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阳燧

阳燧，是中国古代取火的器具，又称“隧”“夫遂”“金燧”“火遂”“火镜”等，为一种利用反射聚焦太阳光而引火的青铜质凹面镜。阳燧对准太阳，太阳光经反射聚焦，将光辐射转变为热能用以取火 。

阳燧的起始年代，目前尚不得而知，古籍文献中阳燧的记载却甚多。《周礼·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注：“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鉴亦镜也。”《周礼·秋官·司烜氏》载：“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郑注：“夫遂，阳遂也。”《礼记·内则》：“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金燧；右佩……木燧。”孔颖达疏：“皇氏云：晴则以金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也。”《论衡》《淮南子》《续汉书》《抱朴子》《旧唐书》等都有关于阳燧的记载。早在战国初期，墨家著作《墨经》中已正确地记述了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观察。这是世界上几何光学最早的有系统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这一原理做了更为详细的记载：“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

关于阳燧的铸造情况，东汉王充的《论衡》有所论述。其《率性篇》中说：“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明确地记述了阳隧的铸造情况，即将铜锡等矿石冶炼成青铜，铸造出阳燧以后，还要“磨砺生光”，把器物的表面打磨得光滑明亮，使其对光的反射性能良好，方能“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淮南子·天文训》对阳燧取火的过程叙述十分具体：“阳隧见日则然而为火。”高诱注：“阳遂金也，取金杯无缘者执，日高三四丈时以向，持燥艾承之寸余，有顷焦之，吹之则然，得火。”《淮南子·说林训》又云：“若以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意思是说用阳燧取火时，引发火的艾绒放得离阳燧过远过近都不能得火，必须放在适中的地方方能发火。这段话更强调了焦距这个取火中的关键问题。晋人崔豹在《古今注·杂注》里指明：“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到了北宋时代，沈括对阳燧取火的原理论述更加清晰明豁，他在《梦溪笔谈》中说：“阳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寂，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沈括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两点：一是阳燧不仅是形如镜，而且是凹面镜，只有凹面镜才能聚光；二是凹面镜向日照之，太阳光照到镜面上，反射回来的多束光线皆聚向凹面镜内，在离镜一二寸的地方形成了焦点，在焦点处才能引发火。沈括对凹面镜的聚光作用、取火原理讲得颇详实 。

阳燧与铜镜质量相同，不易损坏，但阳燧作为左右佩用之物，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却鲜有发现，西周至春秋战国的早期阳燧多出土于墓葬，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 。较早期的阳隧有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木椁墓出土两件，直径分别为95毫米及99毫米，时代为西周早期。1972年陕西扶风王太川村出土一件，直径80毫米，时代为西周中晚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一件，直径75毫米，同出有一件蟠螭纹扁圆形小铜罐，口沿和器盖两侧有穿孔，可以系绳，可能是随身携带用以盛艾绒，以备阳隧取火之用，断代为春秋早期。至春秋战国时期，阳燧作为取火工具得以普遍应用，这一方面理由是此期出土阳燧数量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是在侯马铸铜遗址中阳燧范和模的发现。以出土情况判断，阳燧可能专用于祭祀仪式，也可能属于日常生活用品，或两种功用并存。出土的大部分阳燧直径在70毫米到110毫米之间，这说明最初阳燧直径的选取应是受铜镜的影响。

阳燧是我国古代人们利用太阳能的一种生活用具，它虽然仅仅是一面简单的凹面铜镜，然而能够用来借日光取火，这其中包含了许多科学原理，如能量转化原理，在同一种物质中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光线的反射规律，焦距与焦点问题等。因此，阳燧的发明创造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是我国古代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贝纹边饰交龙纹镜

