt）人，该部在被蒙古征服前已信仰东方亚述教会。不仅如此，旭烈兀之妻与麾下大将怯的不花亦为景教徒。因此，在蒙古西路军攻灭匈牙利率领的巴尔干联军之后，其景教徒的名声已传入基督教世界。尽管屈指算来，东方亚述教会在蒙古的时日已不多，但在覆灭之前，它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尔汗国，在整体改奉伊斯兰教之前，曾信仰过一段时间的聂斯托里派。欧洲教会此时的公敌，主要是伊斯兰教，早期的国际联盟理论借助“Christendom”日渐成为显学。发展到1306年，法国人皮埃尔·杜波伊斯（Pirre Dubois）在《论圣地的收复》（ De recuperatione Terrae Sanctae ）一书中甚至提出“基督教王国联盟”的构想，希望将先前各基督教王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上夺回圣地的宗教主张加以升华，转而为构建一个地区性的基督教王国联盟。而法国扶持的阿维洛伊教皇（并非同时的罗马教皇，这是教廷历史上一次分裂）号召成立一个有效力的委员会，以仲裁该领域的地区争端。在这样的思潮下，1253年，鲁不鲁奇授命前往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以说服蒙哥大汗与欧洲联盟。在这次旅程中，他未能亲自到达中国，但却在蒙古见到了许多契丹人，并且认为契丹就是希罗多德和老普林尼等欧洲历史学家记载中的赛里斯国（Seres）。

有关景教的坊间传闻无疑激励了当时的欧洲探险家，而对景教入华路线的研究就成为了中西交通史的起源。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在印度发现了聂里托里派的踪迹，聂斯托里派于6世纪传入印度，并形成了“特里凡得琅东方教会”（Trivandurm Oriental Church）。对聂斯托里派的再发现，极大地刺激了传教士们的好奇心。本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大多属于公教会传统，对于东方亚述教会的传播史已相当陌生，但对景教大多兴趣勃勃。这种兴趣，连带着对“中国”幅员的好奇，催动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一轮蓬勃发展。

首先是利玛窦（Matteo Ricci）。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去世之后，留有拉丁文遗作《耶稣会之基督教对华远征》（ De Christina expeditione apud sina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一书，经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编译后，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该书的问世从学理上澄清了一个跨越世纪的误解，即“Cathay”与“Seres”的关系。欧洲对中国的见闻，经过阿拉伯世界的中介，实为雾里看花。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与北地契丹及西北诸民族交流甚多，故将Cathay视为中国，而将南方的政权按“蛮子”的音译为Manji。故而欧洲一直不知Cathay和Seres孰为中国。直至利玛窦亲历明代之中国，才将Cathay与Seres合二为一，并用梵语中的Cina来称呼南北统一的明代，“China”一词始此诞生。该书的第二章名为“中国名称、位置及版图”，向欧洲读者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名称与风貌。金尼阁补充了利玛窦札记中的关于原始基督教的部分内容，略微提及波斯宗教借由蒙古传入中国的可能，即亚美尼亚传入的“忒尔撒”及十字架，但主要篇幅仍放在专心致志地叙述他们如何邂逅祖居明代的犹太人后裔。《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教义在中国人中的迹象》记载了中西交流史中的这一幕，并奠定了后继学者对元季基督教在华传播秘辛的探索进路。

曾德昭（Alvaro Semedo）则在此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一步。同为耶稣会会士的曾德昭于1613年来华，著有《中华帝国及其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 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 e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nia Iesus ），该书1642年由马德里出版，1645年法文版改译为《中国通史》。上册遍历中国见闻之风土奇观、民俗历史；下册专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历史，其不但承接了利玛窦对基督教遗迹的探索，还发掘了关键性的文本，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曾德昭来华，恰逢“景教”碑的重新出土。由于此碑记述了聂斯托里派的传入，而与利玛窦等传教士观察的基督教入华遗迹相合，引发了在华传教士群体的热切关注。曾德昭独立将其翻译为意大利文，又将拓片带回欧洲，交给了后来精确翻译全碑文的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基歇尔1667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图说》（ 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illustrata ），这部著作完整地呈现了石碑的拓片，并详细地附上了汉法词典，以保障几乎每一行的细致对译。在这一过程中，卫匡国（Martino Marini）和卜弥格（Mechel Boym）不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还共同开拓了汉学研究的重要旨趣——历史语言学。历数这一时期的经典著作，无论是《中国图说》，还是万济国（Francisco Varo），抑或甲柏连孜（Georg Gabelentz）的西方早期中国语法研究，都启发了汉学研究的历史语言学方向。这一方向既奠定了后继的专业汉学大家，如法国沙畹（Emmanuel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瑞典的高本汉（Klas Karlgren），符腾堡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主攻方向，也刺激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傅斯年留德归来，多次强调历史语言学的功用，并先后在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筹建专门的历史语言研究机构；陈寅恪更是以比较语言学为方法，于清华开设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遍引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与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文马扎尔语互相参照，使得学生颇感棘手。海外汉学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范式，至此始定其一。

法国汉学的兴起还带来了海外汉学研究的学科化与专业化。之前海外汉学是来华外国人的经验总集，虽已有学术的雏形，但还没有专门的机构予以扶持，未能形成学科系统，研究材料便不易累积，新人也难以训练。于是在19世纪，以列强入侵中国而得来的庚子赔款作为资金，欧洲各地成立了汉学研究所。其中，法国汉学研究所的问世，巴黎和里昂等地的大学开设汉学或东方学专业，偕同老资格的法国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共同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法国汉学的代表作频出，不仅如此，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改传统汉学的治学方式，效仿欧洲汉学路数，发展出近代的日本汉学研究。1918年，田中萃一郎发表《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作为日本的中国研究由经学转向西学路径的标志。早先日本理论界西周、中江兆民等与福泽谕吉的论争，已由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两大史学流派所代替。日本学界整体取法西学框架，但掌握的资料往往是一手的。譬如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考证，从考古学到民俗学，莫不用力过猛；譬如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亦是日本“东洋史”观念的推广者白鸟库吉，著《突厥阙特勤碑铭考》《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朝鲜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之比较研究》，亦使用历史语言学工具；至于《戎狄对汉民族之影响》《西域史的新研究》《粟特国考》《罽宾国考》《塞民族考》《东胡民族考》《蒙古民族之起源》等亦聚焦于中国西北边陲。20世纪上半期，海外汉学界以法、德、日最有成绩，中国留学生负笈求学者甚多，其对中国对外关系之影响可以作一鸟瞰。

本时期汉学的一大特色，就是特别偏重边疆史地与中外交通史研究。本时期传教士对基督教的传播兴趣犹在，而帝国主义对中亚地区伊斯兰国家的渗透更是刺激学界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直接动机。1879年，阿富汗与英国签订《甘达马克条约》，强调英国接管阿富汗南部的部分地区，并向喀布尔进驻军队。俄国扶持拉赫曼进行反英斗争，并攻占土库曼的领土，以逼近阿富汗；另一方面，英俄又围绕波斯帝国的实际控制权，干涉波斯国内政治。俄国于1879年出资训练“波斯哥萨克骑兵队”，英国则于1899年借今日“路透社”创始人路透在波斯租立银行的机会，获取了波斯的财政权。波斯与阿富汗皆毗邻中国西北边境，两国的争端势必自然地蔓延至新疆等地。而晚清时阿古伯的浩罕国入侵新疆，俄军侵占伊犁，都是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俄国与英国的争端，一方面借助前线的军队，一方面借助欧洲展开的外交攻势。譬如1885年3月底俄阿战争，结果彭狄绿洲归于俄国，而引发俄英争端。俄国利用与德、奥签署的“三皇协定”来遏制英国，并取得成果。一系列的政治争端与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此时提出的“陆权论”，使欧洲对中亚地区的兴趣不断攀升。

这一时期法国治学，由埃及、波斯、印度、中亚而至中国，强调陆路之影响；而日本汉学则由朝鲜、东北（满蒙）而至大陆，两面研究合于敦煌，体现出的特色就是长于四裔之学。傅斯年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感叹道：“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家？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本时期汉学的长足进步，使中西交流不再局限于探索基督教的东传，而直接以中西交流的固有史迹为基干，径直研究古代以来宗教、族裔、血缘、语言、文化在不同文明板块间的交流和活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名实相符。这类著作首推英国汉学家玉尔德（Henry Yule）著《中国道程志》（ The Way Wither Cathay ），又译《古代中国闻见录》，以游记形式记录西方人在中国的游历。玉尔德的这部书，对中国自主创立成科的中西交通史，有底本之功。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均以玉尔德之作作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或以其为检索西籍的框架，或以其为划定历史分期的参照系。正是在《中国道程志》一书的影响之下，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与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外交通小史》才得以著成。游记传统亦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1931年，时任中国海关雇员的美国人阿灵顿（Arlington Charles）完成了其汉学研究的代表作《青龙过眼：一个在中国政府机构服务的外国人五十年的经历》（ Through the Dragon's Eyes ）。在书中，阿灵顿回顾了其游历中国时所见的官僚机构与社会文化。而当时伯希和花大力气治蒙元史及中亚史，乃当时汉学的绝对表率。他的相关论文被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重要的研究内容可分为注释、述评与研究。述评类有《卡尔梅克史评传》，批评俄国巴托尔德（W. Barhold）著的《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以及英国巴德利（J.Baddeley）著的《俄国·蒙古·中国》；注释类有《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研究类有《蒙古与教廷》。伯希和尤爱蒙古史，对突厥史也有心得，著《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驿站》等文，莫不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中亚之历史。1930年，日本汉学亦于唐宋元三代研究中取得了极大进展。宋元二代研究，是其满蒙学研究在历史维度上的挺进基础，而唐代胡汉并用，四裔勃兴，正是傅斯年所谓的“半汉”之学所指。因此，对黑水靺鞨、黠戛斯等朝唐夷族进行考古与历史语言学维度的研究，渐成一代学风。

