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

人类文化的生生不息，犹如一条长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才会使大河滔滔汩汩，不致干涸，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持续的生命力，史学文化亦然，且更具重要性。正如杜维运先生所指出的，“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日”。 杜氏之言甚是。当下，开展中外史学文化的交流，借以显示中国史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更成了坚持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亦即它的历史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而后全力投身到史学文化交流的实践中，日益彰显出它的深远意义。

中外史学的交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这里只能对它的发展史略说一二，以为下文作铺垫。

先说近代以前的情况。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与史学发展的结果，当一种强势文化问世，为彰显它的生命力和特点，它会不断地向外尤其是周边地区扩散开来，在他处发生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史学文化也是这样。从表面上和短时段上来看，只有强势文化对他处的威势与力量，亦即影响，比如古代中国史学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文化东传对中国的影响，都可作如是观。尽管如此，然这种交流归根结底总是双向与互动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从先秦发展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进入了它的“青年时代” ，在这七百年左右的“青年时代”里，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究其因，除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动因外，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中外史学交流相关。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必须述之。一是佛教之东传及“中国化”，无论对于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还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典在东土翻译与流传，佛教史著的撰著与兴旺，总之，“佛教史学”的繁荣与绵延，对古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是古代中国史学从这一时期开始对周边东亚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就历史编纂体例而言，中国古代史书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都在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史书中有所体现，例如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林罗山编著的《本朝通鉴》、朝鲜高句丽金富轼等撰《三国史记》、越南吴士连登等撰的《大越史记全书》等最具代表性的史著，无一不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

世界历史从15、16世纪开始，发生了大变革，自此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从中国历史视角看，从明末至清末，约三百年间，是时，中外文化交流“梅开二度”，这主要说的是欧美传教士入华以及由此而促动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在这双向互动中，西方传教士都扮演主角，这是中外史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教士时代”。不论是“西学东渐”，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西史译著活动，为现代中外史学交流揭开了序幕，还是“东学西渐”，由此带来的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都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历史痕迹。

再说近代以来的情况。

何谓“近代”，对于这个路标，中外历史难于划一，这自然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学界通常以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作为古老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起点；对于世界历史而言，“近代”的起点也众说纷纭，然以1500年前后作为近代的界标，已获得了我国学界的普遍认可。以上之说，对于构筑政治史框架，较为合适，至于是否适合中外史学交流史之分期，那还是需要再加斟酌。比如，学界就西方史学何时传入中国的视角而言，就不按上规，而是另有说法，归纳起来有：一是19世纪末说 ，一是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译述活动说 。我个人以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实质性转变，一要等到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二要由本土历史学家来担当主角，那大概要等到梁启超时的史学交流活动，至此时已19世纪末了。自此至今，百余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内容丰赡，色彩斑斓，曲折坎坷，兹分以下几个阶段说个大概。

1．发轫期：19世纪末至1919年。在西方史学东传史上的发轫年代里，史学潮流的领军人物当属梁启超无疑。本阶段有西方文明史学之东传，域外历史教科书的译介，以及西方史学流派（德国兰克学派）等入华。总的看来，本阶段基本上是通过引进近代日本史学而间接引进西方史学的，不免粗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充分反映了发轫阶段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时的历史特征。

2．初兴期：1919年至1949年。从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中，尤其在30年代前后，出现了第一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这是本阶段的突出成就，这一“史学景观”似可与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和新世纪新一轮引进西方史学热潮相呼应。本阶段输入的西方史学，是由欧美直接输入，以取代从日本间接引进；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输入了新的理论与方法，首先要提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欧美相关史学名著相继被译成中文，盛极一时；近代传播媒介的问世，为中西史学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比如出版机构的作用，以百年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绩为例，足可证明；还有它的地域特色，比如此时有“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之别。在这一时期，为输入西方史学做出贡献的是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何炳松、胡适和傅斯年三人。此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不仅为唯物史观，而且为引进西方史学做出了贡献。

3．转折期：1949年至1978年。此时的中外史学交流发生了转折，从前一阶段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从苏联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上是打上了斯大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前17年中，随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勃发时期，苏联史学更是以迅猛之势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史学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其时苏联史学输入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消极影响与积极意义兼而有之，不能一笔抹杀。其时，中西史学交流受阻，中国与西方史学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仅有一点的间接引进，也是通过苏联的渠道，那引进的西方史学当然是扭曲或变了形的，而此时的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更是以简单的政治否定来取代严肃的学术研究。然而，在那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学人也留下了他们引进西方史学的足迹，学界中盛传的“南耿北齐”（即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即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这时期的后十多年，即1966年至1978年，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业几乎走向绝境，遑论中外史学交流。

4．兴盛期：从1978年至今。此时，出现了80年代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第二轮高潮，以及中国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引进西方史学的热潮等，对此，学界人士多有所知，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两者直接碰撞的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由外国传教士移位于中国留学生；而严格意义的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只有到了20世纪，才有大规模的开展，中外史学交流才有了名实相符的意义，才使国外史学对中国史学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随之中国史学也传播国外，影响异域。这些特点是近代以前所难以企及的。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为避免与他文过多的重复，本文仅述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 Nz9XwDYs78AYAaTEh/kBFHKB9yY1kwSV9/1/oPy8Z3ks7kC/+N0ZUnazTwCy1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