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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黄埔军校
1924年1月，我告别父母，冒着风雪严寒，重返太原，谋求职业。走投无路的我，心情郁闷，时常踯躅街头。
幸好我哥哥在太原工作，有点社会关系。经他东奔西走，我找到了一个阳曲县小学教师的补缺。我正要去上任，又听说广州的国民政府要办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我哥哥认识一位姓郭的军官，答应保举我去应试，我即下决心考军校。随后，我又悄悄串联了几个同乡，一同去上海报考。
黄埔军校的招生是全国范围的，各省均分配了名额，上海考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国民革命政府设有办事处，负责招收北方的学生。
2月，我和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郭树棫等，乘车赴上海。途中，乘轮渡过长江，望着波浪滚滚的宽阔江面，不由想起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我们踏上满目葱绿的南国土地，来到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又兴奋，又新奇，评说不已！
上海给我的强烈印象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贫富悬殊，有天壤之别。洋人、阔人衣着华丽，作威作福；苦力、贫民面黄肌瘦，当牛作马。上海完全是一幅花花绿绿和凄凄惨惨鲜明对照的不合理的社会图景。
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我们到上海后才见到。应考的条件和手续颇严，规定了许多条。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学历上要“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之中学毕业，身体条件上要“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及无肺病、花柳病、眼疾等。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查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之类的。应考前，我们在美术学校一个姓赵的同乡家里复习功课。他家的兄弟俩，当我们的辅导老师，出了不少力。后来，听说他俩都成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力量分化甚快，也不奇怪。
这时，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想革命，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并不知道他创办黄埔军校的因由。
为什么要办黄埔军校？事后得知，由于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没搞出个名堂，所以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列宁和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作为代表来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做出改组国民党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此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联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将之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听说，苏联曾资助了孙中山一笔款子，要他搞出点儿名堂来。苏联同志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于是孙中山下决心先办军校。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又改为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周恩来同志曾讲过，孙中山之所以器重蒋介石，选派他筹办黄埔，原因有二：一是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陈其美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时，第一个宣了誓，按了手印，是忠实于孙中山的；二是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跑到永丰舰上避难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意，跑到永丰舰上向孙中山表示，愿与孙中山共存亡。蒋介石骗了孙中山，孙中山一直被蒙在鼓里。
3月中旬，我们在上海环龙路1号进行了初考。考试前大家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底，作文也不怕，数理化就不行了。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这一关顺利通过。山西来应试的共有十来个人，都被录取了。接着招生委员会给每人发了一点儿路费，大概是十多块钱，要我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我们十来个同乡，从上海乘火轮去广州，心潮像海浪般起伏不平。兴奋、担心、期待交织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的说：初试很容易，复试就不一样啦，考不上怎么办？有的说：那也不一定，革命救国，正需要我们年轻人！有的说：听说广州那边可以出国当苦力，考不上我们就借此机会去国外闯一闯。大家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既热情又单纯，都有救国救民、积极向上的抱负，恨不得马上施展一番。5天的海上航行固然疲劳，却使我们饱览了海洋风光。辽阔的海面、无尽的波涛、跃起的旭日、翱翔的海燕，都成了大家抒情咏志的话题。我们未来的命运，似乎也像大海那样，广阔无垠而又深不可测。
在广州，我们下榻兴湖旅馆，准备复试。这里，革命气氛甚浓，同太原、上海迥若两个世界。大街小巷里的革命标语比比皆是。《广州国民报》天天刊登革命活动的消息，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人们都对他十分崇敬、仰慕。有一天，我们听说孙中山要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跑去听。头一次见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而他讲了些什么，倒没记住多少。接连听了三次，记得大意是讲三民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俄为师、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等。我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俄国十月革命，知道“里（列）宁”和“劳农政府”。孙中山明确表示要以俄为师，使我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军校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政治试题不难，加之考前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数学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有些人心里又凉了，每天蹲在小旅馆里，谈来谈去，不知命运如何。有人说考不上就去国外做苦力，或者是半工半读。当时都想去法国、苏联。
