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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理查一世、约翰一世两位英格兰国王与法王腓力·奥古斯都进行的战争中，会战数量少得出奇，布汶会战成了整整一代人经历过的唯一一场第一等大规模会战。虽然英格兰部队（主要是佣兵）也参与了这场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但我们却不能称布汶会战是一场“英格兰会战”。索尔兹伯里伯爵、博沃的于格（Hugh de Boves）二人参战的身份，都不过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辅助部队，而且他们二人对于战役的指导和会战前的排兵布阵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因此，本书会将布汶会战视作一场大陆会战，而非英格兰会战。
在1217年5月19日的第二次林肯会战之前，英格兰境内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会战，即使是第二次林肯会战本身，也只是因为双方骑兵反常地在狭窄的城镇街道中进行了交战，才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要知道，在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中，这要算是最反常、也最怪异的一种了。在1217年的圣灵降临节（Whitsuntide），一批拥护法王路易（Louis of France）的英格兰男爵对林肯城堡展开了围攻。他们攻克了林肯城，但城堡却在城堡主人的遗孀——卡姆维尔的妮古拉（Nicola de Camville）领导下坚持抵抗，凭借骑士塞兰的乔弗里（Geofrey de Serland）指挥的小队守军坚守要塞。
林肯城位于一座山丘上，山丘南坡与威瑟姆河（Witham）相连，十分陡峭，林肯城堡位于山丘的顶部，居于林肯城的西北角，城市的大教堂则位于偏东一些的位置。林肯城的所有街道均与威瑟姆河相连，而威瑟姆河上有一座桥梁（当时被称作威格福德桥）与河对岸的格维茨的圣彼得教堂（St. Peter’s-at-Gowts）相连。围攻者驻扎在林肯城内部，不断用抛石机（Perriéres）轰击城堡南侧和东侧的城墙。在轰击之下，城堡防御墙的某些部分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叛军认为城墙不出数日就会倒塌。
在此期间，英王军也在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Earl of Pembroke）指挥下集结在了纽瓦克（Newark），切斯特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德比伯爵、绝大部分仍效忠于王室的男爵、布雷奥泰的福克斯以及英王约翰的步骑佣兵残部均汇集于此。全军相加，英王军集中起了406名骑士、317名弩手以及数量可观的步行军士。在听说林肯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之后，英王军从纽瓦克启程向西北方向前进，于18日夜间驻扎在距离林肯大约9英里的托克西（Torksey）及其邻近的斯托村（Stow）。从此处出发，英王军沿着罗马大道（即白鼬大道）登上高地，小心翼翼地向林肯城北侧进发。这条路线让援军能够与城堡建立直接联系，敌军除非选择在距离城墙较远的地方挺身一战，否则便无法加以干扰。英王军被分为四个分队：第一个分队由切斯特伯爵率领；第二个分队由威廉·马歇尔亲自指挥；第三个分队由索尔兹伯里伯爵指挥；第四个分队则由温彻斯特主教罗什的彼得（Peter des Roches，此人是过世的约翰国王手下最不受欢迎，但又最有能力的外族宠臣）率领。布雷奥泰的福克斯指挥弩手前进到了骑士前方1英里处，行李纵列则在一支步兵卫队的保护下，位于四个骑兵分队后方1英里处。
叛军及时收到了英王军增援即将到达的警告，并派出温彻斯特伯爵昆西的沙赫尔（Saher de Quincey，Earl of Winchester）与罗伯特·菲茨沃尔特（Robert Fitzwalter）一同前去对接近中的敌军纵队进行侦察。二人很快便返回林肯城，报告说英王军兵力似乎要弱于己方，因此己方应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开阔地区对敌军发动进攻，以阻止对方与城堡守军建立联系。他们的判断并没有什么错误，叛军拥有611名骑士和1000名步行军士，数量远比威廉·马歇尔的军队更多。但在叛军中负责指挥法军部队的佩尔什伯爵（Count of Perche）却坚持要在会战之前，亲自去对敌军再进行一次侦察。结果他却将敌军后方的行李纵列卫队以及行李纵列中的车仗和驮兽，误认为作战部队，言之凿凿地告知叛军说英王军在人数上占据着巨大优势。同时，他强烈建议叛军留在林肯城内保持守势。威廉·马歇尔手下的军队兵力并不占优，按照常理，根本无法对躲在林肯城墙保护范围内的叛军造成太多威胁。在13世纪的战争中，任何一支军队想要对城市或者城堡的城墙发动进攻，都必须先进行漫长的准备性围攻。也正因为如此，叛军此后依然将精力集中在了林肯城堡方面，并加倍努力地将攻城武器推进到了城堡的防御墙下。对于解围军队，叛军则仅派出了一些支队去防守威廉·马歇尔可能强攻的四座城门，即正对着英王军的北门、位于叛军右翼的东门和波特门（Poter’s Gate），以及左翼远端位于城堡和威瑟姆河之间的纽兰门（Newland Gate）。叛军指挥官们并没有加强对林肯城堡西侧以及城堡后门的封锁，而威廉·马歇尔也完全能够先进入城堡，之后再从城堡东墙的正门进入城市。叛军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派去包围城堡西侧的部队已经足以应对这一威胁，而且敌军若真的从如此狭窄的正面发动进攻，是不可能给自己造成多少危险的。解围军队调遣士兵进入城堡的动作也不可能逃过叛军的眼睛，后者完全能够依照对方的行动调动己方部队，做好应对措施。
