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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曾经出现过一个所谓“罗明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中央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做了结论。近年来，不少同志问我关于“罗明路线”的由来和发展的情况；我还看到一些关于“罗明路线”的文章。这使我感到一些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由于对历史情况不甚清楚，对党的历史经验也就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现在，我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一历史的回顾，以供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同志们参考。
一、所谓“罗明路线”的由来
所谓“罗明路线”问题是由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来的。当时，我任中央苏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也曾经指出，“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当时我和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一起，从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教训中，已经体会到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从当时福建苏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他对福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正确指示，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反“围剿”斗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紧急措施，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此外，并不存在另外的一条什么“路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且总结了这方面的斗争经验，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我在这场斗争中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并认为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一位“最好的领袖”。“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此极为恼火，为了“杀鸡儆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说我“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说“闽西在罗明同志这一长期的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们把我贯彻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说成是什么“罗明路线”，是所谓“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取消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歪曲和违反客观事实的攻击。
我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就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党建和组织农民斗争的工作。1927年1月，我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4月，我和罗秋天前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平和四县指导工作。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特委又决定派我去闽西迎接南昌起义军。9月中旬，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先后来到上杭，要我和地方组织做支援大军的后勤工作，并要我们部署闽西各县的武装斗争。我们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和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的影响下，在上杭、永定、龙岩、平和四县，采用建立农村据点、包围县城的部署，工作了5个多月。
1927年秋，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来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一步发展了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伟大斗争。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28年2月，我到厦门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3月9日，平和县农民以长乐乡为据点，在县委朱积垒同志的领导下，举行攻占县城的武装暴动。省委立即讨论和加强对平和及闽西各县的领导。同年4月上旬，我和许土淼、孟坚作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由刘谦初接任省委书记。闽西在省委和各县县委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罗秋天、阮山、陈正、曾牧村、蓝为仁、傅柏翠等人的领导下，龙岩、永定和上杭三县继平和之后于4月至5月间先后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县连成游击区，成立了闽西特委以加强党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闽西这一时期的斗争。
我于11月由苏联回国后到达福州，接着，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六大决议。省委又决定派我到厦门和闽西游击区进行传达。闽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六大精神后进行讨论，并部署游击区更加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我还由三县游击区到上杭和长汀两县城，参加地下组织会议进行传达和部署工作。1929年春回到厦门后，因刘谦初调外省工作，我又接任省委书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从3月中旬起，三下闽西，消灭了国民党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等部，并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极为重要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红四军的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使杭、永、岩游击区逐步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从此，闽西的武装斗争有了坚实的基础，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诬蔑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是什么“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他们下令各地红军进攻大城市，组织城市武装暴动。同时，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出席上海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闽西代表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回来后传达，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命令。但我和王德等省委多数同志认为，厦门、福州的工人运动正在恢复，不同意发动武装暴动，也不同意把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进军东江。我们把意见上报中央，因而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尽管如此，我们仍保留不在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意见。但由于省委执行中央关于成立行动委员会、在城市搞飞行集会等指示，犯了“左”的错误。同时执行红军向东江出击的决定，结果三次出击，每次都受强敌截击而被迫后撤，使闽西苏区和红军遭到重大损失。