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数字经济学增长理论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和创新当作了客观因素而不重视企业家的力量，并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了凯恩斯理论的盛行，但显然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本章讨论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通过经济增长理论思想的研究来分析和推导数字经济的增长理论。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既带有传统经济增长研究的特点，也带有独属于本身经济发展所具备的特点。这就为我们研究数字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框架和观念，也就是将经济产出与劳动力和资本的规模与生产率等要素挂钩，形成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要看到数字经济尤其是网络经济形态的差异性，通过复杂化和异质化的经济效用的研究模型，探讨网络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首先回顾历史上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和逻辑，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是较为缓慢的，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适合较为缓慢的经济发展情况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即古典增长理论。古典增长理论跨越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两个范式，前者包括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理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人口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资本论》中提出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等，后者则包括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创新理论、阿伦·杨格（Allyn Young）在《递增的报酬和经济进步》中提出的斯密定理等。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时期，也提出了符合当时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思想。而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静态的市场均衡中，关于增长理论的讨论几乎消失了，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增长理论讨论的低潮时期。

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这个模型是将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动态化的尝试，它试图将凯恩斯理论的短期分析整合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并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另一种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看法是1928年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普兰顿·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在《经济学周刊》上发表的《储蓄的一个数理理论》的论文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始，因为他的理论是第一次在方法论上具备了研究动态问题的因素。然后，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就产生了三次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次浪潮中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即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也是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

简而言之，关于经济增长的逻辑，古典增长理论中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靠的是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创新和技术进步取决于更细的分工，分工则取决于市场规模大小。市场规模推动了分工的形成，分工推动了技术和创新，而技术和创新则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将技术和创新当作了客观因素而不重视企业家的力量，而接下来的主流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是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从而推动了凯恩斯理论的盛行，这个理论逻辑很显然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从三个不同角度来探讨数字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问题：数字经济增长的方程、传统增长理论局限以及数字经济学新视角。

3.1　数字经济增长方程

从18世纪古典经济学诞生开始，经济增长问题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无论是古典经济时期的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还是提出基本增长方程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者是提出技术创新理论的熊彼特和早期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 Kuznets），以及到了现代经济学中的哈马德-多马模型以及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涉及的理论，我们都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学术传统，即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建立在一般方程和生产函数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找到一系列变量然后探讨这些变量通过函数关系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总量和效率。通过一个框架和一个理论系统地解释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致性增长理论的思想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放入诸如技术、人口、资本积累、贸易、制度和文化等多种因素，来研究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事实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对这些要素中的单个要素进行分析，但是关于多个要素的分析则处在一个正在研究的过程中，这也是数字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点，如何将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的多个因素放在一致性的增长模型中思考。

鉴于尽可能避免给大家带来数学上的困扰（大多数人看到数学公式都会望而却步），以及事实上数学也只是表达逻辑的工具，我尝试用文本语言描述这个基本的经济增长方程的基本逻辑。

首先，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即经济的产出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规模与生产率，资本包括土地、其他自然资源，以及有关科学、技术和组织的知识（事实上，数字经济体系中知识和创新是最重要的资本）。因此，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就被视为这些复杂变量变化率的函数。

简单地理解就是 Y = f （ X ）， X 中的变量包括经济体的资本存量、自然资源、劳动力、社会累积应用的知识以及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等。

在著名经济学家艾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的著作《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中，对每个变量如何对生产总量造成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述，在这里只需要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方程即可。

其次，在这个简单方程的基础上，要建立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等要素的行为决策并不只是由人类的经济动机决定的，经济行为只是衡量物质进步与人类其他目标的这一复杂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为主流经济学中将所有要素都理解为经济要素（直接地说就是价格要素）其实是一种以果导因的思维方式。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决策行为和动机非常复杂，这是由于人性本身的复杂所决定的，所以导致经济进步的行为不一定只是来自经济目的的激励，而是有大量其他因素的考虑。这一点我们后续在第4章关于复杂经济学和基于共识的政治经济学中会继续讨论。经济学并不是只研究经济要素的学术，而是研究人类行为决策的学问。

