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

陶寺遗址，1978年发现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经过多项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测年技术在内的年代学探讨，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公元前1900年。在陶寺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规模空前的城址、秩序井然的分区、气势恢宏的宫殿、中国最早的观象台、等级分明的墓葬等。

经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清理出宫城、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王陵区、祭天祭地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功能区域，发掘墓葬千余座，发现和发掘出了早、中、晚期，大、中、小不等的夯土城址、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址、仓储区、手工业区，还出土了陶鼓、石磬、铜铃、彩绘龙盘、玉琮、圭尺等礼仪用器。

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280万平方米。

2002年春季开始，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2003年，发掘出陶寺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在现存的陶寺晚期的台基破坏界面上，发现了一道弧形夯土墙基础，人为挖出10道浅槽缝，形成11个夯土柱基础，用于观测的柱缝系列共计13个柱子12道缝。

2016年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在2017年春季发掘中，基本确认了陶寺遗址宫城的存在。在规模宏大的陶寺城邑之中，东北部是宫城和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宫城西南近处为下层贵族居住区，宫城南部近处是仓储区，城址南部偏东是早期墓地所在。早期墓地东南单独围出一个小城作为特殊的宗教祭祀区，内发现有“观象台”遗迹和中期墓地。城址西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西北为普通居民居住区。

经过多年发掘，基本明确了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由北墙、东墙、南墙、西墙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余地下基础部分。南墙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沟破坏掉。这座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城邑外环绕着一圈高大的夯土城墙，周长达7千米。黄土高原盛产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版筑（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成为可能。陶寺遗址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宫城始建于早期，至中期继续沿用，中期又新建大城和小城，至晚期宫城重新修建直至废弃。中期大城平面大体呈圆角长方形，面积约280万平方米。陶寺遗址规格高、遗存丰富，既有规模庞大的郭城，又有平面规整的宫城，宫城内发现10余座大型夯筑基址。城址范围内发现有王族墓地，存在观象授时和祭祀的观象台，城内东南部是从事石器和陶器制造的手工业区，出土鼍鼓、特磬、彩绘盘龙陶盘、漆木器、玉石器等精美器物。

考古发掘发现，宫城城墙东墙与南墙之间存在缺口，缺口宽10余米，位于宫城东南角，应该是出入宫城的侧门。更为重要的是，缺口处靠东墙内侧接出一夯土基址，长约10米，宽约11米，很可能是侧门东墙上“内墩台”基础。而南墙在此拐角处又继续向外（东）延伸出约15米收回，整体形成短“L”形。另外，在南墙基槽外侧发现有一处与基槽同期的磉墩类柱础。经过对南墙和东墙的进一步解剖，确认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个时期的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可见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形成类似“阙楼式”的门址。

考古队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东墙整体宽13.6米，实际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的墙基槽，二者略有错位，早期墙基槽偏东，墙基槽残宽约10米；晚期墙基槽偏西，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墙基，残宽近4米，基础较深，约4米以上。陶寺文化早期东墙墙基夯筑质量较好，平剖面夯筑板块非常明显。

陶寺Ⅰ区的大型建筑区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使用于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废弃于陶寺文化晚期。目前发现的早期大型建筑基址较少，范围较小；中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即ⅠFJT3范围较大，并且发掘者根据已探明的情况分析还有其他的配套建筑，整体规模有所扩大；晚期时该区域大部分建筑被毁弃。根据该区域的遗迹现象以及出土器物判断，该处所居住人的等级较高，应是陶寺遗址统治者的居住所在，即宫殿区。

陶寺遗址宫殿区是最为核心的功能区。2018—2019年宫城内发现大小夯土基址10余处，其中经过发掘的一座大型夯土基址面积达8000平方米，为宫城内面积最大的宫殿建筑ⅠFJT3。该建筑基址之上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该建筑基址延续使用时间长，显示出特殊的功用，或为“殿堂”一类建筑。

ⅠFJT3位于宫殿区中部，其上发掘了3排柱网结构的大型宫室建筑（编号D1），该主体殿堂遗迹仅残留柱网结构，大致位于ⅠFJT3之上中部偏东位置，与ⅠFJT3的整体方向一致。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洞，其中南排保留7个，中排残留3个，北排保留8个。绝大部分柱洞外有柱坑，一般残深约0.3—0.4米。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用卵石拼凑而成，有些柱洞除有柱础石外，还在洞壁周围填塞一些石块以加固柱子。柱洞内填土多为红烧土，多无陶片，仅有一个在填土内有大量木炭块。此外，唯有一个柱洞里出土陶片的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偏晚，大约暗示着该主体殿堂建筑最终被彻底摧毁的时代可能是陶寺文化晚期偏晚。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发掘时，在该主体殿堂柱网遗迹北侧约16米处的探方里，还发现2个柱坑以及柱础石，可以肯定与本次完整揭露出的殿堂柱网不属于同一个系统。这些情况预示着ⅠFJT3之上可能不只一个殿堂建筑单元，也许应有成组的建筑。

陶寺城址内大型夯土基址ⅠFJT3及其上主体殿堂柱网遗迹的发现，以1余平方米宏大的台基、直径达0.5米的粗大柱洞（柱础石直径为0.03米），确证了陶寺城址宫殿区以及宫殿建筑的存在。

宫室建筑D1以东近2米处发现一座大型房址，编号F37。F37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0.85米，南北露出长度9.65米。房址为地面建筑，带有围墙，墙宽0.65—1米，挖有深约0.3米的基槽，墙体残高0.08—0.12米，黄花土，较纯净。南墙中间开门，门道宽约1.6米。房址地面为烧烤地面，较为坚硬，并非常见的白灰皮地面。房址建筑于ⅠFJT3夯土基址之上，位于大型宫室建筑D1之东，并与之同时，年代不晚于陶寺文化晚期，推测为陶寺文化中期始建，延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其性质或功用特殊，可能为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

在F37的东南，新发现一座小型房址，编号F39。平面为圆角方形，长约7.2米，宽7米，墙宽1—1.2米。门址朝西。室内为白灰皮地面，中间位置建有方形灶面。房址西北角放置有7块牛肢骨。F39地面之上发现一件铜器残片，器型难以判断。F39与F37大体同时，F37室内面积小，墙却较厚；门向西，似乎有意朝向F37。此外，室内发现集中摆放的牛腿骨。推测其性质或功用特殊，可能也是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类似储藏室。

在F39以东，新发现4个排列有序的柱洞，且与D1南排柱洞在同一条东西线上，具体不明，但线索重大，有待发掘。

苏秉琦先生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认为，陶寺遗址是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国家——王国的都城所在地。 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对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他认为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够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MWvfJ82soKseAm2kGlJJN2c9K4EgVHmQwWKxgZXZ+ZDWJLm9dbfv42fg53Zplr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