显然，说我“是一个疯狂的立三主义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1年1月，我被调往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正在这个时候，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机构，成立了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从而开始了历时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时期。王明比李立三更“左”，他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他又重复并发展了“立三路线”时期的错误。王明及其支持者强迫集中主力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他们所谓的“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快速“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冒险主义主张。为此，他们要求“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实行总罢工，在苏区猛烈扩大100万铁的红军”，以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这就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而提出的一条所谓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我到达上海时，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由临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找我谈话，他认为福建省委受“立三路线”影响所采取的一些“左”的做法倒不是什么错误，却指责福建省委在农村搞游击战争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并威胁说，如果我不承认路线错误，就不给我分配工作。
在这前后，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和红军，纠正了李立三“左”的错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1930年底到1932年春，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江西南部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但是，临时中央却诬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是“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先后撤销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
1930年12月，闽粤赣边区特委成立，邓发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特委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犯了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错误，在肃反工作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损失。特委和政府机关被迫从永定的虎岗撤退到上杭的白砂。我于1931年4月被派到闽粤赣特委任组织部部长，特委为保卫虎岗，决定派我到永定一带参加游击战争。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我和张鼎丞率领红军独立团在上杭、永定坚持游击战争。11月间，闽西主力红军攻占汀州后，根据中央苏区前委指示，闽粤赣特委改为临时省委，由卢德光任书记。卢佯称奉中央命令出外联系工作携巨款逃跑后，前委命我接任临时省委书记。此后，临时省委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以汀州为中心，西向武平扩大，东向连城、新泉扩大，北与宁化、清流连接，南通饶、和、埔游击区，使闽西苏区扩展达十余县，并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成了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2月至3月，福建苏区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福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我任省委代理书记，张鼎丞任苏维埃政府主席。4月至6 月，闽西苏区又配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主力红军攻占漳州，并胜利回师。这对巩固闽西根据地，为第四次反“围剿”做好物质准备起了重大作用。这时，闽西苏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面对这些事实，怎么能够说是“在罗明领导之下，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呢？
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继续不断犯“左”倾错误的不是罗明，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临时中央的某些负责人。从历史的事实来看，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抵制了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灵活运用了以往反“围剿”经验的结果。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大军，疯狂地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主力红军迅速转到北线广昌、宁都一带，闽西的红十二军和独立第七师也奉命调往江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驻漳州的第十九路军向闽西苏区进犯，占领了龙岩全县和永定的坎市、虎岗一带；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占领了上杭县城，并不断向上杭的卢丰、茶地、白砂等地进犯。我们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因此，闽西的情况，尤其是上杭、永定、龙岩地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怎样才能有效地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闽西苏区党和人民的面前。
这时，毛泽东在汀州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他仍时刻关心着革命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安危。那时，我因随中央主力红军进攻漳州时跌伤腰部，进医院开刀治疗。8月间伤势好转后，毛泽东找我谈话。他概括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他还指出，在杭、永、岩（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
毛泽东和我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次日我出院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进行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并决定由我任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我离开期间，由刘晓主持省委工作。
我辗转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检查和部署了工作。随后，和方方、谭震林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我们按照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游击斗争，所以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933年1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他们路经上杭、白砂时，就指责我：“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我说我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并经省委决定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他们又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我说没有听到传达。他们对此很不高兴。他们还问我对当时的斗争有什么意见，我回答道：“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提出的抗日、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的三个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还没说完，他们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当时，我和许多同志对临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都很不理解。
