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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财务工作者，我平时关注的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财务风险的防范，没想到有一天会应丁云生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新著《直面重疾：肿瘤篇》作序。这也许源于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期间，修读我的财务课时产生的某个灵感吧。
不过，家庭和企业的风险的确有其共性。比如，某些几年前还如日中天的企业，如今因资金的流动性问题陷入财务困境，纷纷败下阵来。明天与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到。为了应对经营和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保险业应运而生，为企业和家庭提供了一份额外的保障。但是，如何投保？买多少？如何理赔？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到远离风险，不需要理赔？对保险从业者和保险公司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与重疾险相关的问题更是如此，因为它还涉及复杂的医疗程序。
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增长，癌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新发癌症457万例，癌症的五年生存率为40.5%，而日本的这一数据竟达到81%以上。从疾病的三级预防体系来看，随着新型的癌症治疗技术和药物问世，虽然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不可避免的是高昂的医疗成本。当然，患者遇到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昂贵的医药费，还包括照看病患的时间成本、焦躁不安的心理问题等。
专业人士一直在努力用定量的方法来衡量诸如癌症这样的疾病对于家庭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称为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所谓经济毒性，是指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所花费的高昂费用，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甚至破产的后果，主要包括患者客观的经济负担和主观的贫困感受。经济毒性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甚至让患者由于无法承担高昂费用而放弃治疗。它不仅限于癌症治疗时所产生的自付费用，还包括治疗期间的收入损失、失去工作的风险等。
根据这一理论，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仅仅关注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是不够的，因为经济毒性同样会给患者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困扰，甚至可能会加速患者的死亡。在国外，经济毒性已被列为癌症治疗的潜在不良反应之一，其影响甚至可以在癌症诊断之前就发生。比如，低收入人群由于缺乏定期体检而导致延迟诊断和延迟治疗，以致诊断时疾病分期较晚，结果患者不仅看病花费更多，同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期，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也较差。
为了应对经济毒性，患者或家庭经常被迫通过减少食品和日用品的开支来降低非医疗支出；采取增加债务、提早重返工作，乃至出售资产，来增加可支配费用；选择次级治疗方案、降低治疗依从性，甚至停止治疗，以避免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在2016年的《国际放射肿瘤学杂志》上，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放射肿瘤学家千野富美子（Fumiko Chino），发布了她对患者预期经济负担的研究。研究显示，50%的被调查者愿意通过宣布破产来支付继续治疗的费用，39%的被调查者愿意出售他们的房子来支付继续治疗的费用。在被调查的患者中，很大一部分人患有晚期疾病，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财务牺牲所得到的收益与自身心理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经济毒性，学者们也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芝加哥大学的Jonas教授设计了三个维度的经济毒性量化模型：货币维度（monetary measures），即自付费用及其同患者收入的比率；客观维度（objective measures），即减轻财务负担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出售资产、增加债务、申请破产等；主观维度（subjective measures），即财务压力及其他心理影响。他还创建了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COST），该量表成了首个衡量癌症患者财务困境程度的工具。
总而言之，大量的研究和案例表明，癌症越是早期被发现，花费越少，治疗效果也越好；越到晚期，治疗费用越多，治疗效果也越差。所以，不论是从生命的角度，还是从财务的角度，成年人每年的癌症早诊费用都要准备充裕。医学只能拯救一个人的生理生命，却没有办法拯救一个家庭的经济生命。因此，要想解决癌症的经济毒性，唯有足额的重疾险保障及癌症早诊才是正解。
为了能让更多人远离癌症，或者即使被诊断为癌症，也是早期诊断，能获得更精准的治疗，丁云生先生特别精选了他在日常工作中与全国各地医学专家就恶性肿瘤的对话，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每一个热爱生命，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够长久地拥抱健康、远离疾病的人，每一个购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在未来寻医问药、申请理赔时想少走弯路的人，每一个保险业中从事健康险产品设计的精算师、健康险运营的核保理赔客户服务人员，特别是专注重疾险、医疗险销售的广大保险代理人，都有必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陈晓：美国杜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EMBA教学委员会委员、CFO项目教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