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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同一书名、不同色彩、蕴含中外的三册《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封面，设计独特，炫烨光华，我摩挲良久，凭窗遥望，有无限遐想，即兴写下了一首小诗如下：
往来不穷谓之通，文明交流互鉴中。东西会合终有期，百年一遇喜相逢。
这篇小文，就以此作为小标题，略作铺陈，为之作注。
“往来不穷谓之通”（《周易·系辞上传》）。“通”者，达也，因为无穷的交流，才铸就人类文明的瑰丽宽广与伟大力量，此理于中外史学交流亦然。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历史的运行，往往是创造世界历史的活动走在前面，而研究世界历史的活动落在后面。因此，史学交流走在前面，指的是史学的实践活动，史学交流史落在后面，指的是史学交流的学术研究，是为史学交流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史学交流活动的频繁，催发了中外史学交流史的滋长，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书，只是在它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一个足印。
中外史学交流，内容丰赡，且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代发端，向近现代延伸，绵绵不绝，本书将会带你进入中外史学交流的行程中。在这里，我们且以我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传播的东西方影响为例，略现中外史学交流史之一斑。《史记》作为我国纪传体的通史之作，自问世以来，早已穿越时空，泽被无垠。比如在传入朝鲜王朝时期，《史记》就成了朝鲜士人的必读经典、应试的必要科目，熟读《史记》是当时朝鲜士人的一种基本功，而两大官修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和《高丽史》正是模仿与学习《史记》体例的。《史记》自隋朝传入日本后，一千多年来，日本学术界对其十分看重，出版了数以千计的研究著作，它成为日本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何？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
近世以来，《史记》西传，其学术影响比在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不同的是，西方人士阅读《史记》，前提是要借助汉学家的译介，这样译介工作便成了西方学界之要务，自近世直至今日不绝。比如享有“西方汉学第一人”之称的法国学者沙畹，其《史记》的译介，成就斐然，影响很大。又比如在俄罗斯，《史记》从18世纪传入该国后就不断有译本问世，至2010年，共计九卷译注详备的《史记》俄文全译本出版，乃是当今国际学界首个《史记》的西文全译本。又若何？因为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与史学发展的结果，上述《史记》传播域外，是为显例，从中也可看出包括史学在内的强势文化对外界的影响。降及近代，随着中外形势的变化，中外史学交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国历史的视角看，从明末至清末，约三百年间，不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渐”，都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自19世纪末至今，这百多年的中外史学交流史色彩斑斓，从初兴—转折—兴盛，这中间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及80年代两次输入西方史学的热潮，以及50年代从引进西方史学转而引进苏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综观这百年多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有两点很突出：一是两者的直接碰撞，一是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由外国传教士移位于留学生。从表象和短时段来看，只有强势文化对输入国发生影响，不管古代中国的《史记》传至域外，还是近现代西方史学传至中国，都会在输入国激起回响，而这种回响又势必影响输出国，这种“影响研究”归根结底总是双向与互动的，谓之“交流”。本书以“域外史学在中国”和“中国史学在域外”设上下编，各章叙述以翔实宏富的史料为据，力图构建一幅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碰撞、对话与交汇）的新图像，展示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进程。
历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也是这样。在新时代，推动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一，就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言。多年来，不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多为对各自史学发展史的研究，而鲜有对不同国家和民族史学之间相互交流的比较研究，在纷出的当代中国史学史或西方史学史著作中，一般也不包括中外史学交流史，这实在是一件憾事。我们要破除陈规，跳出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编纂模式，铸就中外史学交流史，借以突破史学史研究的体系，丰富史学史的内涵，为中外（西）史学史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增长点。
其二，就其对历史学专业的发展而言。在我看来，中国史学之发展，既要依靠内力，也需要借助外力，这“内力”是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外力”是需要借助域外一切优秀的史学成果。检点中国史学发展史，倘舍弃了与域外（主要为西方）史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应借助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成果，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外来的史学，既不要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崇拜，“洋为中用”，使之成为提升中国史学的一种资源，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助力。
其三，就其与文明的交流互鉴的联系而言。一部世界文明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书写的，它们犹如一条条支流，或涓涓细流，或波光潋滟，终而流入浩荡的世界文明的长河，蔚为壮观。是的，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携手同行，和谐共存，才能使世界文明变得日渐丰盈，各具特色，散发出各自独特的个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这显然是一个时代课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进言之，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史学文化是文化的枢纽，是文化中的文化。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日。”此言甚是。倘缺少了史学文化之间的“会合”与“比观”，人类文明总会显得苍白而缺乏厚重与张力。为此，肩负时代使命的中国历史学家，应当“走出去”，坚定文化自信，积极投身到史学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搭建起一座桥梁，为创造新时代的业绩而奋斗。
