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数字经济技术与创新

理解数字经济的关键，就是理解其发展基础是通过数学和算法的思想将现实世界比特化和信息化，而这正是这轮科技革命与以往几次科技革命的差异。

本章讨论数字经济与创新之间的历史和关系，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热衷于讨论数字经济，就是因为它事实上就是过去七十年间以计算机、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创新的重要成果的总称，也是因为信息革命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对人类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下数字经济与创新的历史以及基于数字经济的创新理论。通过这部分内容的讨论可知，理解数字经济的关键，就是理解其发展基础是通过数学和算法的思想将现实世界比特化和信息化。另外，我们也来看看这轮科技革命与以往几次科技革命之间的差异。

下面分三个部分讨论：数字经济的浪潮之巅、计算机与互联网革命、数字经济技术与创新。

2.1　数字经济的浪潮之巅

数字经济的代表性技术，从大的范畴来说是以通信和计算机相关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从小的范畴来说主要指的是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不论用哪个范畴来划分，我们都将其总结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技术就是计算机与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基于这两个技术发展出来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以及量子计算等技术。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因此不讨论新能源、生物技术以及其他非信息类技术。我们重点分析数字化相关的技术演变。

自从20世纪60年代商业计算机逐渐普及以来，计算机的性价比呈现指数化增长，这种增长速度超过了过去所有技术的增长速度，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技术变革的速度让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会大规模地改变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因此基于计算机产生的其他技术范式（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被科技媒体与各国政府所关注，而事实情况是迄今为止这些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小，尤其是对其他行业的渗透和改变不足。究其原因就是计算机与互联网等领域占总体GDP的份额太少，无法弥补其他领域创新放缓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数字化实际上在全球是极为不平等的，这一点要提醒下对数字经济发展过于乐观的人们，目前仍然是以传统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结构。

我们可以拿两份麦肯锡发布的研究报告的数据来对比下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一份是2015年年底发布的美国数字化研究报告，另一份是2017年9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报告。前一份报告主要用数字化指数来衡量美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采用了数字化资产、数字化应用、跨各经济领域工人的整体情况等27个指标，结论是除ICT行业外，多媒体、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也发展突出。但多数行业的数字化水平不足领先行业的15%。尽管数字化应用增长迅速，但过去10年，差距几乎没有缩小，包括企业和行业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行业都进行数字化，但效果不明显。1975—1995年，生产率增长只有0.7%，此后的10年，生产率平均增长1.6%，增长了近2.5倍。这部分得益于ICT工具改进。生产率增长反映在GDP增长上，1985—1995年为3.3%，随后的10年为4%。生产率和GDP的增长源于效率的提高和产出总量与价值的增加。2005年后，生产率下降了2/3，实际GDP增长只有2%。虽然投资增加、创新改变了商业过程、组织和管理，效率更高，资本化提高了GDP、促进了需求增长，生产率提高，但雇用人数减少。简而言之，数字经济提高了生产率，但是带来了就业市场的压力和竞争的扩大，并且其渗透率和增长速度并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中麦肯锡指出了一个行业数字化驱动的四个基本要素。

（1）企业的规模。规模越大，数字化的程度往往越高，也就是数字化能够较好地解决企业大规模应用时的效率问题。

（2）经营的复杂性。复杂性越高，往往更容易使用数字化工具，简单的商业模式反倒是不适用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3）知识和技能水平。服务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更高，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行业技术人才的集中度以及对专业水平的要求程度更高。

（4）面临的竞争威胁。尤其是创新性商业模式，促使企业数字化。典型的数字资产密集行业，如通信、交通、公共设施和金融，特别是与传统行业相比，更容易数字化。

下面来看另一份麦肯锡关于数字中国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从一些传统的衡量方法来看，目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普及率在全球仅居于中游，在2016年世界银行“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指数”中位列第50（共131个国家），“网络就绪指数”中位列第59（共139个国家）。这是以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依据的。然而，从数字化应用和创投体量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化大国，在数字服务领域已经实现了净出口，并正在改写全球数字化的格局。

