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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美美与共”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思考最多的主题，这一主题源于其对世界不同文明如何相处、如何走向共存共荣的未来的思考，其中社会学、人类学是他思考的学术角度，学术反思、学术自觉是他思考的路径。为此，晚年他提出了“补课”的口号，补课的内容包括重读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经典，尤其是对几位老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重读与梳理；与此同时，还重读中国历史、哲学、考古等书籍。通过这样的补课，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实地考察及对世界局势现实状况的思考，围绕着“文化自觉”“美美与共”这两个主题，费孝通写下了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对未来人类文明的走向，以及中华文明对人类未来有可能做出的贡献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任务及学科建设的构想。在本册精选集里，编者精选了近三十篇费孝通的相关论文，将其分为“二十一世纪全球化视野”“文化自觉思考”“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思考”“学术叙述与再思考”“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思考”“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六个部分。
受传统的学以致用思想的影响，面对世界范围内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作为社会学、人类学家的费孝通，试图从专业研究中提出一些可行性看法。所以，他提出：人类怎样在地球上能继续活下去？这个问题是当前社会学应该思考的大课题。而且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学越来越关注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所遇到的或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因此，人类学的功能不仅在于“回顾与展望”或者“解释”，还在于“参与和创新”。他希望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能参与有关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研究，所谓的“参与和创新”既包括了参与人类未来发展的建构，也包括了如何创新性地提出建构人类共同生存下去的前景。
为此，他进一步论述道：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社会的危机、文明的危机。这类全球性问题所隐含着的潜在危机，引起了人们的警觉。不同学科的学者正在寻找形成这种种危机的根源，期盼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费孝通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怎样把人类的文化持续发展下去的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通力合作。费孝通提出，在人类面临世纪之交，社会转型，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之时，作为社会学人类学者要对这类重大的问题，进行学术型的思考。
为了回答未来人类如何共同生活下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费孝通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其研究路径有三条，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实求知”，可以说这是费孝通做学问的法宝，他认为，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一路看生活，看真正碰到的具体的人，从这里边去找出一点真正的道理。
“从实求知”只是做研究的途径之一，阅读文献和研究著作仍然很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文化的动态性发展以及帮助对人类文化未来走向的预判，费孝通晚年开始重读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经典，其中以他的老师们的经典著作为重要阅读对象。尤其是对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动态论做了认真的再研读。他说，马老师在基本写完了他描述和分析西太平洋岛土著人的那几本巨著之后，在走访非洲东部和南部的殖民地时，看到的正是一个在发生文化巨变的大陆，也看到了当地文化与外来的殖民地文化互动的生动情景。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学科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他把文化的动态研究看做“现代人类学的新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观念的影响下，费孝通一直是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这样动态的眼光关注的不仅是当下与未来，还有过去与历史。晚年费孝通对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动态论》提出了多维一刻的观点，他说：这里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
通过重新学习，费孝通的体会是，他的几位人类学导师都教他要直接去观察人的生活，从人的实际生活中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科学资料必须从实际中来。正因为如此，即使到了晚年他也还是行行重行行地深入到生活中去观察社会的变化。也是在这些前辈老师们的启发下，费孝通不仅坚持实地考察，还开始把眼光转向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学习。苏秉琦先生写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他经常放在身边读的一本书，“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论的有些观点也源自于这本书。他当时还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参加过玉器的研讨会。他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开始理解中国文化，他还阅读了顾颉刚、傅斯年、钱穆、陈寅恪等中国学术大家们的著作。
在学习了这些著作以后，他的体会是：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讲了3000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
因此，长期研究人与人相处的中国的学问，在今天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有所启发。
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是正是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费孝通说：“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为此，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关学科发展，费孝通认为传统中的方法论因素，也许可以作为今天社会学的诸多“前沿”之一，进行一些探索。一方面，要做到真正“领悟”古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认知方法，明白它的真谛；另一方面，要吸收当前国际上各种思想潮流，不拘泥于是否时髦、流行，而是注重于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价值，以我们自己的需要为参照系来衡量和吸收。所以，他学习传统，学习历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来。