不仅如此，傅斯年评价本时期海外汉学之风盛行，亦提到中西交通：“西洋人治中国史，最注意的是汉籍中的中外关系，经几部成经典的旅行记，其所发明者也多在这些‘半汉’的事情上。”个中翘楚仍是伯希和。伯希和继承前代传教士汉学对文化教育与宗教传播的重视，一方面大量撰文，研究中国古代对外远航及陆地遣使等事，著有《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等以东南、西南交通史为主要对象的专著；另一方面亦在民国学术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运出敦煌经窟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一部分史料至巴黎，并以这一系列史料为基础，完成了《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作品，还原了波斯—叙利亚宗教进入唐代的历史路径。孰是孰非，历史已有定论，惟这种重视中西交通的目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范式。这一时期欧洲汉学开风气先，日本汉学紧随其后，以巴黎和东京为当时中国研究之重镇，令中国的历史研究备感压力，奋起直追，缔造了后来历史学研究的卓越成就。

总结而论，海外汉学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两件宝刃：历史语言学与中西交通史。而后，中西交通史自向达、张星烺二人处更是独立成科，扩充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的主干，汉学遗产的影响不可忽视。

再说第二条“中西交通史”。“中西交通史”，在张星烺建科之前，清代士人基于对道咸以降西北边陲的危如累卵，已有相关著作问世。徐松著《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徐穆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著《朔方备乘》，都是当时研究域外史地的上乘之作。治域外史地，既是清代朴学之风的自然延续，又是应当时西北边陲屡屡告急、英俄列强虎视眈眈之势而激发的朴素情感而发。光绪之后数十年间，西北史地之学最为多产。但清末史地之学，其治学方法仍以传统史论为主，多重文献与金石材料，以水道、舆图、山川等地理之学为主，对西方历史学的理论吸收有限。沈曾植继西北史地学之后，将研究目光投向整个域外历史，著《岛夷志略广证》《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遍历蒙古、突厥、西南边境与南洋海岛交通志略。

同光之际，李文田、洪钧与丁谦等人开始崭露头角。相较其西北史地研究之前辈，本时期研究仍然在传统史学领域之内，譬如《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专门考证《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与《外国传》，方法授乾嘉考据学派之长，又吸纳海外地理学研究的范式，内容愈加广博，成了传统地理图志的集大成者。但另一个特征，是受到了新出史观影响，治学有了更加明显的倾向性。当时西方历史学理论颇为优长，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白鸟库吉取师于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ss），为兰克（Leopold Ranke）之高足，京都学派桑原骘藏亦受到兰克学派之影响。然而，此时影响丁谦等人的，已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史观与种族理论。法国人拉克佩里“中华文明西源说”的谱系，斯宾塞《社会通诠》的翻译与清季民初“驱除鞑虏”思想的相互映射，这一时期的高等人种谬论与种群的优势和替代成为中西交通研究的主要对象。法国人拉克佩里（Albert Lacouperie）自幼成长于香港，1894年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from2300B. C. to 200A. D .），书中指出，《圣经》中记载了迦勒底地区，两河流域的国王奈鸿特（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东进，在翻越昆仑山之后，进入了黄河故地，成为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拉克佩里的学说在欧洲没有激起浪花，但这一消息传至日本之后，由国府种德与白河次郎同出的通俗读物《支那文明史》出版。1903年，上海竞化书局以书籍日文原名出版《支那文明史》，这一版忠于原文因而为士人留意，继而以评述和转述等脍炙人口的方式（如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引爆整个知识界。丁谦接受了拉克佩里的主张，在《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地理考证》等书作中，附会其说，欲在种族主义横行的19世纪证明中国人种与欧洲人种出于同源而更为高贵。可见此时的地理研究，尽管研究手段多有创新，但大都由日本转贩名词，西学理解仍然有限。

“交通史”一名，亦由日文转贩而来。譬如日本内外书店1917年出版的《海外交通史话》，“交通”一词取自汉语，本义有“交往、往来”之义。然而，“中西交通史”之成立，却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大成就。1930年，曾留学美、德的张星烺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宣告了中西交通史这门学科的成立。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78年再版时参考中文文献228种，外文文献35种，取材广泛，地理资料“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录，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基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点，亦即以游历和地缘政治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特点，《汇编》收录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民族传说与国家政治。正史目包含了《史记》《汉书》等正史，《列子》《墨子》等诸子之学，《大唐西域记》《海国图志》等游记与地理堪舆之作。同时也受到民国历史学研究风气的影响，在正史之外，特别注重野史材料。此外，还打破体例，穿插使用佛藏、道藏、类书及金石材料，同时大量汲取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包括景教研究、波斯游记等成果。张氏的著作承继了自民国以来以史料学立学科的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学科建制起到了引领作用。

1930年，向达完成了《中西交通史》与《中外交通小史》二书。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异，《中西交通史》是一部以特定史观组织史料的专题式著作，并分为“古代中西交通梗概”“景教与也里可温教”“元代之西征”“马克波罗诸人之东来”“15世纪中西交通之复兴”“明清之际天主教士与西学”“18世纪之中国与欧洲”“鸦片战争与中西交通之打开”等等。对比今日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之著作，该书集中论述基督教与中国的历史往来。但以其为中西交通史的核心，则明显受到了时代的局限。向达的研究集中于中国与当时强盛的欧洲之间的历史交往，而几乎不谈对中国文化影响更加深远的北传佛教的传入；至于中亚地区的往来，也是附庸于中国与欧洲的往来之间，论述简略。《中外交通小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不再单纯以元代之后中欧交通为核心，而将时间上溯至希腊罗马时期与中国之交通，地点包含了中亚、阿拉伯及印度，路向包括了西方文明的传入与中国文明的外传。两本书在内容上各有偏重，但整体来说，向达的研究，相较于张星烺，有了非常鲜明的体系化倾向。向达将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对外交往按照一定的历史阶段加以划分，譬如他将中西交往时期分为三阶段：先秦以前的固有文化发生期，秦汉至宋的佛教传入期与元明以下的西方文化输入期。由此，中西交通史被条理井然地体系化，形成一门较为完整的学科，因而亦成为中西交通史学科成立的标志。不仅如此，张星烺与向达二人的上述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命名为“中西交通史丛书”。尽管学科几经易名，但这一丛书的名称却为商务印书馆承袭至今，实是对前贤的致敬。

1953年，方豪完成了五卷本的《中西交通史》，尽管相较向达与张星烺二位之作晚了二十多年。但论其内容、体例、用工细致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辈，堪称中西交通史之集大成者。本书之结构没有简单采取向达的三阶段论，而是调整体例，提出了“四阶段论”。第一阶段为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阶段论隋唐、五代至宋；第三阶段论元、明；第四阶段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总五卷六十九章七十万字，篇幅冠绝全科。方豪拓展了今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时间跨度，从先秦时期下探至鸦片战争，突破以张骞作为中西交流的时间标点的瓶颈。不仅如此，“中西交通史”一门学问，自方豪始转为“中外关系史”或“中国对外关系史”。方豪指出：“言中俄关系史者，不能忽略与蒙古接壤之一部；言中国与欧洲关系史者，不能不及南洋，但此数地者，俱非西字所能尽也。”同时，治中西交通史，素来不谈中日关系以及与朝鲜半岛之关系，而这是治中外关系的一大短板。前述向达即以方位之“西”对标欧洲，体现出了这一倾向。当然，方豪的态度亦折射出20世纪日本之定位，即由19世纪宗藩关系下的朝贡国，跃而为20世纪亚洲之强国。而抗日战争的结束，亦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的态度，有一根本性的扭转。方豪奠定了今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旨趣与框架：“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语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政治与大小规模之战争等）。”均已有所体现。交通史研究至方豪为止，一跃而为“中外关系史”，亦即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先声。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自传教士研究景教流行碑迄历经数百年积累，又受益于海外汉学与中西交通史两门学科的交替演进，至今早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呼应了史学前辈的殷殷嘱托。翦伯赞先生曾与燕京大学学生座谈：“你们学中国史，又学世界史，为什么不把中国史和世界史联系起来学呢？为什么不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宽广背景下来学呢？”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已经完成了中外交流史的谱系、冗杂史料的分类，确立了以民族集团、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与地理交通为基干的研究范式，并持续地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施加影响。应当说，除外交学之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是影响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最深远的学科门类。

2．“中国古代外交”之研究的起源

历史学与外交学的结合，在中国诞生了一门已逾百年的研究，即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这门研究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Martin），并在当代激发了学界的广大兴趣。且伴随着学界对其的关注日益浓厚，研究所面临的困难便愈加明显，并由此出现了学科化的趋势。