五年前，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我国山东济南召开，令世人瞩目，中外史界关注。从1900年的首届开始，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五年开一次，被称为“历史学的奥林匹克”，至今已有120年了。中国史学界与其之关系，百多年来随历史变革而曲折坎坷，令人百感交集，但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如期开幕。喜迎史苑名流，欣接儒林才子，2 000余名与会者相遇在泉城，大明湖畔论古今，千佛山下话东西，共同见证了这百年一遇、亚洲首次举办且意义非凡的史界盛事，在世界史学的史册上留下了璀璨的华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行，确实“意义非凡”。是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又说“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需要博采各国文明之长”。显然，这一贺信的主旨与他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确实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个大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也让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进而了解世界各国文化和史学。五年前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济南会议圆满地结束了，但这一时间节点却不能遗忘，这实在是中国史学再出发的新起点。“往来不穷谓之通”，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交流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外史学交流也不会止步。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怀抱着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历史使命，寻找一条沟通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路径，在与国际史学的互动中前行，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书写出更美的华章，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的过程中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者附记：2021年1月9日，《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在复旦大学举行新书发布会和学术研讨会，在新书发布之际，我为《解放日报·读书周刊》撰写了这篇“独家文章”，文章刊登在2021年2月20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上。）
人类文化的生生不息，犹如一条长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才会使大河滔滔汩汩，不致干涸，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持续的生命力，史学文化亦然，且更具重要性。正如杜维运先生所指出的，“史学为一综合性的科学，居世界学术的枢纽，史学发达之域，往往是人类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渊薮。不同源流的史学，会而合之，比而观之，更是学术上的盛事。缺乏史学思想的互通，人类将难有完全互相了解之日”。
杜氏之言甚是。当下，开展中外史学文化的交流，借以显示中国史学乃至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更成了坚持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亦即它的历史先有一个简单的了解，而后全力投身到史学文化交流的实践中，日益彰显出它的深远意义。
中外史学的交流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这里只能对它的发展史略说一二，以为下文作铺垫。
先说近代以前的情况。
史学交流是文化传播与史学发展的结果，当一种强势文化问世，为彰显它的生命力和特点，它会不断地向外尤其是周边地区扩散开来，在他处发生或大或小、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史学文化也是这样。从表面上和短时段上来看，只有强势文化对他处的威势与力量，亦即影响，比如古代中国史学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文化东传对中国的影响，都可作如是观。尽管如此，然这种交流归根结底总是双向与互动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学从先秦发展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进入了它的“青年时代”
，在这七百年左右的“青年时代”里，中国古代史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究其因，除了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动因外，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中外史学交流相关。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必须述之。一是佛教之东传及“中国化”，无论对于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还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典在东土翻译与流传，佛教史著的撰著与兴旺，总之，“佛教史学”的繁荣与绵延，对古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值得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是古代中国史学从这一时期开始对周边东亚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就历史编纂体例而言，中国古代史书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都在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史书中有所体现，例如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林罗山编著的《本朝通鉴》、朝鲜高句丽金富轼等撰《三国史记》、越南吴士连登等撰的《大越史记全书》等最具代表性的史著，无一不深受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