对于人类的未来发展，他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这一潮流（全球化）必将推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局面。而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创建这样的局面，这是一个避免全人类同归于尽，实现天下大同的局面。为此，他在80岁生日那天，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脍炙人口的十六字箴言。从这我们看到，他晚年的学术思想一方面来自“从实求知”，学习西方经典，但最后是立足本土，学习中国文化，带头践行文化自觉，并试图让中国学者们与他一道发掘中国智慧奉献给世界，并以此汇成一股潮流，将世界带上和平发展之路。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早年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到了晚年他的研究目光转移到了整个人类社会如何持续地发展下去，不同文化、民族、国家的人们如何共同地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生存下去等方面的问题。他开始认识到，随着全球协作和跨国公司以及旅游业的开展，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后，我们要开始关注心态的问题。他认为，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还属于人同地的关系，可称之为生态的层次。
当人类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而产生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他认为，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
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费孝通说，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
也就是说，今后的人类不仅要在地球要共存，还需要共荣，共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但却还未开始探讨的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如此，值得我们在费孝通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将它研究下去。
有关心态的关系及其变化由谁来研究？如何研究？以往的西方式的社会科学能否做这样的研究？这是费孝通晚年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思考以后，他觉得这是社会学人类学尚未关注的新问题，西方式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将视野放得更开阔吸取不同民族的智慧，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说，“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以一种开阔的心态，面向全人类各种文明中蕴藏的智慧，像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伯来文明、东正教文明、美洲土著人文明、非洲文明等等，这些文明中都包含着人类长期积累的高度智慧，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借鉴和吸收。”
在关注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找研究智慧时，作为中国学者的费孝通，自然把眼光转向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他说，认识论上的“心”的概念，是基于心脏是人生命中“最重要器官”，因此它自然地代表着“做人”“为人”方面的最生死攸关的、最需要珍重的东西。当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从“心”出发的这种“内”“外”之间一层层外推的关系，应该是“诚”“正”“仁”“爱”“恕”等，这种关系是符合“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道德的。
因此，他看到，可以把探索世界的过程本身解释为一种“修身”以达到“经世济民”的过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纯客观”、“中立”地“观察”），从“心”开始，通过“修、齐、治、平”这一层层“伦”的次序，由内向外推广开去，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
这种中国式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更能直指人的心态活动，以及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心态关系，形成一种与西方社会科学不一样的解释体系。
为此，他还提出了以往社会学及人类学不关注的“言外之意”“心领神会”等很难被量化和实证的意境。他说，“心领神会”就是古人所理解的一种真正深刻、正确的认识事物的境界，它不是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假设检验”等标准，而是用“心”和“神”去“领会”，这种认识论的范畴，不仅仅是文学的修辞法的问题，它就是切切实实生活中的工作方法，也确实表明中国文化和文明历经几千年长盛不衰，其中必定蕴含着的某种优越性和必然性。
为了回答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才能美美与共地在地球上共同生存下去，费孝通提出了“美好社会”的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是各群体从不同客观条件下取得生存和发展的长期经验中提炼出来，在世世代代实践中逐步形成，因之它属于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群体对“美好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各自肯定群体共同认可和相互督促的理想。
因此，具有“美好社会”的意念是人类社会的共相，而所认定的“美好社会”的内涵则是各群体不同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个性。
费孝通说，在群体能够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时，各个不相关联的群体尽可以各是其是，各美其美，各不相干。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在这500年里，并没有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秩序，使人类能同心协力来形成一个共同认可的美好社会。
这成为了当今社会最大的问题。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只有不断扩大其分工合作的范围才能进步，在价值观念不同的群体之间，协作是经常的，而且是历史的系统的，其将形成一股无法阻止的历史潮流。但是随着分工与合作的深入，不同群体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越演越烈。费孝通认为，这是“各美其美”的群体在相互接触中，发生了“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或称自我优越感，排斥和自己不同的价值标准以后所产生的问题。
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我们能否在不同文化的群体间找到一个共同生存的基础，并由此形成共同的追求，将大家集合在一起？费孝通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找到不同文明共同认可的基本点。他说，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
也就是说生存的安全和繁荣是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共同需要，既然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需要就有了共同发展的基础，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有一个学术群体来做这一研究工作，进而提供一套大家可以接受的共同秩序。他将这一工作寄希望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们，当然，他更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带头担当此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费孝通先生说，自从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是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