尽管同出传教士群体之手，但“中国古代外交”的起源实则相当晚近。“中国古代外交”自一诞生便属于国际法这一门类，相较历史学属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在思想资源、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上，都有着巨大差异。先说思想资源。晚清思想界震荡，前述拉克佩里“中华文明西源说”之说曾大受革新派欢迎，从旧儒中脱胎的章太炎与刘师培、投身于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丁谦等皆竭力推崇，传统“宗周”的文化自尊遭到了根本性的撼动。为应对这一困境，晚清宿儒由经学内部的汉宋之争，转向了“西学中源”之说，希望从思想上梳理中华经典的尊严，以捍卫岌岌可危的民族性。俞樾在为辑佚大家王仁俊所著的《格致古微》作序时，曾提出晚清思想界“西学中源”的核心：“使人知西法之新奇可喜者，无一不在吾儒包孕之中。方今经术昌明，四部之书犁然俱在，士苟通经学古，心知其意，神而明之，则虽驾而上之不难。此可为震矜西法者告，亦可为鄙夷西法者进也。”苦心孤诣地将西方学说纳入六经，其根本要旨当然是维护周孔之学的神圣地位，以应对严复之急告“地球，周孔未尝梦见；海外，周孔未曾经营”。要解决如斯困境，一方面，士大夫仍固守晚清经学六经三史的地位与中华文明包含一切的信念，他们通过熟悉的思想资源来“格义”与解释新的政治现象；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抱着回到先秦以构建出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理论的愿望。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所著的《校邠庐抗议·重专对议》便将外交与春秋盟会相对：

今海外诸夷，一春秋时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

冯氏以春秋时期类比19世纪的欧洲，其重心在推介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但将其与春秋时期相联系，十足地体现出“中西同源”的思想底色。这批兼蓄治史与政论的部分士大夫，譬如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张斯桂著《万国公法·代序》、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项藻馨编《格致书院课艺》、王韬著《扶桑游记》及《弢园文录外编》，至郑观应、唐才常、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人均多持此论。王尔敏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指出：“中国官绅之回顾古代史例，取借春秋战国经验而认清世界，并以合纵连横情势，解说欧洲列强对立争胜。阳开阴塞，外弛内张，捭阖从衡，勾心斗角。而自知面临复杂世局。”晚清时人多将春秋与战国二时期同19世纪晚期的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加以比较。冯斯桂等士大夫的共同特点是秉承“中西同源”的观念，推广介绍西方的国际法体系与外交制度。他们的意图是近代化的、普世的。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最突出的共性。

当然，本时期力图范式创新之士大夫，譬如章学诚，主要的立论仍放在六经的注解上，其研究范式为复古而非学新。自觉革新的士大夫以策论、日记和史论的方式就此发表私人意见，却仍属旧文学的樊笼。《文心雕龙》说道：“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在旧文学中，策论与史论均是政治议论与历史论文的最主要形式。冯氏之议论确实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其秉承眼见为实的原则，记录亲身见闻，也批评经学研究“崇古、媚古”的倾向，包括惟六经三史（即古文经学、先秦与秦汉史）是尚的风气。但还没有在方法论意义上开拓出新天地，虽有观点之新鲜，却未入新学之境地。在旧文学行将就木的时代浪潮中，这批学人的论著，还未来得及细致地哺育学科，便已遭冗汰。

但在中西合力的推波助澜之下，社会科学概念舶入中国，便有了现成的驳口，即以“格义”的方式，借中国历史固有之遗迹来扩大传播。1864年，丁韪良主持翻译惠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万国公法》。该书第二卷《论国自然之权》之第一章“论其自护、自主之权”之下，援引了1827年英、法、俄三国敦促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复合的公约：“第二条略述英、俄前议希腊之内政外交也。”首次使用了“外交”这一译法。1876年，京师同文馆又译《星轺指掌》，这是晚清第一部专门介绍西方外交制度的指导手册，再由丁韪良校核定稿。相较之下，《万国公法》不过宏观的、一般性的国际法文件；而《星轺指掌》则详细论述外交与领事等涉外工作的具体规则。一俟“外交”概念之传入，丁韪良便独占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鳌头。

丁韪良身为同文馆西人教习，有志于将外交遣使谱系至上古：“（而尤可为天下万国法者）莫若孔子所修之《春秋》，综二百四十年之事，悉经笔削而定，往往予夺褒贬，寓于一字。千载而下，更无有能议其后者。”这一点受到了清人热烈欢迎。一俟他跻身外交巨擘，掌握了外交学理论的解释权，自然吹动了革新之风。晚清士人纷纷依葫芦画瓢，譬如胡薇元著《公法导源》、蓝光策著《春秋公法比义发微》等论及国际法起源的早期著作，莫不云行景从。

进而言之，堪为“中国古代外交”学科定鼎之作的，有丁韪良于1884年柏林东方学会宣读的《中国古世公法略论》，与1888年在北京东方学会作《古代中国的外交》（ Diplomacy in Ancient China ）的报告。先说前者，《中国古世公法略论》对当时欧洲国际法学界起到了启蒙性的重大作用。该文虽只论及周礼与国际法的相似之处，却由国际法的遗迹这一顶层设计，为外交开辟出历史的向度。首先，在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丁韪良提出将中国历史分为三纲，以公元前264年罗马与迦太基之战，至葡萄牙传教士17世纪发现印度，为第一纲纪。本时期中西隔绝重洋，相互孤立。第二纲纪在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成为了中西消息的交流渠道。本时期中国虽大致了解欧洲之概貌，但对其政治文化制度的精髓仍无所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三纲纪，面对英法列强的入侵，清朝一方面讲求武备，整饬边防；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国际法，力图援引国际法以自卫。可以看出，丁韪良就中西交流的基本观点，与前述中西交通史有本质不同。首先，中国古代外交的历史分类法几乎是全新的，特别主张从春秋时期开始谱系。历史分期完全基于基督教的传入这一线索，有类于向达的《中西交通史》，但直接将第一纲纪从先秦谱系至明代，完全忽视了唐代景教的流行以及印度—波斯诸宗教的传入，仅以近代欧洲为文明演化的标杆，可见支撑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学科底色，绝非中西交通史，甚至并非史学。丁韪良说道：

苟有相需之势，必有公法之学。此出于人心之自然。特行之有盛有不盛耳。相需之势有二：若于自主之国，境壤相接，舟车可通，势不能不讲信修睦，以联邦交，一也。诸国交际往来，各以平行相接，而无上下之分，二也。此二者，中国自秦汉以来无之。而当周室分封之世，则明明有之。其时列爵分土，同姓之封数十国；谊亲而分均，文同而化一，虽欲不往来得乎？

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由此可见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之不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重视发掘史料、文物，以无文字之文物，配合有文字之文献，几乎无所不包。从《二十四史》到历代编纂的类书会要，再到私人游记、笔记小说，乃至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怪意味浓厚的文学作品，《汉武故事》《别国洞冥记》《三辅黄图》等私修笔记，配合出土的木简、铭文、图像、雕塑、钱币与工艺美术品等实物史料。而《中国古世公法略论》则不同，不但徒重文献，还特别强调《周礼》之影响。相较历史学成型阶段章太炎所批评的：“适有佻巧之师，妄论诸子，冀以奇胜其侪偶。学者波靡，舍难而就易，持奇诡以文浅陋。于是图书虽备，视若废纸。”放着常见书不读，专门去研究冷僻而边缘的史料，是这一时期海内外历史学研究的通病。然而，丁韪良的研究却几乎倒向经学一侧，基础文献均采用《春秋》与《周礼》，还特别重视本时期诸侯国依记载形成的政治规范：“凡此数百年之陈迹，莫非公法之要纲？惜未纂述成书，以传诸后世耳。然使果有其书，恐亦毁于秦火矣。今所传者，惟散见孔孟之书，诸子百家之说，以及稗官野史之所记。而《周礼》一书，犹足以资考证。”这种重公法而轻稗史的进路，就治学方法而言，当然是以舶入的概念重建上古史的西学东进之路径，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并不鲜见；但就思想资源的吸收和运用来看，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思想进路，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迥然有别。

其次，历史阶段的三分法并不鲜见，譬如向达以“固有文化”“佛学传入”和“耶稣会传入”为中西交通的三阶段，但“纲纪”之用法却颇罕见。“纲纪”是经学之语，古人借结网而有“纲”说。《尚书·盘庚》说道：“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在这里，纲即织网的主索，有“提纲挈领”、总领全局的说法。遍览全文我们可以发现，三纲纪与同时而稍早的“春秋三世说”是有所呼应的。梁启超曾揶揄丁韪良欲染指五经：“然以西人谈中国古事，大方见之鲜不为笑。中国当封建之世，诸国并立，公法学之昌明，不亚于彼之希腊。”可见，丁韪良将古世公法定于春秋，亦欲借当年中国时髦话题与论辩双方既有之史料，以冲破汉字史料这一海外汉学研究之“天堑”，并借其东风地尽快拓展学说的影响。这即涉及清末经学的“鲸落”，以及与西学间争竞的关系。

