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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北党、团组织发展简况
陕北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李子洲，名登瀛，绥德县人。1923年春，他在北平师大哲学系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季毕业后回陕西，先后在三原中学、渭北中学、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员，宣传马列主义。1924年秋，他到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任校长，教务主任为杨明轩，训育主任为常汉三。他到校后聘请了王懋廷、蔡楠轩、罗端先、田伯荫、王复生、关中哲、赵少西等进步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任教。从1924年秋到1925年初，他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发展了第一批党、团员，有李瑞扬、王兆卿、乔国贞、白明善（白乐亭）、杜振廷、杨璞、霍世杰、霍学光等；建立了党、团特别支部，党的支部书记是王懋廷，组织委员是田伯荫，宣传委员是李卓然，还有委员王复生等同志，直接归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领导。
1925年春，绥德特别支部派王懋廷、白明善等同志去榆林一中发展党、团员，于5月正式建立了党、团支部。团支书是张肇勤，组织委员是刘志丹，宣传委员是曹必达。党、团员还有王子宜、曹力如、杨国栋、汤登科、焦维帜、董耀卿、周梦雄、高子钰、庄培、武开章、刘文蔚、郭洪涛、马云程、柳寿青、王乃平、王俊让、霍作霖、王怀德、王建民、张训谦、白作宾、周发源等。1925年上半年，绥德特别支部又派田伯荫、呼延震东等同志去延安四中发展党、团员，于1925年秋冬建立了党、团支部。党支部书记是王超伯，组织委员是易厚庵，宣传委员是陈玉庭。1925年冬至1926年春，绥德县特别支部再派李瑞扬、杜振廷、杨璞等同志去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下石谦营（以后扩大到旅），协助该部连长、共产党员谢子长、李象九和史未然等同志开展工作，并介绍阎揆要、阎红彦、杨仲运、雷恩钧等加入共产党，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
1926年3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为陕北特派员。6月，绥德特别支部改为地委，蔡楠轩为书记，何寓楚为组织委员，关中哲为宣传委员，领导绥德、清涧、安定、佳县4个特支，1个工人支部，1个军队支部。至同年秋天，榆林特别支部亦改为地委，马云程为书记，刘景象、郭洪涛先后为组织委员，周家干为宣传委员。至同年冬，延安特支改为地委，书记为田伯荫，组织委员为易厚庵，宣传委员为陈玉庭。
1927年春，成立陕甘区委，领导绥德地委、榆林地委、延安地委、石谦军支部，在陕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陕北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陕北党、团组织发展的主要情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陕北军阀井岳秀约于8月间开始了“清党”运动，封闭学校，解散工会、农会、商会等群众组织，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时值暑假，各校学生和党员都已离校回家，分散在各地，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自首、有的消极，故当时有些党、团组织一度处于混乱和停顿状态。
1927年7月，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10月，团省委派焦维帜为陕北特派员，到陕北整顿组织，先后恢复了绥德、榆林共青团县委。不久在榆林成立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是焦维帜，组织委员是贾拓夫，宣传委员是刘绍让。12月，省委派杜衡为陕北特派员，到陕北整顿党组织，从南向北，先后建立了延安、延长、清涧、绥德、米脂等5个县委。1928年2月，建立榆林县委，书记是李文芳，组织委员是白福堂，宣传委员是叶先英，领导榆林、横山两个区委（榆林区委书记是张德生，横山区委书记是×××）和榆中、女师、街道3个支部。杜衡又被派到神木、府谷，恢复和建立了这两个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3月，陕北特委领导8个县委[延安县委书记是王化成，延长县委书记是朱明，清涧县委书记是师应三，绥德县委书记是赵通儒（后改为白明善），米脂县委书记是景仰山，榆林县委书记是李文芳，神木（今神木市）县委书记是杨和春，府谷县委书记是李来宾]、两个直属区委（安定和镇川）、两个直属支部（保安和三边），安塞只有通讯员。其他未建立县委的党组织，归附近县委领导：宜川归延长，延川归清涧，吴堡归绥德，佳县归米脂，横山归榆林。
1928年4月，在米脂苗家坪南丰寨古庙召开了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北首届特委。会议由杜衡主持，开了三天三夜，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陕西省委的指示。出席会议的有团特委书记焦维帜、绥德县代表赵通儒、榆林代表李文芳、米脂代表景仰山、清涧代表师应三、神木代表张浊清、府谷代表柴培桂，延安、延长代表未赶到。特邀代表有杨国栋、冯文江、马瑞生、白明善、苗仰实等（特邀代表有些未到会）。会议选出7个委员组成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杜衡为书记（省委指定），冯文江是组织兼农运委员，马瑞生为宣传委员，焦维帜为青年委员，杨国栋为军事委员，委员还有白明善、赵仰普（赵通儒）。
1928年12月下旬，陕北党、团特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在米中和米脂北街小学分别秘密举行（原定8月在米脂举行，因杜衡、焦维帜、贾拓夫、李文芳等8月15日被捕，故未开成）。党特委二次代表大会由代理书记杨国栋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冯文江、白明善、刘澜涛等。团特委代表大会由贾拓夫主持（贾被捕不久即被保释出狱），参加会议的有马文瑞、刘绍让、李文芳、吴伯箫、常应黎等。两个会议都传达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选举杨国栋为特委书记（有的人说杨国栋一直是代理书记），贾拓夫为团特委书记，其他委员基本未变。
1929年春，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一次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由杨国栋主持，贾拓夫、白明善、李文芳等参加了会议。为反对井岳秀封闭米脂中学，决议组织米脂中学护校委员会。但是未起作用，米中停办了好几年。
1929年6月，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杨国栋、刘志丹、贾拓夫、白明善、冯文江、刘秉钧等。会议批评了杨国栋的单纯交结白军军官的“军事工作”观点和不发动群众等错误，改选了特委，白明善为特委书记，刘志丹为军委书记（也有人说刘志丹为特委书记，9月刘志丹要求省委同意他回保安县专搞军事工作），冯文江、李连菲、苏醒民、刘澜涛、贾拓夫为委员。团特委书记是贾拓夫，组织委员是李文芳，宣传委员是赵觐龙。
1929年10月，陕北特委书记是吉国贞，他的公开身份为榆林中学语文教师。不久，吉国贞调绥德师范任教师，特委也迁到绥德。特委其他成员都无正式职业做掩护，只有刘澜涛在绥德师范教导处工作。
1930年5月、6月间，杜衡（这时杜已出狱，任陕西临时省委书记）从西安来到陕北视察工作，在绥德县五里湾大庙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吉国贞、白明善、刘澜涛、贾拓夫、常应黎、李文芳、马文瑞、刘发岗等同志。杜衡传达了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要求继续贯彻六大精神。他宣布，为了健全陕西省委领导机关，调贾拓夫到团省委工作，常应黎代理陕北团特委书记，调吉国贞回省委工作，派王林任陕北特委书记（王林未到职）。7月，改派赵伯平任陕北特委书记。7月、8月间，北方局派孔祥祯和李杰夫到陕北特委传达中央将陕北特委划为军事暴动区、划归北方局领导的指示。这是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7月、8月间陕北归省委领导时期的主要情况。
