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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美术运动”中的青年在结社时大都不再称自己为“画会”，而是改称“群体”，当时的报刊也一般统称他们为“群体”，因为“‘画’限制了当代艺术的内涵和外延”，更重要的是“‘群体’更有凝聚力，其纲领、理念和宣言更明确、具体和集中”。
新时期民间画会的宣言多是展览前言，这主要因为他们组织松散，人员众多，风格难以统一，举办展览的动机强于思想交流，因此，他们每次展览都是一次松散的聚会，而“八五美术运动”中的群体则“更像是一个战斗队”。除此之外，与画会之间均保持各自独立不同，八五时期各地群体之间多有互动，正是这种互动使得这一时期的结社活动呈现出运动的态势。《美术》《江苏画刊》《美术思潮》和《中国美术报》是当时主要推介新潮美术的刊物，这些媒体和供职于这些媒体的编辑为各群体间的互动搭建了有利的平台。
据不完全统计，1982 年至 1986 年，全国各地约有七十九个青年艺术群体成立，大致分布在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举办大小艺术活动九十七次左右，直接参与人数达到两千两百五十次。与其他时期的结社主体相同，“八五”时期的艺术群体成员多为青年艺术家，其中 98%的参与者是 1982 年之后毕业的美术专业学生。
这次结社活动的普遍性也是前所未有，群体活动甚至扩展至西藏、内蒙古、青海和甘肃等西部地区。由于这一时期的群体众多，我们也只能依照几次历史事件，大体勾勒主要群体的活动轨迹，以及他们的主要艺术追求。
“八五美术运动”时期全国各地的青年结社基本经历了自发办展、有组织行动和逐渐解散三个阶段，这同时也是“八五美术运动”由“自下而上”发展至“自上而下”的过程。如果把各地自发的青年结社算作“下”，无疑当时的媒体和编辑占据了“上”的位置。当各地的活动信息被媒体和编辑掌握后，他们又进一步推动了青年结社活动的发展。
成立于 1984 年 9 月的“北方艺术群体”应算是“八五美术运动”中成立较早、观念明确统一和传播最广的群体之一，它的活动时间一直持续到 1989 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结束，并几乎具备了这一时期青年艺术群体的所有特征。“北方艺术群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舒群、王广义和任戬等。他们在群体成立之初因为种种条件并未举办展览活动，但是由于舒群和王广义极强的活动能力，整个群体通过报刊杂志形成了广泛影响。1985 年底，舒群和王广义主动认识时任《美术》杂志编辑高名潞，并得到高名潞支持，这为以后“北方艺术群体”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1985 年 11 月，“北方艺术群体”的宣言《“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在《中国美术报》发表，至此该群体的影响逐渐扩大开来。今天看来，“北方艺术群体”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群体成员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理论与创作齐头并进、善于与媒体合作，这些特点也部分存在于其他产生较大影响的群体中，并被互相借鉴和学习。
1986 年 4 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对于青年结社的继续深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次会议虽为官方主办，却邀请了各地青年艺术家代表，其中包括哈尔滨的舒群、上海的李山、杭州的张培力和广州的李正天等。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事件应该是，时任《美术》杂志编辑高名潞在此次会议上宣读了《，85 美术运动》一文。文章中，他分析和总结了 1984 年底到 1986 年初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群体现象，并把他们划分为理性思潮、生命表现和行为观念三部分。高名潞文章的宣读实际标志着青年结社活动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换。在这次会议之前，浙江影响最大的群体“池社”还停留在松散的展览状态。“池社”于 1986 年 5月 27 日成立，也就是张培力在北京参加完研讨会不久。作为“85 新空间”展览的主要组织者，张培力从北京会议上获得了大量信息，回到浙江便开始思考进一步的群体组织问题，因此，“池社”可谓与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直接关系。与“池社”成立过程类似的群体还有很多，如江苏南京的“红色·旅”、重庆、四川和云南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南方艺术沙龙”等。艺术群体的发展由自发转为自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表明各群体的组织更加严密，观念更加明确；另一方面表明各个群体之间开始进行直接的活动合作和理论辩论。
“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期间，年轻艺术家受到高名潞播放幻灯片的启发，提议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幻灯展，这一提议直接促成了 1986 年 8 月15 日的“珠海会议”（全称为“，85 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片展暨学术讨论会”），并预示了 1989 年“中国现代艺术展”成功举办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系列全国性事件的基础上，全国各群体得以朝着自觉性的方向发展。珠海会议结束之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和“红色·旅”相继成立。“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在正式成立之前，其成员已经以“新具象”的名义活动一年有余，这期间他们相继在云南、上海和南京等不同地方举办过展览和讨论会，其中在南京的展览过程中，群体成员已经与后来“红色·旅”的成员建立了联系。“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立于 1986 年 8 月，成员主要有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潘德海和张隆等人。“珠海会议”期间，群体成员毛旭辉受邀参加会议，据记载：“毛旭辉参加‘珠海会议’深为鼓舞，并写下了题为《珠海之风》的激扬文字。回到昆明，与张晓刚、张隆、叶永青、潘德海、翟炜、苏江华、杨黄莉、孙国娟、张夏平、邓启耀、毛杰等人商议在云南办展，决定继续保留‘新具象’旗号，成立‘西南艺术研究群体’。”