从两个报告的内容看来：一方面数字经济对传统行业的改变不尽如人意，但是正在逐步地改变传统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后发优势，因此在数字化方面更加具备创新的驱动力，在数字化路径上更加激进。在看到数字化对创新的作用的局限性的同时（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具备效率），也要看到趋势上正在逐步加快的事实。这是我们在研究数字经济的一个基本观念和事实情况。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数字化浪潮对工业经济中的制造业的影响，以及对个人生活方式方面等的影响。限于篇幅，本书重点讨论一个内容，就是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对未来的就业生态方面的影响。下面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1）商业逻辑方面。数字化浪潮正在不同行业发生，深入改变传统行业的商业逻辑和运行方式，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自动化革命以及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人们行为和方式的变革。数字经济正带来以C2B、共享经济和以体验为核心的商业逻辑的变革。制造型企业一方面基于全自动化的智能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供应链整合，来满足个体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而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则正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去中介，提高人们的协作效率，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以及建立基于技术契约的市场机制。

（2）组织生态方面。数字技术使得新的商业生态模式正在不断被构建，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带来了去中心化组织的重要变革。一方面，工业经济时代的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组织内部协作的效率和降低沟通成本，使得组织变得扁平化、精益化。另一方面，以互联网和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组织的边界正在消失，未来的组织以开放平台以及商业生态体系为主，企业组织通过数字经济的商业生态的建设推动生态内的自我激励的社群建设以及协作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提升了组织应对市场和客户快速变化的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生态的资源整合提升了其竞争能力。

（3）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的价值观。由于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正在大量产生。他们在互联网社群中开放、自由、民主、平等、共享、透明以及多元化的价值观的文化土壤下成长，拥有完全不同于以往世代的文化基因。这也带来了他们对共创、迭代、扁平化、单元化、众包等数字时代的工作文化的偏好，并且在追求个体生活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中寻找在工作中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以上就是对数字经济浪潮的现状进行的讨论，要了解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社会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经历的第四次重大产业及社会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由诸多技术创新带来的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及生物空间的融合。它的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因此，我们的社会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而数字经济学则是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以数字技术为主的经济学思想，并不是对任何领域的问题都有解释力，这一点要尤为强调。

2.2　计算机与互联网革命

在讨论了数字化经济与创新的话题之后，让我们回到历史进程中，来看看这场技术革命的发展脉络，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讨论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讨论计算机与互联网革命在美国发生的历史脉络。

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型计算机开始打印出第一张银行对账单、第一张电话账单、第一张保险单，到了20世纪70年代，航空公司、法律顾问以及作家与记者等开始应用计算机工作（这个阶段同时也出现了现代复印机技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出现了，与此同时人们熟悉的ATM和零售条码扫描仪这两项创新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当时美国商业银行与零售行业。接着一些提高个人生产效率的办公软件就开始流行了，包括人们熟悉的电子表格和文本文档的技术，而商业企业内部也开始用计算机建立网络。

商业互联网出现的前提是家用计算机的广泛普及，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成的ARPANET研发团队在进行互联网研究时，其只是用来进行通信和交流的局域网，而现在则成为了数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专家学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送电子邮件。1994年，美国网景公司发明了浏览器，接着电子商务和网络搜索等人们熟知的应用开始出现，互联网像水和电力一样开始连接整个世界，并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所在行业的规则。无论是Google、Amazon、Facebook还是Twitter，都影响了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而与此同时的中国也受到互联网革命的影响和号召，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互联网革命。

不过不得不关注的是，尽管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带来了诸多好处，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1）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剧了不平等的现象，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速度不一致，因此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家庭更快地获益，从而导致了在信息教育水平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对信息技术理解的不平等。

