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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哥： 印度洋海啸期间，您代表中国去泰国提供了法医DNA鉴定的援助。这段经历能跟我们说说吗？
邓老师： 这件事情的过程真是一波三折。海啸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我们看到消息已经是27日了，看到消息之后，我们机构就想参加救援。当时我们认为是印度尼西亚受灾最严重，死了二十万人，我们就想去最严重的地方。27日晚，我跟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说，我们想去参加印度尼西亚的大型灾难救援，他问我怎么去，我说没办法啊，写个报告吧，争取通过科学院递交。最后通过我们所在的基因组研究所，把这份报告递交到中国科学院。我觉得科学院这个组织特别开明。
猛哥： 搞科学的嘛。
邓老师： 科学院很快把这份报告转给了外交部。我记得特别清楚，12月30日中午，我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能不能去泰国。我说我们申请的是去印度尼西亚呀，怎么变成了泰国？他说，泰国向中国外交部发来了求助信，他们那儿受灾比较严重，需要中国帮助。当然是哪个国家有需求，就派人到哪个国家去。他还说，他也是刚好收到我们这份报告，一个要求派人去，一个请求去。最后我们就去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中午十二点接到消息，下午五点钟得去机场坐飞机。
猛哥： 这么急啊？
邓老师： 晚上八点钟的航班，下午五点钟就得到机场。当时我组织了五个人，其中两个人连护照都没有，另三个人也没有签证。
猛哥： 国际救援应该是有特例。
邓老师： 我们开启了五个小时的“生死时速”状态。当时我在顺义，开车跑到科学院，拿到相关材料，再开车到外交部拿两个人加急办理的护照，然后再去办签证。
猛哥： 这也太快了。
邓老师：
同时我还在指挥着所里的同事，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因为2003年我们刚刚参加过非典病毒的分离工作，我管理过非典相关工作的整个实验室，所以知道这种大型灾难的状况，尤其是泰国的那种湿热天气，都怕“大灾之后有大疫”，要做好防疫工作。我们当时带了“猴服”
、N95口罩等，一共准备了十四箱东西。
猛哥： 也就几小时，这执行力太强了，要是我的话，行李可能都收拾不完。
邓老师：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北京的12月特别冷，但我忙着跑了好几个地方，穿得很薄，走得满身是汗，等回到所里，小组里另外四个人把箱子和行李都收拾好了。
猛哥： 领导给你们送行的时候是不是也得鼓励一下？
邓老师： 他就跟我说：“邓亚军，我对你的要求就是把他们几个人活着带回来。”意思就是我不能让他们生病，还得把这个活干好。当时他给队伍里其他四个人送了四串佛珠——我没有，因为他们四个人到得早。
猛哥： 怎么就买四串？
邓老师： 是他家里存的，特意从家里找出来，跟我说只有四个了，没我的了，但对我的要求就是把他们活着带回来。我们下午五点钟就被送到机场，当时已经没什么人乘飞机去泰国了，否则我们五个人也没法带十四个箱子上飞机。当时外交部也给驻泰使馆发了信息，时任驻泰国大使张九恒直接去了机场，到机舱门口接我们。出机场之后，有很多记者采访。当时已经没有直飞普吉岛的航班了，我们第二天早晨从曼谷转机到普吉，当地领事馆接了我们，坐上车直接就去现场了。
灾害现场在攀牙府，现场情形完全看不下去，看到就会流眼泪，整个开阔的海岸线全成了废墟，还能看到几个戴N95口罩的人低头在找东西。我们就问他们在找什么？他们说在找尸体。因为尸体一波一波地被冲上岸来，他们会在一些临时救助站放尸体，裹尸袋也不够。你想，泰国光那一个地方就有三千多具尸体。
猛哥： 太悲惨了。