他们到达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杭、永、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地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很大的恐慌。干部和群众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确有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在受了我们三次重大打击之后，集中几团兵力，三路配合进攻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我们分析了敌强我弱的情况，决心照前次的经验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砂。我们进行紧急动员，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围白砂，打击敌人。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决心将敌人驱逐出白砂。我们召开了县级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又和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一起开会，总结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5个多月来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任务。面对这种形势，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里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地区做参考。因此，会后我连夜赶写了给省委的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在此之前，我于1月21日曾到新泉了解情况，听到汀州以东的地主武装很猖狂，经常攻入苏区，还袭击我们长汀县委所在地河田。我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意见》）。显然，这个报告和意见违背了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因而后来就被说成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我在《意见》一开头就写明，对杭、永、岩工作另做报告；只提出对汀、连工作的意见，建议把长汀东部、连城南部和新泉县打成一片。其目的一是配合江西苏区向北发展，打破敌人的“围剿”；二是防止驻龙岩的十九路军向连城、汀州和瑞金进攻；三是巩固这个后方，使杭、永、岩不致陷于孤立。但是，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却说我“没有一句话说到闽西原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说我“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苏区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批评，不但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实，而且也是断章取义的。
从我1933年1月下旬两次写给省委的报告和所提的意见，以及从当时闽西杭、永、岩反“围剿”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左”倾冒险主义者攻击“罗明路线”为“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取消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
第一，我拥护、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的关于建立、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关于反“围剿”斗争的各项指示。实践证明，毛泽东总结的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指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是完全正确的。闽西杭、永、岩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采取“分兵把口”的战术，以致被迫退出虎岗，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闽西苏区认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部署工作，取得了许多胜利。1933年7月下旬，连城群众的游击战争配合中央主力红军的运动战，在朋口消灭了由漳州经龙岩向连城进犯的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这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指示的正确性。
第二，我们总结了5个月来在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和胜利经验，其中主要是运用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取得了三次较大的胜利。第一次，由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独立第七师，集中优势兵力，夺回了被漳州和广东敌人占领的永定县（今永定区）城，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以后由县独立团配合地方武装，又打退了敌人对合溪的进攻。第二次，驻上杭县城的广东敌军以一个足团的兵力进攻白砂，我们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在距离白砂好几千米的山区隐蔽，晚上袭击进占白砂的敌人，使敌人坐卧不安，3天就退出了白砂。我们地方武装进行追击和沿途截击，敌人死伤很多，狼狈逃回上杭县城。第三次，驻永定县城的敌十九路军一营人，配合地主民团进攻白砂，我们地方武装于中途利用地形伏击敌人，敌人死伤严重，只好从山路逃往龙岩。上述三次打击敌人的胜利，使地方武装和广大干群受到鼓舞，更加相信游击战争的威力，更加相信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保卫杭、永、岩苏区。1933年2月，由于猛烈扩大主力红军，边区各县把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连人带枪地编入主力红军，新的地方武装还未能及时建立，敌人乘机向我们各边区发动进攻。到了2月下旬，龙岩和永定县城的敌十九路军与上杭县城的广东军阀部队配合，以几个团的兵力向我们上杭县中心区白砂进攻。我们估计敌人较强，就照前次的经验退出白砂，县委各机关退到上杭旧县，并动员地方武装包围白砂，袭击敌人。上杭中心县负责同志开会总结游击战争经验和部署工作后，我在写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心的问题是要杭、永以及闽西党要集中力量依靠我们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自然要配合其他力量），很艺术地来组织和发展胜利的武装斗争，要从这样胜利的（就是很小的胜利也是好的，只是要常常胜利）武装斗争中来减少敌人对群众的摧残和减少群众的痛苦，从这样的斗争中使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要从这样的斗争中来发挥我们群众的斗争力量，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力量，来开展我们的斗争。”这是当时边区实际斗争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临时中央关于“猛烈地扩大红军”的错误指示的贯彻执行，给我们的群众发动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认为，当时杭、永、岩党的最中心的工作，是动员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战胜敌人的斗志和信心，才能使群众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克服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我在报告中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这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是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一齐到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显然，我不仅反对离开发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工作，而且反对那种脱离群众和脱离客观现实的空谈。我对毛泽东这样的革命领袖是极为尊敬的。当然，这种尊敬也不等于迷信。我认为不论是谁领导，如果离开了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同样也不能获得成功。
