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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在我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高潮。在北方，在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等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蓬勃发展。北方区委为了培养各条战线的干部，先后派出大批革命青年到黄埔军官学校、西北军事干部学校、广州和武汉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及其他培训干部的部门学习，我就是这时被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农民运动不断兴起的形势下，我党为了培训农运干部而举办的。在此之前，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彭湃和阮啸仙等同志的主持下，已办了五期，主要是培训广东的农运干部（也有一部分是广西、湖南等地的学员）。第六期改为全国性的，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当时国共两党合作，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我党领导，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同志均为该委员会委员），招收全国各地学员。中共北方区委选派了我（当时叫张金言）和解学海、韩永禄、王紫树、刘珠、张宗一、阎怀聘、石德山、马俊超（以上9人当时均为中共党员）、段汉章、阚家骅、谭雅谊、李景文、王成奎、马伯超、萧荫棠、孙士林、张风林、王锦、高波、孙洪儒、许庆昌等22人作为直隶省的学员，参加了这期学习。
我们一行10余人，于1926年4月初乘轮船首先到达广州，其他学员以后陆续到达。我们到达广州后，先住在一个公寓里，5月初开学后即搬入农讲所，所址在旧番禺学宫。当时广州是全国革命中心和国民政府所在地，以两广为根据地，正在准备北伐战争。自国民党改组、国共两党合作以后，经过镇压广州商团武装叛乱、讨伐地方军阀陈炯明的东江战役和讨伐广西地方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斗争的胜利，尤其是在五卅惨案后，广州和香港广大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将近一年的省港大罢工和组织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严密封锁，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对支援前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到达广州时，正值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刚刚过去，以国民党右派为主的各种反革命势力在蒋介石的操纵和支持下，相当嚣张，对我党大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破坏国共团结的种种活动。但当时革命情绪高涨，北伐战争即将开始，广大革命群众在我党领导和影响下，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给予了有力的还击。我们在参加广州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也可能是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大会）和以后不久的北伐誓师大会游行示威时，亲眼看到进行反动宣传与捣乱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犹如老鼠过街，遭到革命群众的痛打。
我们这一期有学员300多人，来自全国二十几个省。各省学员中，现尚有记忆的有陕西的萧益寿、李波涛、霍士杰、乔国桢，河南的许某（即晁哲甫，是党支部委员，同我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湖南的王首道（当时叫王一芬）、谭金华，安徽的仇倜，云南的李为贵，还有一个叫赵同人的是当时学员中的活跃分子，记不得是哪个省的了。
农讲所由毛泽东同志担任所长，他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教育长萧楚女；教务部主任陆沉；事务部主任名字记不清了，任职期间因贪污被撤职。总队长赵自选，副总队长黄某，负责军事训练。总队下设相当于连的区队，有专职区队长。学习期间，学员均过严格的军事生活，睡双层床。除进行个人制式教练，以连、营为单位的操练和日夜岗哨值勤、夜间紧急集合、夜行军演习外，结业前还进行了打靶和野外战斗演习。关于党组织，全所成立一个支部，彭公达为专职支部书记。
为了培养我们成为献身于农民革命运动的干部，针对学员都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需要进行以农民问题为中心的革命启蒙教育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对教学课程做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课与辅助课相结合的安排。这些课程和任课教员是：
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并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帝国主义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由萧楚女同志担任；
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因工作忙，只讲授过一次；
广东海丰与东江农民运动、高要等地农民运动，分别由彭湃、周其鉴同志担任；
中国历史概要，由恽代英同志担任；
三民主义，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后因工作忙，先后由甘乃光、陈其瑗（当时均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接任；
广东农民运动概况，由阮啸仙同志担任；
广东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决议，由罗绮园担任；
中国政治状况，由彭述之（当时为党中央负责人，后来与陈独秀一起被开除出党）担任；
政治经济学概论，由陈启修（大学教授）担任；
中国职工运动，由李立三同志担任，只讲授过一次；
世界革命史，由张秋人同志担任；
合作社概论，由于树德担任；
统计学，由安体诚同志担任；
革命歌曲，由李一纯（女）同志教唱；
革命宣传画，教师姓名记不清了。
以上这些课程中，最受欢迎的是毛泽东、萧楚女、彭湃、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所讲的课。
毛泽东同志讲课的主要特点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革命理论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像谈家常一样阐述实际问题。例如，讲我国社会各阶级关系时，他用宝塔做比喻，把帝国主义比作塔顶，下面各层是军阀、官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中产资产阶级等等。塔的最下层是塔的基础，是工农大众和小资产阶级。由于底层人民最受压迫，所以最需要革命。无产阶级是革命最彻底、最先进的阶级，但人数少，必须联合农民和其他革命力量。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只要我们唤起广大农民，使农民和工人及其他劳苦大众一起，同压在他们身上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塔的上层必然倒塌。他特别对农村的阶级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在讲课过程中，他不断向学员提出问题，启发学员思考和回答问题，使我对农民是我国革命主力军、我党领导农民革命的重要意义等问题有了基本认识，确立了献身于农民革命运动事业的志愿与决心。