清朝的学术系统本是一个自足而独立的体系，清之中叶，乾嘉学派兴起。政治思想研究由明代遗民群体转而至经学团体，并基本奠定了晚清时人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上采用的经典视角与基本进路：以经学为第一，史学为经学之旁证，实际将古代政治制度研究钉死于十三经及秦汉之前成文的典籍上。胡适评价这段时期文学之成就：“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和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学。”乾嘉学派有惠栋所率吴派与戴震所率皖派两股不同的治学风格。吴派求其古，以为西汉去周未远，所作的训诂也最贴近经学原义，因此殊为强调先秦及两汉时期的文献。在治《春秋》等典籍时，将注疏的权威性追溯到汉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则强调“求其是”，从小学与字义入手，追溯经学的经典概念在历朝历代的变化。最重要的是，皖派特别重视“三礼”，以《礼记》《周礼》《仪礼》为核心文本，考证先秦的政治制度与文物，同时也极重视义理的阐发。戴震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强调阐发经典中的思想。从旨趣上看，吴派与皖派所治的都是经学传统，在研究对象、方法与核心问题上，同前朝学人没有本质区别。

尽管乾嘉学派在嘉庆朝后逐渐凋零，经学元典的阐发却成为了清末西学入华的必由之径。应当说，先秦与西方学术之间的对应仍烙印在士人的脑海之中。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要重视经学元典，尤其是《礼记》与《春秋》等书。就这一点而言，由廖平而至康梁，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实际形成了对话之势。丁韪良对阵的是当时求新求变的廖平与康有为。作为川中宿儒，廖平的思想虽然变化得令人惊骇，但究其内核，还是以周礼和周易为中心的，只是试图拓展经学资源，以解释当时世界格局的变化。他以为《春秋》是六经的小统，讲的是三千里之九州的“中国”一国的治法，而《周礼》讲的是六经的大统，也就是全球的治法。吸收五大洲的地理图谱之后，廖平承认中国是世界的一员而非尊主，但仍执着地强调，经学的系统包含了欧洲全部学说的萌芽，即便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世界，也应由朝贡关系来加以解释。在《地球新义》一书中，廖平吸收了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中1890年庚寅正月二十一日《日记》之全文，用传统邹衍之九州来解释世界的新图式：“将来以阿富汗为行京，就亚洲分两京，如周东西通畿之故事。中国为居为上为天为衣为玄，阿富汗为行为下为地为裳为黄。俄为北为黑为恒，欧与北美为西为白为华，非与南美为南为赤为衡，澳与中国为东为青为泰。觐礼王者，朝诸侯，设方明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合两京四岳为六合，方明之制即地球也。”这里描绘了一个朝觐全球天子的方明之坛，以及按照《仪礼》所记“礼制”而分类的朝觐等级。整体来说，廖平在经学系统中开辟了一条新鲜道路。他搬动地球，重谱世系，这一以五行三统天文地理同政治相配套的做法，尽管在经学的内部演化中也属独树一帜，但其根本逻辑却是一以贯之的。

廖平激于地理大发现，运用经学的空间观念来重塑近代士人对地缘的认识，这是取近代之皮而敷古代之骨。康有为的儒学思想几乎照搬廖平，而为时人诟病。但由于论证变法的现实需求，“公羊三世说”则运用经学的时间观念，来迎合线性史观与进化论的旨趣。原本《公羊传》中有“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异辞”，汉代何休将其注解为：“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里，公羊学家认为，孔子为万世天下立了一蓝图，历史由此有了特定的进化方向。康有为更将三世说推广至国际政治维度，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原始落后的据乱世、欧西各国已在秩序井然的生平世，但中国通过变法，必将由落后而原始的独立状态，通过不断地向外联结，共举各国共同之法规，再渐进为理想而自足的独立状态：“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既变，盖进至生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公羊学力图在原本的时间框架中，包入整个新发现的世界，并通过描绘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未来，来融释西学与中学孰优孰劣的尖锐冲突。而丁韪良对上述二者的接受，亦指向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在思想资源上的“异数”，不取史学，而取经学，以中华固有之世界秩序观同海外舶来的“国际关系”相结合。丁韪良说道：“按中国公法，早寓于封建之初，而显著于春秋之世。自尧舜始建十二州，立十二教，疆分界画，上应星辰。盖古时分天图为十二方，以国之十二州当之，取每方列宿之名，定各州分野之界。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亦以北辰喻天子，以众星喻诸侯也。夫合天文地理之学，以为经理疆域之用，良法美意，计孰有愈于此者乎？”他从肯定公法的角度，将经学思想的时空图式吸纳进“古世公法”的构建（表1.3）。这样，存量庞大的经学资源，便逐渐为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所吸收（至少其尝试过）。尽管当时的吸收是粗浅的，但对于乾嘉以来便屡遭压制的经学而言，不啻寻找到一个突破口，以与日渐抬头的史学和完全舶来的西学相拮抗。丁韪良亦由此好风借力，成为国际法与外交两概念传入东亚的布道人。

就这一时期的理论聚焦与思想产出来看，经学的赓续与古代外交偕国际法的移植，几乎是同步的。自廖平始，传统学术研究不再单纯地着眼于中国的历史，而逐渐重视同世界的“比较”“对话”与“沟通”。整体来说，廖平的“经学六变”步幅着实太大，惹来如潮般的争议。但是他力图调动古代思想资源，以固有之传统来解释全新之局面，这种尝试的勇气确是值得肯定的。在船坚炮利的国力差距面前，本时期的经学余绪正全力寻求一条决胜于文明的捷径。《天演论》中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冲击了思想界，撕开了长期维持的稳定秩序，但士大夫仍然认为在以力欺人的势之外，还应当有“理”的存在。国际法赋予小国和弱国平等的做法，与《春秋》中“续存亡”的精神有着相通之处。这一时期的经学研究，尤其是公羊学派，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外交的进路。

在《中国古世公法略论》之外，丁韪良最重要的著作便是《古代中国的外交》。由此，他奠定了以外交学理论工具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方向。依据当时通行的外交惯例，丁韪良在对比中西外交的结构特征之后，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在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外交使节特权中并没有所谓的治外法权这种为方便而虚拟的东西”；二是“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中，并没有诸如特命全权大使之类的职务”；三是“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中，没有像常驻公使这样的东西，他们的公使们全都是‘特命全权公使’（envoyers extra-ordinaires）”；四是“古代中国大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现代欧洲的那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模拟。”可以看出，使节研究在外交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06年，约翰·福斯特（John Watson Foster）出版的《外交实践》及1916年萨道义所著的《外交实践指南》，堪称外交学之起源。在其书中，关于使节的委任与赋权等内容占有极大篇幅，萨道义甚至连篇累牍地罗列使节所携带的国书格式，并作为外交研究的对象。吉恩斯·索伯（Maurice Keens-Soper）在《卡利埃与外交理论》一文中梳理出1625—1700年间出版的153部外交专业文献，均为外交官的行为指南。上述研究充分点出外交使节作为实践主体，在外交理论的形成与外交史的谱写中，扮演着怎样的特殊角色。

尽管历史学研究就中国古代遣使制度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若加以细究，它们实际并未严格地将“遣使”与“外交”等同起来。以官职研究为例，遣使作为一种“称谓”，曾广泛地盛行于王朝的内外治理中。譬如汉代的“遣使循行”，就是指政治上派遣使者云游四方，视察国内政事。而这一类“遣使”，就仪式、制度、任命等方面，与派遣至四夷的使者，几乎是一样的。外派和内遣两类任务不同的遣使，在史册典籍中混为一谈，这本身就增加了外交遣使研究的难度，亦凸显出既有研究框架的局限。因此，只有回归本源，借鉴外交学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型之前外交遣使的界定，找准切入点，才能使中国古代外交遣使的研究，超拔于诸如古代监察、观风、荒灾祥瑞遣使的研究之外。

回顾中国古代外交的早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使”之一字固然同时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古代的政务之中，却可能因为任务和对象的不同，“演化”出不同的功能结构。譬如丁韪良依据功能将春秋与战国的遣使分开，特别强调战国使节更接近于外交家：“第一批引起我们注意的外交家是苏秦和张仪。他们并不像塔尔提比乌斯和尤礼柏蒂斯，仅是传令官和信使，其职责是传递一封信或是吹喇叭。他们都是充满了主动性的政治家。”这一说法契合当时国际法学的基本精神：“外交使节有两类，应该加以区别；一类是为政治谈判而派遣的使节，另一类是为礼节上目的或为统治元首更迭而派遣的使节。”回到尼科尔森就古代使节的分类，丁韪良将申辩、谈判与影响国是等政治活动列为战国时期“外交官”成熟的核心标志。在此之前，学人仅依“三礼”等典章研究为主，这便使得他们将春秋战国时的礼崩乐坏视为周礼之变体，强调“尊王”的一面，忽略了伴随社会背景变化而分化的使节功用。故如清皮锡瑞在《经学通义》中便有“三礼皆周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之说，比如毛氏之理路之研究，大多不区分春秋与战国两个不同时期。而丁韪良所引入的功能区分视角，却是在经学传统未曾留意的角落发掘出外交遣使的演进历程。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自诞生始，便谱系至春秋。而作为中国政治思想近世迭代的一朵浮浪，“外交”一词在东亚的推广，亦曾受到“中国古代外交”的助力——在近世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日薄西山，诸如“主义”“社会”等日文语汇大量涌入之际，“外交”却从中国反向输出至日本。“中国古代外交”的创制不得不说与有荣焉。作为丁韪良的得意之作，中国古代外交研究通过吸收经学思想资源，沿袭社会关注的经典话题，再结合外交学固有的理论工具，完成了基本路径与学术旨趣的建构。后继民国时期的外交研究，几乎完全延续丁韪良划定的道路，可见其影响之深。