1930年8月、9月间，赵伯平由西安出潼关经介休到陕北，接任陕北特委书记后，在绥德县合龙山古庙里主持召开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伯平、刘澜涛、白明善、苏士杰、张德生、杨仲运、常立德、惠作人、崔玉瑚、张肇繁、霍维德等20余人。从北方局来的孔祥祯和李杰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谢子长、刘志丹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说法不一，有的说参加了，有的说未参加）。会议传达了“立三路线”的有关文件，决定党、团合并为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芳为常委兼秘书，孔祥祯为常委兼军事委员，常应黎为常委兼青年委员，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为行动委员会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但是，会议还未结束，敌人就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刘澜涛、张德生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于是会议转到义合镇附近的霍维德家举行。当时因暴动条件不成熟，所以“立三路线”在陕北很快就“破产”了。
1930年11月，王林以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陕北特委，代表北方局接收陕北特委的关系，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并传达了赵伯平接任陕北特委书记的决定。同年底，陕北恢复了党、团的正常活动。
1931年2月初，北方局省委（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派白明善，省委派杨璞同时到陕北特委。白明善代表筹备处指责王明领导的中央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杨璞代表省委指责罗章龙派反党搞分裂，各说各的理。陕北特委不好表态，决定派赵伯平、刘澜涛、常应黎、王林组成代表团去天津找北方局请示，留孔祥祯为代理书记[有的说，代表团是由孔祥祯（代表特委）、常应黎（代表团特委）、马明方（当时是绥德县委书记、代表基层）三人组成，赵伯平和李文芳在特委主持工作。后因榆中学生逮捕事件，赵在榆林站不住脚才去了北平]。
代表团到达天津后，向北方局孔原等同志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及白明善、杨璞到达陕北后的情况。北方局做了指示，并决定把孔祥祯调往北方局工作，常应黎另有任务。任命张资平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马明方为组织委员，鲁学曾（即鲁笨）为青年委员，崔逢运为秘书。赵伯平遂即返回陕北。
1932年秋，赵伯平离开陕北，陕北特委书记由马明方代理。以上是陕北党、团组织从1924年春到1933年6月高祁家洼特委扩大会议这一阶段主要的发展变化情况。
自从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陕北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了农村。先是秘密发展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抗粮、抗捐、抗税、抗租、抗债工作，接着就逐步开展了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全省、全国的革命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影响，1927年10月清涧石谦部的起义，1928年5月的渭华暴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边的游击活动，1931年9月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率领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以及1932年冬红二十六军的成立，等等，都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促进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发展和壮大。
二、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1932年的农历二月初六（公历3月12日），高朗亭、刘善忠徒手缴获了清涧县怀义湾民团的6支枪，组织起有9人参加的游击队。2月16日，游击队在绥德县南区留仙嘴，打了大地主兼士绅白登高，然后转移到清涧、延川、安定之间的青坪川、永平川一带活动。到3月，队伍扩大到百余人，枪50多支。4月18日，消灭永平镇民团，缴枪17支。当时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简称先锋队，公选刘善忠为司令员，高朗亭为政治委员。当日，哥老会分子叛变，刘善忠被害，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暂时受到了挫折，处于混乱状态。中共绥德县南区委（在铁茄坪，区委书记崔文宪，即崔田夫）于农历二月中旬听到有红军在留仙嘴打了大地主兼士绅白登高，便立即选派张承忠、崔正冉等人分头寻找。因当时游击队的行动极为秘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到夏季，高朗亭主动找到清涧县小岔子党支部（支部书记惠子明），并派惠世温（马万里）来区委报告工作，区委即与先锋队取得了联系。接着，区委派张承忠、马万里、崔正冉、雷合、韩生杰等同志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工作，同时报告特委。特委即派李成荣、艾龙飞、贺吉祥等同志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工作。1932年10月20日，特委委员毕维舟（毕洪波）同志在延川县高家格塔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任命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王保民为副支队长、张承忠为经济员（管理经济财政供给工作）。这是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游击队。
1933年1月，陕北特委又任命强世清为第九支队副支队长。在安定县（今子长，下同）的栾家坪桥头打死国民党安定县县长刘述铭。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名义发了事先写好的布告，历数刘述铭的罪状，宣判其死刑，号召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
1933年4月间，特委将第九支队改为第一支队，任命强世清为支队长（高朗亭同志调特委分配工作），艾龙飞为政委。5月1日，第一支队从安定西区出发，南下陕甘边，去找红二十六军取经学习，经安塞真武洞、瓦子川到耀县（今耀州区）照金根据地与二十六军会合。二十六军派杨仲远到一支队任政委（原政委艾龙飞离队回陕北）。6月初，一支队在返回陕北途中，在平顶川与马丕勋领导的南梁游击队（有20余人，四五匹马、10余支枪）会合，并将其编入一支队。这时，第一支队共计50余人，枪30余支，强世清任队长，马丕勋任副支队长，杨仲远任政委。由杨仲远、强世清、马丕勋、王大宏等同志组成队委会。回到陕北后，第一仗打董家寺，全歼敌军巡逻队，缴枪19支。当我游击队转到淮家塔休息时，敌军两个连反扑过来，杨仲远随骑兵掩护游击撤退时英勇牺牲。一支队转到杨沟，经过休息调整，强世清仍任支队长，马丕勋仍任副支队长，李成荣任政委，王大宏（现名张毅忱）任经济员。下设5个分队。一分队队长白德胜，二分队队长李均胜，三分队队长王孝增，四分队队长李盛堂，五分队队长谢绍安，部队扩大到百余人。7月间，敌军向我安定地区发起围攻，一支队留白德胜一个分队就地坚持斗争，强世清、马丕勋、李成荣等同志率领二、三、四、五分队二次南下陕甘边区，到薛家寨与红二十六军会合。9月、10月间先后作战两次。第一次，9月21日配合甘肃正宁地区的游击队攻克张洪镇（旬邑县政府所在地），歼敌50余人，打死伪团总，活捉伪县长，开仓济贫。第二次，10月17日攻克合水县。我军士气高昂，连续打了两个歼灭战，共缴获长短枪50余支。二十六军又派魏武任一支队政委（原政委李成荣同志留在陕甘边区不久后回到陕北），10月下旬率部胜利返回安定地区；副支队长马丕勋由陕北特委派往佳、吴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一支队返回安定后，在11月20日没有搞清敌人防守工事的情况下，偷袭驻守在枣树坪的敌军八十六师一个连，没有成功，队长强世清身负重伤，在王家庄养伤时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不久，白德胜、任志贞亦被捕，英勇牺牲。随后又因再打民团失利，政委魏武牺牲，贺吉祥、栾新春、任玉林等同志被俘（经组织批准，他们即留在敌民团当团丁，进行敌军工作。以后在战场上配合作战，带武器回到部队）。至此一支队失去了领导，部队经受了严重挫折，11月下旬把枪支弹药埋藏，人员化整为零，第一支队暂时停止了活动。
