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财务工作者,我平时关注的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财务风险的防范,没想到有一天会应丁云生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新著《直面重疾:肿瘤篇》作序。这也许源于他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期间,修读我的财务课时产生的某个灵感吧。
不过,家庭和企业的风险的确有其共性。比如,某些几年前还如日中天的企业,如今因资金的流动性问题陷入财务困境,纷纷败下阵来。明天与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到。为了应对经营和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保险业应运而生,为企业和家庭提供了一份额外的保障。但是,如何投保?买多少?如何理赔?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到远离风险,不需要理赔?对保险从业者和保险公司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与重疾险相关的问题更是如此,因为它还涉及复杂的医疗程序。
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增长,癌症的发病率也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新发癌症457万例,癌症的五年生存率为40.5%,而日本的这一数据竟达到81%以上。从疾病的三级预防体系来看,随着新型的癌症治疗技术和药物问世,虽然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不可避免的是高昂的医疗成本。当然,患者遇到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昂贵的医药费,还包括照看病患的时间成本、焦躁不安的心理问题等。
专业人士一直在努力用定量的方法来衡量诸如癌症这样的疾病对于家庭经济的负面影响,我们称为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所谓经济毒性,是指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所花费的高昂费用,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甚至破产的后果,主要包括患者客观的经济负担和主观的贫困感受。经济毒性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甚至让患者由于无法承担高昂费用而放弃治疗。它不仅限于癌症治疗时所产生的自付费用,还包括治疗期间的收入损失、失去工作的风险等。
根据这一理论,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仅仅关注与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是不够的,因为经济毒性同样会给患者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困扰,甚至可能会加速患者的死亡。在国外,经济毒性已被列为癌症治疗的潜在不良反应之一,其影响甚至可以在癌症诊断之前就发生。比如,低收入人群由于缺乏定期体检而导致延迟诊断和延迟治疗,以致诊断时疾病分期较晚,结果患者不仅看病花费更多,同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期,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也较差。
为了应对经济毒性,患者或家庭经常被迫通过减少食品和日用品的开支来降低非医疗支出;采取增加债务、提早重返工作,乃至出售资产,来增加可支配费用;选择次级治疗方案、降低治疗依从性,甚至停止治疗,以避免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在2016年的《国际放射肿瘤学杂志》上,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放射肿瘤学家千野富美子(Fumiko Chino),发布了她对患者预期经济负担的研究。研究显示,50%的被调查者愿意通过宣布破产来支付继续治疗的费用,39%的被调查者愿意出售他们的房子来支付继续治疗的费用。在被调查的患者中,很大一部分人患有晚期疾病,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种财务牺牲所得到的收益与自身心理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经济毒性,学者们也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芝加哥大学的Jonas教授设计了三个维度的经济毒性量化模型:货币维度(monetary measures),即自付费用及其同患者收入的比率;客观维度(objective measures),即减轻财务负担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出售资产、增加债务、申请破产等;主观维度(subjective measures),即财务压力及其他心理影响。他还创建了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COST),该量表成了首个衡量癌症患者财务困境程度的工具。
总而言之,大量的研究和案例表明,癌症越是早期被发现,花费越少,治疗效果也越好;越到晚期,治疗费用越多,治疗效果也越差。所以,不论是从生命的角度,还是从财务的角度,成年人每年的癌症早诊费用都要准备充裕。医学只能拯救一个人的生理生命,却没有办法拯救一个家庭的经济生命。因此,要想解决癌症的经济毒性,唯有足额的重疾险保障及癌症早诊才是正解。
为了能让更多人远离癌症,或者即使被诊断为癌症,也是早期诊断,能获得更精准的治疗,丁云生先生特别精选了他在日常工作中与全国各地医学专家就恶性肿瘤的对话,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每一个热爱生命,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够长久地拥抱健康、远离疾病的人,每一个购买了重疾险、医疗险,在未来寻医问药、申请理赔时想少走弯路的人,每一个保险业中从事健康险产品设计的精算师、健康险运营的核保理赔客户服务人员,特别是专注重疾险、医疗险销售的广大保险代理人,都有必要好好读一读这本书。
陈晓:美国杜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EMBA教学委员会委员、CFO项目教学委员会委员。
丁云生 各位小伙伴好,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贾庆波主任。贾主任已经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工作20余年,主要从事胸外科、普通外科、泌尿科、急诊科等工作,也做过很多肺癌手术。接下来,我们就围绕“肺癌”这个主题来做一个分享。
贾庆波 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家生活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很多人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感染新冠肺炎以后,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肺部的恶性病变?目前,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肺部发生慢性病变是肺部恶性肿瘤的一个高危因素,比如现在常见的肺部纤维化、肺气肿、支气管扩张,以及一些肺部瘢痕性的结核病灶。总之,肺部的病变会降低肺脏对恶性肿瘤的免疫能力,导致肺部恶性肿瘤高发。
再有,空气污染,特别是PM2.5等小分子颗粒的污染,对肺脏的影响也比较大。尽管对PM2.5是否会导致肺癌还有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小颗粒进入肺脏会引起气管炎症,进而损伤呼吸道。呼吸道损伤也是导致肺脏恶性肿瘤的一个高危因素,因为它会破坏我们肺脏的免疫系统。
丁云生 我记得赫捷院士之前说过,PM2.5的空气污染提升了我国的癌症比例。他说的这个癌症是不是主要指肺癌?