第四，在闽西的整个斗争部署上，我在报告中提出，要抓住那时的有利时机，将新成立的独立第八师、第九师的主力向北发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连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向发展。这样，一是可以巩固闽西苏区的后方，迫使十九路军不敢向汀州、瑞金进犯，使中心区免受威胁；二是能够和江西的广昌、宁都一线的中央红军相策应和配合，牵制从北面向苏区进犯的敌人；三是能威逼和打击进犯新泉、长汀、连城和上杭、白砂的敌人，使杭、永、岩避免陷于孤立，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暴露弱点。此外，这一带团匪的力量较弱，还没有得到敌军的配合，容易被消灭。如果失去这一有利时机，这一带团匪得到了白军的配合，就会在我们的后方和侧翼进行捣乱，增加我们的困难，我们就会像过去那样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五，各边区在开展游击作战中，地方武装要以基干队伍为核心，更多地参加实战，在作战中经受锻炼。苏区内地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和比较能打仗的部队一起参加战斗，通过实践来学习战争的经验。要向外推进，先抓住较弱的团匪进行打击，然后就能更好地同白军作战。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实际战斗力，一开始就硬打强敌是错误的。
第六，在扩大红军方面，我在报告中提出，要加紧动员，迅速组成能战斗的主力，使当地的两个师扩大成三个师。但扩大主力红军，边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应以长汀等苏区内地为中心和重点。因为长汀等县是新苏区，人口多，还没有与敌人直接作战，有潜力扩大主力红军。因此，我提议请省委抓紧时机进行动员，多帮助长汀等县进行这一工作。至于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的边缘区县，扩大主力红军比较困难。特别是杭、永、岩地区，于1928年夏秋间就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三县游击区，在长期斗争中，大部分青壮年已参加了红军，一部分青壮年和50岁左右的中年，参加了地方红军独立团、独立连和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此外便是老弱妇孺。在敌人的进攻和摧残下，很难大规模地扩大主力红军。但群众愿意参加保卫家乡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在这些边缘区县应先抓紧时机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抓紧解决粉碎敌人进攻的问题较为有利。在这个基础上，再从地方武装中逐步抽调力量去扩大主力红军就比较容易了。但不能整团、整连的都收编为主力部队。这是适应当时群众斗争的情绪和斗争的需要，绝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第七，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方面，我在报告中提出，为贯彻执行党的整个任务，要首先抓住中心县和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带头作用。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的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等具体情况，确定各县区的具体任务。过去党和政府的领导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采取一样的方法、一样的计划，特别是忽视边缘区县和新开辟区县的工作，这是不能持续地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边缘区县以至新开辟区县，上下层千篇一律地进行讨论，简单地做政治动员，机械地分配扩大红军的数字，这是不正确的。
后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也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说明当时的工作方法是需要大大改进的。
第八，在财政方面，我在报告中提出，杭、永、岩边区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所有土地税款等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否则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人员的生活就无法维持。
上述报告和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实证明，当正确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的时候，上杭、永定、龙岩老区的形势就不断好转；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不考虑边区的战争环境，把地方武装硬编入主力红军后，情况就急转直下，边区和红军都遭受了损失。由于地方武装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不能有力打击敌人，保护群众，所以使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有些群众对我们说：“我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但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关于扩大主力红军的问题，永定县溪南金沙乡贫农开会讨论提出，在边区边乡应从独立团、独立连中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分批逐步抽调战士去扩大主力红军，使地方武装能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我和县区的领导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又如，主力向北发展，赤化连南、汀东南的问题，过去就有过教训。在争取北四、五区，争取岩西北的问题上，由于失去了时机，所以当敌人进攻时，我们就出现了被动的局面。另外，有的地区地方武装也不算少，但由于没有以基干队伍为中心，没有经过实战的锻炼，所以出现了一打大仗就大散特散的情况，等等。当时，我作为福建省委和杭、永、岩的主要负责人，完全从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出发，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按照组织原则由内部向省委报告。但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却把报告和意见视为“大逆不道”，对我兴师问罪。这完全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主观武断、蛮横无理的做法。
他们从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和急于贯彻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进攻路线”出发，不区分中心区和边缘区的不同情况，一律要求猛烈地扩大主力红军。当我如实反映他们这一政策在边缘区造成了严重恶果后，他们竟不顾事实，反而指责我错误估计形势，反映了“地主豪绅的残余和富农”的情绪，诬蔑我反对扩大主力红军。甚至连我反映的边缘区因避免暴露，“少先队不戴少先队帽，妇女装假发（原先剪短了，国民党军队来边缘区后看见短发的就要抓要杀），用布包头，恢复旧装”的情况，也被他们说成是对工农群众做了“惨淡黑暗、茫无前途的描写”。我在报告中明明指出，如果去杭、永、岩不抓住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根本，即使请毛泽东、斯大林等领袖来演讲也解决不了群众的斗争情绪问题。但是，他们却不顾“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这句话的重要前提，抓住后半句对我进行攻击，说“罗明路线”是一条什么“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总的情况下，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不懂得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更不了解当时闽西主力红军只有向北积极行动，才能有效地牵制和打击进攻的敌人，巩固后方，并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一基本事实。他们要求各地“分兵把口”，硬打硬拼，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进攻路线”。他们也根本无视我主动到杭、永、岩领导游击战争，无视我在报告和《意见》中反复陈词要在杭、永、岩坚持游击战争的事实，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向北积极行动的建议，“根本上就是预备抛弃杭、永、岩根据地，向后方逃跑退却”，甚至进一步推论说罗明“所以主张向汀连一带发展，不外是因为这一带只有团匪没有白军的缘故。如若白军一来，那当然只有像杭、永、岩一样又是逃跑了”。所以，他们攻击“罗明路线”是一条什么“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不懂得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只是空喊口号，照搬外国的经验。他们根本不顾中国革命的条件，不顾苏区特别是边缘区斗争的具体环境，不仅要在苏区实行义务兵役制，搞红军的所谓“正规化”，机械地分配和扩大主力红军的任务，而且还要普遍搞什么拥苏同盟、反帝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的“正规化”的群众团体。我提出反对千篇一律的、简单化的政治动员，要规定适合地区特点的具体任务；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主张边区为适应战争环境，要精简一些机关团体，以便集中精力领导战争。他们就攻击我们反对政治动员，取消党的领导，犯了“取消主义”的路线错误。