邓老师： 我们从攀牙府开车一直往里走，到了地方下来查看，刚好那边有泰国卫生部的人，就跟他们交流，说我们是中国来的救援组，希望能够参与救援。说完话，一回头，天哪，我当时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个词就是“尸横遍野”，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知道什么叫“尸横遍野”。我之前做了六年法医，见过很多高度腐败的尸体，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尸体——尸体都停放在一座寺庙里，一排排、一排排的。我们跟泰方商量，讨论完决定明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工作。
猛哥： 在寺庙里面？
邓老师： 对，泰国的寺庙很多，从临时救助站找出来的尸体也都摆在那儿。真正现场干活的时候，我们发现从国内带过去的东西通通不实用。泰国湿热，又在海边，我们穿着“猴服”，完全不透气，但当时就是以防万一。
猛哥： 当时觉得有这么危险吗？
邓老师： 真的不好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尤其是那么多尸体，各种细菌、病毒。我们第一天去干活的时候，穿了“猴服”，戴了几层手套，戴着N95口罩，然后发现不要说干活了，连气都喘不过来。我们开始检测的时候还能这么穿，后来就不行了，受不了了，要么干活，要么憋死，只能做选择了。我直接把“猴服”脱了，跑去向泰国工作人员要了件一次性手术服，他们几个看我这样，也全都脱了，把一次性手术服穿到身上，然后穿泰国人给我们准备的雨鞋，戴上简单的手术专用一次性口罩、手套，就这样跟着他们干活。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个活干下来，否则真的干不下去。
猛哥： 只戴一次性口罩，尸臭味就很难挡住了吧。
邓老师： 尸臭味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你想，那么多尸体全都腐败了，形成巨人观，胀成正常躯体的两倍，尸体被裹尸袋包着，我们需要把裹尸袋打开，距离特别近。如果人常在这个味道里，嗅觉就会习惯，但就怕那第一下。我们必须弯腰低头，裹尸袋打开时，尸臭味冲到鼻腔里来，一个不能由你控制的反应就是，胃里边的东西反上来。
猛哥： 可是您还戴着口罩啊。
邓老师： 得把反上来的东西咽回去。我们跟泰国法医一起工作，泰国法医在做记录，不能当着他们的面一看到尸体就吐出来。但我再没有闻到过比它更臭的味道了。
猛哥： 您有想过给大家形容一下吗？
邓老师： 我觉得自己身在“十八层地狱”。
猛哥： 你们在现场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邓老师： 我们要量尸长，看尸体上衣服的花纹，身上有没有首饰，检查有没有伤口，还要把他翻过来看看背上有什么问题，比如有没有手术的痕迹和其他痕迹，然后要拍照记录。第二天我们还要检查牙齿、取骨头，程序很复杂。
猛哥： 每一具尸体都这样吗？
邓老师： 是的，要进行个体识别，取他们的生物检材，最后做DNA鉴定。本来泰国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指纹识别，因为泰国几乎所有人都有指纹档案，但是手指皮肤被海水泡得一碰就掉。泰国人也不像欧美人会有自己的牙齿档案，亚洲很少存牙齿档案，因此通过牙齿也无法识别。加上尸体全都高度腐败，最有效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身份识别标识就是DNA了。
猛哥： 尸体都腐败到巨人观阶段，那么伤疤、文身岂不是都看不到了？
邓老师： 有的还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能看到有人手上戴了戒指——欧美在那儿度假的人比较多，戒指上有的会刻有名字，识别相对容易一些。一般来说，最后的识别不仅需要DNA数据，还要有前期检测的各种数据。欧美人有牙齿档案，他们的尸体牙齿都要拍照存档，然后统一进行指纹识别，没有指纹再想其他办法。这一系列数据、信息出具列表，整体做匹配。
