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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名唐宏经，曾用名唐圣修、唐福山、金涛、金红。1901年3月1日出生于辽宁金县（现为金州区）董家沟的一户农民家庭，16岁时，因家庭生活贫困，经人介绍，到大连日本人开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厂）当了一名学徒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欺压。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大连的爱国知识分子于1920年和1922年先后倡导和组织成立了“大连中华青年会”和“中华增智学校”等进步团体。他们在教授青少年文化的同时，也组织社会青年学习新文化、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我报名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特别是1922年5月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各地罢工斗争迭起。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大连工人阶级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受到强烈震撼，认识到要想不当亡国奴，不受日本人的欺压，就要像关内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团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3年12月2日，我和工厂里的几个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大连地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并在此基础上，很快发展成为全市性地方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我被选为副委员长，并于1926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大连福纺纱厂1000余名中国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大罢工，我作为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工运部部长，并以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大连地区有史以来，有领导、有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百日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同年1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翌年3月，经党组织多方面营救获释。
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我同一些幸免于难的党团员逃往奉天（沈阳），继续寻找党组织。1928年初，我在奉天兵工厂做工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由我担任工运部部长，领导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
当时，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由于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影响，处于低潮。许多地方党团组织被破坏，工会被解散，一些尚未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的地区，也因日本统治严酷，无法开展工作。我上任后，深入奉天、抚顺、辽阳、沟帮子、西丰等地的工厂、矿山和南满铁路沿线，了解情况，帮助建立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同资本家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1928年4月，在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常委，继续从事工运工作。不久，省临委接到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央给满洲省临委5个名额。当时，党内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通知要求最好选工人、农民做代表，使领导干部中多增加些工农成分。组织部部长吴丽实找我商量派谁去合适，我刚到省委工作不久，对全东北地区的情况尚不熟悉，这样，由吴丽实提名，决定让我、王福全、于冶勋、朱秀春、张任光代表满洲省委出席这次会议，并由我负责带队。我们5个人中，除张任光是学生出身外，其余4人都是工人出身。
鉴于当时国内形势紧张，共产国际决定把中共六大安排到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将分批前往莫斯科。当时行走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到苏联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从满洲里和绥芬河越境。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的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的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傍晚，我回到旅馆，把中央的要求向其余4人做了传达，之后他们先期过境，我则留在了哈尔滨。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了火车。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的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得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的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必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
记不得是途中的哪一个大站，停车时，我们下车到站台上去活动活动。一个苏联铁路工人见我们是中国人，一边用手比画着，嘴里一边发出俄语的卷舌音，我们不懂俄语，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直到火车又开了好长时间，才得知张作霖在沈阳被炸死了。
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到了莫斯科。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木架子马车把我们一行拉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代表，因为有几个省的代表还没有到，会议就没有马上召开。有一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找到我，对我说：“老唐，你怎么把团员也带来了？”这时我方知朱秀春竟是个团员。我一时没了主意，问他：“这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说，让朱秀春写个入党申请书吧。就这样，经过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朱秀春在莫斯科加入了党组织。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做了政治报告（王明翻译），瞿秋白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做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之后，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长时间的讨论。
中共六大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我作为一个入党时间不长，从事省委工作时间很短的工农干部，能够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特别是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心情非常激动，因此，开会的时候总是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我记得中央报告曾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的做法，必须尽最大努力恢复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听了以后，我深感党中央的报告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