从上述的情况看，所谓“罗明路线”并不是什么错误路线，而是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对立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闽西的具体体现。
二、反“罗明路线”的经过及其恶果
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到达瑞金不久，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钦差大臣”满天飞。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抓住我给省委的报告和意见，武断地咬定福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1933年春，正当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从福建蔓延到江西，波及整个中央苏区，从党内到团内，直至工农红军内部。这个斗争从1933年春开始，至红军被迫长征，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时才结束。
1933年2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做出决议，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的紧急任务，要求全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决战。在这个总目标之下，闽赣两省1月、2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限期于2月20日完成。从2 月20日起到3月20日止，两省必须再输送1万名新战士到前方。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同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接着，于2月15日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闽粤赣省委实为福建省委）。这个决议认为，省委已经“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做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开展起来了。
苏区中央局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我是在上杭看到《斗争》报上的文章后才知道的。后来，省委通知我立即返回汀州。我在赶回汀州的途中，遇到了从汀州来的张鼎丞。我便问他，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说，他们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我们不扩大红军，只顾打游击战争。我说，我们工作上有许多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如果是路线错误，为什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根据地能得到这样快的扩大？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缘区应有所区别。就是在杭、永、岩地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哪里是什么路线错误？
我回到汀州，又接到通知，要我赶往瑞金进行检查。到达瑞金后，中央局几个干部找我谈话，批判我的“错误”。接着，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我谈话，对我进行批评。当时，我就问他：我自己提出并得到省委批准，由汀州赶到最艰苦的边缘县区参加游击战争，为什么说我是“退却逃跑”呢？他说：从路线上说是“退却逃跑”。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打游击战争是过去需要的，现在再打就变成“游击主义”了。他反问我：在边缘县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红军？我说：边缘县区要进行游击战争，随时打击敌人的进攻，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逐步地、分批地扩大主力红军。他当即武断地说：这是“富农路线”，你说听取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我说：这是永定县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后来，中央书记和我谈话：他劈头就说：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缘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最后，他要我回福建在省代会上做检查。
我在瑞金期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对我进行批斗，晚上由一般干部开会对我进行批斗，一连批斗了好几天。有一个晚上，就在附近召开了一个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的气氛很紧张，不断高呼口号。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把我枪决。后来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上台讲话，做了解释，气氛才缓和下来。
福建省委于2月24日在汀州召开省临时代表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央局派人参加。福建省委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真等同志都出席了。我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会上做了检查。会上虽然对我进行了批判，但是各地代表在讨论中仍有许多不同意见。例如，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在罗明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的，否则新泉根据地就不能得到巩固。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说：毛主席号召开展游击战争是正确的。罗明同志和我们一起照毛主席的指示打了好多次仗，都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对敌人每次进攻的时间、地点、兵力都侦察和估计得很准确，打击敌人的部署很细致。如果各区乡切实这样做，可以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打击。中央代表插话说：“对敌人的估计是一般参谋人员的常识，没有什么奇怪的。”上杭、永定的代表坚持赞成采取逐步分批扩大主力红军的办法。他们说：“留得红色区乡在，可以不断出红军。”大会由中央代表做总结，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的新泉县委书记职务的决定。杨文仲也曾经给省委写报告，汇报新泉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他写报告和报告的内容我都不知道。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把杨文仲说成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并且怀疑和追查我和他有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们光明磊落，彼此只有革命工作关系。杨文仲被批斗后调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后来在长征途中光荣牺牲了。
正是在1933年2月下旬和3月上旬，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周恩来、朱德和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导，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方针行不通，所以坚决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二战宜黄，缴枪万余，并继续追击敌人，取得了胜利。后来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于闽西连城，在地方武装的游击战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收复了连城、清流、宁化等大片地区。但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反而以为这是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往往采取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不仅对我，而且对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也是这样。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着张鼎丞的鼻子说，“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也要“无情打击”“用铁拳进行粉碎”。特别是在1931年肃反扩大化之后，突然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人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分子”。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许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我和其他所谓犯了“罗明路线”错误的同志接近了。
