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的审视，总是在创造世界的活动之后，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深度，正如周谷城先生所言，改造世界历史的活动是在前面，而研究世界历史的活动却落在后面。
对于中外史学交流的开展与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亦可作如是观。
然可喜的是，随着我国的国力强盛，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及影响的不断扩大和日趋深远，中国新时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频繁，催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年来，个人也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曾汇集国内中外史学交流史研究的专家，主持并完成了教育部的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于此，有所心得，拾遗补阙，略说几句吧。
这一题旨深邃宏远，我只能略议之。纵观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大体都在沿袭西方的术语概念，这种“交流”事实上变成了单向的输入，我们的脚步总是跟在洋人的后面，洋人“冲击”，国人“回应”，摆脱不了为西方“高人”“新说”做“小工”的下手角色。在洋人，不管是东洋还是西洋，竞相发声之时，总是失语，要不就是当一位缺席者，还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之谬说，真使人有一种“骨化成灰恨未休”（陈寅恪诗句）的哀叹了。不管怎样，现在重要的任务是中外史学交流，其首要的是加深相互了解。一方面，我们应通过多种渠道，对西方史学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与研究，择其长处，以作借鉴，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让西方学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史学，以纠正他们对中国史学所留有的种种误解与偏见，比如巴特菲尔德之类所认为的中国史学缺乏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等等。
当前，在史学领域，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乃中国历史学界的重中之重，每一位中国历史学家都责无旁贷。以我个人而言，如在主编与写作多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过程中，曾努力寻求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恪守自己的主体性，又不失全球视野。《西方史学通史》出版后，学界认为中国学者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已开始按照自己的理念与方法阐述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中国史家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自然是对我们所做出的点滴成绩的一种莫大的鼓动。“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种鼓励更激发我们朝着这个既定目标继续探索。瞧，我们走入别人家的花园里，不只赏花，而且玩“飞花令”，主题词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春雨秋霜，而是“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不也是一道令洋人歆羡的风景吗？
近读钱蓉、柴英两位的大作《历史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他们以大量的数据资料，分析得出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创新不断，呈现出诸多发展态势的结论：史学研究承继经世致用传统，积极回应时代的呼唤；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明确，史学理论建构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传统史学不断拓展出新领域、新命题。新史学渐成气候，考古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不但推进了古史研究，也服务公共、走出国门。据此，他们得出了很自信的结论：“在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正在形成。”对此，我深以为然，并对中国史学自身话语体系的形成充满信心。
回顾中外史学交流史，其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然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尤应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近，经验与教训特深；因为它近，汲取与借鉴亦易；更因为它气象之万千，内容之丰赡，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宏伟绚丽的篇章。
从总体来看，20世纪中外（西）史学交流的行程，徘徊于“两支巨流”（一支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支为西方新史学）互争雄长之间，既显示了色彩斑斓，散发出各自的个性色彩，也有一些共同的方面，比如译书均在交流中占首要地位。这“两支巨流”在中国流淌，无不证明梁启超之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先贤之见，也适合于史学文化之交流。曾记得，50年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在坊间影响深远，80年代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的中译本广为流传。通过这类译书，国人领略苏版马克思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的特色，学人知晓了国际史学（而主要是西方史学）的发展及其流向；又比如，留学生在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不管是30年代前后的何炳松，50年代的一批留苏学人（如陈启能等），还是80年代之后的“新何炳松”（如王晴佳等），在中外史学交流与沟通中，他们都发挥了“马前卒”的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功莫大焉。
这“两支巨流”的流入，当然也给我们一个共同的经验教训：我们为食洋不化与生搬硬套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事实证明，“全盘西化”不行，“全盘苏化”（“俄化”）也不行，中国史学只有在国际史学互动中，汲纳他人之长，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之路，舍此别无他途。
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历史行走到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时，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引进西方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学派至世纪末现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大量输入，在中国新世纪显示出精彩纷呈的景象。21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功举办后，可以这样说，我们说的中外史学交流再也不只是域外史学的单向输入，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史学的双向交流。
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史，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多为各自历史学自身发展进程的研究，而鲜有不同地区、民族之间史学相互交流的探析，比如对司马迁或希罗多德的史学，倘只停留在两者自身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就不够了。我们应当在这基础上，还要追寻它们何时传入他处，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在输入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等，这就为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倘如是，中西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内涵就更为丰富了。以中国史学史学科为例，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将“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明确地提了出来，此后按梁启超模式写作的中国史学史，可谓不乏其人，相关著作纷出，诸书多所革新又各具特色，在此不容评说，但它们一般都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于是，后继者又继续努力，跳出梁启超的编纂模式，扩展史学史的内涵与外延，认为中外史学交流史“有待铸造”
，可以丰富史学史，并可成为史学史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前进的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是这样，于前进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发展也是这样。
总之，我们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更有一种宽广的社会和现实意义，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自信相连接，更关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们当志存高远，肩负时代的重任与历史的使命，全力投身到史学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去，不只是让《史记》的光华辉映在域外，也不只是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声音传颂在他乡，应当拿出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重大学术成果，为此我们的脚步将永远不会停歇，在中西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附记：本文为参加2017年11月24—26日由河南师范大学举办的“问题与方向：当代中国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时提交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