（2）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问题的爆发，而且大量数据掌握在少数的垄断性的互联网企业手中，因此带来了诸如Facebook出现的巨大安全隐私问题以及对用户隐私数据的使用不当，这也促使欧盟推出了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3）互联网带来了太多的过量的信息，引发了人们注意力的分散、大众娱乐化思维的扩散以及青少年的教育与交友问题等。很显然，网络游戏、网络社交以及网络的暴力信息给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时至今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信息技术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基于计算机算法思想影响下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第三次浪潮，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的思想带来了区块链技术的革命，下面简要分析下这两个技术的发展历史和影响。

人工智能的概念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其发展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基于逻辑推理的机器翻译时代，这一次浪潮的代表事件就是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人们在这次浪潮中注重的是对人工智能的技术思想与底层数学逻辑的讨论。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依托知识积累构建模型的专家系统时代，随着20世纪80年代Hopfiled神经网络和BT训练算法的提出，出现了各种专家系统以及日本提出的第五代计算机，然而人工智能仍然没有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三次是从2006年开始的以深度学习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浪潮，代表事件就是2006年的AlphaGo打败了人类围棋选手李世石，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算法被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计算机视觉、自动驾驶、智能城市等领域。

目前的发展状况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从技术方面来分析，通用型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正在突破阶段，主要都是全球顶尖的大型企业来做，如Google、Facebook以及国内的BAT等企业。专用型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和应用场景较多，主要是由中小型企业来推动。

第二，从应用方向上，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汽车、零售、医疗和金融等数据丰富、行业痛点较多的领域都有不错的应用前景，尤其未来在自动驾驶、金融风控以及智慧医疗等领域的应用。

第三，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技术主要还是放在专业型弱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上，而通用型的人工智能进展较为缓慢。

我们对短期内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预期就是在边际成本不递增的情况下，将更具个性化的服务给到更多的消费者和企业，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未来。

区块链的基础技术，实际上从1989年大卫·乔姆（David Chaum）创建名为DigiCash的数字货币系统就已经开始累积了，而真正的标志性事件是中本聪在2008年11月时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2009年1月他用第一版的软件挖掘出了创始区块。比特币的出现是因为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技术极客们基于对中心化组织的不信任给出的一套去中心化的技术解决方案，也是数字世界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经济模式投出的不信任的一票。接着，以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2016年9月朝鲜第五次核试验、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等事件为标志，世界主流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具有避险功能从而与主流经济呈现替代关系的比特币开始复苏，市场需求增大，交易规模快速扩张，开启了比特币在接下来一年多时间的高速增长。

随着以太坊技术的发明以及区块链2.0时代的到来，比特币的造富效应开始扩散。比特币网络拥堵造成的交易溢出带动了其他虚拟货币以及各种区块链应用的大爆发，出现众多百倍、千倍甚至万倍增值的区块链数字资产，引发全球疯狂追捧，使比特币和区块链彻底进入了全球视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线比特币期货交易标志着比特币正式进入主流投资品行列。而到了2018年，区块链技术已经开始在以通证经济、链改、票改等为代表的商业变革浪潮中，开启了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尝试。当然，由于区块链还存在很多技术、商业以及法律的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成功案例，换言之，这个阶段正处于区块链商业思想和技术创新的最早期。限于篇幅，本书不讨论历史，只总结三个观点。

（1）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革命发展速度非常快，不断地带来新的创新，相比其他行业来说几十年只是非常短暂的时间，而信息技术则在这么短的时间中获得如此大量的成果，这是我们关注数字经济这一重要现象的主要原因。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人类依赖着创新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实践，也意味着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塑造新的虚拟世界文明的努力尝试，这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实践。

