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高名潞

不久前，王志亮博士寄给我这本新著的书稿，希望我为它写个序言。一开始我有点儿吃惊，他能够默默地、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写出这本书，这在目前比较喧闹和微信化的批评氛围中实不多见。这本书的主题是“八五美术运动”中的“理性绘画”，研究兴趣最初来自志亮自己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但我读下来后，发现内容显然与当初大不一样了。目前写“八五美术运动”的艺术史专著其实并不多。尽管近些年关于“八五美术运动”或者“八五新潮”的媒体文章和出版物很多，但是大多数是口述历史和访谈之类的文集。这些访谈文集因为大多集中在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作为资料可能比较鲜活，但是由于缺乏一个历史叙事的框架结构，同时也不大注重对原始文献的收集和佐证，因此容易流于随意性。甚至在个别口述中会出现不符事实的地方。

王志亮恰恰在认真考证和理论框架这两方面对如何深入地`专题性地研究“八五美术运动”的历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对“理性绘画”的陈述中，他首先严格遵循原始文献的疏理和考证，试图对“理性绘画”乃至“八五美术运动”的发生`发展做出清晰的论证，在陈述时，他同时关注纵向历时性的和横向比较性的各种现象的介绍和讨论。其实，这本书也从原始文献的角度，对“八五美术运动”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志亮的陈述因此让人信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被志亮的陈述带回到了自己曾经参与的历史情境之中。这说明，只要坚持历史书写所需要的求真态度和科学的陈述，不论作者本人是否经历和参与了那段过往的历史，他还是能够复现那个历史的真实的。所以，我很欣赏和钦佩王志亮的自信和锲而不舍的态度。对于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生的一位年轻学者而言，这是很难得的。

在叙事方法方面，王志亮博士尝试吸收运用西方社会学家和现代性理论家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去解释“理性绘画”的形成特点和意义。王志亮的陈述因此注重两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是公共舆论，另一个是权力话语。而“理性绘画”不论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一种文化价值，还是作为一种群体行为都可以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得到解释和证明。王志亮没有侧重从绘画风格和美学角度去分析“理性绘画”的叙事特点，而更多地从一种主流话语是如何被“营造”出来的，也就是从一个话语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理性绘画”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而这个呈现本身可能就是它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本质之所在。

这无疑是志亮这本著作最主要的探索价值之所在。当然，对“理性绘画”的讨论和分析还会有其他角度，但是，我们不可对一本著作求全，要求它面面俱到，能够在某一方面有所专注和突破，就应该说是成功的。而且，王志亮的这本著作无疑在运用史料和新方法的尝试方面突破了此前的研究。我注意到，志亮在最后一章中介绍了西方符号学理论，他似乎想用符号学理论讨论“理性绘画”，但是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个角度显然是可以尝试的。或许将来他可以在另一本专著中探讨这一课题。

在“理性绘画”中，关于形象和概念、图像和语词的关系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在“八五美术运动”中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西方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观念艺术、达达主义等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八五美术运动”，包括理性绘画。但是，怎样从“八五美术运动”的中国本土逻辑出发去讨论这些影响，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课题。比如，理性绘画中的“现实”和“超现实”两种因素之间的矛盾显然不如西方超现实主义绘画那样突出，不似超现实主义那样故意把局部支离化，从而突出个别形象的符号化，相反“理性绘画”中的人物或者背景道具基本不脱离现实场景的逻辑。比如，耿建翌《灯光下的两个人》并不违反题目所指出的现实逻辑。我们不会从作品中想到梦境中的怪诞形象，就像超现实主义作品那样，相反“理性绘画”可能是某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理想国幻觉”。类似特点的研究肯定和语词和图像的关系分不开，但是，“理性绘画”的本土资源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艺术家的思想语境亦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某种特殊性。这恐怕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我们应该感谢王志亮博士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新鲜的批评文本以及它为我们呈现了某些启示。这本书或许能开启一个窗口，让更多的批评者和艺术史研究者投入“理性绘画”和其他当代艺术现象的专题研究之中。最后祝贺王志亮博士的大作出版，期待他更多的成果出现，也谢谢志亮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成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

2018 年 6 月 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