世界历史从15、16世纪开始，发生了大变革，自此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从中国历史视角看，从明末至清末，约三百年间，是时，中外文化交流“梅开二度”，这主要说的是欧美传教士入华以及由此而促动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在这双向互动中，西方传教士都扮演主角，这是中外史学文化交流史上的“传教士时代”。不论是“西学东渐”，19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西史译著活动，为现代中外史学交流揭开了序幕，还是“东学西渐”，由此带来的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都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的历史痕迹。
再说近代以来的情况。
何谓“近代”，对于这个路标，中外历史难于划一，这自然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就中国历史而言，学界通常以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可以作为古老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起点；对于世界历史而言，“近代”的起点也众说纷纭，然以1500年前后作为近代的界标，已获得了我国学界的普遍认可。以上之说，对于构筑政治史框架，较为合适，至于是否适合中外史学交流史之分期，那还是需要再加斟酌。比如，学界就西方史学何时传入中国的视角而言，就不按上规，而是另有说法，归纳起来有：一是19世纪末说
，一是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译述活动说
。我个人以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实质性转变，一要等到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二要由本土历史学家来担当主角，那大概要等到梁启超时的史学交流活动，至此时已19世纪末了。自此至今，百余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内容丰赡，色彩斑斓，曲折坎坷，兹分以下几个阶段说个大概。
1．发轫期：19世纪末至1919年。在西方史学东传史上的发轫年代里，史学潮流的领军人物当属梁启超无疑。本阶段有西方文明史学之东传，域外历史教科书的译介，以及西方史学流派（德国兰克学派）等入华。总的看来，本阶段基本上是通过引进近代日本史学而间接引进西方史学的，不免粗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充分反映了发轫阶段外国史学输入中国时的历史特征。
2．初兴期：1919年至1949年。从1919年至1949年这30年中，尤其在30年代前后，出现了第一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这是本阶段的突出成就，这一“史学景观”似可与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输入西方史学的高潮和新世纪新一轮引进西方史学热潮相呼应。本阶段输入的西方史学，是由欧美直接输入，以取代从日本间接引进；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输入了新的理论与方法，首先要提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欧美相关史学名著相继被译成中文，盛极一时；近代传播媒介的问世，为中西史学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比如出版机构的作用，以百年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绩为例，足可证明；还有它的地域特色，比如此时有“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之别。在这一时期，为输入西方史学做出贡献的是一批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何炳松、胡适和傅斯年三人。此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不仅为唯物史观，而且为引进西方史学做出了贡献。
3．转折期：1949年至1978年。此时的中外史学交流发生了转折，从前一阶段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从苏联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质上是打上了斯大林印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前17年中，随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勃发时期，苏联史学更是以迅猛之势传入中国，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史学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其时苏联史学输入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消极影响与积极意义兼而有之，不能一笔抹杀。其时，中西史学交流受阻，中国与西方史学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仅有一点的间接引进，也是通过苏联的渠道，那引进的西方史学当然是扭曲或变了形的，而此时的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更是以简单的政治否定来取代严肃的学术研究。然而，在那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学人也留下了他们引进西方史学的足迹，学界中盛传的“南耿北齐”（即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北京大学的齐思和）即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这时期的后十多年，即1966年至1978年，整个中国的文化事业几乎走向绝境，遑论中外史学交流。
4．兴盛期：从1978年至今。此时，出现了80年代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第二轮高潮，以及中国新世纪以来新一轮的引进西方史学的热潮等，对此，学界人士多有所知，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的中外史学交流史，是两者直接碰撞的时期；中外史学交流的主角由外国传教士移位于中国留学生；而严格意义的国外史学著作的翻译，只有到了20世纪，才有大规模的开展，中外史学交流才有了名实相符的意义，才使国外史学对中国史学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随之中国史学也传播国外，影响异域。这些特点是近代以前所难以企及的。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为避免与他文过多的重复，本文仅述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