（2）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实际上是不断下降的，这是为什么它逐渐能够改变其他行业并能够得到消费者的欢迎的重要原因。其他行业的绝对价格一直不断上涨，而在信息或者IT领域，价格事实上是不断下降的，而与此同时产品的性能和服务在上升（更不用说大多数都是免费应用），这是数字经济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4.3节讨论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原理的基本逻辑。在这里要注意到的就是，数字经济是以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经济范式，它提供了两个完全不同于实体经济的特质：一方面用资产分享的使用权代替了以固定资产投资的拥有权为主的产权关系，从而获得生产关系重构的机会；另一方面通过数字资产的运作来实现收入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从而为扩大人们的需求以及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3）信息技术的革命过程中，无论是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或者是区块链，所有新的技术革命都取决于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将一切问题转变为数学问题。这个逻辑不仅在过去几十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也在过去两次科技革命（蒸汽革命、电气革命）的历史周期中有效。

因此，弄清楚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渊源与基本逻辑，是本书后续讨论数字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未来经济世界变化的钥匙。

2.3　数字经济技术与创新

下面讨论数字经济技术与创新的主题，尤其是对创新本质的分析。普遍认为创新就是创造出全新的革命性的事物，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从0到1》中就刻意强调了这样的概念，而事实上我认为创新是对已经存在的要素的重新组合，通过知识的累积和创造，不断地发现事物的本质和组合后的性质，然后将这些组合后的事物应用起来就是创新。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不断地通过引入技术、资本和扩大产能来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之中，从而造就了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而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和中国经济各个要素的成本提升，单纯以扩大产能和对外投资等方式来创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国际贸易的冲突也引发了中国对内生性创新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找到适合自身的创新模式。

下面讨论硅谷的创新模式，为关于创新的话题开头。

首先，讨论创新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目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工作目标是研究经济增长，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能够使每个个体的生活质量都提高（这个观点本身毫无疑问是有缺陷的，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基本上有三个。

（1）通过增加和改善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

（2）通过对外贸易发挥专业的比较化优势。

（3）通过推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实现增长。

毫无疑问，第三条道路在数字经济领域是最重要的，只有通过企业家创新精神来推动创新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第8章还会讨论关于奥派的思想对数字经济学的影响，其中极为重要的观点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数字经济学最重要的动力，这也是我为何将自己定义为“创新者的经济学家”的缘故。事实上，自从1912年熊彼特发布《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之后，整个经济发展的本质就被揭示出来，即企业家通过创新对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推动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关心和热衷于创新的国家，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制定了“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企业则将创新作为转型最重要的路径，而关于创新的书籍在市场上也是卖得最火爆的商业书籍。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创新的决心和意志，也不缺少相关的资金和市场，缺少的是创新的人才和文化。更准确地说，就是创造性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及创造性的文化氛围是目前极为稀缺的。我国的教育培养的是拥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专业型人才，还需培养更多拥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创造型人才。我国的教育能够保障足够的知识量的供应，但是不能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性地对好奇心的约束，往往从事教育的老师越努力，而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被遏制得越彻底，从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也无从谈起。这就是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一个回答，不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而是在培养过程中对创造力的遏制导致了杰出人才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参考关于美国教育过程中对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培养，尤其是对创造性的心智模式的养成，需要一个非常系统和完善的过程。

其次，分析硅谷的创新。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硅谷还是美国非常不发达的地区，而仅仅几十年之后这里诞生了世界上诸多的高科技跨国公司。这里不仅仅是高科技人才的聚集地，也是新的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全世界都在学习硅谷的经验，包括我国也在打造号称中国“硅谷”的雄安新区。那么，该如何理解硅谷在创新上的成功以及这些创新给予我们的启示？关于硅谷创新的历史秘密，在《硅谷百年史》一书中可以找到答案，这本书是由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所撰写的，从中可以总结出硅谷创新发展和企业成功的原因。

（1）通过股权和期权的方式促进了财富再分配，使得生产关系得到了变革。硅谷之所以那么受到全世界创业者的关注，就是它的财富分配机制不依赖于原有的存量，而是通过增量来实现财富创造和分配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拥有巨大的财富效应，也符合人们对创新者的财富伦理的要求，这是我们理解硅谷创新精神的关键。