因此，需要将更多的复杂变量考虑进来，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认知科学等，通过这些复杂因素的增加来考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动机。

最后，将目光放在经济学发展的数百年历史中，抽取其中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的基本动机以及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根据美国经济史家以及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提到的，有以下六种基本动机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机。

（1）发展基础科学（物理学和社会学）的动机。

（2）将科学应用于经济目的的动机。

（3）主动创新的动机。

（4）寻找物质进步演化方式的动机。

（5）消费产生的动机。

（6）生育和生殖的动机。

基于这六种基本动机，我们可以比较系统地理解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行为的驱动力。而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也是围绕着这些动机展开的。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提出三个基本问题：①长期内生经济增长是否可以稳定而持续地存在？②不同经济周期内，经济发展的特征有何差异？③一个经济体需要发展，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去确定发展道路？

这三个问题涉及的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本质，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内生理论的逻辑是平衡增长的逻辑，即存在一个稳定的、唯一的均衡，而发展的前提就是找到这个稳定的均衡。很显然，这样的理论是不符合现实的，只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发展周期里的部分经济体的现象（如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高速增长时）。而内生增长经济逻辑则基于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事实提出了资本边际回报率并不是递减的，因此给出了多种经济内生理论的解释，包括罗默的技术进步内生、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内生以及创新型破坏思想下的创新过程内生等，数字经济中最为关注的内生要素就是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其基本思想来源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

简而言之，对数字经济学的增长方程的分析逻辑是一种复杂化变量的分析，是一种基于动态均衡理念的研究，需要结合经济变量和非经济变量的新思维。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史角度分析，这些问题反映的是数字经济发展问题的实质：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要建立一种方程的对应关系，而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将技术和创新能力放在其中，以区别于固定或者渐进的生产变化函数下的利润最大化行为。而且，这个方程还需要解释创新随机出现的现象以及内在的周期性波动行为等，因此本书后续还会基于经济结构的思想对增长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来探索数字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

3.2　传统增长理论局限

作为一个技术哲学和数字经济学的研究者，与大多数以数学家或者传统经济学科出身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同，在研究经济学时，我更加注重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些哲学家的气质，如大卫·休谟（Divid Hume）以及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他们对经济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其复杂性和系统性，尤其是注重经济学所涉及的人性、道德和文化等要素的关联，而不是现在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纯粹的数学问题或者是对价格或货币的研究。

正如马尔萨斯所说：“在政治经济学中，简化的渴望会导致研究者不愿承认特定结果的出现是源于诸多原因而非某个原因……哲学的第一要务是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为什么试图建立一种更加跨学科的、基于复杂思想的以及跟真实世界更加相关的经济学的原因。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复杂多元的世界而不是想象中的数学世界，人们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是在并不那么完美和优雅的复杂互动的环境中所展开的。

因此，我们在这一节来探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以及试图构建一种经济增长理论的全貌。

我们讨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通过分析主流宏观经济学和奥派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来梳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有效性和局限性，为下面讨论数字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奠定基础。

首先介绍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即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是迄今为止对宏观经济理论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以至于他的理论同宏观经济学直接关联。他的两本著作《货币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过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和诠释，来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货币论》中他提出不同的个体为了不同目的而做出不同的决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储蓄和投资，二者之间的差距引发了经济系统的扩张或者收缩，因此本质上每个经济过程都有限度，从而导致了经济周期问题。简而言之，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投资和储蓄存在一个动态平衡关系，投资超过储蓄或者投资少于储蓄的基本动力在于其中包含重大的不连续性的创新。

而在另一本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基于严格的马歇尔式的短期分析逻辑进行讨论，将影响经济的变量归纳为三个。

（1）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内心的消费倾向、内在流动性偏好以及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

（2）雇主和雇员之间就工资水平进行谈判所达成的结果。

（3）由中央银行确定给定货币数量。

也就是说，如果以上关键要素不变，那么国民收入及就业水平也就保持了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凯恩斯提出在经济萧条时期单凭个体的独立行动无法扭转市场的负面，而应该依赖政府的全面干预的作用。这样的干预不仅包括促进投资增长，而且要求推动消费增加；这种增加不仅需要达到令既有的消费倾向与增加的投资保持相当的水平，而且还要更高。

