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1933年3月的四次战役以后，5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作“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还这样对付他们自己统治区里反对他们的人。

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前，我们还有一些行动：一方面在北线继续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又组织了东方军，打了连城附近十九路军的老虎师长区寿年这个师，接着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时十九路军感到威胁很大，于是陈铭枢就写信给蔡廷锴说：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与我军停战，联合我们反蒋，和我们讲条件。以后就搞“生产人民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候北线敌主力蒋介石的部队正向苏区边境集结，待机进攻，于是三军团就从福建撤回来了。五军团去接应，开到顺昌后也撤回来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利用。

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洵口一战到团村。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们由福建转回来，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把敌人第六师十八旅消灭了，黎川敌三十六师增援以后，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本来这一仗打胜了，照老规矩就应该把部队集结在附近，看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行动。因为我们是采取内线作战的办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个歼敌。但是没有那样办，而是想要把黎川搞过来，到白区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敌人撤出黎川。这时敌人的战法就变了，打到一个地方就到处筑工事。十三师到资溪桥袭击了一下，敌人根本不理。总想到外线去求战，求战不得还要回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后来敌人从黎川向前推进，本来那时敌人并不是“堡垒主义，向前推进”，因为黎川到团村还有20千米远，他们是要“逐段跃进”的。这一仗本来很好打，但是没有打好。因为只有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五军团的十三师以及九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5个师，兵力不足。刘伯承同志与李德两人曾争论，刘建议一军团是否可东调，但是话未说完，李德就大发脾气。很明显，当时东边是三军团的四师和五师担任突击，十三师除一部分参加突击外，主力担任掩护，西边只有第三师担任突击，力量不雄厚。结果东面虽把敌人突垮了，西边却突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我们就去攻山，战术上也有缺点，队伍未展开，敌人一扔手榴弹，我们伤亡就很大，最后只好撤退。这一仗不但没有打好，而且牺牲了四师师长张锡龙、三师师长吴高群。如果当时东西两面一、三军团集中，组成两个有力的拳头，东西夹击，就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一部3个多师消灭。后来，敌人又进攻德胜关，因我军的英勇作战，敌人被阻止住了。

第二阶段，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闽北前进。先向福建进军，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其主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前进，每师距离20千米。这是我们歼敌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出击，真是失策了。这时教条主义者有些歪道理，他们说什么：福建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我们在山上望了两个月，蒋（光鼐）、蔡（廷锴）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帮他们的忙，以后他们那里就出了问题，十九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

所以，这一点在政治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在军事上也很不应该。哪怕不帮助十九路军，但把蒋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结果蹲在那里，非常机械、非常被动。本来十九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结果十九路军一垮，蒋鼎文就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不懂得辩证法的关系。

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福建事变这一阶段，教条主义者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将主力分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甚至往堡垒地域里钻。福建事变发生时，把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最后敌人形成四面围攻，又把一军团拉到福建，打了一个温坊战斗。一个月就行了28天的军，使主力疲于奔命，劳累至极。

第三阶段，就是广昌战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拼命主义，是拼命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苏区北线的敌人是以占领广昌来号召其他地区的敌人向我们实行总攻的，因此教条主义者也就以广昌为苏区的大门来拼命守护，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在战略上的合围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广昌进攻，而这些外行的军事家——教条主义者，也就在这个地方搞拼命主义，以主力对主力。敌人有11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5千米，沿着旴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推进。我们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9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带地区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准备拼命决战。敌人在狭小的正面战场上以重兵攻击我们，我们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旴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让一个纵队在原地做工事，另两个纵队则在沿河上架好桥梁，转移到右岸前进；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击时，又转到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所以刘伯承同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不叫打仗，叫作“滚仗”。这样由甘竹到广昌20千米，整整“滚”了18 天，敌人有时每天前进两千米，我们没有搞到什么东西。那时李德、博古都来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指手画脚，搞了18天，最后还是把广昌失掉了。

这就是说，这些教条主义者认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是要搞一下给你们看看。9个师对敌人11个师，敌人有高武器——飞机、远武器——大炮，我们这样同敌人拼命，敌人是最欢迎的。结果我们只有撤退，最后还是失掉了苏区的大门——广昌。