猛哥： 如果有戴戒指，是不是撸不下来？
邓老师： 根本弄不下来，因为手指都是腐败、胀大的，但需要把戒指上的泥污冲洗掉，给它拍照。
猛哥： 你刚才说在泰国有三千多具尸体，你们检了多少？
邓老师： 我们在那儿待了十几天，检验了几百具尸体，每天检验六十具已经是极限了。最后三天我们飞到曼谷去谈合作细节，签合作协议。然后我就带着样本回来了，再在国内做实验。
猛哥： 我记得您在之前的采访里提到，当时您已经吃不了米饭了。
邓老师： 当时陪同我们的使馆人员里有一个小年轻，他老远看着我们，后来跟我们说，以前只知道“七窍出血”，这次明白了什么叫“七窍生蛆”。现场会看到，尸体的眼睛、嘴巴、鼻孔、耳朵，甚至就连尸体身上都被蛆咬得一片一片的。蛆还会往你身上爬，你干一会儿活，得赶紧用手掸两下——雨鞋跟不高，我们脚底下尸水横流，它会爬上来。我们一般检测十具尸体会休息一下，去现场搭的一个棚子下，把手套去掉，一次性手术服脱掉。休息时，泰国人就递给我们一杯饮料，使馆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照顾我们，给我们拿来米饭，是泰国香米做的，我看了看那个米饭，就拿了杯饮料跑到一边去了。根本就吃不下。
猛哥： 米饭跟蛆长得差不多。
邓老师： 一模一样。中午吃不下去，我们晚上回到酒店，一起工作的有一个长头发女孩，干活的时候，她把头发盘起来，套了顶一次性手术帽。晚上回去之后我们都洗了个澡，她头发太长，就只洗了澡，没洗头。之后，我们坐那儿准备吃饭，她坐我旁边，我们一闻，怎么这么臭！因为大家都洗了澡，我就趴到她头发跟前一闻：妈呀，头发太臭了。然后我们就让她赶紧回去洗。你想想，她戴两层帽子，味道还是那么大，可以想象我们身上是什么味道。后来使馆照顾我们，早晨出发前给我们把三明治切一下，然后插上牙签带着，这样中午吃的时候就没有心理障碍。
猛哥： 国家大使馆做事还是非常周到的。
邓老师： 对，使馆的工作人员特别好。但即便这样，那么热的天干活，根本吃不下饭。
猛哥： 你们吃饭的地方就在尸体不远处吗？
邓老师： 尸体离我们可能两米吧。尸体在那儿放着，旁边搭了一个棚子，我们在棚子里休息。后来我们换到另外一座寺庙，在寺庙里，泰国的法医说我们可以取尸体的毛发来做DNA鉴定。可是，泰国做DNA的法医压根没去过现场，尸体的头发都脱落了，相当于在尸水里捡毛发。我当时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干，全都污染了，是不能做鉴定的。
猛哥： 当时这些尸体一直在现场放着吗？
邓老师： 对，因为刚刚发生灾害，没有地方收。
猛哥： 检测完的尸体也不会被运走？
邓老师： 检测完的尸体用裹尸袋拉上，我们一排一排地检查，之后会贴一个标识，告诉其他人这些尸体检测完了。
猛哥： 真是惨不忍睹。您当时结婚了吗？
邓老师： 没有。
猛哥： 我觉得您太勇敢了。您有没有找谁倾诉啊，或者是跟家里打电话？
邓老师： 我走的时候，手机还没有开通国际漫游。
猛哥： 这么着急呀？
邓老师： 根本就没来得及。我印象中我们是2004年12月31号开始干活的，驻泰国曼谷的央视记者采访了我们，2005年1月1日《新闻联播》就报道了。有一个镜头是记者跟我聊天，我跟他说，我干活去了，那会儿我刚休息完，戴上帽子、口罩去干活了。这样一个镜头，被我们家所有的亲戚看到了，他们挨个给我打电话。
猛哥： 全打不通。
邓老师： 他们根本找不着我。因为我老家在西安，我在北京工作，平时就是手机联系，结果手机打不通，他们都急坏了。几天之后，我们这边的同事因为要跟国内持续联络，他们才把我手机的国际漫游开通了。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我舅打来的，他说：“电视里看到你了，你怎么样啊？”我说：“我没事，你们尽量不要给我打电话，影响‘军心’。”他们就关心了几句，我告诉他们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使馆把我们安排得挺好，能住酒店就非常不错了，可能有一些救援机构还不一定能住上酒店呢。