清代既没，学术系统的“层叠”昭告完结，旨在全盘革新的学科革命拉开了帷幕。学科视角的“遮蔽”成为本时期对外遣使研究的“外患”。从物理设施上看，民国时期陆徵祥改组外交部，将仿日制建立的外务部转为仿法制的外交部，而西学之传入亦不复依赖传教士与译本，而是以留学生和驻外官员为主力。故而本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均出现“读古书不如读洋书，读洋书不如留洋学”的风气。对外交的理解更是从先前的雾里观花到亲历亲为，不断加深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外交之理解。从学科建制角度上看，这得益于彼时京师大学堂政治学科的建立，及国际关系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步成型。1921—1937年国内大学已有“政治与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民国时期诞生了诸如历史学、国际法学和外交学在内的现代分科。每一学科均依据自身范式，对丁韪良之论加以评论。其中，批评最切中肯綮的，是国际法学与外交学；影响最大的则是历史学，尤其是门下的中外关系史一途。

先论国际法学界之态度。自京师同文馆开馆授学，国际法人才的培养逐渐移诸海外。而前述丁韪良之作，主要由英文写就。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影响远超国内，故而旅欧的国际法学人社团多受丁韪良影响，极力将周礼与古代外交制度结合起来。譬如从法国巴黎大学学成归来的徐传保著有《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参照“春秋三传”与“三礼”之记载，罗列“暂司外交人员”与“久司外交人员”。将君、大小总伯、司市与司门列入“兼司外交人员”，而大行人、小行人列入“专司外交人员”。对比晚清时人对《春秋》体例的分析，譬如姚彦渠的《春秋会要》便笼统划为“职官”“盟礼”和“四裔”；徐传保之著开了“外交人员”这一体例，可谓风气之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特别将异族与异国外交分开，将象胥与鞮鞻单列为“专司异族外交之人员”。这表示部分国际法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统的华夷关系与中国古代外交之间的区别。

另一重要著作为从法国里耳大学学成归来的洪钧培著的《春秋国际公法》。相较前书，这本书在古代遣使制度的研究体例上，显得更为完备。洪钧培依照使节的功能，分为“会使”“盟使”“聘使”“拜使”“告使”“吊使”与“婚使”七类，重视外交机关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试图回应丁韪良就中国古代外交遣使的研究。洪钧培单列第八项“使节之特权”，其中罗列了“不可侵犯权”“治外法权”和“免税权”，以回应“中国古代外交遣使素无治外法权”之论断。相较徐传保的研究，洪钧培不仅黏着于丁韪良言及的问题，更深化了他所开创的分析路径，即试图以外交学的学理对旧有的历史现象加以剖析，这一对经典问题的呼应，是中国古代外交遣使研究仍赓续的理证之一。总而言之，国际法学界对中国古代外交遣使研究的贡献，体现在西学系统对固有史料的编排，即以系统之眼光审视零碎的史实。

然而，民国时期历史学界与外交学界均排斥或否定“中国古代外交”之说。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曾热切吸收丁韪良“春秋公法”理论，以丰富新公羊学“四海一体”之旨趣；而1903年之后受日本史学观念刺激的他，放弃了泯灭国家的“大同”理想，转而援入德国法学家布伦奇利（J. C Bluntchli）的国家主义主权理论，以一切中国固有之历史记载为陈旧之辞，他指出：“做外交史，应从很晚的时代起，从前的外交与近代的外交不同。如欲做上下千古的外交史，把春秋的朝聘、汉以后的蛮夷朝服都叙上去，则失去外交的本质了。”基于梁任公在学林的影响力，“中国自古无外交”引发了热烈响应。邓实在《史学通论》中强调：“（中国）其有则朝史耳，而非国史……若所谓学术史、种族史、教育史、风俗史、技艺史、财业史、外交史，则遍寻一库数十万卷充栋之著作而无一焉也。”完全否认中国古代有外交。当然，晚清史家于此的论述未必客观。但整体上看，历史学界至此已接纳了梁任公的基本意见。晚清时期针对中国外交起源的两种意见（“春秋说”和“晚清说”），分别受到海外国际法的引介与新兴历史学科的强烈影响——受国际法影响的学人着重强调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形成的平等对外关系，而受历史学影响的学者多信服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子权威。这两种基本逻辑，影响了后续论争的走向（表1.4）。

外交学的建立，从时间上看，得益于《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亦即以外交史的育成，为学科独立之标志。而中国外交史几乎完全脱胎于近代史，罗志田在《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一文中曾指出：“故清末民初史学一度居中国学术的中心地位，其他西来学科早期似都有与史学挂钩的情形，如国人心目中最初的‘哲学大纲’实即哲学史。”既然本土外交学学科的创立，需依托于中国外交史的成型，那么历史学界的共识便很直接地影响了外交学界。本时期的外交学研究全盘否定国际法之观点。1910年，供职于总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Hosea Morse）完成《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在第三章“早期的对外关系”中援引《大清会典》，将当时清廷与西欧之间遣使的定制略作叙述：“朝鲜（Korea）每四年派遣使臣朝贡一次，琉球（Loochow）每三年朝贡两次……葡萄牙、意大利和英国的使节取道虎门前来，但是没有定期。”指出西欧诸国与清朝之间非但没有互遣常驻使节，甚至没有定使。马士的著作，以史料流传的形式，影响了整个民国外交学界的基调。本时期两部重要的外交研究之作都继承了马士就古代遣使的基本观点，吴成章所著的《外交部沿革纪略》，在“序言”中即阐明了古代遣使与外交间的差别：“吾国古有大行人，专职略与国内之外交机关相似，凡以通聘问，睦邻国也。秦汉以后，混一中夏，环处于四裔者，率皆荒服小国，僻陋无化，叩关而请吏，则置为外服，盗戈而传警，则引为外患，非抚则剿，非剿则抚，无所谓外交也。”吴成章从功能角度出发，将遣使同现代外交区隔开来，其说虽未必公允，但将华夷之辨（也称夷夏之辨）同平等外交相区分的理路却是一脉相承。无独有偶，1912年刘锦藻在成稿《续清朝文献通考》中谈到：“国朝尚遣使册封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矣，此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亦从《大清会典》等外交文件出发，将中国古代遣使依据册封这一功能，同现代外交相区分。一番釜底抽薪之下，中国古代外交研究成了无根浮萍，整体地淡出了历史学界的视野。

外交学与国际法学于此时的学理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遮蔽与覆盖。但具体影响将有专章论述，在此先不赘述。然而，可以言之的是，本时期中国古代外交研究虽有赓续，但受到历史学过强的冲击，其传统不绝如线。而日益消沉的中国古代外交，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因为新的契机而焕发生机。

1949年之后，围绕中国古代外交的相关研究，主要受外在的社会因素影响。一方面理论的发展更多地依附于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伴随着范式迭代，早先民国历史学界的不易之论逐渐松弛。但就整体而言，学界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具体研究暂告中止。第一个原因是，阶级分析理论的旨趣是“去国家化”的，它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阶级是超国家的。周王室与诸侯国实际都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奴隶主阶级。第二个原因是民族理论的强盛。继承民国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讨论，学界对春秋时期诸国纷争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主体民族的形成而展开，其中特别强调的是中原的诸侯国与四夷的交战与融合。这实际是通过“国族研究”的媒介，将国家研究转换为民族研究。但具体来看，“中国古代外交”作为一种国际政治与外交学研究的理想，却被正面地肯定了下来。1949年，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外交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说：“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1952年，政治学学科被取消，但西方外交学教材的引介却未中断。1957年，哈罗德·尼克尔松（Harold Nicolson）的《外交学》依托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翻译室主持“苏联对外政策”丛书项目翻译出版。不仅如此，195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出版了第四版萨道义所著的《外交实践指南》。这两作的共同特点在于用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外交活动的发展，认为外交行为是人类历史上固有的活动。外交理论由此亦体现出改弦更张的倾向。

3．“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当下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研究，从学理上萌生了一种新的动向，即从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中寻求智慧，以完成优秀传统文化滋润的治国理政智慧的整体建构。1987年宦乡提出“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这一客观需求，推动了外交研究向历史向度的挺进。前述中国外交研究在理论上体现了平行性、割裂性与移植性并存的特点，曾使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受到明显阻碍。相较而言，欧洲古代外交与西方现代外交之间存在着“原型”与“嬗变”的继承关系，但中国古代外交与中国现代外交二者之间是割裂的。欧洲古代外交与中国古代外交长期处于平行并存的关系之中，而中国现代外交却完整移植自西方现代外交。面对制度与思想两个层面的断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古代外交致力于依从不同的逻辑构建不同的体系，拓展古代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包括传统外交的核心范畴、国家间体系的形式特征和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等（见图1.1）。

整体论之，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外交，旧方法与新路径并存。尤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路径、外交学研究路径与历史学研究路径，成为本时期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多重路向。