简介

圆形，桥形钮，圆钮座。粟粒纹地，主题纹饰为勾连交错的夔龙纹，共三条龙，回首张口，身有翼翅，昂首卷躯，躯中各攫一条小虺，虺头三角形、身纤细，牢牢困于龙爪中，与龙互相缠绕，以此为衬托，更现出龙威严凛然之态。主纹外饰有一周绳纹，最外饰有一周贝纹。1973年山西长治长子县牛家坡M7出有一件镜 ，与此镜尺寸、纹饰几近相同；1987年山西太原赵卿墓M251亦出有一件 ，除缺少一周贝纹外亦与其相同。以上两座墓葬墓主均为晋国贵族，故此镜应为三晋地区风格的铜镜，或为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贵族所专用。

艺术风格

此件交龙纹镜，大胆运用春秋以来已衰亡的夔龙纹作为主纹，布置为交连的环状纹饰带，此种重现正反映出晋国晚期文化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弘扬。此镜充分体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晋国地区的装饰风格，龙纹风格清新灵秀，早期那种神秘色彩大为削弱，并突破了以往程式化的静态布局。在形象上，龙纹写实并充满了活力，威风凛凛，牢攫小虺，互相缠绕，整体画面显示出搏斗、挣扎的强烈动态感和韵律感，这种构图和形象所反映的正是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大变革、思想空前活跃的社会百态和感情，也是当时晋国强权争霸和弱肉强食的艺术写照。

此种环状主纹＋绳纹＋贝纹＋粟粒纹的纹饰配置组合，以及双圈至三圈环绕式布局常见于晋国铜镜。

此件铜镜主纹独具特色，与阳燧镜方正敦厚的交龙纹不同，此类龙纹颀长灵秀，其蟠绕交连、作环状布置的形式，仅见于晋国地区圆形界面的青铜器上，显然为适应其特点而重新设计。除铜镜外，亦见于当卢等上，如侯马出土的当卢范 、长子县出土的当卢 等，通常流行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

单体龙纹为夔龙纹，即一种龙的侧面形象，在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时期常见作为主纹饰于青铜器颈部，或作为辅纹饰于圈足上。春秋时期常见的此类单体夔龙纹，或爪中攫虺，或口中衔虺，以上举例的当卢纹饰亦均可见，此为晋国特有的纹饰主题，其特点是龙尖唇上卷，口大张，锋牙外露，攫虺或衔虺，耳根有弯曲的角形装饰，一般前后肢俱备，多生短翼。

辅纹为绳纹，又称“绹纹”或“绹索纹”，其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中就已出现。先民们最初可能只是将现实中的绳子围合在陶器的表面起到防滑或加固的作用，久而久之，被看作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装饰纹样，并广泛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中。

绳纹通常由一至四股绳相绞而成，约流行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其中单股绳纹年代较早，约流行于春秋中期或较晚；双股绳纹约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表现绞缠的方式有紧有松，相绞较紧者年代较早，相绞较松者年代稍晚。绳纹在铜镜上多饰于主纹饰外缘，通常以一至两周纹饰带形式作为辅纹或纹饰界栏。此镜所饰绳纹为双股，每股由两条细线组成，相绞较松，年代约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绳纹为晋国地区青铜器上常见纹饰，多单饰于器物口沿、圈足、耳部等部位，多作为辅纹，亦在少数器物中可见围以数匝绳纹为主纹。如本馆所藏春秋战国铺首衔环铜敦，器身光素，仅简洁雅致地饰以三周绳纹及一周贝纹，绳纹为双股，每股由四条细线组成，相绞较松。

此镜最外缘所饰贝纹，亦常见作为辅纹及纹饰界栏，与其他类纹饰相配合。贝纹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中期，作为纹饰带见于晋国地区鼎、豆等青铜器上，此外亦常见以贝纹施于动物造型器或动物纹颈部、腰部的做法，这大概与当时该地区用贝装饰家畜或家养动物的习俗有关 。此镜单体贝纹较为修长。

此件铜镜地纹为粟粒纹，即以密集的粟粒状小凸点构成的纹饰，在一些发掘报告中称其为“麻点纹”或“鱼籽纹”。粟料纹流行于春秋晚期，通常作为地纹，如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出土的虺纹铜舟 ；春秋晚期亦见有填于兽躯等主纹内作为装饰。粟粒纹是三晋铜镜上出现最多的纹饰，多为平铺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