我们每天心神不定地等着。一天，忽然来了通知，想不到山西的十几个同乡全部被录取，大家十分高兴。国民党要搞军队，急需办这么个学校培养人才，报考的又多是热血青年，所以，能录取的尽量录取。孙中山要推进国民革命，当时特别重视吸收北方的学生。陕西的考生有于右任的保荐，也都被录取了。
紧张的学习和战斗生活
5月初，我们就踏上了四面环水的黄埔岛，开始了军校生活。
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号军舰来到岛上，先巡视了学堂和宿舍，又进大礼堂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他的讲话精辟有力，通俗易懂，富有革命精神。他说：“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相反，俄国的十月革命比中国革命晚6年，却大告成功。原因是俄国“革命一经成功，便马上组织革命军”。他明确指出：“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他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孙中山在讲话中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身精神，要不怕死。“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
孙中山先生的这篇开学演说，中心内容是讲建立革命军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是篇很好的讲话。当时对大家有很大的鼓舞，今天读起来仍十分亲切。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470人，开始是4个队，我在第一队。以后湖南讲武堂合并过来，又编了第五队和第六队。我们一个队140多人，分为9个班。同学中各省的人都有。第一次上课是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大家毫无思想准备，想不到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么简单，一堂课下来，都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成员了。后来一些同学都把这件事当笑话说。
黄埔军校初期的组织，是以孙中山为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后为汪精卫）为国民党党代表。军校在校部下设教授部、政治部、军需部、管理部和军医部。政治部主任开始是戴季陶，此人初次演讲就贩卖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一套，因而学生轰他，不久便下了台。嗣后政治部主任换成了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后聂荣臻同志也到政治部任秘书，主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为王柏龄、副主任为叶剑英同志。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都任过军校的教官。
学校的课程很多，每天排得满满的。
政治教育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教材包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苏联研究》等。《三民主义》一书，系孙中山1924年初所著，已不同于过去的旧三民主义，而是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被列为政治教育的首要教材。军校训令中还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均可阅读。这类书籍，在书亭上摆着，可以随便买。校刊《黄埔潮》《黄埔月刊》上的文章，也反映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萧楚女就经常发表文章，文笔流畅、犀利，很吸引人。这些教材和书刊，使我对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了解。不过，那时我还分不清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
黄埔的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论和四大教程。教材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另外还有《军制学》《交通学》《实地测图》。总之，从单兵动作到排连营在行军、宿营、战斗中的联络和协同，都依次循序实施。教官主要是两部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少数；二是保定军官学校出来的，这是多数。有时，苏联顾问也给学生讲课和做示范。
训练和一日生活很严格、紧张。天不亮就起床，穿衣服，打绑腿，紧急集合3分钟；出操回来赶紧跑厕所；吃饭限定10分钟，得狼吞虎咽；接着是上课，课后又出操；晚上是自习。操场紧靠珠江口，涨潮时操场里的水都漫过了脚，照样要出操。学生不准抽烟，我们抽烟的人只得偷着抽。一个学生发10个毫子（一种小银币），因为不准出黄埔岛，这点钱都花不完。
第一期开学不久，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计划先出江西，再取湖南，然后与滇、川、黔各路北伐军会师武汉，进窥中原，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平曹、吴。
孙中山虽然是大元帅，但在广州只有个大本营，没有多少部队。那时陈炯明在东江，已经准备推翻孙中山。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是靠不住的。当时我们山西有一支部队，也叫国民革命军，更不成样子。我们说笑话，它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又多于子弹。孙中山当时认为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
1924年9月上旬，我们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这次随孙中山一起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孩子。在韶关，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喝水很成问题，水又不干净，蚊子很多，几乎没有不生病的。
“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樊钟秀部、吴铁城部，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做简短演讲，主要是讲北伐意义，号召参加的部队勇敢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广州商团军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支买办武装，与东江军阀陈炯明相勾结，趁孙中山和黄埔大部力量东出韶关之际，公开发动反革命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府，胁迫孙中山下台。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黄埔军校的师生又奉命回师广州，参加平叛。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生首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受到了锻炼，树立了军威。