三、中共陕北特委六月扩大会议
1933年7月23日，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高禄孝家秘密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原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王兆卿、常学恭、崔逢运（崔运）、鲁学曾等同志外，各县参会的还有：崔文宪、崔逢吉（崔田民）、高明朗（代表游击队）、张达志、高长久、张岗、赵福祥、高禄孝、贾怀智、王国昌、魏刚等同志共20余人（有的说18人）。会议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开了三四天，中心议题是讨论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第一，陕北地薄民穷，苛捐杂税奇重，十年九荒，民不聊生，且有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和革命的光荣传统，特别是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影响，广大劳苦群众迫切要求革命，这是陕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客观条件。第二，陕北地处西北，交通不便，地广人稀，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薄弱，这也是革命的有利条件之一。第三，陕北党组织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只有个别人被捕，特委机关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一直坚持活动，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第一支队一年多的活动（从第九支队开始算起）证明，陕北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因此，会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安定扩大一支队，绥、清建立二支队，神、府建立三支队，在安定，绥、清，神、府三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会议还补选了张达志、高长久、崔文宪、崔逢吉等4位同志为特委委员，崔文宪为特委书记，马明方为宣传委员，崔运为组织委员，王兆卿为军委书记，马文瑞为团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创建陕北红军、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陕北革命游击战争迅速发展
六月扩大会议闭幕后，由于董培义叛变，陕北特委机关遭到敌人袭击，特委委员毕维舟、王兆卿和高禄孝、王守义、崔德勤、高寿等6位同志，先后在镇川堡和米脂县城被捕牺牲。但是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等同志在米脂县姜家新庄突围成功，未受损失，他们很快把特委机关转移到佳、吴地区，继续坚持工作。新选特委书记崔文宪迅速辞去长工，到特委主持工作。参加扩大会议的同志都安全回到各县，坚决贯彻扩大会的决议，陕北革命游击战争迅速发展起来了。主要情况是：
（一）安定地区恢复和扩大了第一支队
为了恢复第一支队，特委于1933年11月下旬派崔正冉、张爱民、李相海、苏力厚等同志，由清涧东区出发，化装为走江湖的，穿阳道峁，绕怀义湾，上老君殿，下黑窑沟，与黄弯楼黄秀英接上关系，去景家坪取出一支队埋藏的13支枪。12月上旬由原道返回清涧东区。农历腊月初八（公历1934年1月22日），在王家山王巨德家中开会，有崔逢吉、张承忠、王巨德、白雪山、崔正冉等同志，会议后即恢复了一支队。次日拂晓，张承忠、崔正冉率一支队回到安定。
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从北平回到陕北，先到清涧县，由二支队派人护送到安定，先将一支队失散回家隐蔽的一些干部（薛兰岗、南贵成、李盛堂、刘子清、谢绍安等同志）集合在一起，又取出一支队埋藏的6支枪开始活动，并很快和从清涧返回安定隐蔽活动的一支队会合。谢子长任命李盛堂为支队长，谢绍安为副支队长，刘明山为经济员，部队扩大到人、枪20余。不久，贺晋年到一支队任政治委员，配合刘约三领导的庆阳游击队，歼敌张建南的营部和一个连，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人、枪扩大到50余。
7月8日，在安定县的阳道峁，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指挥一、二、五支队300余人，并动员了赤卫大队队员（大队长薛兰斌）四五百名，于7月17日攻克安定县，占领县政府，打开监狱，释放犯人，救出许多革命同志，歼敌10余人，镇压了一批坏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这是第一次攻占县城，陕北游击队扩大了政治影响。7月23日，谢子长、郭洪涛率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师。
（二）绥、清地区建立第二支队
陕北特委六月扩大会议之后，绥（德）、清（涧）中心区委于1933年7月，在清涧县苏家渠附近的石窑洞内召开了扩大会议，吸收部分支部书记和积极分子参加，其中有：张承忠、李树椿（李景林）、贺生春（唐洪尘）、崔文运（崔田夫之兄）、张家修（张爱民）、张绍修、苏耀亮、康润民、苏保全、李相海、王尚业等十几位同志。崔逢吉传达了陕北特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对绥、清地区建立第二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做了具体布置（崔文宪已去特委工作，崔正冉、王巨德组建二支队，他们3人没有参加）。根据形势的发展，会议决定将绥、清中心区委改为中心县委，不久又分组为绥、清两个县委。绥德县委书记是崔文运，张爱民、李相海、王士英、高农夫（高承训）、罗文（王学善）等同志先后参加过县委的领导工作；清涧县委书记是刘玉春，贺生春、李树椿为委员。绥、清地区党的活动，从这次会议后，就由秘密走向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特委六月扩大会议之前，崔正冉、王巨德根据区委的决定，搞到土匪的3支驳壳枪。特委六月扩大会议之后，他们首先在绥德县南区郭家坪，镇压了群众最痛恨的包收粮款的高正东，接着又在安沟一带镇压了催收粮款的衙役数人。1933年8月5日，在清涧县的王家山，由崔田民根据特委的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定由高朗亭、崔正冉、王巨德负责。1933年8月15日，镇压了绥德南区区长薛运统（区公所在薛家峁）。预先在铁茄坪写好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布告，历数薛运统的罪状，宣布没收其财产，将其处以死刑。没收的银圆、元宝等财物，一半上送特委做活动费，一半留支队买武器弹药，扩大游击队。
后来，改由白雪山任二支队队长，王怀德任政委。当时采取白天隐蔽发动群众、晚间行动的方针。在绥德地区打了土豪劣绅，就秘密转移到清涧地区隐蔽休息；在清涧地区打了地主土豪，又秘密转移到绥德地区隐蔽休息。就这样，在绥德、清涧的结合部，一方面打击地主豪绅、摧毁国民党的农村统治，另一方面建立贫民会、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公开我们控制的村庄（清涧县东区王家山，是绥、清地区第一个先公开的村庄），从而使革命迅速发展。1933年10月间，特委将二支队的3支驳壳枪调给特委，成立特务队，队长是樊文德，任务是保护特委机关（以后取消特务队，又将这3支驳壳枪调到神、府成立三支队）。二支队又先后搞到驳壳枪、冲锋枪、手枪各1支，步枪2支，坚持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月21日，在一支队的配合下，二支队于清涧东区的解家沟镇压了地主兼放高利贷者高潘和收款衙役9个半（镇压10 个，1个未死，故称9个半）。这天是解家沟镇一年一度的腊八大会。绥德、清涧交界的广大群众以及山西邻县的商人都来赶会。镇压地主兼放高利贷者高潘和9个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晋陕黄河两岸的广大群众，从而扩大了红军、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月下旬，郭洪涛和杨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决定，动员四五百名赤卫队队员，配合二、四支队，袭击清涧县店子沟李成善民团（人、枪30余）。因杨璞被捕（后来叛变），所以队伍提前行动，歼其一部，缴枪10余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二支队队长白雪山、政委张毅忱认真贯彻和执行上级党委指示，积极发展和壮大了游击队和游击区。在特委和绥德县委的领导下，3月在绥德王家沟组建了五支队，由崔正冉、王子文先后任支队长，马万里、王再兴、张毅忱先后任政委。