贾庆波 PM2.5污染与肺癌的发生是相关的。近些年,PM2.5污染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话题,至于它到底是否会直接导致肺癌,实验室还没有定论,但是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城市的肺癌发病率高于农村,PM2.5污染重的城市的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污染轻的城市,这证明肺癌的发病可能跟PM2.5污染是相关的。
丁云生 贾主任,您刚才说肺部的病变、PM2.5污染可能会导致肺癌的发生,那导致肺癌的高危因素还有哪些呢?请您系统地给我们讲解一下。
贾庆波 导致肺癌的外部高危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吸烟。无论是一手烟、“二手烟”,还是“三手烟”,都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现在大家对“三手烟”也开始关注了。所谓“三手烟”,就是衣服或家具上的残留烟。虽然吸烟与肺癌的相关性缺乏实验室的数据支持,但流行病学的调查已经证明,吸烟是肺癌的第一高危因素,特别是吸烟指数
超过400的人群。
(2)雾霾。常见的防范雾霾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雾霾天在户外逗留的时长,二是戴口罩。现在有防PM2.5的口罩,雾霾天的时候戴它,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3)职业接触。比如在工作环境中长时间接触氡气、甲醛等有害气体,以及石棉、玻璃、水泥等所产生的粉尘。
(4)家庭油烟和房子装修以后的污染。这一点,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在美国,每天做一顿饭且持续超过10年的家庭主妇会被认定为肺癌的高危人群。
(5)情绪。过度压抑的心情、不良的情绪会降低我们的免疫能力,从而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
丁云生 相信大家听完贾主任讲的内容,应该都了解了导致肺癌的高危因素。贾主任,还有两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应该如何降低患肺癌的可能性?又应该如何加强肺功能的锻炼呢?您有好的建议吗?
贾庆波 在2019年全国肺癌大会上,上海市胸科医院的罗清泉教授明确地说,肺癌的发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家庭的遗传倾向,但外因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果我们能尽量避免那些影响自身免疫力的因素,就能减少肺癌的发生。
在大会上,罗教授提出一个观点:肺癌是“气”出来的。所谓“气”,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导致肺癌的高危因素,包括吸烟、空气污染、职业接触的废气、家庭生活产生的废气、生闷气。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降低肺癌的发病率,就要远离这些“气”。具体来说,第一是戒烟;第二是注意对空气污染和职业废气的防护;第三是买一个好的抽油烟机和空气净化器;第四是控制情绪,保持心情愉悦。这是对外因的控制。
至于对内因的控制,其实就是保护肺脏。感冒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感冒引发了急性呼吸道感染,那我们一定要重视,争取让它在短期内恢复,防止其演变为慢性炎症,从而导致肺部免疫力下降。
我再讲一下如何加强肺功能的锻炼。我们在给患者做手术之前,会让他们锻炼肺功能,其中一个方法是让他们深吸一口气,然后用胸部的力量来咳嗽。除此之外,适当慢跑、走路,适当爬楼梯等,也都可以锻炼肺功能。如果大家想再加强一点锻炼,可以适当用力吹气球。
丁云生 有的老人戒烟以后,总是感到肺不舒服,这是怎么回事?抽电子烟是不是比抽纸烟好一些?戒烟多久,患肺癌的概率才会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
贾庆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老人戒烟后,如果筛查肺部没有问题,那么这种不舒适往往是因身体对尼古丁的依赖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一个替代疗法,或者需要随着时间的延续而让其自身慢慢调整。如果这种不舒服比较严重,进而影响生活,可以考虑去戒烟门诊。
关于电子烟,争论比较多,而且现在的电子烟质量也参差不齐。这里要考虑的是,电子烟的烟弹是不是仍以尼古丁为主?如果是这样,它与吸纸烟具有同等危害性。
在排除高危因素的情况下,戒烟15年,患肺癌的概率基本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任何时间开始戒烟,患肺癌的概率都会逐渐下降,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