当时参加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志，不少人并不真正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省委派李明光、黄宜章、张思垣等到前线去开展这一斗争。当他们了解情况后，反倒同情起“罗明路线”来了。有的随随便便应付了事，好回去交差；有的抵制了这一斗争。例如，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李明光，不愿在连城前线开展这场斗争，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压制下，不能打游击战，在同敌人硬拼硬打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党的这些优秀干部，都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受害者。特别是像李明光这样的同志，是值得党和人民永远怀念的。当时群众为纪念李明光而把连城县改为明光县（今明光市）。
在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还实行了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口号下，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几乎都不能幸免。例如，福建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由于不愿检查所谓的“罗明路线”错误，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于1933年6月，在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军区党代表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军区的一切职务。张鼎丞由于不同意反“罗明路线”而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的帽子，被撤销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是1926年的党员、广州全国农讲所毕业的学员，是龙岩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左”倾机会主义者说他是“罗明路线”的拥护者，不断打击他。被打击后，先是把他调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省军区宣传部，后来又调到一个地方去领导几十人修筑工事，最后，把他调到军区当勤务员的教员。郭滴人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病逝。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刘晓和省团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部长游瑞轩，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都被调离了原职，另行分配工作。其他县区的领导干部，也不断有人受到批斗、撤职。如永定县委的罗禄山、关坤林等，武平县委书记陈玉梅、汀东县委的陈玉珍、熊丁州等都遭到打击，并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这都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发动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三、在福建反“罗明路线”与在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关系
“左”倾教条主义者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不仅反映在福建，而且反映在江西。
因为“罗明路线”的问题，我不仅受到批判和斗争，而且被撤了职。接着，我被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我从苏区《斗争》报上，看到当时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发表了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继续对我进行批判，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江西省委。该文强调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并要求把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看到这篇文章后，曾向中央宣传部部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到江西工作，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中央宣传部部长回答说：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事实很清楚，邓小平等同志在江西，曾经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江西省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不仅在福建大反“罗明路线”，而且在江西大批邓、毛、谢、古。
早在1933年3月，中央局代表为在江西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方针，在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大批所谓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又做“报告”，又做“结论”。并且在3月31日做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说什么“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并且说“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那种“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同年4月15日，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中央局代表又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接着，于5月4日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做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同年5月5日，中央局又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样，大反“罗明路线”就从福建发展到江西。在中央苏区，在党、团组织内部，在工农红军之中，“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各级干部大受其害，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四、反对“罗明路线”的实质
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明，反对“罗明路线”的实质，说到底，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不贯彻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苏区得以全面贯彻。
很清楚，他们可以撤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无法消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深刻影响，无法消除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尽管他们诬蔑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是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奇怪得很，在苏区还是毛泽东的一套办法灵，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那一套就是行不通。为了贯彻他们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们必然在整个苏区进一步大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大整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干部。他们对“罗明路线”的大加讨伐，只不过是公开打出的旗号而已。