第四阶段，就是广昌战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阵地抗击战。自广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军团第六师和红十二一师抗击周（浑元）纵队，守老营盘、高兴圩之线；一路是八军团，抗击薛（岳）纵队，守古龙岗；一路是五军团，抗击霍守义部，守头陂以南地区；还有一路是三军团，守广昌通驿前大道，抗击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一军团则转移到东线（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阵地战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为代表。广昌战役后，敌人深入了苏区腹地，就一步一步推进，开始用飞机轰炸，然后用大炮轰，接着是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完全是正规的一套。我们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埋地雷，再就是等敌人进到近距离时，手榴弹、步枪、机关枪一齐开火，还用小部队从翼侧突击。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兵器，就是远距离冲锋时，也采用营方队的密集队形；而我们的手榴弹，各种枪炮只能在一定的距离内开火，这就完全要靠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敌人的汤纵队在高虎脑一仗中伤亡4000多人，我们自己也损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战士剩下不多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连续作战一年之久，就是在阵地上过日子，在房子里睡觉的时间很少，毫无休整。连以下的干部差不多3个月要全部换一次，后来完全靠干部打，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所以，虽然对敌人造成了很大的杀伤，但我军的元气也受到相当大的损伤。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法在战略上说是很盲目的，而又自欺欺人地要与敌人拼消耗，想以此来转变敌我形势。正如毛主席说，“那不是龙王与龙王比宝，而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我们那几个制造枪弹的简陋工厂，哪里能抵得上敌人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呢？何况敌人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

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之后，我军退到了驿前。三军团四、五师加上五军团三十四师，在一起作战。过去敌人总是先来飞机，以后开炮，搞七八个钟头后，步兵才正式攻击。在驿前作战，我们自己就上了敌人的当。我们3个师，右边是四师，中间五师，左边三十四师，都是一个团占领阵地，两个团在后面。我们的阵地构筑得很好，一道、二道、三道，也算是一个防御地带，有的工事做得很不错，文化学习、休息、隐蔽、进出道路等都有，还有隐蔽的火力点。那时候就是鼻子对鼻子，敌人和我们的距离很近，而且工事以外还有侦察部队，所以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我们的人抓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也抓我们的人。敌人的炮兵阵地只离我们有千把米，处于完全暴露的状态，每天进行试射，我们对之毫无办法，但我们坚守，敌人也没有办法。结果敌人改变了在高虎脑、万年亭的打法。清晨，飞机先从广昌起飞，飞机一响，就是信号，然后炮兵就打。炮兵一打，敌人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锋。这样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根本就用不上，部队还没出去，就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住了；第二梯队还没有上来，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敌人突破哪个地方，就占领那里，构筑碉堡进行巩固，口子不大，叫作“钻隙进攻”。这时我们的第一线被突破了，第二线来不及组织防御，也被突破了，第三线也跟着被突破了，这一天敌人就前进了5千米以上。这样一来，我们左右两翼的部队就都向左右转成了侧面阵地，敌人又以另一支部队向我军侧面进攻，我们就无法坚持了。驿前战斗证明：我们没有总的预备队是很大的缺点，在敌人突破后就没法应付，结果一下子把三道阵地都丢失了。总之，这种办法都是消极的、呆板的，违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结果不论部队怎样英勇，最终还是失败了。

第五阶段，就是西线掩护战。驿前战斗失利后，战斗就变成了西线掩护战。因为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当时更威胁我们的就是西线。西线就是兴国，那时只有陈毅司令带着地方部队和第六师阻止着周浑元纵队，力量比较单薄。驿前战斗后，五军团十三师就到西线增援第六师。后来，一军团在高兴圩想以第二师实行夜间突击，没有成功，就调走了，只剩下五军团在那里与敌人对峙。敌人每打一个地方，就在前面做工事，后面修马路，就像前面一个乌龟壳、后面一条尾巴似的。我们在这里和敌人共对峙了几个月。以后，就退到兴国以南，准备长征。本来在西线掩护战时，就应提出准备长征，但那时没有搞，仍只是提出击破敌人等老一套办法。