1925年2月，黄埔军校学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打陈炯明。这时我已毕业，在入伍生第三期当排长。东征作战，周恩来同志参加了领导工作。东征军兵分几路，向敌进击，打遍了东江，直捣汕头。作战中，我们这支学生军与粤军许崇智部，担任右翼作战任务（左翼是滇军杨希闵部）。黄埔的学生可以说是人人奋战，个个争先，大显军威。当时，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不少学生英勇献身。
相反，左翼的杨希闵部却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别有企图。东征部队经两个多月的作战，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3万多人，迫使其率残兵败将逃往福建。5月下旬，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将部队拉回广州，发动叛乱。东征军又回师广州平叛，全歼叛敌2万余人，收复了广州。所以说，黄埔军校的学生是在学习中斗争，在斗争中学习，“知行合一”，而不是关起门来“死读书，读死书”。正如当时一些人说的，第一期黄埔生多是热血青年，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这些学生和学校中的教导团，是东征作战和国民革命军的建军基干。没有黄埔的力量，就没有东征的胜利，就没有国民革命军。
毛泽东同志说过，蒋介石是靠办黄埔起家的。筹办黄埔开始，蒋介石并不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听说蒋介石曾经提出辞去筹委会委员长的职务，还写了辞职书。孙中山当时一方面说不准他辞职，同时又想另选他人。蒋介石一想不对，又答应要干了。从这事不难看出，蒋介石既不了解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又不忠实于孙文主义。
蒋介石这个人，有他的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以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除训话外，还要找十几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的时间有多有少。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的十来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记得他和我谈话时，一进门就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山西人。”他又问：“在家都干过什么？”我说：“当过教员。”他边问边观察我们，时而很注意地听回答，时而又漫不经心，总是摆出有学问的派头。其实，蒋介石只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到底学过多少东西，军事懂多少，天知道。因为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他们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儿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
黄埔军校，又是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动激烈斗争的场所。
从我们入学起，两种力量就不断较量，并且越来越公开化、表面化。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不少人是我党从各省秘密选派来的左翼青年，其中有不少人是党员、团员。
开学之后不久，“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即积极领导进步青年开展斗争，反击右派分子。以共产党员蒋先云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了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这个联合会，于1925年1月正式宣告成立。名义上是青年革命军人的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我们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我和一些同学都是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一队的同学，也大都是该会的正式成员。
蒋先云是第一队的学生，湖南新田县人。1921年我党成立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安源工人大罢工。考入黄埔以后，他很注意学习、研究共产主义理论，我们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都很赏识他的才干，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他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28岁。
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做斗争。孙文主义学会，是假借学习孙中山的学说之名，实则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的反动小集团，主要头目为贺衷寒、缪斌等，成员多系国民党右派。黄埔军校中这两个组织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是亲自出面“调解”，到1926 年4月，竟宣布这两个组织“自行”解散，停止活动。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虽被迫解散，但它的影响扩展到滇、桂、湘军及所设的军官学校，会员曾发展到2000多人。它所传播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为广大的青年军人所憧憬。我们黄埔第一期的一些同学，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员，是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影响分不开的。后来，仅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我一起工作的，就有陈赓、蔡申熙、许继慎、吴展等同志，另外，为人们所熟知的李之龙、左权、王尔琢、宣侠父、周士第等同志，也是黄埔第一期的。这些同志对我党我军的建设，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们是在东征的路上从油印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知悉这位革命先行者去世，我们极为震惊和悲痛，不少人都哭了。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就愈加肆无忌惮地控制黄埔。黄埔军校逐渐变成了蒋氏培植个人势力的工具。
在国民二军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我即被调离黄埔，去河南冯玉祥部国民第二军工作。同去的还有和我一起考入黄埔的白龙亭、孔昭林、赵荣忠等人。