“红色·旅”前身是 1985 年 10 月举办的“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现代艺术展”，这次大展由于参展人员众多，风格不够统一，最后分裂出不同的青年阵营。“珠海会议”召开时，要求各地青年群体选送幻灯片，杨志麟、徐累、沈勤和丁方以“江苏超现实主义绘画群体”的名义参展，丁方赴会。从珠海回到南京后，丁方传达了会议内容，为使群体形象更为明确，丁方、杨志麟、徐累、沈勤、柴小刚、管策、曹晓冬和徐一晖于 1986 年 9 月组成“红色·旅”，“红色”象征生命，“旅”象征生命的过程。
“珠海会议”不仅从正面促进了一些群体的逐步完善，而且还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引发了一些群体对该时期主流艺术倾向的超越。1985 年各地群体涌现和展览迭起时，表现冷漠感和崇高感的理性绘画就已崭露头角，并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 1985 年中旬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展引发的讨论中，多数批评就是针对这类风格的作品。到 1986 年 8 月“珠海会议”举办时，舒群和王广义组织的“北方艺术群体”已在全国艺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两人又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起人。幻灯片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中的艺术家大都是理性绘画的代表人物，因此，在“珠海会议”上，理性绘画已然占据了话语优势。
“珠海会议”结束后，诸多群体成立并宣称要超越理性绘画，这类群体主要有“厦门达达”、湖北的“JL群体”和上海的“M艺术体”等，其中“厦门达达”最激进，影响也最大。“厦门达达”正式赋名是在 1986 的“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中，其主要组织者是黄永砯，成员十三名。“厦门达达”以杜尚和凯奇为标尺，用反艺术的方式反思当时主流的绘画风格。在 1985 年前后出现的群体中，无论偏于理性，还是偏于生命表现，他们大都用绘画来表达关于人如何生存于世的认识，如理性绘画强调的崇高，“生命流”（“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新野性画派”）强调原始生命的野性。“厦门达达”则从根本上怀疑绘画表现情感和传达形而上思想的功能，因此，他们用摧毁艺术的方法，来摧毁艺术所负载的观念，1986 年“焚烧厦门达达”就是他们艺术观点最为极端的表现。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群体，无论主张为何，他们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再仅仅局限于就艺术谈艺术，而是将艺术上升到宏观文化的角度，这一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本主义。
1982 开始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80 年代中期接受西方思想的反弹，1985 年“国际青年年美展”中引发争议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体现出青年突破思想禁锢的渴望。如 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般，这时的青年艺术家挑起了创造新文化的担子。为了发现新的文化价值，青年艺术家激烈批判传统，但又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意识，例如艺术上最为激进的“厦门达达”推崇禅宗，“北方艺术群体”则有道家思想的痕迹。除了保留部分传统意识之外，青年艺术家多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例如弗洛伊德、尼采和柏格森等关于人之存在的研究。这一时期的艺术群体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有关人的存在问题，一部分群体将人上升到大人类高度，追求存在的崇高和超越感，如“北方艺术群体”；另一部分群体则将人的存在还原到潜意识层面，触摸人的各种欲望和本能，如“西南艺术研究群体”；还有一部分艺术群体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强调人的存在即是身体即刻的和偶发的体验，他们用身体感受自身存在，而不是用绘画表达存在感，“厦门达达”的部分作品在这方面表现明显。
1987 年底之后，全国各群体的集体活动开始锐减，1989 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结束后，“八五美术运动”时期的群体活动基本告一段落。80年代并没有职业艺术家一说，艺术家在创作作品同时，不得不寻找其他谋生的出路，黄永砯在 1987 年 10 月写给《美术》杂志编辑王小箭的信中道出了许多群体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去年几次群体活动之后，现在要再次活动已颇为困难，焦耀明打算考研究生，俞晓刚忙于商业录像，林嘉华自作经理，业务繁忙，林春拘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难于动弹。”
正是由于一系列现实的生存原因，群体成员之间开始分散，各自寻找发展方向，于是黄永砯“开始考虑更为个人化的东西”。
“厦门达达”的情况也是多数群体的情况，而群体活动的结束具有必然性。80 年代中期的青年艺术家自动结成群体，主要因为最初的个体不够强大，因为多数青年艺术家刚刚大学毕业，在艺术界还算是初出茅庐的小辈，他们感觉自己的艺术活动受到种种限制。这时，他们以群体的形式活动有利于增强个体的力量，当遇到危险时也能够形成防御性的结构。因此，“八五美术运动”的参与主体少有个人，多为群体。但是，在经历短短几年的发展后，青年艺术家已经成长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力量，各个群体中的个体艺术家也逐渐突出出来，当个体艺术家已经成长的足够强大时，群体不仅不会帮助个体艺术家成长，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这时，群体也就不得不面临解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