4月5日，二支队在清涧城区小岔子（距县城5千米以上）与敌军一个连遭遇，打了个消耗战。6日，在小岔子伏击敌人，歼敌民团团总贺金瑞等数人。敌正规军一个连进到大岔子，听到枪声后即逃回清涧县城。从此，二支队以小岔子为中心向四面开展工作，迅速扩大了游击区。5月，二支队打开樊家寨子，缴获民团枪支数支。下旬，去安定与一、五支队会合，参加7月17日攻克安定县的战斗，之后，南下陕甘边南梁堡根据地，与红二十六军会师。
（三）神（木）、府（谷）地区建立第三支队
1933年9月间，贾怀光在神木地区尚家峁村组成7个人的特务队，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特委先后派张承忠、高朗亭、韩生杰、雷合等同志去神、府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扩大了特务队。至11 月，特委又派马万里（惠世温）、马丕勋、张衡等同志给神、府地区送去驳壳枪3支。贾怀光于11月7日在神木县南区尚家峁村将特务队改为陕北工农红军第三支队。原特务队队长李成兰因马丕勋手枪走火打伤了腿，在养伤中与乔十六一同被捕牺牲，其弟李成荣也被捕牺牲。第三支队新任队长是王兆相，政委是马万里，部队扩大到十八九人，枪五六支。12月下旬，特委曾计划对王兆相、马万里另行分配工作，任命高朗亭为队长，刘晓春（张毅忱）为政委。不久高朗亭病休，王兆相继续担任队长。刘晓春调回特委，贾怀光任政委，不久又调杨文谋任政委。
在此期间，九洼村战斗，歼敌贾怀德民团一部，缴枪5支；太和寨战斗，歼敌王进成民团20人，缴枪20支。6月28日，三支队出击盘塘，在菜园沟战斗中，敌军第二排排长、共产党员刘振西率领全排战场起义，参加三支队，并缴获敌第一排32支枪。三支队迅速发展扩大。1934年9月，特委派崔田民去神、府地区，18日，在王家庄（或叫王家洼）将三支队扩编为陕北工农红军第三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杨文谋，参谋长为刘洪飞（刘振西），辖步兵三个连，骑兵一个连，全团200余人，枪百余支。同时成立神、府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后又成立神、府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呼子威，副主席是王恩惠。不久，万户峪敌军第八连（张孝贤部）由共产党员张德超率领起义，虽因未配合好，只带了关子明、许林贤等二三十人出来，但政治影响却很大。神、府地区的游击队和游击区迅速扩大，到年底，新建了七支队、十一支队、二十一支队。游击区北至府谷、庙门沟、麻镇、黄甫，南到佳县的高祁家洼、朱菅寨、榆林的双山堡一带，东至黄河罗峪口—黑峪口，西北至长城内，是较为巩固的根据地。长城外大草原准格尔旗、乌审旗地区也有游击队活动。神、府、佳、榆边区，南北约250千米，东西约100千米，人口约有14万。中心地区分配了土地，各种群众组织也都建立了起来。
1935年底，杨和亭等同志到神府苏区建立神府特区，成立特委，杨和亭任书记，特委直接归中央领导。红三团积极作战，先在申家里歼灭了万户峪出扰的一个骑兵连的大部，俘获人、马、枪各三四十。在乔家山击溃陈家坪据点出扰的步兵一个连，使其撤离陈家坪。又歼敌香水梁民团30余人。歼灭建安堡敌步兵连之一部，俘获人、枪各10余。不久，中央派张秀山等同志到神府苏区，传达了中央12月会议的精神，进行了统一战线教育。王兆相调神府特委军事部任副部长。
1936年的4月、5月间，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打到神府苏区，先在杨家墕歼敌八十六师两个连，俘副营长一名。再袭罗峪口、黑峪口，歼敌一个营，俘营长一名，胜利地东渡天险黄河，配合红军主力东征作战。神、府、佳、榆边区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后以三支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四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贺伟，下辖两个连，一百四五十人。8月1日，在花石崖将红三团、红四团编为独立师，师长为王兆相，政委为张秀山，参谋长为李治州，政治部主任为王国昌。红三团改为红一团，团长为刘明山，政委先后为邓万祥、陈进堂、许培仁。红四团改为红二团，团长为贾兰枝，政委为贺伟（后将小组游击队、独立营编为红三团，团长为刘崇德，政委为许法善，不久改为骑兵团。后取消骑兵团，又成立第三团，团长为刘明山，政委为王右）。每团4个连，每连百余人。师领导机关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师直属连队有警卫连、侦察连、骑兵连，全师近千人，机枪20余支。
神、府地区的革命武装由特务队到三支队、红三团、独立师，始终坚持了神、府、佳、榆边区的游击战争，创建和保卫了神、府、佳、榆边区革命根据地。1936年11月，独立师整编为留守兵团警备六团。七七事变后开赴晋西北，归一二〇师指挥，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四）佳、吴地区建立第四支队
佳（县）、吴（堡县）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都很好。特委机关在米脂被破坏后，迅速转移到了佳、吴地区。6月特委扩大会议虽然没有对佳、吴地区提出建立游击队、创建游击区的具体要求，但这个地区的同志工作很积极，主动成立了抗日义勇队。早在1933年12月初，马丕勋和刘子仪就准备组织佳县木头峪暴动，因为民团的枪支还未发下来，故推迟举行。于是马丕勋去吴堡县宋家川联系，经胡海江协助，于1933年12月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当时的武器只有两支手枪，薛俊山任队长，马丕勋任政委。
不久，刘子仪（苗从模）得悉：1934年2月2日左右，佳县国民党准备在木头峪召开全县士绅大会，一是动员全县衙警、民团配合各乡士绅催收年终捐税欠款；二是要在除夕晚上以螅镇驻军为主，全县衙警、民团协助，在木头峪、吉镇、神堂沟一带捕杀共产党员。根据这个情报，特委、县委决定，在士绅大会期间袭击木头峪，一举消灭敌人。于是将抗日义勇队秘密调到木头峪附近隐蔽待命。2月1日晚，在刘子仪的策应配合下，抗日义勇队袭击了木头峪，除螅镇驻军代表（团参谋长）和聚丰源老板张宗矩两人逃走外，其余团总张东郊等全部被俘，缴枪数支，还没收了一部分现款、大烟土，第二天转移到吴堡县樊家疙坨一带休整。高长久按特委决定，于1934年2月4日将抗日义勇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队长为薛俊山，政委为马丕勋，经济员兼支部书记为刘子仪。当时支队有20余人，长短枪十四五支，经过休整和训练，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的领导。3月6日晚，二次进袭木头峪，镇压了团总张东郊的老婆和坏分子，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国民党，帮助红军，参加红军，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此后，党在佳、吴地区的活动由秘密逐步走向公开。佳县南区、吴堡全县、米东、绥东大片地区的群众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四支队二次进袭木头峪后，转移到绥、清地区活动，3月上旬，协同二支队和400余名赤卫队队员袭击清涧县店子沟李成善民团。因杨璞（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政治特派员）被捕（后来叛变），所以部队提前两天行动，歼敌大部，缴枪10余支。
五、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
（一）国民党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围剿”
在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定、延川地区，绥德、清涧地区，神木、府谷地区，佳县、吴堡等地区，广泛地开展了抗粮、抗税、抗租、抗债、抗捐斗争和游击战争，创建了游击根据地。在游击根据地的广大乡村，推翻了国民党、地主豪绅的统治，普遍建立了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废除了粮、租、捐、税、债，并对城市实行粮食封锁，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和威胁。
陕北军阀井岳秀八十六师及各县民团共1.5万余人，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1934年5月组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围剿”的中心在安定、绥清、佳吴、神府地区。敌人以连排为单位，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在根据地烧杀抢劫，捕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破坏群众革命组织，企图消灭游击队，摧毁游击根据地。