他的这些话，为人类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人类学者首先要设身处地从各群体成员的立场去理解各群体人们的实际生活，并将这一实际生活描述出来贡献给世界，以增进世界不同的民族的相互理解，这样的成果就是人类学的民族志。编者认为，未来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人类学考察，描绘出不同文化间的图谱，形成一个世界的文化地图。行走的路径需要有地图来指引，同样，人类文化发展的路径也需要有文化地图来引导。因此，人类学者应该成为一群描绘文化地图的人。如果说，是欧洲地理大发现引发了工业革命和全球分工合作的发展，那么，在建构全球分工合作的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文化地理大发现，通过这一发现，而描绘出一幅巨大的文化地图。然后，通过这张文化地图寻找到我们文化合作的出路，这也许就是人类学家们未来的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费孝通先生是一位关心人类未来发展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人类学、社会学学者，他的思想的产生是有专业和学术的立足点的，同时也是有自身的文化立场的。他的思想的产生首先是建立在他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的，其次是建立在他作为一位中国人对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种忧虑与关心，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出发点去为世界的和平安宁贡献自己的力量。
要绘制人类的文化地图，寻找到人类在文化上的相互认同和理解的路径，以期人类能共存共荣地生活在一起，“文化自觉”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费孝通晚年学术中的核心思想。他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具体表现。
他的文化自觉的思想就是要求，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
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末判断人类的文化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个统一体，而又尚未形成。要成而未成的这样一个时期，就表现出了“战国”的特点。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间出现许多的抗争，但有抗争就有联系，有时抗争是为未来的联系做准备，战国之后就是世界的多元一体趋势的出现。这是人类未来的走向和目标，如果发展不出这样的走向和目标，人类将会走向各个不同文明的同归于尽。如果我们不愿意走向这一步，就要准备好条件，为人类的共存共荣的前景打下基础。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进入一个文化自觉的语境，这个语境既是有意为之的营造，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费孝通先生说，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即人类（包括学术人）从相互交往中获得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创造文化上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局面的过程。
而这样的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是人类从对自身的认识上升到对自身文化认识的过程，也是人从个体间的合作上升到群体间及国家间合作的过程。在这样的合作过程中需要不同的文化通过文化自觉，奉献出各自的智慧和经验，并汇集成一个时代的合流，促使人类走向共同进步。我们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要比其他的学科更早地意识到这一个趋势。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如果我们真能意识到这一点，能够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中真正静下心，坐下来，潜心梳理自身文化传统的宝贵遗产，真正在这方面获得一些突破，那将是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跃进。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文化自觉”，就是在提倡不同的文化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进行自我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发掘”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作为中国学者，如果要践行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需要进入到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入地学习和理解西方文明，在中西比较中认识中国。
费孝通先生本人就是践行此方法的代表，他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后提出：“跟西方文化比起来，中国文明的很多传统，确实表现出直达和早熟的特征，就好像中国绘画很早就越过临摹现实、具象写实的阶段，进入到书法、写意等抽象化的境界，并达到一种极高的人文品味，而西洋绘画经过一个一个阶段长期充分的成熟的发展，后来也走向抽象化……不同文明各自的这种优势，应该而且可以互补。”
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有其局限性，但当我们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时，发现她的早熟性和直觉体验又有一种先见性和超前性，是后工业文明中需要的最前沿的思考。费孝通说“这些早熟的文化，在工业文明时期没有任何优势，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贤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
。编者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一往无前的不断创新，但人文思考却不同，每次面临社会转型时，其都要回到文化发生的原点去思考问题，去寻找人类未来的路标，去寻找先哲们曾经提出过的那些宏大的思考，这样的人类行为可以称之为“文化自觉”，最终还会演变成一场文艺复兴，一场思想革命。
有关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的最后一句“天下大同”，有很多人不太理解，认为既然要“和而不同”为什么还要“天下大同”？编者记得，当年社科院的方克立先生，曾问费孝通先生，是否能将“天下大同”改成“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不同意。他认为“天下大同”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之间并没有矛盾。“天下大同”是由孔子最先提出，后来延伸为中国人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想底框，在这样的大同世界里同样可以存在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在这里，我们看到费孝通先生强调的是千百年来的中国人的共同理想。
古代中国的“天下”也许只局限于他们能感受到的欧亚大陆，但现在全人类五大洲能不能一起进入大同世界呢？费孝通先生认为，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21世纪共同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他为这样时代的到来开出了自己的处方，他认为：首先（不同的群体）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
这样的条件就是要建立“美人之美”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
费孝通先生生前就已经意识到，美人之美和美美与共是一种理想，在具体的实践中是极其艰难的，但他相信只要人类能继续存在下去，这一天就一定会到来，这是人类唯一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必然趋势，因为如果不能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有可能终止。所以，他说，“我虽然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像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还想通过现在做的事情来影响这个鼓舞人心的前景。”
这就是晚年的费孝通所思考和所努力做的一件最大的事情，他的这些思考至今还未结束，因为今天世界上的各民族和各国家的争端不仅没有结束，还越演越烈，所以我们重读费孝通先生的这些文章，不仅仍然还有价值，还可以引起我们新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加努力地去促进世界和平以及“天下大同”的世界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