（1）阶级分析路径与历史学研究

首先是阶级分析方法。改革开放初期，已出现了一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如王绍坊的《中国外交史》（1840—191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茂春的《中国外交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裴默农的《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等。虽然研究方法各异，但大体上仍然沿袭了阶级分析与历史五阶段论的框架，其中又以外交学院编著的《外交学概论》为表率。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强调将阶级利益作为变量引入外交研究。自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创生以来，先后衍生出了根植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的特色马克思主义思想，萌发于西欧并与结构主义等思潮相结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活跃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指导其革命斗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等不同流派。但整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多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无论外交抑或国际关系，其本质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由此，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为代表的理论思潮当然反对国家利益研究中的整体主义倾向——政治只是经济生产与所有制分配关系催生的特定形式，研究任何一种“国家利益”，自然应当还原到经济生产、市场资源、技术革命与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中去。在这一框架中，国内的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就政治和经济利益展开的利益斗争是一切的主线。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般原理，或多或少地解构了“外交”。但如前所述，恩格斯亦曾从事有关国家历史演进的研究，并肯定了“城邦国家”这一概念，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这就使从理论上包容中国古代外交有了可能。这在中国近代历史学的推进中，表现得殊为明显——自梁启超掀起“新史学革命”以来，历史学研究曾强烈地质疑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合法性。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历史学研究却历经了一次重要的理论转向。1949年前后，由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主张推广“城邦国家”说。侯外庐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强调，出土铭文的地位应优于传世文献关于“封建”的记载，并进一步指出：“周代之封国与其他氏族部落所建立之国，都是在氏族图腾的部落上建营国家，这一转变是氏族部落到国家起源的必然历史发展，中外之形态有异，而其法则相同。”以丰邑作为“大邑周”的本体，而一姓之族在封土（疆界）之植树立庙，便形成了早期的国家。侯外庐的研究，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但在1979年林志纯完成《世界上古史纲》之后，一跃成为中国上古史建构的先驱之一。他认为，邦是最早的政治单位，产生于旧社会体制与新社会体制的转换之际。这一时期广泛存在着城邦与城邦联盟，这种联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古史视野下的“天下”。

“城邦国家”理论与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颇为合辙。日本历史学家贝塜茂树认为，殷周时期的封国，都是由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都市国家。江村治树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的都市社会，其核心是“城”；亦即作为政治、军事、宗教象征的城市，将统治与从事经济生产的平民隔离开来，形成都市国家。江村还将春秋时期货币体系的流动，作为都市国家并立的标志，极具启发意义。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于各种实际目的，中国人的世界是由相对独立的诸侯国构成的，这些诸侯国在某些方面与15世纪和16世纪欧洲出现的邦际体系相似（相似性超过古希腊的城邦体系）。我们甚至发现，这个时期出现了邦际体系的许多因子，包括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争取集体安全的努力等等。”美国汉学家陆威仪（Mark Lewis）干脆认为：“西周国家继续由一群共同效忠于周王的城市国家所组成。”“城邦国家”理论对上古史研究的范式更迭施加了根本影响。由城邦国家理论出发，上古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刻板印象逐渐退潮。尽管本时期围绕“城邦国家”的研究，主要基于原始东亚民主政体的存废而展开，但“城邦联盟”替代“单一制国家”仍奠定了外交遣使研究复苏的基调。

吸收了上述两家之长，1988年，黎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殷代外交制度初探》，重点谈及早期国家理论与外交遣使间的关系。通过对殷契卜辞的研究，他总结出早期外交使节的三个特点。首先是使命。殷代外交使节的专门功能包括战时负责传达与联络，平时负责维系和平友好。其次是选拔机制。殷商没有常设使节，亦因事设使，使者的来源分为近侍亲信与武将。最后是职责分工。殷商已有派遣至外的“使节”和接待来使的“司贡”二职。黎虎明显继承了侯外庐的旨趣，以卜辞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摆脱传世文献中的“大一统”导向，以还原殷商遣使的原貌。

外交学与历史学的合力演进，还使本时期古代外交研究呈现出“趋同演化”的态势。黎虎在这一时期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不仅从外交制度上探究使团制度与使节派遣的历史细节，还开始关注外交使节的“平等性”特征。他指出，“对等性是周代交聘礼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周代交聘制度的亮点……其对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交聘主体的对等性；接待人员的对等性；接待礼节的对等性。”试图以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来探究外交活动的历史实存。曾任外交官多年的裴默农则从外交学研究的一侧出发，以外交学的基本概念——“外交决策”“首脑外交”与外交官的必备素质等，对春秋时期外交使节的任命标准进行了界定。尽管使用的工具范式与关键概念不尽相同，但基于相同的研究材料，历史学与外交学两门学科试图相互吸纳核心理念，形成一门深入而细致的新学科，既根植于扎实的史料基础，又能与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无缝衔接。这种努力，是对晚清以来古代外交遣使研究基本精神的继承与升华。

充分继承了上述两家之长，作为中国第一部自主撰写的外交学教材——《外交学概论》，自1989年意见稿，到2004年的第四版，经历了多次变更，但基本因循阶级分析法的研究范式，将外交史划分为古代外交、中世纪封建国家外交、资本主义国家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外交”，以及无产阶级外交等历史阶段。但不同的是，它对中国外交的历史源起做出了一个颠扑前识的明确表态（表1.5）。

如上所述，杨振先于1936年完成的《外交学原理》主张：“古代民族，各自隔绝，自尊卑人，不屑于交，此时必无外交可言……吾国古代，亦复如是。清代以前，可不必言。”而1980年以鲁毅为代表的外交学者，在中国第一部外交学专门教材——《外交学概论》中，不仅沿袭了萨道义与尼克尔森的观点，更直接继承了民国国际法研究的成果，将早期使节分为“会盟之专使”“聘问通好之使”“通命示整之使”“庆贺吊丧之使”。尽管没有展开进一步论述，但借助阶级分析理论的延续，中国外交学接续了中国古代外交遣使的传统。

本时期历史学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即海外中国学的兴起，为中国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思想资源。广为人知的“朝贡制度”因哈佛大学费正清1941年与邓嗣禹合发的论文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而蜚声海外，他们认为，就历史而言，“不平等”不代表“无外交”。费氏运用年鉴学派的“区域分析法”，收罗了各国宫廷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差等性和稳定性为特征、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为核心的“朝贡制度”。

值得提及的是，这一广泛影响国际关系学界的Tributary System，在国际关系学界中被译为“朝贡体系”。“体系”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至关重要的概念，本身是结构及其内部要素间的互动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也是“层次分析法”的对象。然而，历史学界一直未认同将system译为“体系”，而将其转译为“制度”或“体制”。历史研究的旨趣不在抽象的“结构”，而是专注于研究为文字或具体器物记载的“制度”。譬如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均颇有影响力的《文史哲》杂志，即在2019年国际版第2期将该文翻译为《论清朝的朝贡制度》，并且指出：“朝贡制度理论为我们理解古代亚洲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工具和视角，朝贡制度逐渐成为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流分析模式，长期左右欧美、日、韩学界的相关研究，并对中国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如前所述，历史学界一直致力于推进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但其理论重点放在“制度”上。体系研究与制度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前者不可能摆脱理论的引申与发散。但若套用制度研究的评价标准，这种“发散”是不受欢迎的。原本，两种评价机制是可以共存的，然而，译法上的细微差别，常常在研究中被忽略，从而使后续的评价机制交错紊乱。在现有的研究中，这一问题也是随处可见的。

就学说的具体内容来说，相较“城邦国家”理论对封国间扁平状结构的假设，“朝贡制度”理论从一开始就肯定了差等制背景中的外交关系。由此，朝贡使团被吸纳至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视野之中。在海外学者中，康灿雄（David Kang）的《西方之前的东亚》重点关注东亚地区的朝鲜、日本、越南和中国四个重要国家的相互关系，并以专章讨论次级国家间的等级秩序与相互关系，以朝贡使团为主线，勾勒出东亚地区的政治秩序；岩井茂树的《朝贡·海禁·互市》阐述了使团的贸易职能与明、清两代朝贡制度的主线逻辑。然而，上述研究均表现出明显的以朝贡同经济贸易相结合的特性，尤其是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受到了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体现出的以朝贡和贸易相结合的经济史导向的影响。本时期制度化的专门研究，仍然由大陆历史学界力推。譬如李云泉著《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徐东日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何新华著《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程尼娜著《汉唐东北亚封贡体制》和《古代东北民族朝鲜制度史》等，无不高度关注朝贡使团的构成与演变。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对朝贡体系的结构特征进行外交学方向的解读，并力图证明在边疆史地研究与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之间，实际还是存在适当张力的。当然，基于明清而归纳的朝贡制度与春秋邦交的性质截然不同。但就整体而言，这一路向的史学研究比较注重等差序列作为外交结构带来的稳定结果。“朝贡使团”说由于同时兼顾了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理论成果与外交学的既有框架，很快成为当代中国外交遣使研究的首要对象。

但费正清开辟的“朝贡使团”说，在理论上的困难，即是关于外交本质的反对声浪。譬如坂野正高在《现代外交分析——情报、政策决定及外交交涉》一书中，依照朝贡体系内宗主国与藩国的尊卑，推定中国外交始于晚清。他谈到：“外交是对等的独立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它不是纵向关系，而是横向关系。”这一结论蕴含如下假设：朝贡体系只是王权的延伸，中国古代没有外交的根本原因是古代天下中没有主权国家间的平等关系。许纪霖从侧面印证了这一说法，即“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既包含了直辖的郡县，又包含了册封、羁縻、土司等地，还统领了各藩属国，形成一个文明共同体，而非一个国际社会。川岛真进一步认为，至晚清政府设置总理衙门并将其转型成专门的外交部时，中国外交才完成从纵向关系向横向关系的转移。他说：“清末总理衙门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可以定位成横向关系的转移，而后来设立外务部。外交部就可以认为是这个转移的结束或完成。”清末“文明国家化”的改革，意味着中国从朝贡体系中的封建王朝走向现代国家，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外交历经了四阶段：“夷务”“洋务”“外务”和最后的“外交”阶段。徐中约断定古代王朝亦无外交关系，只有藩务和夷务。李云泉认为朝贡体制以君臣尊卑的等级差异为核心，同近代西方外交大相径庭，而“外交”现象是西方主导晚清变局的直接产物。他们否定了外交起源的古代路向，将外交限定于晚清开始的现代外交转型，只有在“外交”这一领域取得理论上的突破，才可能回答上述反对者所关心的问题。

