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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得到提高，马列主义的介绍、宣传与研究相当普遍，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先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准备与国际声援等主观与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920年春，共产国际东方局派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他的夫人同行）。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经在美国工作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座谈会。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传到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俄人要来北京，大家都感到特别高兴。维经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等同志同这位好朋友，很诚恳地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就和他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华侨，因为他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懂俄文）两人。
经李大钊同志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士，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时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很多，以后就只有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俄共（俄国共产党）的情况，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这时候，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被列上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后改名施复亮）、沈玄庐（于次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了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8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负责，在武汉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负责（李汉俊本人也到达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负责，在济南由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负责，在东京由施存统、周佛海等人负责，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是在党发起以后才加入的（以后又都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共有8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的联系很欠缺。
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关于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出现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二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16开本，约32面），作为秘密宣传品。1920年11月出了创刊号，这份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以及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当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渔阳里6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20多人，由维经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孙中山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厅长，陈把临时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由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里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杂志社提供。12月，维经斯基回苏俄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200大洋，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多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新青年杂志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大洋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和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100大洋。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就停办了。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的个人独裁，因此李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两人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我觉得党才刚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两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他很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他的本性原是一个热衷于利禄的人，所以在党的成立大会开过以后，他就跑到国民党去了。
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由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洽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请他们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