7月6日，在职工问题讨论中，我简要谈了满洲职工运动的情况。我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东三省有许多大工厂、铁路和矿山，产业工人至少有50万。像这样聚集了广大产业工人的地区，如果我们党不注意它，把它放弃了，实在可惜。
东三省过去的职工运动之所以没有成绩可言，是因为我们党没有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小的斗争是有的。过去有行会性质工会的组织，但现在连这样的工会也没有了。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以及我们党不太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所造成的。
从前我党只注意南方如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工作，以为把南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进行北伐。其实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党注重南方各省的工作，我只是希望大会同样地关注满洲的职工运动。
我还介绍了当时满洲各地职工运动的情况：（1）大连。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策源地，有产业工人4万多名。大连过去有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当上海和广东的工人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北方党和工会指导下的大连工人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北方所有的组织——党和工会都被破坏了（过去北方的组织，先有工会，后有党的组织）。这表现在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在1926年福纺纱厂大罢工时，我们党指导下的工会，援助罢工工人，结果使资本家让步。但是党也遭受了部分损失，工会的许多干部人才被捕。第二时期，遭受第一时期的打击后，我们党领导工人重新恢复了工会的组织（1927年7月），但是又遭到了更大的镇压，工会被封闭，工人被逮捕，党的组织被破坏。第三时期，1928年1月，党的组织重新恢复。但在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工人被捕的有四五十人，党组织可以说是没有了。不仅大连如此，从大连到长春的工会和党组织也受到摧残。（2）鞍山。鞍山工厂里的工人，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日本人，共约几千人，工作非常艰辛。（3）抚顺。抚顺的煤矿有千台以上的机器，4万多名工人。他们受到的压迫非常厉害，甚至受到警察监视。由于现实的压迫，这些工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4）本溪湖。产业工人的数目不清楚，但他们曾进行过斗争。这里的工厂是中日合办的，1927年因与奉系军阀发生冲突，日本打死了20个工人，工人们自发地举行罢工。（5）奉天。工人有7万多名，都是没有组织的。他们很信仰张作霖，但我们党始终没有去做工作。这些工人月薪仅有300万~400万奉票（奉票是指1905年至1931年，由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并广泛流通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纸币。——编者注），抵不过十几块现洋，生活非常困苦。他们也曾有过反对日本建立领事馆的示威游行，但后来被张作霖镇压了下去。这些工人其实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宣传的。（6）哈尔滨。因为苏联的原因，哈尔滨铁路工人的生活是很好的，月薪在80元以上。但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并不容易。他们完全不懂得他们的好生活是苏联工人专政的结果。由于这些工人由管帮负责，管帮不允许我们去做工作。苏联将余款分给工人，遭到军阀的反对，对于这一点，工人们并不知情。现在哈尔滨还有其他产业工人的组织。
在发言的结尾，我又再次提出希望大会特别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代表更好地理解和消化中共六大精神，中央领导同志不仅主持会议、做报告，还亲自给我们辅导。开会的20多天时间里，我受到了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受到过的教育，也更增添了会后做好革命工作的信心。
大会闭幕前，选举了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7月11日，六大结束。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7 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应共产国际的邀请，中国部分代表留下，继续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们留下的二十几人，住进了莫斯科国际旅馆。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工会大楼里召开的，中共代表苏兆征致了开幕词。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半月左右。会后还组织代表进行了参观访问。我和苏联、意大利、德国等代表10余人分在一个小组里，参观了乌克兰的农业区。参观结束后，经海参崴返回中国。
这时，周恩来也从苏联回国。路经奉天时，他向满洲省委做了传达六大决议精神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指出当时的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和普遍地组织武装起义，而是积蓄力量，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高潮。他指出在政治上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而“左”倾盲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周恩来的报告为满洲省委的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即将召开的满洲省委党代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几个参加六大的代表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六大精神。省临委书记陈为人根据六大精神，总结和检查了前一段省委的工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省委《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和《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并决定改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我仍任工运部部长。
满洲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的方针政策，改正了过去急于组织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省委致力于工农运动和反日运动的领导，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和对内部的训练工作，因此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满洲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
同年12月，为进一步贯彻六大精神，总结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黄土坑附近党员牛思玉家召开会议。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冲进十几个警察包围了会场。除一人脱险外，省委书记陈为人等13人被捕。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1929年夏，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我和被捕的同志一起出狱。之后，我又重新投身于满洲省委的工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