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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先父梁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约70余万字）。这些日记是他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一个“窗口”。发挥这种“窗口”作用，就是将其汇编出版的用意所在。
先说最早的一个“窗口”——《楞严精舍日记》。
1916年先父发表《究元决疑论》，在讨论佛家思想时，引用了自己日记中的一段话；这日记的题名即为《楞严精舍日记》。按“楞严”为佛家一典籍名，即《楞严经》。“精舍”，指僧人或道士修炼居住之处所。显然，先父自喻为僧人，而此日记就是自己修炼的记录。可惜的是这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不过从先父后来的笔墨中，还可以见出当年的一个概略。
自1912年至1916年，先父居家闭户四年（十九岁至二十二岁），因“倾心于出世”，潜心研读佛家经典。在此之前，他原是《民国报》（天津）的一青年记者，多往来于京津两地，常出入于那时国会与各党党部之间；而此后四年，他过起“完全静下来自修思考”的生活。他尝回忆起那时期“寻求佛法”中的艰辛：“但因无人指教，自己于佛法大乘小乘尚不分辨，于各宗派更属茫然……。曾记得‘唯识’、‘因明’各典籍最难通晓，费力甚苦”，“展读难于索解，犹自暗中摸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父靠艰苦自学，有了对佛法的认识了解，确立了对佛家思想的信仰，影响了其一生的为人行事。后来就因为钻研了一个“冷门”（指佛学，他自己如此说），被蔡元培先生引进北大。七年北大工作，先父又有所创获。一是根据个人的研究结果，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受到学术界的注意。自1921年首次问世至今，此书再版加印十次以上；近年又有了日文、韩文和法文译本，而英译本不久亦将出版。先父尝说：“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此书受到学术界的不断关注，大概与此有关。再一个是生活方面的创获。也是1921年后，他有了“翻然改变态度的事”，即“把这些年本准备作佛家生活的心愿断然放弃”，“决定要作孔家的生活”了。从此就决定了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亦佛亦儒。
令人遗憾，由于北大时期日记的短缺，我们只能从他的其他文字中，有个如上的概略的了解。
投身于农村工作是先父一生的另一重要阶段，前后约十年（1928年至1937年）。这个十年，只留有日记三年，且极为简略，若非其本人甚难读懂；幸好先父晚年曾逐日作了说明，由笔者记录，作为注释附于其后。因此，尚可起些“窗口”作用。
1938年至1947年，又是一个十年，这个时间段，先父全部时间与精力，几全部投入于争取国家的团结统一之中。他认为：“统一问题是中国民族的生死问题。统一才是生机，不统一便是死路。”当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已占据我半壁江山，可是国共间在一度有所团结后，不久即分裂，且日益加剧。于是先父又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联络于第三方面人士之中，其重要活动有：访问延安（1938年），巡视山东敌后（1939年），组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赴港创办《光明报》（1941年），以及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等。可是这十年只有两个“窗口”留存。一是皖南事变发生后，有极简略的日记，且不足两个月，记录了奔走于党派之间的经历。二是巡视山东敌后的日记，前后约八个月，逐日记下了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经历及敌后见闻。通过这一“窗口”，人们可以较具体了解当年战争的惨酷、敌后百姓之苦难，以及党派之争的严重。
自1950年至1980年，连续三十年有日记；如参观访问解放后的城乡新变化（1950年至山东、河南及东北各省），又如主动要求“参观”土改（1951年至四川合川），所见所闻日记中均有记载。“文革”中，遭抄家和人身侮辱，其感受与心境，日记中有真实的记录。上世纪70年代年逾八十，作为“反面教员”于历次运动中如何应对与感受，自然也是日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令人遗憾，因“文革”抄家之祸，这个三十年日记的大“窗口”也难免遭灾难。三十年日记中，全部丢失的有六年（1955、1958、1959、1960、1964、1965），严重残损的有四年（1952、1957、1962、1963），可作为了解他生活的只有二十年，这个大“窗口”残破不全了。
因只供个人备忘，先父日记字句简短，且多省略，读来令人费解之处不少。编者试写了提要与解说性质的文字若干，并附有同年国内或国际大事举例，借以显示日记写作时的年代背景，刊于当年日记之前，以供参考。原有脚注内容，也作了增补或勘误。此外，还编制了主要人名索引，以便读者检索。
梁培宽执笔
2013年9月15日
于北大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