总而言之，第五次反“围剿”，一直打到底也没有痛痛快快打好一仗，所以很失策，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教条主义者的理论就是：“由战斗的胜利开展战役的胜利，由战役的胜利开展战略的胜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们说：主要是搞好战略指导，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以一定的战役、战斗的胜利来完成战略上的任务。即使某一个战役打不好，也无关大局。但是教条主义者根本是外行，根本不是真正的军事家，最多是懂些班排长的战术技术动作。李德在瑞金和林老等中央同志讲班进攻，讲短促突击，他就是搞图上作业比较熟悉，其实完全是个外行，不懂实战。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不管在哪里，原来都是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的。第一阶段本来可以粉碎敌人。第二阶段本来也可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实在不行，就是当敌人四面合围形成后，我们不和他鼻子顶鼻子，退一步让他，区域还大，也还有回旋余地，可以消灭一路、二路。就是苏区都不行了，没办法了，也还可以跳出去，到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之间的地方打他们。再不行也可以向西边跑，到赣西、湘南，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也一样可以打破“围剿”，取得胜利。总之，这些战略眼光，教条主义者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毫无办法地挨时间，被动挨打，毫无前途地进行战争。因此，教条主义者在战略、战役指导上可以说是“傻到极点”了。第五次反“围剿”，从战术上来说，过去我们没有打过阵地战，没有搞过对空防御，这次学了一点；但从整个战略指导上来说，是错误的，开始是冒险，之后是拼命。对部队来说，我们部队发挥了高度的战斗能力，发挥了高度的勇敢精神，我们自己也经过了一些锻炼。如果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加上英勇顽强，我们是可以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第五次反“围剿”是不会失败的。但由于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虽然有那样好的基础、有那样好的部队、有那样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却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结果是被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

严格地说，长征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是要有一点准备的，如长征开始前，8月7日派六军团（由任弼时同志带着）从湘赣苏区遂川县横石地区出发，到湖南、贵州与贺龙同志会合，建立湘鄂川根据地。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先遣部队，利用与贺龙同志会合的过程勘察一些路线，搜集些情况，提供些资料，以便中央主力红军进行长征。此外，长征前也补充了一些新兵，动员了一些人等。长征开始时准备由中央苏区撤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结果没有做到，因为有几项最基本的工作没有搞。

首先，在政治上没有准备。在准备工作中没有政治动员，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说是军事上的被迫。党内党外都没有进行深入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的干部。那时五军团是由陈云同志（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给我们传达的。那样大的行动，没有政治动员就是最大的错误。没有精神准备，官兵的积极性就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好程度，官兵一遇到困难，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良倾向。如果做了政治动员，各种倾向就会得到防止和纠正。

其次，在军事上的准备也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好好地搞。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就是光搞阵地战，不搞运动战，也不打遭遇战。没有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抢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训练准备，主力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1934年10月10日退出兴国，10月17日就走了。在补充工作上，本应该补充主力，但相反，却成立了新的兵团。主力师是四五千人，而教导师也是5000多人，还有几个新兵团。八军团、九军团都是新的番号，除了第三师以外，其他的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师都是新成立的，不是老部队扩大起来的，干部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因而战斗力比较软弱。如果是由一个老的团扩大为两个团，那就不同了。为什么新的部队战斗力弱呢？就是因为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的锻炼，没有优良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在大庾北稳下村时，广东敌人的一个营，就把我们教导师的一个团打散了，我们的人跑得两面山上都是。后来八军团在贵州整编时，只剩下1200人，编成一个团。所以，虽然组织了很多新的兵团，但作用并不是很大，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搭起了一个架子。走起路来，一、三军团为左右先锋，八、九军团打接应，后面由五军团担任掩护，中央军委直属队在中间，“坐的‘5个人’抬的‘轿子’”，搭的架子很大，但没有发挥主力的最大作用，新的部队也没有起到足够大的作用。

长征时不仅是基本准备工作没有做，而且对敌人的估计也是十分错误的。当时为什么敢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因为误认为西南（广西、贵州、湖南）的敌人装备差，而没有估计到西南的敌人战斗力是很强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央苏区作战时，遭到严重的失败，把敌人的战斗力夸大了，他们害怕蒋介石，却轻视西南的部队，这种估计完全是错误的。长征的实践证明：蒋介石的部队倒还好打，红军和他们是老对手了，只要被我一包围，他们就集合缴枪；而西南的部队却不好打，有时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搞不到他们的人和枪。他们也采取游击、袭击的办法搞我们。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长征开始是搬家式的，以后是退却逃跑式的，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那时不但不把各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有的有1000副担子，有的有800副担子，我们的军团就有1000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3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