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凯恩斯理论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依据。

限于篇幅，本书简单讨论他提出的观点对经济思想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及其逻辑。“一家政府的开支和投资只能取之于民，它的开支和投资增加，民间的开支和投资就要等额减少”“货币扩张所能产生的效应就是对真实储蓄在新钱先后入手者当中的重新分配”。这样的观点普遍被各国的中央银行所接受，尤其是在面临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时。这个措施在美国遭遇历次经济危机的时候都用过，包括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e）在面临大萧条挑战的时候所采取的政府管制经济的措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财政部对市场的救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然而，即使并不在经济危机时，各国的中央银行也采取这样的方式，如美联储前主席本·沙洛姆·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提议中低收入的现金可以在短期内用于消费，应该通过刺激这样的消费来拉动经济，也就是越节俭越不利于经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也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提倡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刺激大家多消费，而这个理论导致了政府大量的信贷扩张和投入资金，由于这样的投资往往是非常低效的，反倒是使得经济进入了恶性循环。

下面再来看奥派经济学者的经济增长的观点，他们强烈反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没有剩余产出就没有需求，也就没有了消费别人产出的能力。消费品的所有者不是用它们交换其他消费品，而是决定用它们获得更佳性能的工具和机器，从而使得未来得到更多产出和更高质量的消费品。奥派经济学者认为通过把节约下来的消费品转移到工具和机器生产上来，拥有消费品的个人就把他们的真实储蓄转借给了那些专门制造工具和机器的个人（也就是创新者和企业家），从而带动了新的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只有增加更好的供应才会有更大的需求，扩大最终消费品供应的因素是资本财货增多，也就是用于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增多。

简而言之，奥派经济学者认为通过提升经济的效率和创造更好的供应，才能增加真实的需求以及真实的储蓄，经济的驱动力不是对于商品的需求，而真实世界的需求来自创新带来的消费需求。

事实上，这个理论是符合亚当·斯密的思想的，因为亚当·斯密的逻辑就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产品来开拓新市场，从而拉动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的增长，而占据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则忽视了这方面。

我们看到无论是凯恩斯主义和奥派经济学都在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们可以通过过去价格的信息来对未来进行准确判断的预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以数学概率作为一个人形成预期的基础是无用的尝试，因为关于过去价格的信息根本无法提供科学依据借以形成任何可计算的概率。

因此，凯恩斯提出个体是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去做预测，并基于这个预测形成创新，而这样的后果就是经济周期的产生和市场的萧条，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来指导市场的形成，稳定投资、产出和就业水平就成为了政府的职责。而奥派经济学则在认同凯恩斯对过去价格和未来价格之间简单数学关系的非相关性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企业家可以通过了解过去具体市场参与者的主观价值来对未来进行预期。这些预期不是数值而是一系列关于市场的主观判断（异质性的预期），因此不同的企业家通过做出不同观点判断进行决策，市场则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利润和亏损体系筛选出更符合市场规律的企业。这样的机制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决策得到协调，真正能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产品的企业家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从而实现了不确定性市场下主观预期和市场秩序之间的稳定。因此，政府干预下导致的价格信号的失灵，尤其是货币供应扩大造成的利率的降低都会使得这样的机制失效，从而造成了市场的萧条。

以上讨论了凯恩斯主义和奥派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前者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有一定效果却会带来货币政策的盲目扩张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后者更强调自由秩序的本质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作用，更符合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学研究的本质。

不过，无论是哪个理论思考，在应用于数字经济领域时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传统理论没有把非经济因素系统性地引入经济增长分析的路径，而事实上非经济因素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贯穿始终，尤其是在某个经济体增长的早期阶段影响更大。因此唯有把经济增长放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以及社会动力学的视角下去审视，才可能正确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原因。