我们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自己的要求。我们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生活，老早就有回北方的愿望。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北洋政府，并与段祺瑞、张作霖组成由段祺瑞执政的“临时政府”，电邀孙中山大总统北上，共商统一大计。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发表《时局宣言》，然后北上。一时之间，“统一”在望，形势喜人。于是，我们几个山西老乡商量，想回北方去冯玉祥部工作。东征回师后，我们正式向校方提出了要求。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想插手国民二军。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历来是注意抓军权的。他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黄埔和国民革命军，还想着手“改造”冯玉祥部。我们的要求正中他的下怀。他当即批准我们去国民二军，还亲自召见了我们，说了些冠冕堂皇的勉励的话，要我们去后可以推荐一些青年人和学生来黄埔学习，以推进国民革命。蒋介石借革命以营私，我们当时识别不出来。批准我们去北方工作，我们心里是高兴的。
到了国民二军，我被分配在河南安阳的第六混成旅。先任教导营教官，后任参谋、第二团团副等职。旅长叫弓富魁，也是山西人。自1925年至1926年夏，我随这支部队辗转各地，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国民二军，原系河南胡景翼的部队，胡曾跟随过孙中山，属冯玉祥系。冯玉祥倒戈推翻曹锟、吴佩孚政权后，与胡景翼、孙岳决定，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胡、孙各直属部队分别编为国民一、二、三军。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二军军长由师长岳维峻接任。我去的时候，岳维峻已开始大规模地扩充队伍，不到半年，即号称拥兵20万。
那时的军阀部队时兴易帜：把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革命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再改一改番号，就成为革命军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我在第六混成旅，看到的多是些腐败现象。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显“神通”，捞外快。贪污、吃空饷、抢老百姓的东西、糟蹋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与黄埔学生军的革命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儿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一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安阳也有共产党的活动。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我认识他，常到他家里去，以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印象最深的是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数万人，场面很大，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说。目睹广大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一致奋起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情景，我深感民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新的觉醒中。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各派军阀势力重新组合、角逐，所谓“统一”，早已化为泡影。在北方，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主，联合被推翻的吴佩孚，于1925年下半年开始向冯玉祥的国民军进攻。新的军阀混战又爆发了。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事先同冯玉祥约定：徐州以南之沪苏皖，由孙部攻取；徐州以北之山东、直隶，由冯部攻取。冯玉祥就把攻打山东的作战任务交给了国民二军的岳维峻。岳维峻扩兵号称20万，踌躇满志，胃口甚大，不仅要攻山东，还想夺取山西。在派兵进攻山东的同时，又做了攻打山西的部署。
1925年11月中旬，进攻山东的部队兵分两路，开始行动。一路以收编的原直系部队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等师，假道徐州（已被孙传芳部占领）附近进攻鲁西；一路以国民二军为主力，在李纪才指挥下，由归德进攻鲁西。旬日之间，直下临城、菏泽、济宁等地，前锋部队抵近泰安。镇守山东的张宗昌大为恐慌，向吴佩孚、张作霖告急求援。经吴佩孚派人收买，田维勤、王为蔚、陈文钊被拉了过去，共同对付国民二军。同时，岳维峻派去进攻山西的部队，也被阎锡山部击败。吴佩孚、张作霖见岳军两头失利，即联合夹击国民军。国民军节节败退，岳维峻最后狼狈逃窜，被晋军抓获，当了俘虏。
这段过程中，我在第六混成旅二团当团副。旧军队里，团副是个有职无权的岗位，等于吃闲饭的，干不干没人管。我只是跟着部队行动，不参不谋，无所事事。当这个团占领德州后，岳军已开始溃败。二团来不及撤走，便开赴河北省保定、蔚州一带，会合冯军，与张作霖部作战。张作霖骑兵出多伦，抄后路将冯军击败。我们团被奉军截断退路，遂转战至广灵、灵丘、原平等地。敌人跟踪追击，部队士无斗志，无人指挥，四散溃逃。我和几个同乡便从原平回到了家乡。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在国民二军的一年，我对军阀部队的骄奢腐败、横暴无道，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有了实际感受，从而在认识上也大大前进了一步。我厌恶军阀部队，痛恨军阀混战，时时眷念黄埔时期的革命战友和战斗生活，决心仍然回南方去。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1926年3月至5月间，蒋介石为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打击和排斥革命势力，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和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南方的形势起了变化。那时候，我们正在河北与奉系军阀作战，故一无所知。
我从原平回到家乡，住了个把星期，就去北京，想找机会再回广东去。行前，我和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乡商量，他们都不愿再出来，我就一个人走了。在北京，住在老乡家里，打听南方的消息。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一个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一个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1926年11月底，我从上海乘船抵武汉，见到了北伐军中的黄埔同学，十分高兴。武汉的革命气氛很感人，处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群众游行和集会，就像黄埔初期的广州一样。经同学介绍，我先去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它是由黄埔军校政治科迁来组成的，办的是黄埔第六期，全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址在两湖书院。全校有男生近千人，女生近200人，男生住一个院，女生住一个院。校部设校务委员会，负责人为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徐谦等。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有施存统、萧楚女等，总队长是杨树松。许德珩同志告诉我，他也曾在那里任过课。