当时整个部队连新兵、老兵、民夫、担架队人员加在一起，有七八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加上直属队还不到一半。这样就没有办法打仗，结果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一碰到敌人，也不想办法去积极进攻，只是打掩护，只是跑。跑也应该跑得快，在战术上必须脱离敌人，跑到有利的地方，占领阵地，抵御敌人，但没有做到。战略上也要走得痛快，但也没有做到。那时候，如果平均一天走25千米就可以抢到敌人前面了。因为我们从古陂圩突围的时候，敌人有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从赣江左岸打吉安，所以周、薛纵队赶快从苏区撤出来，在吉安、永新一直到井冈山一线布了防，并且等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发现我们到了湖南，知道不是打吉安，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追我们。如果我们那时一天走25千米，就能走在敌人前面了。照例说，战役应该选择道路，控制要点，压迫敌人使其处在不利的道路上，我们在有利的道路上。可是恰恰相反，我们在长征中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大马路。我们沿着五岭山脉在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上转来转去，走得很不痛快，而且经常是夜行军，一下雨路就相当滑，加上有好多重的行李，走起来就更困难了。

长征的时候，前面先锋部队虽然打得好，但是后面走不动，前面部队打到一个地方就要守起来等，等后面部队到了再走。因为走不动，所以我军丧失了很多有利的机会，完全处于被动、处于消极逃跑的状态，而不是积极的、战斗的战略转移。如果是积极的、战斗的战略转移，那么首先就可以在湘南停下来。湘南过去搞过暴动，以后二十九团的人又回去过一些。湘南，有一个黄茅山，山上还有游击队。如果我们在那里停下来，把伤病员和拿不动的东西留给他们，打一下周、薛纵队可不可以？完全可以。但是我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在湘南没有停，继续走。一过湘江、漓水，情势一下子就紧迫了：广西敌人来了，湘南敌人也来了，周、薛纵队又追来了。这时一军团在全州打了一个礼拜，三军团在灌阳、兴安打了一个礼拜，完全是掩护战斗，消耗很大。过湘江的时候很危险，几个军团的队伍都搞乱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没有赶上，中间的赶上了又走不动，后面敌人又追上来了。五军团十三师还没有到湘江的时候，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就被敌人切断了。后面文市的敌人又追上来，我们在夹击中打了一天，才掩护八军团渡过江，但是五军团的三十四师被丢掉了。我们转移的时候，军团部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派了一个科长来找我们，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那时拉过多少就是多少，拉不过去就丢掉了。过了湘江以后，有一个命令：各军团自己收容部队，不管哪个部队的，都收容起来编在自己的军团里。当时就搞得那么紧张、狼狈。这也是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指挥错误、路线错误的总暴露。

在长征这一阶段，我们过了几个要害的地方，一个是过湘南，一个是过湘江。由于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高明的战役指导，部队减员很多。夜行军搞多了，战士们也不好受。那时弄得疲惫不堪，部队战斗力有很大的削弱。

过了湘江以后，本来还想向北转到二、六军团那里，结果城步、武冈都有敌人赶到，把去路给堵住了。没有办法向北，只好向西。又由越城岭向西过苗岭，完全在山里转。这时广西的敌人侧击、袭击我们，还搞了一些特务，在我们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我们没有房子住。这样一搞几个月，弄得很疲惫。夜行军久了，消耗很大，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最容易打瞌睡、掉队，发生问题。以后形成了一个规律，就是晚上行军，天亮后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就走，第二天又是这样。这样一搞，大家体力消耗很大。新兵、民夫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很容易掉队。所以有很多人不是打死的，而是拖死的、累死的。我们军团走在后面，就更伤脑筋，前面走的还可以弄到些东西吃，我们走在后面的就没有了。有的同志疲劳到这样的程度：在山路上他靠着休息一下，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又饿、又累、又疲劳，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减员差不多一半以上，而且战略目的没有达到。所以陈毅同志说：走死、饿死和战死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与其走死、拖死，不如战死。如果真正以这样大的牺牲来进行战斗，那要打多少漂亮的仗，要消灭多少敌人！

…………

到黎平休息两天以后，改编了军委纵队，其他的军团整顿了一下，这样才过了乌江。到1935年1月进入遵义，接着就开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事先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在中央苏区就看到不对头，在行军过程中又看到这些情况，所以写了一些东西，预备了一下，在长征过程中就和一些同志商量，事先酝酿。在下面，大家也对领导有一些意见，因为客观事实就是中央苏区丢掉了，长征中红军力量削弱了，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到遵义休息了12天，就把这事情清算了一下。基本上是清算军事路线，从五次反“围剿”失败搞起一直到长征，把冒险主义、拼命主义、保守主义、退却逃跑等问题都好好地清算了一下。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最后才取得了遵义会议的胜利。