（2）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进路与量化历史研究进路

中国古代外交问题在新时期的复苏，源于研究范式的更新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量引入后引发的学科思考。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新范式的吸收是全面的。对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人及代表性学说的介绍，学界依靠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比较历史研究等新的研究工具，对春秋诸侯国的独立主权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界定。尤其是沃尔兹：

看得更远一些……譬如中国的战国时代……便会发现无论什么类型的政治实体，只要存在自由竞争，那么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形式特征都会是类似的。

沃尔兹将中国的战国时期也纳为一种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国际关系形成的核心特征，它亦为中国的外交研究指示了一条路向，即借助国际关系研究的原理，将古代外交研究与结构现实主义视域中的国际关系耦合，以规避历史学研究对外交主体资格（主权国家）的质疑，这是本时期外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从时间上看，本时期第一个自觉使用该方法建构“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学人，是北京大学的叶自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界方开始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对中国外交的起源、基本概念、理论和主要特色等进行了开拓性的阐发。叶自成在1997年发表的《试析中国地缘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特色》中，已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地缘政治的思想；在2001年发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他又号召：“应当对中国外交思想进行系统整理与总结。”两年后，系统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外交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出版。这些研究在学界起到了相当影响。就范式建设的角度来看，叶氏的主要贡献是将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工具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他力主从国际体系出发，就实际的国家行为体展开外交活动研究，开了风气之先。2017年以来外交学院袁南生教授的《中国古代外交史》与暨南大学何新华博士的《中国外交史》相继出版，一定程度上均受裨于国际关系学概念工具的广泛运用。

但上述研究对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深远意义，也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即揭开当代学界围绕“早期国家的主权”的系列讨论。尽管自1988年裴默农于《历史研究》上发表《春秋外交人才的遴选》时曾明确指出：“春秋是当时所了解的中国大地，即‘天下’范围内主权国家林立的时代，国际关系之复杂，外交活动之频繁，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但他未继续展开围绕“主权国家”的论述。十年之后，叶自成在《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于第三章“夏商周和春秋战国——地缘政治在中国的全盛时期”，对中国传统外交的主体与时间提出了一些同裴默农相近的观点。而2003年始的一系列研究，对春秋时期诸侯国具有独立主权做出了全面论述——春秋时期有主权国家，那么国家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外交。这一观点激起了更大的争鸣，支持方如王日华，他认为诸侯国是独立的前国家实体，彼此之间可能构成古代的国际关系。商榷意见如桑东辉，他指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是完全的主权独立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独立主权属性的附庸国，他们应当是半独立的邦国。反对方如杨恕，他坚持认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仍然是周天子的附庸国，不享有任何意义上的主权；辛万翔和曾向红在其论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和国家关系》中指出：“在诸侯国内部，国君从分封土地起就无法对领土范围内的土地实施控制，即还广泛存在封建的地方割据因素；官僚体系仍然是家族式的，国君的叔伯和兄弟与国君分享着权力。总之，一方面周王室的权威并没有像战国时期那样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诸侯国的国内也没有形成战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结构，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不能称之为主权国家。”毕竟，中国曾历经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与五代十国三个较大的分裂时期，但并不是其中每一种关系都可以归为外交，其中既有分封诸侯国间的邦交行为，又有统一强大王朝衰微而导致的军阀割据，还有外族入侵导致的政权对立。而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统摄之下，诸侯邦交、封建割据与华夷关系常交织在一起。关于“主权归属”的讨论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在对传统政治语境中国家主体标志的追问过程中，将一个原本仅属于国际法学界内部的学理更迭，拖入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内。

一百年前，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始于国际法学界，然而沧海桑田，百年后国际法学界已修正了早先的观点，并退出了中国古代外交的讨论。1935年，民国时期的国际法学界与政治学界曾就“主权是否可分”之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国际法学界由于建立尚早，且与海外国际法学界联系紧密，强调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应当受到限制。熊元襄、宁协万视主权的相对性为理所应当之事；孙云畴甚至认为主权观念的高扬是破坏国际法的根本原因，他指出：“主权思想和国际法思想，在最近一百年中，虽则是都很发展，然而彼此的方向却完全背道而驰，甚至互相冲突，互相排斥。”这类观点可以在奥本海（Lassa Oppenheim）所著的《奥本海国际法》中窥见始末：“国际法的进步、国际和平的维持，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民族国家的维持，从长远来看，是以各国交出一部分主权为条件的，这样才有可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国际立法，并在必然无限范围内实现具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庭所确定的法治。”可以看出，奥本海追溯了16世纪以来国际法的发展历程，才总结出上述各国对国际法的普遍看法。然而，这一观点却受到了政治学界的猛烈抨击。赵奉生于1931年发表《从国际方面观察国家主权》一文，强调“国家主权底存在，便等于取消了国际法，要承认国际法底真实，便等于取消了国家主权。”赵氏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其文一经发表，就代表着当时政治学人的共识。即便再有学人积极主张主权与国际法限制的和谐共生，譬如马德润指出国际法无损于各国之自立。由于救亡求存的时代主题与现实政治的积极反哺，后继的国际法发展已经呈现出对完整主权的理论偏好，而这一旨趣又决定了后继国际法学界对“中国古代外交”的扬弃态度。

国际法元老王铁崖先生曾于1981年版的《国际法》中指出：“有了国家，国家之间就必然有往来关系，也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些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尽管在古代，国家之间往来关系不多，而且往往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只要它们有往来，它们就有尊重使节，信守条约等原则和制度。”国际法的思想源头被一贯地上溯到了春秋时期；但在1983年版的《国际法》中，结论已改为：“古代有否国际法，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古代国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来往关系不多，而且往往处于战争状态，因而难以产生完整的国际法体系。但是，在古代世界，毕竟有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只要它们有来往关系，它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类似近代国际法的一些原则、规则和制度。”而本时期国际法学界的其他同仁，亦以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国际法的讨论为母题，对古代中国的主权显隐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譬如潘抱存、刘海山、梁西、杨泽伟等学者，即以否定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主权性质为手段，提出春秋时期并不存在国际法这一结论。他们认为：“当时的所谓‘国’和近代世界的民族国家迥然不同。”并特别指出，春秋时期诸侯国“并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国’，而是受制于‘天子’的附庸。

一般也可以说，古代的‘国’主要是行政建制，而不是独立的、主权的政治单元。”春秋战国时期的邦交不是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这一分析将诸侯国与现代国家全然隔绝开来。李家善则认为，春秋时期的诸侯与战国时期的七雄都是周天子的臣属，双方并不是独立关系。即使周王朝“令不出国门”之日，仍争相挟天子而令诸侯。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实际是民族关系。梁西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涉及诸侯国邦交的周礼，作为政治制度甚为原始，很不确定。这些诸侯国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诸侯国间并未形成国际社会。因此，当时很难有一种真正国际法规则的存在。这都是从国家主体的角度进行的研究。

不过，这一时期国际学界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具有主权特征——的肯定意见也日渐增多。桑东辉将其归纳为三类：

（1）萌芽说。赵建文在其主编的《国际法新论》中认为：“中国古代是有国际法的萌芽的……所谓的‘战国’‘列国’，至多可以看成今天的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2）雏形说。张文清在《国际法总论》中指出：“在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就互通使节，订立同盟以及进行斡旋、调停、仲裁等解决争端的活动……这些都是国际法的雏形。”肯定了春秋诸侯间的遣使等交往行为符合古代的国际法原则，因而属于外交行为。（3）确然说。譬如先秦史专家李衡眉在《春秋战国国际法述略》中认为春秋战国之世确乎存在国际法。列国间的政治地位不同于各国的内部治理，不是由地位尊卑构成的等差关系。可以看出国际法学界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更丰富的观点。

由前述学界争鸣激荡出的“诸侯国是否是主权国家”这一问题，不仅折射出国际法学界的百年易变，亦首开风气不为师地点出后继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才激发了新世纪头十年间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外交”展开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路和计量历史研究的偕同演进。在此我们继续阐述国际关系理论进路的历史发展。