他们在批判我的文章中明白地宣称：“毫不迟疑地、坚定地同罗明、杨文仲等的机会主义路线做斗争，是我们党顺利执行进攻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在批判邓小平等同志的文章中也写道：要“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边县党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其报告中也指出：“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
毫无疑问，我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反对“罗明路线”，绝不是反对我个人，也绝不是反对我的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我和苏区广大干部坚信和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苏区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指示。我给省委写报告之所以成了“弥天大罪”，也是因为我在报告中坚持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闽西的实际情况，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同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早已被他们撤销了，而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之一，所以，这不能不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莫大的刺激。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就责问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后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竟然讽刺地说：“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地觉得不伦不类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耍弄“指桑骂槐”的手法，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批判我的一段寓意深长的话。他们写道：“他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一贯地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对于闽西群众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大红军一来他立刻高兴地发狂，大红军一去他立刻失望地哭泣。1931年8月、9月间红军占领汀州，罗明跟着卢德光立刻抛弃了原有的根据地把省委搬到汀州。1932年4月红军东下占领漳州，罗明又发疯般地把省委的一切工作都丢开，随大红军同到漳州，至于如何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如何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巩固党的领导，如何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如何在发动群众积极性的上面扩大地方武装，创造铁的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国民党的进攻部队，一切这些问题，在罗明同志看来始终是次要的。罗明同志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在，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是毫不足怪的。”这不仅是歪曲事实，而且是别有用心的。
所谓“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之一，是“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但是，我在《意见》中明明写着要“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这一点他们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一贯地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那么又怎样说明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不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事实呢？他们单单挑出两次军事行动做例子，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1931年7月、8月，闽粤赣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决定闽西红十二军进攻汀州。虽然我没有参与做出这一决定，但我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相配合的作用。当时我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起随红军独立团行动，在永定、上杭进行游击战争。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向白区新泉进击，占领了新泉。红十二军占领汀州后，进攻杭、永、岩的敌人受到我们地方武装的打击，已经撤退了。前委决定把闽粤赣边特委改为省委，通知我和张鼎丞回汀州。卢德光携款逃跑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前委命我接任省委书记的。当时省委抓住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形势，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不仅恢复了杭、永、岩老区的大部分，而且扩大了许多新区。向东扩大到连城、新泉，与宁化、清流等县相连；向西扩大到武平；向南扩大到平和、饶平和大埔游击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后，省委不仅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在新老区动员了大批青壮年补充中央主力红军。毛泽东曾先后3次去调查的上杭县才溪模范乡，就是当时扩大主力红军最多、最好的典范。这怎么能够得出“抛弃原有根据地”的结论呢？
1932年3月，因中央红军久攻赣州不下，中央在江口会议上决定，把红军调往福建攻打敌人守备较弱的漳州。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到了汀州后，通知我召开福建省委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上述领导同志外，还有省委常委张鼎丞、刘晓、谭震林、郭滴人、李明光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就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作战部署和省委如何做好政治动员、粮食供应、组织运输、地方武装配合行动等方面做了指示。会后，我陪同周恩来同志到长汀县地区检查准备动员的情况。后来，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省委，要我随主力红军行动，以便与漳州、厦门地下组织联系，及时做好配合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积极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在取得了攻占漳州、消灭敌张贞师的巨大胜利后，我们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开辟新区、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开展抗日宣传、向中央苏区运送缴获的军事物资等项工作。所有这些，难道不是省委应做的工作吗？他们把我们贯彻上级指示的正确行动，当成什么“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加以打击，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他们之所以这样毫无根据地对我横加指责，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军事行动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且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这违背了他们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我的“错误”不在于“抛开原有根据地”和“丢开省委的一切工作”，而在于我拥护并积极参加了这两次军事行动。他们拿这两次军事行动来攻击我，这倒是“毫不足怪”，其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