因此，数字经济学的研究会致力于扩展经济和非经济要素相互交融的经济学理论，关注概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挑战和相关的决策行为的内在逻辑。

（2）传统的框架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函数产生和扩散的过程，即扩展性较差。事实上，我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不应该视为一种静态目标，而是视为一种动态迭代的学术研究过程，因此所构建的框架的扩展性一定要高。

尤其是数字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影响生产效率的变量在增多，经济发展的要素也在变化，这对经济框架的扩展性就会有要求。与此同时，需要分析科学、发明和创新之间的复杂联系如何缔造新的生产函数，并把现代经济增长和过去人类文明漫长时代所累积的经验联系起来。

（3）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过程之间的联系深度而系统地解释出来。

大多数时候经济学家们甚至将经济周期和经济趋势分开来看，而事实上我们需要脱离这种静态的、封闭的经济学研究的框架，而构建一种动态的平衡路径，甚至基于非均衡的角度进行研究。尤其是经济世界受到技术变迁影响之大，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类似S形趋势的动态发展过程。

以上就是我们讨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以及奥派经济学者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数字经济学所需要做的一些工作的方向，理解了这部分内容就能理解这个学科工作的特质：一方面继承和探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有价值和有思想的部分；另一方面要提出新的框架和理论去弥补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部分，用来解释新的经济趋势和技术发展方向。

3.3　数字经济学新视角

基于3.1节和3.2节的讨论，本节具体探讨数字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限于篇幅，只探讨两个基本的逻辑。

（1）探讨数字经济学的结构范式的演进逻辑，提出基于网络的经济才是更一般范式的假设。在这里主要引入的是林毅夫先生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来解释数字经济学中增长问题发展的内在逻辑。

（2）提出经济增长演进的异质性问题，即对于异质化资本的影响体现在数字经济增长中的基本思考，这是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只有理解了异质化资本以及其中规定复杂性的要素，才能理解数字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

通过这两方面的讨论，就能基本明确我们为什么将数字经济学理解为一种针对数字经济研究更加一般性的框架，以及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解释力和扩散性的框架。

首先传统上认为数字经济属于特殊的经济发展现象，因为大多数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理论不适用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研究。而事实上这个观点不完全准确，关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思想是可以利用的，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其中的有价值的部分（如内生增长理论），而抛弃其中关于一般均衡的思考。

传统经济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的增长理论之所以有问题，本质上是因为传统经济学用原子的观点看待世界，将经济现象视为一种原子的静态的发展的现象，对应的观察视角是单一的、静态的视角，或者叫作“基于牛顿力学的经济学理论”。而数字经济学将经济现象理解为一种网络现象，互联网，数字经济，包括区块链经济，都是越来越一般化的经济现象而非特殊的经济现象。

由于传统经济研究的是原子世界，这样的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如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导致的非市场行为，因此所形成的市场机制就是一种不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可以将现实中的市场理解为不完全的市场网络。而数字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以技术和创新驱动的市场，并不存在传统市场里太多的非市场因素。也就是说，传统经济是一种局部的、残缺的网络经济，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则是一种更加完善的网络经济。

数字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不仅互联网是网络，一切经济现象都是网络。这里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1）经济学被认为是社会学的皇冠（可以理解为经济学是全部社会学理论的精华），而社会本身就是由不同人群所组成的复杂网络，因此数字经济学是从结构这个维度去看待人类的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比现有的传统经济学具备更高的格局。

（2）数字经济学基于网络经济的逻辑建立了一种量子思维的波粒二象性，我们看待经济学的维度得到了扩展，能看到经济学中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这就可以解释亚当·斯密的人性自私所造成的互助合作现象），既有节点的独立性也有相互协作的一面，这就可以解释数字经济中关于社群组织的双重结构理论。

（3）数字经济学所构建的网络经济的逻辑是一种有机的动态的理论，因此能够在以自利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学理论之上，推出合作的网络如何产生更大收益的经济理论。由此得到的结论并不仅仅限于传统经济学所提到的“自私以利他”的结构，而是互利以及互利形成的社群所带来的经济现象的解释。因此，数字经济学认为基于网络的社群组织才是未来经济的特质和特点，传统企业研究的只是网络经济在原子时代的特例，这使得基于原子现象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得到了范式的迭代，更加具备解释能力。简单地说，传统经济学是低维度的经济学，而数字经济学是高维度的经济学。