（二）成功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
陕北特委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号召游击区的贫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在军事上诱敌深入，适时集中力量配合赤卫队、游击小组各个歼灭敌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围剿”绥德、清涧、安定地区的敌军、民团，十分嚣张，白天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夜间集中于较大的村镇据守，对麦收影响很大。为了打击敌人，保护麦收，6月，特委将四支队从佳、吴调到绥、清地区，配合游击小组、赤卫队实行坚壁清野，各村巡逻放哨，封锁敌人；组织土枪、土炮、“响鞭队”，各山头设置岗哨，组织成“无线电话网”，监视敌人。四支队和游击小组、赤卫队白天保护群众进行麦收，夜晚袭扰敌人，并在绥德县韩家山等地伏击了敌人，使敌人十分疲惫和恐慌。历时一个多月，胜利完成了保卫麦收的任务。
8月中旬，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等同志，率领二十六军红三团（约300人，团长为王世泰，政委为黄罗斌）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返回陕北根据地。8月17日首战安定县西区金吴塌，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连，缴枪百余支，俘敌80余人。继续东进，经过南沟岔、老君殿，于8月22日在清涧县张家疙台歼敌八十六师某连的两个排，缴枪40余支，敌残部逃往薛家峁。我军乘胜向东南前进，经下武村、白家川，于8月26日奔袭河口镇，将守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三营十一连及民团共一百五六十人击溃，歼敌一部分，其余敌人放弃据点逃回清涧县城。我军转向西北至横山董家寺，击溃敌军一个营。经过这些战斗，拔掉3个据点，歼敌200余人，俘敌百余名，缴获步枪、驳壳枪一百六七十支。在胜利的形势下，白军中不断发生哗变与起义。在神府、佳吴地区，由于红三团三、四支队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斗争，至此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幸的是，陕甘、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谢子长在河口战斗中负伤。
粉碎第一次“围剿”之后，谢子长带伤坚持工作，于1934年8 月28日在清涧县东区惠（“惠”读“四”。——作者注）焉里参加了陕北特委会议。会议号召陕北军民积极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动员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并决定组建府谷七支队，支队长为韩峰；组建延川第九支队，支队长为高朗亭，政委为王文良，副支队长为王保民。会后，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甘革命根据地。一、二、五支队仍回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地区活动，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扩大红军游击队，扩大游击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是1934年8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县东区惠焉里会议后开始的。首先在清涧县东区袁家沟试分土地，试建革命委员会。经过短期集训和试分试建，取得了一些经验，培训了一批干部。接着，特委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县基本区，进行分配土地和建立乡、区、县革命委员会。到1935年9月至10月间，各县基本区的土地已基本分配完毕，并开始了查田运动。革命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在获得了土地之后，踊跃参军，新建立了靖边十支队、安塞十一支队、绥德十二支队、安定十三支队、米东十四支队、米西十五支队、横山十六支队、府谷骑兵游击队等。1934年9月18日，特委在安定县西崖窑畔将一支队扩编为红一团，共有百余人，团长为贺晋年，政委为马丕勋，参谋长为路文昌。10月底，在清涧县马安山将二支队扩编为红二团，共300余人，团长为任山、政委为马万里、参谋长为马山（惠世良）。9月18日，在神木县王家庄将神、府三支队扩编为红三团，团长为王兆相，政委为杨文模。佳、吴四支队编为红四团，团长为王士杰，政委为王国昌，参谋长为范文德。
1934年12月19日，李启贤根据吴堡县委书记慕生忠同志的指示，领导王子崇保安队中的27名士兵起义，进入游击区，和绥德县东区义合镇的起义士兵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支队长为李启贤、政委为慕生忠。1935年农历正月初六，吴堡县慕家原驻军张得胜领导白军一排起义；初八，石堆山驻军杨××领导白军15人起义，先后参加了十五支队。十五支队人枪增加到80余，并有了轻机枪一挺。正月十二，在佳县下焉村和六支队合编为红五团，副团长为李启贤、政委为慕生忠。不久，红五团到清涧和红四团合编为红三团，团长为王士杰，政委为王国昌，教练为李启贤，归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建制。原红五团政委慕生忠率新编六支队回佳、吴地区活动。1935年2月，地委将四、五、六、十四、十五支队编为二纵队，队长为岳山，政委为慕生忠，以后编为战斗团，最后编为红二十八军的一个团。以上扩编团的各支队，都重新组织了游击队。
至1934年底，陕北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27个支队，分布在陕北各县，具体活动地区是：
第一、十三支队，在安定地区。
第二、五、十二支队，在绥、清地区。
第三、七、十一、十七支队，在神、府地区。
第四、六支队，在佳、吴地区。
第十四支队，在米东地区，第十五、二十三支队，在米西地区。
第十五支队，在佳西、米东地区，第二十一支队，在佳、米、榆边界地区。
第九、十七支队，在延川地区。
第八、十六支队，在横山地区。
第十、十五支队，在靖边地区。
第十一支队，在安塞地区。
第十八支队，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
第十九支队，在延长地区。
第二十支队，在宜川地区。
第二十二支队，是蒙古骑兵游击队，队长为曹动之，在内蒙古地区活动。
以上各支队的番号，只编到二十三，其中有两个十一支队，3个十五支队，两个十七支队，实有27个支队。
1935年5月、6月，吴堡曾组建了3个晋西游击队，共17人，9支枪，由慕生忠负责，于5月10日由军渡以南过黄河到吕梁山，在中阳、孝义、汾阳、离石一带的山中活动。因没有找到党的关系，没有群众基础，在敌人6个团的兵力“搜剿”中，于6月2日由孟门镇回到陕北苏区。
红军游击队的迅猛发展和壮大，使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各级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也迅速、普遍地建立了起来。
1934年8月，游击队在李家岔成立了安定县临时革命委员会。9月12日，在袁家沟成立了清涧县临时革命委员会。9月，在宋家坡成立了吴堡县临时革命委员会。9月18日，在神木王家庄成立了神、府临时革命委员会（管辖神木、府谷两县）。10月，在贺家沟（可能是脖牛沟）成立了佳县临时革命委员会……
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称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时称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百余人，大会开了3天，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为副主席。省苏维埃设有：
秘书处：秘书长为惠子明，秘书为张毅忱、吴居第；
土地部：辛兰亭、王海山先后为部长；
粮食部：高旭光任部长；
劳动部：齐明珍、马生海先后任部长；
财经部：艾楚南任部长；
经济部：惠子明任部长；
文教部：陈蓬飞任部长；
保卫局：刘子仪、崔正冉任副局长；
贸易局：负责人白树标。
开始，省苏维埃土地、粮食、劳动、财经、文教等都是委员会，不久改为部。
大会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管辖的17个县是：安定、秀延、绥德、清涧、吴堡、佳县、米东、米西（将米脂县分为东部和西部两个县）、延川、延水、延长、安塞、靖边、横山、神木、府谷、佳芦。