萧楚女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宣传教育家。他身患多种严重疾病（二期肺结核、“缠腰风”、高度近视等），并且腿有残疾，走路微跛，却以全部精力和满腔热情致力于教学工作，深受学员爱戴。他常把自己比作蜡烛，是给人照亮用的。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像蜡烛那样发一分光，为人民所用。”这样伟大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对学员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是我几十年来时常怀念的一位良师和学习榜样。
他讲课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特别是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当时的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等现实斗争时，更是慷慨激昂。他详细地揭露并愤怒声讨了1925年6月23日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沙面租界炮轰游行到沙基的广大徒手群众和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了五卅运动中，上海、广州、香港以及全国其他各地工人运动的巨大规模和伟大力量。听他讲课，如身临其境，使人激起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仇恨，同时认识到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伟大力量。
彭湃同志主要讲他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介绍广东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压迫和剥削的苦难。讲述如何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同地主阶级进行减租斗争和其他斗争；如何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瓦解地主阶级用封建迷信、封建宗族权等对农民的统治；等等。他没有泛泛地讲抽象理论，而是介绍他的切身革命经历，极受学员欢迎。他讲了许多生动感人的事例，有些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例如他介绍广东农民的苦难时，讲了“卖猪仔”的事例。广大贫苦农民由于遭受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苛捐杂税、重租、高利贷及其他种种残酷压迫和剥削，每年有大批农民被迫把自己卖给地主抵债，地主以低价买去，再以高价卖给外国招华工的工头、人贩子，叫作“卖猪仔”。他们把这些卖身的农民，和猪仔一样看待，把他们运到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地区资本家开的农场、矿山做苦工、当奴隶。在招工头买这些农民时，由几个彪形大汉逐个挑选，其方法是，叫来一个就猛击几拳，打不倒或敢于反抗者就以较高的价钱买去，身体差的就以低价买去。这些人在被运送途中和做苦工期间，由于遭受各种残酷的非人待遇，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批批地惨死在国外。
他还介绍了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起初他身穿学生装，满口学生腔，找到一些农民，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听不懂，都以疑惧的表情看着他。他拿着笔记本问农民的生活情况时，农民都避而不答或答非所问，并很快走开了。后来他吸取教训，换上农民装，学讲农民话，跟着挑粪下田的农民一路拉家常、问疾苦，以各种方式逐渐和一些农民交上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并通过他们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减租斗争。
当他讲到如何引导和教育农民认识地主利用封建宗族关系进行掠夺与剥削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区，姓罗和姓苏的人很多，传说他们是唐朝罗成与苏定方的后代。据小说讲，罗成是被苏定方害死的，两姓由此便成为世仇。在地主的挑动下，多年来不断发生械斗，其范围有时波及周围数十村。每次械斗，地主都从中进行掠夺与剥削，得到好处，而贫苦农民则遭到更大的苦难。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以后，农民从减租斗争取得胜利的具体事实中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同姓的地主与农民不是一家，而两姓的农民都受两姓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从而消除了世仇，团结一致同地主、土豪、劣绅做斗争。
他还讲到另一事例：农会领导农民减租取得胜利后，群众说东江有两个“王”，一个是依靠帝国主义残害人民的军阀陈炯明，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另一个是彭湃，他带领穷人干革命，是使穷人不受苦难的领导人（陈和彭都是海丰县人）。在海陆丰一带的农民，凡认识彭湃同志的，都亲切地叫他湃哥或阿湃。有的群众要在庙里给彭湃塑像，他知道后，极力劝阻。有一些陈炯明的党羽是彭湃的同学，骂彭湃说：“你们说陈炯明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总比你当穷小子们的走狗好。”他听后讥讽地回答：“我不给帝国主义当走狗，而是给受压迫的人当走狗。我能为穷人当走狗，使他们从穷困中解放出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这样的走狗是无上光荣的。”
以上事例反映了彭湃同志的革命人生观和为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一切的崇高品德，他是我永远学习和怀念的良师。
周恩来同志担任的军事运动课，也非常受欢迎，使学员们认识到革命武装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由于他的工作太忙，只讲了一次就停了，大家都感到很遗憾。
恽代英同志讲历史课。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特别是他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讲述，使我印象颇深。
在学习期间，除课堂讲授外，农讲所还组织了一些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
课外学习是结合讲授的主要课程阅读有关书刊，对一些重要论著和问题分组讨论。对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们曾结合当时各阶级代表人物的表现进行了详细讨论。通过学习，我对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分清敌、我、友，有了初步领会。此外，还利用每星期一上午“总理纪念周”（是当时纪念孙中山的一种制度）的时间，由毛泽东、萧楚女同志或请校外的同志给学员做有关时事政治的报告、讲演。现能记起的有吴玉章、江浩、李求实等同志。
为了使学员们学习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快要结业时，毛泽东同志组织学员两次下农村参观，一次去曲江，一次去海陆丰。第二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带队，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学员们按军事编制，有的学员被分配担任了各种服务工作。我担任卫生员，带了一些常备药品，如仁丹、十滴水和外伤用品等。行前领导做了战斗动员，然后大家乘船前往。由于船小，海上风浪大，颠簸得很厉害，不少学员晕船呕吐。我强忍着晕船之苦，照顾大家。下船后，毛泽东同志亲切地问我：“你学过医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的出身和职业，我说是小学教员，在家也种过地。他赞扬说：“你卫生员当得不错呀！”随后他又去和其他学员亲切交谈，给大家以鼓励。