然后，我们详细讨论市场结构性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在启蒙运动和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经济学理论（16.2节会具体讨论传统经济学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而我们探讨的数字经济学是以结构理性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因此理解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基于结构的演变现象，这样的思维方式能够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这里我们引入林毅夫先生的新结构经济学思想，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性因素，也就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和结构不断演变的决定性要素，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目标。而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涵就是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应该是经济研究的重点，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是给定不变的，但是却在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点：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的，内生于这个时点的要素禀赋。这个结论是我们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网络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也决定了大多数企业组织的发展规律。

限于篇幅，在这里只简单讨论基于结构理解经济学增长的逻辑，并通过这个逻辑理解数字经济学理论中网络组织增长的思考。工业革命之前人均GDP增长速度每年不超过0.05%，也就是1400年才会增长一倍。而到了工业革命之后的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人均GDP增长速度变成了每年1%，也就是70年就会增长一倍。20世纪中期之后，全球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约为2%，因此人均GDP翻一倍的时间变为35年。工业革命带来的增长并不只是人口因素的影响，而是产业技术的创新导致的每个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的提升，而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升级带来的就是生产规模和市场交换范围的扩大，使得不同的经济要素资源配置到不同的产业中去。随着交易的扩大带来的是更大范围的陌生人之间的协作，协作的过程就产生了现代公司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资本的产生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逻辑，即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动和生产力的提升，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变化来推动交易费用的降低，最大的改变并不是基础劳动要素的变化，而是其中的内在结构的变化推动了交易费用的降低。

我们通过这个视角来解释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正是由于数字经济学研究的主体是网络组织，具备更好更完整的结构性，因此相对于企业组织的特点（企业组织越复杂，交易成本越高），网络组织则是复杂性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即网络组织提供了更低的交易费用。传统经济学中探讨企业何以可能，核心在于通过分工提升效率，但是与此同时增加了企业的复杂性，因此提高了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而对于网络社群来说，则是复杂性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同时也满足了分工的专业性问题。因此，就像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企业何以可能的问题，数字经济学基于网络视角去看待社群组织，也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网络为什么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在这里简单的回答就是，基于共识的社群网络组织用一个连续的低摩擦的短期契约，替代了市场以及企业所提供的长期契约，其内在逻辑是共识社群网络通过技术契约的方式建立了基于共识的信用（在互联网时代是通过熟人关系建立的，而区块链时代则不需要熟人关系），在这样的信用网络之中实现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超越了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和企业的配置效率，因此基于网络结构的主体——社群组织——就具备了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从而形成了一种双重架构，同时具备了多样性效率和专业化效率，而这样的网络具备的是报酬递增的可能性，这就是数字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的新视角。至于报酬递增理论具体的内在逻辑，以及为什么基于网络组织就能实现这样的报酬递增，我们在第4章讨论复杂经济学的时候会具体阐述。

总结一下，我们从三个不同角度来探讨了数字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问题：数字经济增长方程、传统增长理论局限以及数字经济学新视角。

事实上，前两个问题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的理解，以及对其中的不足之处的分析，而最后一个问题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数字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重点就在于数字经济学中的主要视角是基于网络结构去看待所有主体，认为传统经济是残缺的网络，而基于共识的社群组织是完整的网络。网络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扁平化而又低摩擦（如果不是零摩擦）的资源配置方式，正因为扁平化，所以不需要市场那样的高交易费用，正因为低摩擦，则不会遇到科斯所提到的企业分层带来的内部交易费用问题。一方面数字经济是基于网络结构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企业组织也在发生网络化，使得交易费用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这就是我们看待数字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基本视角，也是如何建立数字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 d4kTPbjM+5qy9cOu3to/8ZgRLfc3Xo/MAkNDcZKX4U+1fynY14NcXbgNispLRS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