六、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陕北与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敌高桂滋部开进陕北，对陕北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 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陕北红军游击队和革命根据地有了迅猛的发展，对敌人的威胁更大了。从1934年10月开始，国民党蒋介石增调兵力，调整部署，组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将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从河南调进陕北，接收八十六师井岳秀在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子长、子洲（由绥德、米脂、子长三县辖区新划）、安塞、延安等县的防务。原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缩小防区，分布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两线，驻府谷、神木、榆林、米脂、佳县、横山、靖边、定边、保安（志丹）等县。南面有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分驻甘泉、富县、洛川及其以南地区。东边调晋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李生达的十九军各一个师，驻吴堡、宋家川、枣林坪、定仙焉、界首一线。调傅作义一个骑兵师，集结于府谷至横山沿长城一线。敌军6个师，加各县民团地方武装共计五六万人。
高桂滋在接防中向蒋介石报捷：“一弹未发，‘赤匪’已平。”接防后深入根据地，分割“围剿”，各个击破，合并村庄，建立据点，修寨筑堡，并加强地主武装民团、还乡团，建立“剿共”义勇队，进行抢劫烧杀；在政治上进行反共宣传，推行保甲制度，建立肃反会，实行连坐法，破坏我党、团和群众组织，实行自首、策反政策，妄图摧毁游击根据地和消灭陕北游击队。
（二）我八十四师三战三捷，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陕北特委领导机关于1934年12月由清涧地区转移到安定地区。各县游击队于11月至12月间带领突击队、赤卫队，配合群众斗争，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分散敌人。与此同时，特委将较有战斗力的一、二、三支队整编为3个团（红一、二、三团），于1935年1月30日在安定西区白庙岔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师长为杨琪，政委为张达志（1935年9 月18日成立红十五军团时改为八十一师，师长为贺晋年，政委仍为张达志）。八十四师成立后，首先集中红一、二团（三团在神、府未集中）和几支游击队，共计700余人，枪300余支（一、二团500余人，游击队百余人），在广大赤卫队的配合下，于1935年1 月31日首战南沟岔，歼灭自老君殿出来“进剿”根据地的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将老君殿的援兵击溃。接着，乘胜东进，于清涧县东阎王砭消灭高桂滋部一个连的大部（系高杰村据点出来之敌）。在清涧县城南贺家湾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连和民团邱树楷一个队。连续三次战斗，歼敌两个连一个排，民团一个队，缴获轻机枪8挺、步枪一百六七十支，俘敌官兵百余名，揭开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三）粉碎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陕北、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2月5日，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安定县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决定：
（1）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
（2）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谢子长（谢养伤未到职，实际工作由副主席刘志丹负责。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同志因伤逝世，陕北革命根据地失去了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和智勇双全的军事领导人），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红军地方武装。
（3）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就是集中主力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深入苏区的敌军高桂滋八十四师，对其他各师采取游击袭扰、在有利条件下则加以歼灭的方针。
西北革命军委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陕甘、陕北两个特委联席会议的精神，由刘志丹亲自起草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号召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以及边区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而英勇奋斗。同时，调陕甘边区红二十六军三团及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军委直接指挥，集中作战。陕甘苏区组建陕甘军分会，主席为刘景范，统管南梁、照金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及军事建设。陕北苏区组建陕北军分会，主席为马义，在绥、清根据地办公，统管绥、清、佳、吴地区各县游击队地方武装和军事建设。陕北各县红军游击队，分别组成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等7个游击纵队，它们的共同任务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分配土地，扩大群众武装，扩大根据地；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具体部署是：
第一纵队，以米脂西区、横山南区为根据地向东北方向神、府地区发展。
第二、五纵队，坚持绥德、清涧、佳县、吴堡根据地的斗争，沿黄河西岸向北面的神、府地区发展。
第三纵队，依托吴起地区根据地，向定边城、安边以北的长城外发展。
第四纵队，依托安塞北区根据地，向延河南岸发展，完成对延安、安塞县城的包围态势。
第六纵队，依托黄河西岸的绥、清、延根据地，相机东渡黄河，袭扰晋军，组织秘密据点、联络站，为开辟根据地创造条件，同时向驻定仙焉、枣林坪之晋军据点袭扰，或伏击其往来分队。
第七纵队，依托延川东南区、延长北区根据地，向延长南区、宜川方向开辟根据地，对延长、宜川县城形成包围态势。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为杨森、政委为张秀山，红十五军团成立时改为七十八师）红三团（300余人）、义勇军（200余人），共计五六百人，于4月下旬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4月22日第一仗打安定西北之寺儿畔，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连。5月1日在白庙岔和陕北红军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主力会师。5月4日在玉家湾成立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作战。5月7日至9日于杨家园子、吴家寨子、马家坪子先后歼敌高桂滋部两个营一个连，缴获大量现款和武器、弹药、医药、服装等物资。安定、永坪之敌立即撤回瓦窑堡集中防守。我军继续东进，5月25日在清涧县张家疙台，歼敌高桂滋部一个连后佯言北上，实际挥师南下，奔袭延长，5月29日攻占延长县，歼敌高桂滋守军骑兵一个连，人马各180余，和李鸣武民团3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战马180余匹等大批战利品。另有延川民团高鸣歧50余人起义，编入红八十四师。延川守敌夤夜逃往清涧。我军又转向西南挺进，经临真镇从甘泉县南绕过，折而北上。6月13日攻克安塞（新乐寨）、高桥镇。6月22日攻克李家塔，先后歼敌薛生花等民团600余人。我军继续北上，6月28日攻克靖边，歼敌八十六师一个加强营（曲子朋一个营，加机炮连），毙伤俘敌500余名，缴枪500余支，八二迫击炮6门及大量弹药物资。保安之敌向宁条梁方向逃去。我军又返回苏区东进。7月17日于老君殿以西击溃高桂滋部4个营（艾捷三团及张庭芳一个骑兵营）。此次战斗歼敌约一个营，击伤敌团长艾捷，其主力向老君殿溃退。