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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同一书名、不同色彩、蕴含中外的三册《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封面，设计独特，炫烨光华，我摩挲良久，凭窗遥望，有无限遐想，即兴写下了一首小诗如下：
往来不穷谓之通，文明交流互鉴中。东西会合终有期，百年一遇喜相逢。
这篇小文，就以此作为小标题，略作铺陈，为之作注。
“往来不穷谓之通”（《周易·系辞上传》）。“通”者，达也，因为无穷的交流，才铸就人类文明的瑰丽宽广与伟大力量，此理于中外史学交流亦然。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的运行，往往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活动走在前面，而研究世界历史的活动落在后面。因此，史学交流走在前面，指的是史学的实践活动，史学交流史落在后面，指的是史学交流的学术研究，是为史学交流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史学交流活动的频繁，催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滋长，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只是在它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个足印。
中外史学交流，内容丰赡，且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代发端，向近现代延伸，绵绵不绝，本书将会带你进入中外史学交流的行程中。在这里，我们且以我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传播的东西方影响为例，略现中外史学交流史之一斑。《史记》作为我国纪传体的通史之作，自问世以来，早已穿越时空，泽被无垠。比如在传入朝鲜王朝时期，《史记》就成了朝鲜士人的必读经典、应试的必要科目，熟读《史记》是当时朝鲜士人的一种基本功，而两大官修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和《高丽史》正是模仿与学习《史记》体例的。《史记》自隋朝传入日本后，一千多年来，日本学术界对其十分看重，出版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著作，它成为日本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何？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近世以来，《史记》西传，其学术影响比在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不同的是，西方人士阅读《史记》，前提是要借助汉学家的译介，这样译介工作便成了西方学界之要务，自近世直至今日不绝。比如享有“西方汉学第一人”之称的法国学者沙畹，其《史记》的译介，成就斐然，影响很大。又比如在俄罗斯，《史记》从18世纪传入该国后就不断有译本问世，至2010年，共计九卷译注详备的《史记》俄文全译本出版，乃是当今国际学界首个《史记》的西文全译本。又若何？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与史学发展的结果，上述《史记》传播域外，是为显例，从中也可看出包括史学在内的强势文化对外界的影响。降及近代，随着中外形势的变化，中外史学交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国历史的视角看，从明末至清末，约三百年间，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都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自19世纪末至今，这百多年的中外史学交流史色彩斑斓，从初兴—转折—兴盛，这中间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及80年代两次输入西方史学的热潮，以及50年代从引进西方史学转而引进苏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综观这百年多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有两点很突出：一是两者的直接碰撞，一是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由外国传教士移位于留学生。从表象和短时段来看，只有强势文化对输入国发生影响，不管古代中国的《史记》传至域外，还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传至中国，都会在输入国激起回响，而这种回响又势必影响输出国，这种“影响研究”归根结底总是双向与互动的，谓之“交流”。本书以“域外史学在中国”和“中国史学在域外”设上下编，各章叙述以翔实宏富的史料为据，力图构建一幅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碰撞、对话与交汇）的新图像，展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进程。
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在新时代，推动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就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多年来，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多为对各自史学发展史的研究，而鲜有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史学之间相互交流的比较研究，在纷出的当代中国史学史或西方史学史著作中，一般也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这实在是一件憾事。我们要破除陈规，跳出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编纂模式，铸就中外史学交流史，借以突破史学史研究的体系，丰富史学史的内涵，为中外（西）史学史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增长点。
其二，就其对历史学专业的发展而言。在我看来，中国史学之发展，既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借助外力，这“内力”是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外力”是需要借助域外一切优秀的史学成果。检点中国史学发展史，倘舍弃了与域外（主要为西方）史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应借助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外来的史学，既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洋为中用”，使之成为提升中国史学的一种资源，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助力。
其三，就其与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联系而言。一部世界文明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书写的，它们犹如一条条支流，或涓涓细流，或波光潋滟，终而流入浩荡的世界文明的长河，蔚为壮观。是的，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携手同行，和谐共存，才能使世界文明变得日渐丰盈，各具特色，散发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显然是一个时代课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进言之，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史学文化是文化的枢纽，是文化中的文化。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日。”此言甚是。倘缺少了史学文化之间的“会合”与“比观”，人类文明总会显得苍白而缺乏厚重与张力。为此，肩负时代使命的中国历史学家，应当“走出去”，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到史学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搭建起一座桥梁，为创造新时代的业绩而奋斗。
五年前，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我国山东济南召开，令世人瞩目，中外史界关注。从1900年的首届开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五年开一次，被称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至今已有120年了。中国史学界与其之关系，百多年来随历史变革而曲折坎坷，令人百感交集，但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如期开幕。喜迎史苑名流，欣接儒林才子，2 000余名与会者相遇在泉城，大明湖畔论古今，千佛山下话东西，共同见证了这百年一遇、亚洲首次举办且意义非凡的史界盛事，在世界史学的史册上留下了璀璨的华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行，确实“意义非凡”。是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又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显然，这一贺信的主旨与他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确实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大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也让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进而了解世界各国文化和史学。五年前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济南会议圆满地结束了，但这一时间节点却不能遗忘，这实在是中国史学再出发的新起点。“往来不穷谓之通”，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交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外史学交流也不会止步。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怀抱着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历史使命，寻找一条沟通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路径，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书写出更美的华章，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的过程中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者附记：2021年1月9日，《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在复旦大学举行新书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在新书发布之际，我为《解放日报·读书周刊》撰写了这篇“独家文章”，文章刊登在2021年2月20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