这所军校，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军校又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成立的，直接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因而革命性、战斗性、纪律性相当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军事课程主要讲解基础军事知识，操练基本动作。教官只管讲课，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政治教材有《三民主义》《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等。日常生活正规、严格，按时作息，内务整洁，每周要擦枪，学生不经请假不准外出，男生和女生一个样。政治活动甚多，学生经常上街搞游行示威和演讲活动。在著名的武汉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军校师生是积极参加者，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校的男生、女生常去打野战，准备对付反革命力量的袭击。后来，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参加广州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就是由武汉军校的干部、学员组成的。赵一曼、游曦等烈士，也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
蒋介石当然不会忘记抓军校、抓青年。他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并兼任武汉军校的校长。然而，由于军校里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比较强，进步力量占优势，故蒋介石无可奈何，只不过是个“空头校长”罢了。蒋介石也到军校讲过话，张口就是“本校长”如何如何，唱的都是三民主义的高调，以孙中山先生的当然继承人自居。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本校长向来是革命的，假如不革命，你们就一枪把我打死！”但他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者和群众。还有一次，蒋介石召集黄埔毕业生讲话，说了一通温情肉麻的话。说他自己去日本的时候，妈妈如何日夜想念他，又说：本校长对你们是慈母般的感情，也就像我妈妈对我一样。我们当时很反感，会后议论说，你这个校长，讲这些东西干什么哟！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同时又说明，底下对他并不那么信任。蒋介石到军校来过两次，没有达到控制军校的目的，以后就不来了。他在南京另开门面，也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际上是不再承认武汉军校。这样更好，便于军校的进步力量放开手脚，开展工作。
在武汉军校的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期——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
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共产党，但我当时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来到武汉军校不久，又有同事问我：现在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你呢？我说：我还没想好。他说：是不是不想做“跨党分子”？别清高了，跨党有何不好呀？其实，我不是清高，而是不明白跨党是怎么一回事。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要么信仰那种主义，总不能“脚踏两只船”，同时信仰两种主义。后来才知道，国共合作时期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并非是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出于国共合作的需要。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已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了，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国民党腐败、人民遭殃等现象，我不得不想，而越想则越觉得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国民党不如共产党。
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我很大启示和帮助。他们大多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我们常聚谈。樊炳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学经济科的。杨德魁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武汉工人纠察大队副大队长。李楚白在我们队里当司务长。吴展任过黄埔军校警卫营长，在武汉军校当队长。贺昌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山西离石人。我当队长，薪水多些。每到发薪后，大家就让我请客，凑在一块儿，到饭馆吃点鱼呀、肉呀、鸡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这种聚会，几乎每星期一次，无形中成了固定的联络形式。聚会时，各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像吵架似的。我不太爱讲话，听得多、说得少。但是，交谈和辩论，却使我获益匪浅。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为了系统地了解共产主义，确定自己一生的奋斗道路，我还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
白天工作特别忙，就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像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社会进化论》和其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我都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我买了一箱子书，但因工作紧张，没有读完。
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们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7年3月，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上级批准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记得党章上写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入党后，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校党的负责人。有一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做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还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的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