我军继续东进，8月11日全歼吴堡慕家源晋军一个连，12日击溃晋军两路援兵，共歼敌4个连（此次战斗我军伤亡百余人，王世泰亦负伤）。我军随即南下，8月20日围困定仙焉，歼敌晋军李生达援兵两个团，毙伤敌副团长齐汝英以下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缴获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余挺，八二迫击炮6门和大量枪支弹药物资（在绥德县铁茄坪缴获飞机一架，活抓驾驶员两名）。至此，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我军主力撤至延川县文安驿休整。9 月11日北上奔袭横山，未克。9月15日返回永坪，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经过8个月的反“围剿”斗争，共歼敌正规军折合4个团，数个民团（900人左右），击溃敌军两个旅另4个营，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4980支，子弹30余万发，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又有了很大的扩大，崔曙光、谭生彬、郝志德、常德义等同志，在延长、延安、延川、宜川等县建立了新的游击队和游击区，使陕北根据地除神、府地区外，各县广大苏区完全连成了一片，红军扩大了一倍多，游击队扩大了两倍多；解放了安定（子长）、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志丹）、靖边6个县，使陕北与陕甘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七、毛主席亲临前线指挥，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一）东北军北进陕北，对陕北根据地实行第三次“围剿”
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后，高桂滋惊慌失措，急电告蒋介石：“防广兵单，防不胜防，若不增兵，陕北将成第二江西也。”蒋介石为了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迅速在河南举行洛阳会议，决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除原有部队外，增调东北军两个军7个师为主力。具体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之线为晋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李生达的十九军的各一个师；北面，仍是敌八十四师高桂滋和八十六师井岳秀两个师；西北面，宁夏交界是敌十五路军马洪逵3个骑兵团；西南面是东北军五十七军4个师和何柱国骑兵第二军3个骑兵师另一个骑兵团，还有三十五师马洪宾部一〇八旅；南面，是东北军六十七军3个师和原来的四十二师冯钦哉、七十一师×××；兰州、平凉地区，蒋军嫡系毛炳文和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用在第一线兵力共15万人左右。
东北军两个军（7个师），从西、南两路向陕北根据地挺进。南路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一一〇师、一二九师、一〇七师共3个师北进。西路由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带4个师由甘肃经庆阳、合水从西向东挺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二）成立红十五军团，痛击来犯之敌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为了统一指挥作战，迅速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于9月18日在延川县永坪镇正式成立（二十五军3000多人，二十六军2500多人，二十七军下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共3个师，2000多人，共7500多人）。徐海东、刘志丹分任正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陕甘边区之义勇军改编为西北义勇军，司令为郭宝山，主任为马丕勋，归七十八师指挥。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立即开赴南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9月下旬，采取了围城打援战术，以八十一师（原八十四师）之二四三团围困甘泉约5千米的东西两山，截堵敌人前进，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不让敌人接近甘泉。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七十八师（原四十二师）埋伏劳山、甘泉之间，诱敌一一〇师由延安来援，聚而歼之。10月1日，敌一一〇师果进入我伏击区，经6小时的激战，我部全歼该师援兵，毙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千余人，伤敌近2000人，俘敌3700多人，缴获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24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80挺左右，长短枪5000支左右，无线电台4部。红四十二师另一路于阳泉歼敌一〇七师一个营；10月12日，继劳山之胜利，强攻榆林桥，歼敌一〇七师4个营，俘团长高福源以下官兵1800余人（我方伤亡200余人）。王以哲部经我连续几次痛击以后，即固守据点不敢出扰。西路董英斌尚未受挫，先后由庆阳、合水继续东进。为了歼灭东进之敌，开辟战场，我军肃清了杨家园子、张村驿、东村寨、套筒4个民团“围寨”，缴枪300余支。
（三）红一、十五两个军团会师，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10月19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边沿之吴起镇，21日歼敌国民党骑兵一个团，击溃3个团，俘虏六七百人，缴获战马千余匹。10月下旬，到达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毛主席问清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情况后，决定迅速消灭西路之敌董英斌部。11月23日至24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员亲临战场指挥，红一、十五两个军团于直罗镇南北夹击敌人，协同作战，经一昼夜激战，歼敌董英斌一〇九师全部、一〇六师一个团，使西路之敌慌忙向来路溃退。国民党蒋介石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至此被我军彻底粉碎。
随后，红十五军团（缺七十八师）又向东迫近富县和洛川地区，相继攻克鸡子溪、牛武镇、殷县子、温和驿、相士杰等敌民团据点（“围子”），消灭民团200余人，并在洛川县城东打垮东北军一个团，将敌一〇五师压缩在富县和洛川城内。同时派七十八师北上，和红二十八军组成北路军，由总指挥刘志丹、政委宋任穷指挥，在横山、米脂、榆林地区作战，肃清北线出扰之敌。
（四）陕甘、陕北和关中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设巩固的抗日前进阵地
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个大胜仗，歼敌正规军两个师、一个团另5个营，民团数百人，将陕甘、陕北和关中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组成巩固的抗日前进阵地。
党中央的同志和毛泽东进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瓦窑堡后，首先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为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平了反，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中央把陕甘和陕北两个特委改为陕甘和陕北两个省委。陕甘省委书记为朱理治，后为李富春。陕北省委书记为郭洪涛。关中划为特区，书记为习仲勋。神、府也划为特区，杨和亭、张秀山先后任书记。
政府方面，1935年11月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陕北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的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设8个部、一个局：
博古（秦邦宪）同志任西北办事处主任兼外交部部长；