在海丰，我们参加了一次全县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代表的万人大会（印象中是庆祝胜利大会），我第一次看到了农民运动的雄壮场面。我们还参观访问了公平镇和几个乡村，受到群众和农会干部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所到之处，都是一派革命景象。这和北方农村的苦难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回去以后一定以这里为榜样，把家乡的农民发动起来。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亲自进行调查研究，他召集并主持来自各省的学员开调查会，不能参加调查会的，都发给调查提纲。从阶级关系、农民负担到宗教社团、风俗习惯、歌谣谚语等等，都在调查之列。后来根据调查材料编辑出版了农民运动小丛书。
毛泽东同志对学员生活很关心，北方学员不习惯吃大米，他便专门为我们做面食。后来发现管事务的人贪污，便把他撤职查办了，让学员自己管理伙食；设了伙食委员，轮流值日。食堂除自办的伙食外，还常常到外边饭馆为大家订菜，以改善生活。
在党的生活方面，中共党员都编入党支部的各小组，按小组进行活动。每周开一次小组会，主要内容是传达、讨论支委会的工作安排和决定，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
在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日益嚣张，他们动员各种反动报刊对我党进行造谣和诽谤，挑拨国共两党关系，进行分裂、破坏活动。当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并且节节胜利，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在这一形势下，我党本应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坚决打击右派的政策，但党中央在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下，未能这样做。而蒋介石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提案的要点是：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会中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不得占1/3以上，并不得担任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其他党派加入国民党者须报告其原来党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把名单交给国民党。这个提案对右派的反共分裂破坏活动只字不提。显然，蒋介石这个提案的目的在于支持和发展右派，削弱左派，限制和打击我党，为其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准备。当时我党在国民党中担任中央委员并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同志，如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江浩等，都反对这一提案，但中央在陈独秀的错误领导下，对提案做了重大让步。
毛泽东同志向学员们做了有关国民党这次会议的报告，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分裂、破坏国共团结的阴谋活动，指出蒋介石能否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要看他今后的实际行动，现在还不能定论；张静江是有名的江浙财阀的军师、智囊，是蒋介石幕后出谋划策的人；段锡朋这个人很坏，曾任国民党中央的要职。同时他在报告中还谈道，在国民党的这次会议上，我党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做了重大的让步。
为了使我党的同志了解党中央对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政策精神，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一次广州各机关、团体、学校党的活动分子会。农讲所有十多人参加，我也去了。首先到毛泽东同志的住所，见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同志。杨开慧同志带我们进入会场。这次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同志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没有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和制裁，却通过决议对我党加以各种限制，对此，他非常气愤。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左派，有许多人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主张对右派给以严厉制裁，要求给予我党以支持。但我党中央没有采纳我党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同志及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意见，而是为了照顾大局，联合蒋介石，维护同国民党的团结，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对蒋介石的提案做了重大让步。他个人认为，我党对蒋介石的提案让步有些过头，对蒋过于迁就。蒋介石不是左派，我党对他的一切错误言行，该批评的应当批评，对其权力应有所限制。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根据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言行，我们应有所警惕。当然，中央既已决定，我们应当服从和执行。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陈延年讲完后，毛泽东同志称赞并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陈延年同志的讲话。
听了讲话，我们才知道当时党中央内部、中央与下级之间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不理解争论的性质，所以多少有点诧异。后来才知道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受到毛泽东、陈延年等许多领导同志的抵制。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领导，压制不同意见，坚持右倾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严重失败。
这一期学习于1926年9月初结业。时间虽然仅4个月，但我在思想上的收获却是非常宝贵的。我来学习之前，虽然参加了革命并入了党，但由于时间短，在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我的认识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这次学习，使我受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农民革命运动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对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革命的基本方针政策等方面，都有了一些初步认识。虽然这仅仅是开始，却使我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应怎样培育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的高尚品德和人生观，对于应如何把革命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等方面，有了遵循的方向，有了学习的榜样和鞭策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一期学员结业后回到各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大部分同志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多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