猛哥： 当时有工作人员崩溃吗？
邓老师： 还好，出发之前我都给他们做了心理建设和培训，毕竟我们五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干过法医，他们原本都是实验室的人员，没见过尸体。培训内容包括如何戴乳胶手套，我们干活必须戴乳胶手套，我提前告诉他们必须戴两到三层，而且要戴得专业，整个流程得一气呵成，然后让他们练习。我们这个团队是代表中国去的，咱们不能给国家丢脸。当时在现场，很多人问：“你是哪儿来的？日本？新加坡？”他们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就是要保持集体行动一致。我这几个同事特别棒，看到尸体没有被吓蒙，我觉得已经很配合了，我脱“猴服”，他们也脱，我就觉得他们真了不起。
猛哥： 除了您团队的五个人之外，还有其他团队在现场一起工作吗？
邓老师： 有泰国本地的法医。
猛哥： 没有其他国家去救援吗？
邓老师： 我们刚去的时候还没有，后来其他国家的救援队陆续到了。第三天，我们跟瑞典来的救援团队去另外一个地方救援，要乘坐直升机，我们就穿上整齐的手术服跟瑞典人站在一起，他们都差不多有两米高，其中没有一位女性，我们团队里有两位女性。
猛哥： 真的了不起。
邓老师： 当时他们有媒体报道说我们是一支来自中国的专家救援队，我说千万别说我们是专家，我们这么年轻，谁相信我们是专家呢？我们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六岁，只有我三十二岁了，其他人都是二十来岁。
猛哥： 当时还有哪些国家？和他们之间的合作是怎样的？
邓老师： 我们工作到第四、第五天的时候，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国家的救援队。欧美国家专门有一个组织叫DVI，英文全称是“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就是“大型灾难遇难者个体识别”，是一个国际组织，组织中澳大利亚人先来了，他们就成为会议主席，叫“会议leader”。
猛哥： 谁来得早谁当？
邓老师： 对。然后其他几个国家陆续来到现场，之后多国救援团队之间要开会讨论援救的事情。我们团队有一个年轻人，才二十四岁，是“小美国佬”，在美国读的本科，我让他在那儿负责跟国际组织交流。我们头天晚上就商量明天他去开会的时候怎么说。我告诉他，我们中国可以承担这次所有遇难者的识别工作。他说：“姐，有三千具尸体呢，一具的DNA鉴定要多少钱呀？”我说就按一千二百元算，不过几百万。他说，你怎么口气这么大？我说，你放心，就算国家不给，老板都会出的，这种事情绝对没问题，能做。他问，真的？我说，真的。然后他就去开会了。
当时三十多个国家在讨论的时候说，你们看，这么多遇难者，肯定是要做DNA鉴定的，哪个国家来做？这时候，一个外国公司的代表站出来了，说他们可以做，但要收费，一个样本多少多少钱。大家一算，都不吭声了。然后我们的小兄弟抓住时机，举手说：“我代表我们中国，愿意承担此次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费用。”他的英文特别好，这句话一出来，全场一片寂静，至少寂静了三十秒，然后新加坡代表就说“我们支持”，“啪啪”就带头鼓掌。
猛哥： 太酷了。
邓老师： 然后就这么决定了。后来有一篇报道说，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来自中国团队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代表，竟然现场拍板把这事定了。当时会议主席说，我们就鼓掌通过了，特别简单。
猛哥： 都不“傻”。
邓老师： 又过了几天美国救援队来了，他们一来就开始找事。
猛哥： 要“抢单”。