他们把曾经给毛泽东扣上的什么“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股脑儿地扣在我的头上；同时，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福建闽西根据地，而且在整个中央苏区展开了，进而扩大到各苏区和全党，这就清楚地表明，这场斗争是他们早已开始的反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活动的继续和深入，是他们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党”。
由于通过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把执行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打下去，所以就使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一系列“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的全面贯彻。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他们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用阵地战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正规战来代替人民战争。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批判“罗明路线”时，曾声称他们要“创造出罗明、杨文仲这类怯懦的机会主义者所不敢梦想的光明灿烂的新的苏维埃的世界”。事实的进程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所创造的不是“光明灿烂的苏维埃新世界”，而是“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1935年1月，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举行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彻底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才真正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标志着我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的精神是林伯渠给我们传达的。当时，他还对我说：过去党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前两次“左”倾错误，曾得到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启发和帮助；这次党反对受国际“进攻路线”影响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靠我们自己。这说明了我们党是英明、正确的，是大有希望的。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进行了机动灵活的大规模运动战，四渡赤水，以各种佯攻迷惑和调动敌人。1月底首渡赤水；接着又回师二渡赤水，反攻桐梓，重越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击溃和消灭大部敌人之后，又三渡、四渡赤水，再渡乌江，佯攻贵阳，然后，以急行军向贵州西部挺进，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经历了千难万险，最后胜利地到达陕北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也是遵义会议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取得的光辉胜利！
五、几点经验教训
我们的党已经走过了60年的战斗历程（截至作者撰写本文。——编者注），历经无数次的艰难曲折，终于取得了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胜利。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这种体会便尤为深刻。
我总是想，党培育了我56年（截至作者撰写本文。——编者注），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要忠心耿耿地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我们党的事业是发展的，而发展党的事业，是需要借鉴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可以教育和鼓舞我们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前进。
从我的切身体会来说，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中央苏区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从根本上说，就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不论是谁，一旦离开这个基本原则，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但他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就是因为脱离了这个基本原则。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左”并不比右好，指导思想上的右和“左”的错误，从陈独秀到王明，都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危害。
其次，要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应当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党过去坚持这个立场，使革命转败为胜，化险为夷；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开创振兴中华的新时期，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的困难，甚至还会遭遇新的挫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也必将能够战胜困难，夺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从历史上来看，一个革命者乃至革命领袖，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立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那是要经受长期历史考验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我们党的时候，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都程度不同地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然而，由于他们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所以终究冲破了“左”的指导思想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几十年如一日，不断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立场，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会犯错误。然而，由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我们党的中坚骨干，也终究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领导党和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历史证明，我们党不愧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正确的、大有希望的党。
再次，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精神，正确对待党内斗争，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除那种“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同时改变那种涣散软弱的毫无战斗力的状态。
最后，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历史的是非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当纠缠于过去，也不应当计较个人恩怨，而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增强党性、增进团结，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关于“罗明路线”的问题，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截至作者撰写本文。——编者注）。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党、国家和各族人民有了巨大的进步。让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由于这个问题时过已久，现在的追忆和叙述，难免会有不准确或者错误的地方，我诚恳地希望了解这个问题的同志们能共同研究，给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