毛主席重点讲了军事路线问题。那时主要的问题是武装斗争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就都没有办法解决。因此，集中力量抓这一点，就可以争取很多的人。

遵义会议后，改变了领导，形势就完全改变了，各方面工作也活跃了。

为什么在遵义能休息这么久？因为我们过了乌江打遵义的时候，二、六军团打了很多胜仗，牵制了湖南的敌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掩护我们的作用。二、六军团一出桃源，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把张振汉捉到了，直接威胁常德。同时，我们到遵义后，敌人估计我们可能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因为他们看到六军团是这样走的。周、薛纵队就在芷江、洪江严阵以待，准备打我们。因此，我们就在遵义休息了这么久。后来敌人看到我们没回头，他们才进的贵州。这时我们和二、六军团会合不了，只有想办法与四方面军会合。本来这也是个好机会。四方面军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是打了胜仗的，把刘湘的六路进攻都粉碎了，是一个胜利之师，有很大的发展。那时中央要他们第一步控制嘉陵江，来接应我们。我们亦开始准备北进，打算在宜宾、泸州之间过长江，而后再过嘉陵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可是我们从遵义出来到桐梓，发现敌人有准备，潘文华指挥了14个旅43个团在沿江两岸布了防、筑了工事；从松坎出来一路兵追我们，一直追到土城，打了一仗，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北进不可能，后面追兵又来了，仗又没有打好，怎么办？所以就向西走到了威信，这是川、滇、黔交界之处。这时进行战略指导很困难，北进不成，只有在贵州附近绕圈子，建立川滇黔苏维埃根据地。

后来，部队从威信又回到桐梓，从娄山关打到遵义，把王家烈的部队打垮，夺取了遵义城。守遵义城时，敌人攻上老鸦山，把山给占领了。那时张宗逊同志被打伤了，邓萍同志被打死，干部团也冲上去了。后来一军团赶上来了，最后领导层面下了决心，不能攻山，就沿着遵义通乌江的马路一直打下去，打到乌江边。这样一打，击溃了吴奇伟的两个师。后来，占领老鸦山的敌人也撤退了。

从娄山关一直打到乌江边，确是一个很漂亮的仗，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胜利。王家烈的部队不是被我们“个个击破”的，而是被我们“个个碰破”的。这次击溃、消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那时我们开会，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

薛岳指挥的吴纵队被我们打退了，还有一个周纵队。我们刚到遵义，他们就在遵义西南的长干山，我们一打他们就撤退到鲁班场守起来。那时他们的兵也拖得和我们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守在那里，因为下雨，行动不方便，我们攻不上去，所以我们就从右侧仁怀附近过了茅台河。那时进行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而那时建立根据地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打了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但也不解决问题，吴纵队还有两个师，周纵队又来了；而就红军本身来说，也有很大的削弱，到贵州后才扩军，但新扩的部队也不容易巩固。真正打起来，还是靠红军的老骨头。那时很多干部问：我们到底怎么行动，方向如何？他们不知道当时战略指导上的困难。

从仁怀过茅台河向西北走，敌人以为我们要向四川去，薛岳指挥的部队赶快沿着通四川的长江堵追我们，结果我们沿着茅台北面到了太平渡，又过赤水河转了回来，从鸭溪、枫香坝插过来，到乌江渡河，直插贵阳附近。那时蒋介石自己在贵阳，一看我们来了，很恐慌，赶快调滇军守贵阳。结果正合我们的计算，滇军一直进到贵阳东的龙里县。我们就乘机从霓儿关插下去，把滇军甩到贵阳一带。迈开大步，顺着贵阳的大道走路，一天50多千米，直到昆明附近。中间只是在黄泥河附近碰到了滇军的一些部队，打了一仗，其他没有打什么仗。龙云把民团集中起来守城，我们没有费什么事就把地主武装都搞掉了，把昆明东北将近十几个县城都打开了。这样一来，对龙云的威胁很大，他就赶快把孙渡纵队调回来追我们，等追到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昆明的北面。这一仗完全是走出来的，一直走到金沙江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打不成就不要再打下去。那时没有办法建立根据地，即使在贵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也离进入抗日前线的中心过远。所以就走出一个“战役”来，把四川薛岳的部队甩到后面，把云南的敌人引出来，过河以后又甩掉了。这个“战役”是很伟大的，既达到了战役的目的，也完成了战略的任务。这就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二个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