邓老师： 对。他们说，这事为什么不能在当地做呢？泰国只有八个DNA实验室，都不在当地，仪器设备也挺贵的。而且对实验室资质也有要求。美国人说，这还不简单嘛，我们援助几台机器，原地建一个实验室，就在这儿做——检测机器一台就一两百万。
猛哥： 这个风头他还必须得抢。
邓老师： 但后来说完，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又过了几天，使馆的工作人员问我们当时在讨论会上说什么了，说我们要说得不好，他们是要承担责任的。我说所有责任在我身上，我愿意承担。他说，现在我们跟泰国政府达成协议，要去曼谷跟他们沟通合作协议的框架和细节，然后我就一个人飞到曼谷，跟曼谷卫生部以及其他一些部门的人开会。使馆的人，还有一个中国派驻在那里的国际警察陪着我，两三个人坐在那儿跟他们掰扯，协议怎么拟定、操作，我们几个回合就把协议敲定了。到了1月15号，要回国检测样本，我们留了那个英文特别好的小兄弟在那边驻守，泰国警察局派出几个人跟着我们，前期带着一百份样本回来了。
猛哥： 就带一百份？不是三千多具尸体吗？
邓老师： 前期只带了一百份。然后泰国警察、法医也跟着我们来了，号称要“参观学习”，其实就是押运。
猛哥： 他们不放心吗？
邓老师： 确实不放心，我们带的样本，是很多个国际组织小组去取的样。当时我们也加入了国际组织，因为我们不是泰国人，跟泰方也没办法直接用泰语交流，就跟国际组织沟通，讨论取样的细节。国际组织就说，泰国人现在从尸体上取牙齿进行DNA鉴定，他们认为不对。我们说，我们也认为不对。
猛哥： 牙齿怎么了？
邓老师： 牙齿不行，我们一般不用。有些牙你不能分辨它是真牙还是假牙，而且你拔的时候不能拔门齿，要拔臼齿，门齿里DNA含量少。而且至少要两至三颗牙齿才能完成一具尸体的一次实验，你把人家一口牙拔掉四五个，现场好多欧美遇难者，人家家里人会不会有意见？因为这事，现场的亚洲工作人员跟欧美工作人员产生了冲突。欧美不允许拔，泰国那边已经拔了几百颗牙齿了。国际组织认为尸体这种状况只能取股骨，取股骨的流程很复杂，得先把大腿肉全部划开，中间锯下一块骨头，光这个操作就得一个小时。
然后我说最方便、最简单、最具性价比的是取肋软骨，就是肋骨和胸骨结合部分的一段软骨。因为我们在国内，做腐败尸体DNA鉴定有使用肋软骨的充分经验，但国际组织以欧美那几个国家为主导，经过讨论，不同意使用肋软骨。最后我说，非要取股骨就取呗，就是成本更高。因为我是承接方，当然希望取的是性价比更合适的鉴定物，但他们都不同意，我也得适当妥协。他们后来都取的股骨，但前期带回国做检测的一百份样本，主要是泰国法医拔下来的那些牙齿，还有他们锯的一点小碎骨头。回来之后是个晚上，到实验室之后，我们老板在那儿等着我，他让我回去睡觉，说：“明天早晨我就给这帮泰国警察们结果，让他们看一看中国人的效率。”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老板叫我赶紧来实验室。
猛哥： 出问题了？
邓老师： 对，搞不定了。我印象中那一百份里有八十六份牙齿、十四份骨头，所有的牙齿都没做出来结果。后来回想，我们当时的做法不对，因为人在北京生活，对泰国天气没有概念。取回来的牙齿，得打开把牙髓取出来做鉴定，如果是新鲜牙齿的牙髓，实验做出来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些牙髓经过了泰国的高温，运输过程中又一直常温保存，放了这么久，DNA降解了。
猛哥： 那骨头呢？
邓老师： 骨头倒是都检测出来了。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研磨骨头的液氮研磨机，它可以把骨头磨成粉，我们只能用研磨锤，像捣蒜一样把骨头磨成细小碎渣进行检测。但牙齿的样本都没有结果，我都蒙了。我们留在泰国的小兄弟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全军覆没，他说怎么会这样，我们老板也问我怎么办。我说，这锅我们得背呀，得去泰国跟人解释清楚，不能让他们再取牙齿样本了。
猛哥： 牙齿没用啊。