（2）在硅谷有较为宽松的创业环境，对发明和创业的极度宽容和鼓励使得人才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正是硅谷的成功，促进了国内很多创业产业园区的出现以及地方政策的人才政策的变化。事实上，所有的创新都是以人为本的创新，没有对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的尊重以及提供给创新者足够友好的外部环境，创新的土壤也就无法产生。

（3）硅谷多元的文化氛围促进了创新，也就是国际化的人才聚集使得硅谷共识往往拥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国际化眼光。简而言之，就是硅谷的创新文化推动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参与，以及硅谷提供了创新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环境，也就是强调个体的创新精神和自由的文化和秩序，这两点都是我们在数字经济学研究中重点讨论的课题。

最后，从经济发展角度再讨论创新与技术的关系。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一切。”一个国家长期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与生产率是直接相关的，而对企业家来说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也是他的天职。

换言之，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最重要的条件，因此如何提升创新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事实上，过去三次工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正在逐步下降，而我们需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去推动生产率的提升，而这个提升过程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的提升。复杂经济学的创立者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通过对多个发明、创新和技术演变案例进行分析后，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得到的结论就是“创新就是要找到原本已经存在的东西”，而技术就是用新的方式对已有的技术进行组合，创新的过程就是技术的组合演化的过程。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创新、技术和经济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了，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整个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击了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不断地推动数字经济的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其中不仅包括对消费者交易方式的变化，也推动了数字经济内在经济机构和产业生态的变化。互联网经济的创新改变了传统工业时代同质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和交易模式，它的改变是通过对信息结构的变化推动的，信息几乎为零的可变成本，使得生产侧提供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成为了一个新的价值实现路径。而工业时代高投入、高消耗和依赖生产要素的数量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被互联网经济以依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依赖技术创新、通过知识和信息推动的数字经济范式所逐步替代。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得信用成为了一种可以通过技术契约实现的方式，而点对点的去中心化的交易成为了可能。对经济学研究来说，价格机制就不再是经济分析的全部了，创新活动尤其是如何通过信用网络的激励和约束来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了整个数字经济研究的重点。

最后补充一下，数字经济的创新不仅仅是数字经济学问题，同时也是所有经济生态发展的问题。无论是房地产行业、零售行业或者是制造业都在面临着数字化转型，通过智能化与网络化的方式来实现产业链的变革，推动着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商业思维方式通过与产业逻辑的对接，正在逐步实现对不同产业创新的“赋能”。在这个角度下，我们一方面可以将数字经济看作跟传统实体经济和虚拟的金融经济并列的一种经济生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一个与其他所有经济生态相互融合的经济趋势。实体经济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和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而虚拟经济则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来降低金融行业创新的风险、通过网络提供更有价值和针对性的服务，以及通过技术契约来解决传统金融行业的信用问题。简而言之，数字经济创新之所以重要的核心原因是数字经济的无边界的影响力，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推动着数字化的进程，因此数字经济学的研究也就获得了其独有价值，数字经济学研究也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

总结一下本章的内容，我们讨论了三个话题：数字经济的浪潮之巅、计算机与互联网革命、数字经济技术与创新。首先通过信息技术革命与创新历史，以及技术和创新之间关系的讨论，我们理解了整个信息技术革命是基于不断的创新和变革发展而来的，也理解了整个IT革命就是将真实世界通过数学进行虚拟化和算法化的过程。其次讨论了硅谷成为数字经济创新最伟大的根据地的原因，理解了经济活动的创新要建立在文化、社会和地域等多个要素之上，单纯地依赖一部分外部环境的变革并不能带来创新的成果。最后讨论了创新、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理解了创新就是对技术的组合演化的过程，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着企业家的创新，技术和创新的重要性是理解数字经济学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

以上就是对本章的总结，希望各位读者能够多多阅读和思考，建立起一套基于技术、创新以及经济的思考框架。 Rpg5lo3QIkcmiqnTJucpcB1YeW/y0a+S2mcF+YRAB/jYQ4p9OGyZveyK+MS/7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