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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的呢？父母的心，是最仁慈的法官，是最贴心的朋友，是爱的太阳，它的光焰照耀、温暖着凝聚在我们心灵深处的意向。
——［德］卡尔·马克思
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已久，大约在商代就产生了。
孝的原初意义与殷商时代盛行的祖先崇拜密不可分。从文字学意义来看，“孝”在《尔雅·释训》中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则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也就是说“孝”是个会意字，上半部分是“老”字的省写，下半部分是“子”字，意思是“子”能够承担起对家中“老”人的养护之责。
因此，有学者说：“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就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
孝文化的内核，既有生命本能和宗法意义上的生生不息，又有家庭维护与绵延的亲情伦理，还有“善事父母”的行动指向。这使得“孝”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被赋予各种文化意义，取得重要地位，并经历代儒家的规范完善，推波助澜，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
就家国层面而言，孝文化一直都被用以调节亲子关系，规范子女行为，凝聚家国精神，稳定家庭和社会。因此，孝道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是每个人必须具备和遵守的道德伦理与做人原则。
在此大背景下，“孝顺”是为人儿女者最大责任和最大荣光，“不孝”则被看作是为人儿女者最大的失职和最重的耻辱。一个人只要背上了“不孝”的恶名，他的任何成功都会被抵消，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与唾弃。
即便是进入现代社会，在全世界都在积极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制度的当下，我们还是大力倡导子女孝顺父母。
倡导子女孝顺父母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如果以此作为道德绑架，将孝道异化成了“愚孝”，那就需要正视和反思了。
当父母期望子女孝顺或责怪子女不孝的时候，其实是在表达什么呢？这其实是父母害怕孤独寂寞，害怕失去家的温情，担心孩子远离自己，抛弃自己。
可是做父母的，往往不会直接说出这些焦虑，而是想方设法让孩子变得孝顺。
我们未曾深思，要子女孝顺的背后，除了要子女背负自己与小家庭生存发展的重负之外，还可能要他们背叛自己的感受和意见，为了让父母感觉良好而负重前行。我们也未曾懂得，父母总是在意识深处，期望通过孝顺的儿女，获得自我的父母身份确认。
父母和子女自然而然的亲密关系，应建立在互相欣赏和帮助上，而不应建立在牺牲
一方、成全一方上。
共生是一种不同生物体间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关系，它又分为正常共生与病态共生两种。在正常共生中，不同生物体间的相互依存以互利共进为特征，而病态共生则相反。
毋庸讳言，在多数中国式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共生关系——尤其是在父母和儿女之间。其中，多数家庭的共生关系是正常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中存在着病态共生的现象。
病态共生式家庭的一个常态，是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界限不清。尽管一代人早已成年，且有了孩子，可是并不真的具备独立的自我。其表现是：常常抱怨父母自私，不帮自己带孩子；抱怨父母不管儿女，只顾他们自己去旅游、去工作；抱怨父母给的资助少了，还应该多给一些；认为父母不再像小时候那样照顾儿女了，是不应该的；等等。
这种病态共生关系的简单表述就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你的事也是我的事，一切事都是我们的事。
与之相应，父母对孩子常见的要求模式是：我的愿望你来实现，我的梦想就靠你了；你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愿望诉求，都由我做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的事，都为光宗耀祖、功名富贵。
孩子对父母常见的要求模式则是：我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买房买车、生儿育女、生活发展，是我的事，更是你们的事，因为我在实现你的愿望，在为你脸上增光，在为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努力。
病态共生关系中有两组我们很少能够觉察的心理矛盾：付出与剥削，控制与服从。也就是谁剥削，谁被剥削；谁说了算，而谁只能顺从。
病态共生的本质是剥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马勒将六个月前的婴儿期称为正常共生期。她认为只有这个阶段的共生才是正常共生，以后的共生都是病态共生。病态共生导致父母和成年儿女缺少边界意识。最常见的表现就是：分不清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什么是我们的事。
所以，一些子女纵然到了成年之后，依然会设定在自己的当下生活中，理想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理想的公婆是什么样子，理想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理想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同样，也有一些父母，纵然在子女成年之后，依然试图事无巨细地掌控子女的生活。
这两种情况，都是病态共生的表现。
一个健康的家庭中，存在的应该是正常共生关系，而非病态共生关系。
哲学家莫里斯在他的《开放的自我》
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亲子关系上的专横，是最最疏忽不得和最最普遍的一种专横。在爱的名义下，它播下了仇恨和挫败的种子。”
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此有深刻的体验，有个网上帖子获得很多人的点赞：父母讲得过你的时候，跟你讲道理；讲不过你的时候，就跟你讲伦理。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里，中国父母对子女似乎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管对错，他们说的你就得听，就得去做，否则就是不孝，这种过于极端的观念，事实上宣传的是一种“愚孝”。
事实上，直至今日，依然有些父母不仅要决定孩子读什么书，学什么业余专长，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就连找什么样的人结婚，都要说了算。孩子如果不听不照办，说孩子不孝倒是小事，有的父母还会以生气、哭闹、撒泼等各种行为，让孩子投降屈服。
他们不知道，这是在强行左右儿女的人生。这些人年龄大了，老了，生病了，在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也往往不是满怀感恩，体恤儿女的不易，而是觉得理所当然。
某著名导演曾对此有令人敬佩的温馨反思，他说：“与父母的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就够了，不必要制造一个阶级观念。你一定要小的服从大的，但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你都要尊重他，……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
这个东西，只要他感受到我的爱，同时也爱我就够了。”
因此，当下社会智慧父母应有的行动，是不要孩子愚孝，要孩子会爱。父母应在自己的期望与孩子的愿望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有时和孩子通力合作，有时选择自然退场。实在需要孩子帮忙时，也是以一种平等感谢的态度提出要求，而非命令与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