邓老师： 是啊，然后老板说谁去？我说那除了我还能谁去？丢人也就只能我丢。然后我就在北京准备了一套PPT，去泰国给各国援救成员介绍了我们是如何做这个实验的，但是没有出来结果。
猛哥： 就是咱们的结论是用牙齿做DNA检测就不行。
邓老师： 对，我们当时开会讨论出两个结论。第一，所有牙齿样本没得到结果；第二，我们建议样本全部换成骨骼。当时就看到韩国人、日本人都摇头，更不要说其他国家的人了，大家就那么看着你。我能理解人家潜台词，就是你不行吧，中国不行吧。我能感受到那个感觉。
猛哥： 你这么年轻。
邓老师： 对啊，这么年轻，怎么能干好。不过国际组织还是按程序办事，说那行吧，我们这回派出五个国际专家跟你去北京，再带一百份样本，还是有牙齿和骨头。国际专家跟我们走了一遍我们操作的流程，觉得流程没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留在泰国的小兄弟告诉我，国际组织给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送了十个样本。如果人家这些样本做出来了，你没做出来，怎么办？
猛哥： 那就尴尬了。
邓老师： 我跟他说，国际专家也在我们这儿，流程他也看了，要真有问题，也不能丢国家的脸，只能说丢我们实验室的脸就完了呗。但最后几个国家都没有返回结果，所有的反馈都是要更换骨骼样本。
猛哥： 牙齿确实不行。
邓老师： 这个过程都已经持续到3月份了，我们国家的“两会”马上要开了。有一天，我接到了外交部的电话，让我们老板带着我去外交部“做交代”。
猛哥： 是要质问你们是不是在国际上“吹牛”？
邓老师： 那天下午两点在外交部开会。中午十一点，我接到了国际组织发给我的邮件，内容是说：我们接受牙齿样本无法做鉴定的结论，马上把样本更换为骨骼。我收到这封邮件之后，立即把它打印出来，两点钟去开会，外交部会议室坐了一堆人，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造成的国际影响特别恶劣，现在各国媒体怎么怎么报道。”我们就听人家训话。训完之后，我把邮件拿出来，说这是刚刚收到的DVI组织给我们的一封邮件，他们看完之后就直接让我们走了。
猛哥： 根本就不是你们的问题。
邓老师： 对。之后泰国就开始给我们运骨头样本。我们那时也刚好进口了一台液氮研磨机，可以把骨头磨成粉，于是我们就开始做检测。因为每具尸体上就取出一块骨头，我们反复做，争取把每个人都鉴定出来，然后按部就班反馈数据。我派了援助队员中的另一个女孩去泰国，她成了DNA鉴定的“leader”（领导者）。我们每天把数据反馈回去，她负责比对我们的样本——那会儿比对大多数是人工完成的。国际组织其他成员都说她是“superstar”，相当于我们这个事情做得特别圆满、特别完美。那段时间我们都背负着一个国家的压力，代表中国把牛“吹”出去了，最后什么东西都出不来，那得是一种什么样的耻辱啊。之后到了5月4日，因为这个项目，我拿到了“全国青年五四奖章”。拿奖章的时候，实验室还做着实验呢，当时要到人民大会堂领，我一边准备领奖，一边不停地接电话指导实验。当时这个奖章拿得我忐忑得不行。
猛哥： 因为事情还没结束呢。那是哪一瞬间，让您觉得“我许下的诺言，我实现了”？
邓老师：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代表我们把数据交给泰国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彼差·劳哈蓬差纳的时候。我们的实验最终在6月底完成，7月1日有一个提交数据的仪式。2005年刚好是中泰建交三十周年，泰国时任总理他信·西那瓦访华，两国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会谈之后，两国总理出席了泰国海啸遇难者DNA数据检测结果移交仪式。我和另一个女孩被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中泰建交三十周年的晚宴，还和他信合了一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