林伯渠同志任财政部部长；
邓发同志任粮食部部长；
王观澜同志任土地部部长；
毛泽民同志任经济部部长，崔田民同志任副部长（当时在红十五军团二十六军七十八师任师政委，未到职）；
徐特立同志任教育部部长；
蔡树藩同志任司法内政部部长；
王振珣同志任劳动部部长；
罗梓铭同志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军事方面，设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周恩来兼主席，聂洪钧兼副主席，张云逸兼参谋长，统一领导陕甘、陕北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工作（陕北地区40天扩大红军8000余人）。11月下旬，将陕北地方游击队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纵队，独立三团战斗团，升级扩编为红二十八、三十军；将陕甘游击队第二、三纵队、抗日义勇军扩编为红二十九军。红二十八军军长为刘志丹，后为宋时轮，政委为宋任穷。二十九军第一任军长为萧劲光，第二任军长为谢嵩，第三任军长为李仲英，政委为甘渭汉。三十军军长为阎红彦，政委为蔡树藩。关中特区编为关中独立师，师长为白子文。神府特区编成神府独立师，师长为王兆相，政委为张秀山，参谋长为李治洲，政治部主任为王国昌。
八、几点经验教训
（一）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建立红军、游击队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广大劳苦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从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等日常的经济斗争到开展政治斗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组织了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成立了红军，进行反“围剿”的斗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政权，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解放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领袖在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根据地绝不是任何个人创建的。实践证明，不搞武装斗争，没有红军、游击队，要建立、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二）红军、游击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
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游击队秘密活动到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成立的实践证明，必须有党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胜利地发展和壮大；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或党的领导薄弱、不正确，红军就要失败。例如，一支队在1932年4月到1933年11月这段时间里，由于部队成员复杂，没有党的领导或党的领导薄弱，部队遭受过不少挫折。贺晋年担任政委后，加强了党的领导，部队就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二、三、四、五支队以及各游击支队，一开始就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斗争就比较顺利。
（三）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贯彻和执行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进行人民战争
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是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游击队刚开始行动时，就有赤卫队和广大群众参加，如佳、吴地区袭击木头峪民团，绥、清地区袭击店子沟民团，一、二、五支队打安定县城。以后几次反“围剿”的作战行动，都是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不是红军孤军作战。谢子长非常注意培养部队的主力和骨干，他回到陕北后不久，就组织一、二、五支队集中行动，培养战斗骨干。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从1934年9月开始，红军相继组成红一、二、三、四团，到1935年1月，成立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来的八十一师），成为陕北苏区红军的主力。各县游击队就是地方武装（有的县有两至三个游击队），各村赤卫队就是民兵。事实证明，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不贯彻主力红军、各县游击队和广大赤卫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方针，光靠主力红军孤军作战，是不可能的。
（四）建立革命根据地最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陕北红军、游击队的产生和胜利发展，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健全，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形成和日益扩大、巩固，军政、军民关系的密切，党、政、军、民的团结一致，英勇对敌斗争，都是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进行的。1933年7月召开的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陕北革命游击战争，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于1933年冬先后派谢子长、郭洪涛等一批同志到陕北工作，加强了陕北特委的领导。1934年1月，陕北特委南洼村会议，传达了北方代表的指示。北方代表批评陕北特委走“富农路线”，这种批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错误的；但是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是正确的，促进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1934 年4月，陕北党、团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的联席会议和5月的王家畔会议，总结和交流了1933年6月扩大会议以来发展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游击小组、突击队等方面的经验，并决定推广这些经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9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县惠焉里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红一、二、三团，组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试分土地，试建县革命委员会，筹建陕北省苏维埃政府。1935年2 月，陕甘特委、陕北特委在陕北周家崄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个特委的工作，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及两个边区的武装作战。历史证明，陕北特委当时执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同时必须承认，陕北革命根据地能够迅速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顺利地发展，是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适时到达陕北苏区分不开的。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首先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主要负责同志，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