如前所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启发作用是深远的，但先秦诸侯国是否具有主权，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对此，清华大学阎学通及其研究团队采用迂回曲进的态度解答了这一问题，即春秋时期诸侯国即便没有完整的主权特征，亦表现出了高度的独立性。此时，应当放弃对春秋诸侯国独立主权属性的追索，或从一个较低的层次，将春秋诸侯国的关系解释为“国家间关系”，这一理解接近于国际法学中的“萌芽说”，又与数十年前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萧公权一脉相合。萧公权由政治学转入历史学，其在代表作《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封建与专制两者之思想有一共同之特点，无论其内容如何，均以‘天下’为对象……故严格言之，‘天下’时期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而无国际间之外交。至封建改为专制，则并春秋时代，形似外交关系之聘吊盟约，亦完全归于消灭。”肯定了聘吊盟约在结构上与外交关系的相仿，并默许对盟会朝聘等作出外交学维度的解读。由此亦可见清华治学之传承所在。在这一领域耕耘多年的阎学通借用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架构，将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关系加以整合，并用中国古代固有的思想资源补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追求国际关系理论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具体而论，阎学通借助春秋诸侯国围绕周礼展开的交往活动，以及同时期诸侯国间的和议、盟誓、战争的相关性分析，指出在摩根索等人强调的权力要素和国家实力以外，政治领导因素还应分为争斗型、进取型、守成型和无为型。同时，依照国家实力这一概念，亦可以分为小国、地区大国、崛起国与守成国四个不同的类型，其间存在着多种性质的官方关系，比如结盟、战争等。但从崛起国和守成国这一层面上看，决定其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核心要素是“道义”，亦即道德性因素。这是“合法崛起”理论的核心，亦即从春秋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行为中发展出的政治权威理论；至于相应的“合法干涉理论”“以身作则理论”“等级规范理论”与“战略均衡理论”等，都是对西方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与调和。

平心而论，本时期清华学派主要精力多集中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之上，并未直接涉及中国古代外交研究；况且，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决策的基础，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他们强调先秦时期还未形成“国家利益”。但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势必为古代外交研究创造了理论上的先行条件。本时期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界用以拓展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主要路径，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及其对国际无政府结构的阐释。而对这套顶层理论的阐述愈深入，影响愈深远，其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助力便愈强——由于将结构现实主义的范式引入先秦国家间分析，并重视周礼等道义要素对各国行动的限制和协调，外交被同样重构为春秋诸侯国家间关系的一环。因此，尽管未谈及中国古代外交，阎学通及其清华路径仍发挥着无出其右的影响。

不仅如此，阎学通还极力推进社会科学范式对历史思想资源的统摄作用。他总结道：“中国现实主义者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创造出一些新的国际规范理论。”阎氏尝试以社会科学范式重组中国历史资源，并强调与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接。在这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历史的量化统计，是特别为之称道的——清华路径并非当代学人的妙手偶得，从学科史的背景来看，仍源出自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新史学”浪潮。彼时美国的历史社会科学化研究风潮，由留美的蒋廷黻等带入清华，成为当时与德国史学相平衡的一股新风。史学与西学，尤其是社会科学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然而，清华历史学诞生之始，学人多怀着史学能社会科学化的信心，组织起系统的史料学与全新的研究范式。尽管百年易过，二者仍然在艰难地追寻合流。史学界的社会科学化情结，伴随三次史学革命而沉浮扬弃。

历史学可否社会科学化？早先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直接将历史学称之为历史科学，并将史料作为历史科学得以建立的根基。梁启超曾诚心服膺归纳法的重要作用，但在治学的后期，他对史料学的信任，却大打了一番折扣。“新史学派”在社会科学化的问题上信力极强，但建树颇乏，大多流于西学概念的转贩与史学理念的开新，却从未来得及真正地运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直到第二次史学革命开始前，傅斯年自欧洲归国，连同胡适等海归派发起了历史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历史社会科学”的讨论才得以赓续。此时，大力推动这一潮流的，还不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或以现代考古学之原则主持殷墟发掘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而是清华大学的学人社群，包括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入历史研究的张荫麟、改革课程布局的蒋廷黻与礼聘而来的雷海宗。后两位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的影响尤为深远。

作为历史学家，蒋、雷两位在外交学界与国际法学界的影响极大。原因在于蒋延黻当时力主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蒋氏的主要成就在于整理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外交学界迄今仍在沿用他“中国外交始于晚清”的基本精神。他强调治史要同经济学、比较政治制度一起学习。同样，受学于蒋延黻的费正清在回到哈佛之后，结合在蒋延黻处求学所整理的庞大档案，以跨区域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实现对年鉴学派打通史学与社会科学、推动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的切实回应。至于雷海宗，早在海外求学时，即以社会科学与史学合流的逻辑，写下《中国古代的外交》一文，并收入《伯伦史论集》一书。整体来说，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声势曾非常浩大，但是，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最终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孤立的个体事件，以归纳、演绎等方法在历史的发展中追求某种规律，或者某种目的，势必违反了“求实”的基本要求。

然而，中国古代外交，本身就是门“非常规”的交叉学科。譬如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和“外交”都是后起的概念，而《二十四史》与外交现象却古已有之。为了厘清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割据政权”“少数民族”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界不得不一反常规地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古代的政治主体与政治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外交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更为具体的国别政治或官阶制度，而是抽象的国与国关系；不是典章制度、盟约遣使、国家战争、对外政策等政治活动的总和，而是两个或多个具有对等性特征的政治主体之间展开的官方往来。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对象是抽象的，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关的。至于历史学强调“一事不重现”的还原精神，不能用于抽象的研究中，它的对象必须为具象的历史事件。这一矛盾无疑刺激了相应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过去，关于史料的科学统摄了“历史科学”的内涵：或引入档案学和图书馆学，推进档案的收集和整理；或引入借助科学工具与自然史观念的考古学，将历史研究从安乐椅拉向田间；至于经济学等近代社会科学方法相参照而研习，则是本时代“量化研究方法”最突出的特征，它亦进入了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视野。

如前所述，传统的史官传统强调对历史事件和政治思想的记录，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不见长于统计工具与算法，但是详尽的文字记录亦为针对历史文献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对特定朝代的遣使次数、战争次数、盟会次数、朝贡次数及相应政治事件进行分析，并从中寻求正负相关关系的量化统计方法，在中国古代外交研究领域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数据库”（王日华）、“量化历史研究数据库”（陈志武）等一系列量化数据库相继成型，而王日华与漆海霞的论文《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也是对这一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通过对春秋时期和战、聘问、盟会等关键变量的统计，以及相互之间的正相关性分析，量化历史试图还原一个记载之外“客观而真实”的历史。

然而，量化研究的数据库建立，同样面临着几乎难以回避的困难：量化历史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基本来自《二十四史》，二手文献与现代汇编，迫切需要与历史学中的一手史料两相参考。以讨论明代与日本外交和战争所涉及的相关社会经济背景为例，要考量明代与日本的国力，势必涉及经济问题。然而经济史研究的基础文献比较薄弱。以明代一侧为例，管汉晖曾指出数据都主要来自正史：“明代的历史文献主要有《明实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万历会计录》等几种及各种地方志，《大明会典》是以《万历会计录》为基础撰写的。《万历会计录》中的数据相对比较准确，却只有有限的几个年份，《明实录》中的数据记载更全，因为目前还无法找到比《明实录》更完整的历史记载，所以，对明代的研究还需要在《明实录》的基础上进行，再结合地方志等其他史料对这些数据进行校准。”然而，实际情况是，《明史》由清人所写，而非明人所著，从史料的一手与二手来看，可靠性似不太充分；《明实录》中所记税赋银两总额，虽已成了体系的记录，而具体的数据仍然需要横向断面的数据支撑，譬如太仓库研究就要涉及洪武时期《诸司职掌》、万历《太仓考》以及《万历会计录》等专门著作，此外，万历中后期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司农奏议》、崇祯初年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石隐园藏稿》、崇祯时期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文贞集》等户部官员在奏疏议折中引用的准确数据。但数据库建设还未完善至这一层面。另一方面，明代的货币经济的成型亦晚。嘉靖中后期的抗倭战争促使军事动员体制的变更，由于雇佣兵数量的激增，催生军饷的折算制度进一步由实物粮饷转为白银货币，这就促使了货币化财政体系的诞生。在此之前，白银是否能作为最直观的经济指标运用于历史GDP的计算，是有争议的。正是由于量化研究方法所需的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有过粗、过广、过疏的情况，研究成果尚难以进一步推广，因此阻碍了中国古代外交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外交研究不等同于中国古代国家间关系研究。尽管就学科史而言，二者的分野一直不甚清楚。其一，民国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草创，在各个高校中，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就一直是同质而异名的关系。譬如1922—1926年南开大学徐谟开设“中国外交史”，192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周鲠生开设“政治与外交史”，1924年后广州大学（即今日中山大学）开设“近代外交史”，所讲的并非外交，而是国际关系史。以当时清华大学的课表为例（表1.6），可以看到，清华大学所设课程没有专门的“国际关系史”，所授欧洲的国际关系史均以“近代史”“现代史”“19世纪史”冠名，而所授东亚的国际关系史则均命名为“外交史”。可见自民国始，外交与国际关系两门学科便一直处于相当的混淆之中。其二，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颇有重合。尽管“外交”并不完全附庸于主权国家，但仍是一个相当严苛的概念，它特别排除了国家间战争与冲突等激烈的国际活动，专以使节活动、和平谈判、国际会议等“温和”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并且强调外交代表的资质问题等历史细节的考究。而这些细节往往为国家间关系研究的宏观视野所忽视。因此，作为一门专门性的研究，我们仍有必要细致地甄别二者的差异，以求严谨构建起中国古代外交研究的框架。 Y6PsOeeeDGYiEnUwDJ2YkAJVlX/bTiOWab4HyHMsGEBfaPtuDiFmKfstgisWDn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