威廉·马歇尔率军接近林肯城后，多少有些惊讶地发现敌军不愿出城在开阔地带与自己交战。他谨慎地在距离城市仍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列好战线，开始与城堡进行联系。威廉的侄子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率领一支小规模部队绕过城市的西北角，从后门进入了城堡。他看到城堡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决定出城向自己的伯父汇报。在从城堡后门出城之后，约翰遭到了从城市其他城门中出击的叛军骑士追击，但约翰快马加鞭摆脱了敌人，安全地返回了主力部队中。
在此之后，威廉·马歇尔决定派遣因拥有独到战术眼光而闻名的彼得主教进入城堡，让后者去调查英王军到底是应该先进入城堡，再从城堡出击，还是应直接对城市的城门发动进攻。彼得迅速完成了调查，之后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城堡的西北角上。彼得发现在城堡的防御墙外不远处就是林肯城的西门，英王军若从此处入城，便可进抵城堡与城市北墙之间的一块市区。这座西门早前已经被石块封死，不再使用了。其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门距离城堡太近，完全位于城堡弓箭平台的射程范围之内，在战时十分危险，因此对于城市驻军而言没有任何价值。而这座城门究竟是在何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建造的，我们则一无所知。叛军没有派兵驻守这座城门，其主要原因无疑是城门已经被石料封死，而驻防部队也根本不可能在与城堡如此接近的地方生存。据记载，彼得主教从西门附近一道隐蔽的小门离开了城堡，并对西门进行了检查。在此过程中，叛军全无踪影，彼得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在彼得看来，封堵西门的石块都是在匆忙之间堆砌起来的，很不牢靠，士兵们只需很短时间便可以相对轻松地将其打通。彼得建议城堡守军派出一队士兵，从他所走的那扇隐蔽小门走出城堡，趁叛军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向时推倒封堵着西门的石块。这个主意虽然并不算非常实际，却非常值得一试。毕竟，一旦英王军打通西门，威廉·马歇尔便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林肯城了。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敌军的警惕性如何。
在此之后，彼得迅速回到了威廉·马歇尔的军中，建议后者派遣部分士兵进入城堡，准备从城堡中发动突击，但与此同时，主攻则应集中在城市的北门和即将被打通的西门方向上。
于是，威廉·马歇尔派遣布雷奥泰的福克斯率领全部弩手进入城堡。他们立刻登上城堡的防御墙，向监视着城堡正门的敌军射出了猛烈火力。叛军有不少战马被弩箭射杀，陷入了混乱。福克斯随后便率军冲出城堡，对围攻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但由于寡不敌众，福克斯还是在遭受了一定损失之后被敌军击退，撤回了城堡。福克斯本人一度被敌军俘虏，所幸有一队士兵掉过头来将他解救了出来。
在福克斯从城堡中发动突击的同时，威廉·马歇尔也率领主力部队逼近城市北墙，林肯新港（Newport）近郊的房屋可能挡住了叛军的视线，导致叛军没能发现英王军主力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城市驻军的注意力完全被福克斯的突击所吸引，没有注意到英王军正在拆除封堵西门的石块。英王军同时对北门、西门以及城墙上其他几处防御较弱的地段发动进攻后，很快便攻入了城内，其原因要么是城墙的工事过于薄弱，要么就是叛军根本无暇保卫城墙，北门的叛军甚至还遭到了英王军从侧面和背后的夹攻。约翰·马歇尔率领一支部队直接冲上了城市的街道，对忙着攻击福克斯的叛军发动了进攻。约翰从侧面攻击了叛军的攻城武器，恰好在敌军的总工程师将一块石头安放在抛石机上，准备对福克斯的部队进行射击时将他杀死。攻入城市之后，威廉·马歇尔命令部队尽快进城，以最快的速度沿街道向上城区推进。此时叛军已经集结起来，开始组织部队抵抗英王军的进攻，因此英王军也只好沿着曲折的街道，在无法展开部队的狭窄正面上艰难推进。双方在林肯城西北部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展开了决斗。英王军英勇进攻，终于击退了敌军。威廉·马歇尔的步兵穿梭在街道之间，射杀或击伤了很多叛军和法国人的战马。
◎ 第二次林肯会战（1217年6月19日）
最终，英王军占领了城堡周围的所有市区，叛军则开始撤退。有些叛军沿着高地退向了大教堂和城市的东北部，其他叛军则沿着城中的主干道退向了威格福德桥和城市的南门。佩尔什伯爵将叛军中最精锐的骑士集中在大教堂门前的开阔区域，抵挡了威廉·马歇尔的英王军主力很长时间。但最终叛军骑士还是落入了下风，佩尔什伯爵本人也被团团围住。英王军试图劝降佩尔什伯爵，但后者却“不愿向任何英格兰叛徒屈服”，最终被对方士兵透过头盔上的眼洞刺死。叛军骑士们看到佩尔什伯爵战死沙场，军心动摇，很快便开始败退。在最后一次整队反击之后，他们便向南逃到了威瑟姆河与威格福德桥南侧。在巴尔门（Bar Gate）附近，由于城门太窄，叛军无法全部逃走，士兵们挤作一团，陷入了一片混乱。这座位于林肯城南侧的城门是一座旋转门，后一人必须等待前面一人通过之后才能出门。更不幸的是，据说叛军的骑兵中间还混进了一头发狂的母牛，卡住了城门。而这也导致叛乱的骑士和男爵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追击者俘虏了。在参战的611名叛军骑士中，居然有多达400人左右被俘，其中包括温彻斯特伯爵昆西的沙赫尔、赫里福德伯爵博亨的亨利（Henry de Bohun，Earl of Hereford）、林肯伯爵冈德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Gand，Earl of Lincoln）这三位伯爵，其余被俘者中还包括25位曾在《大宪章》上署名的显贵。另一方面，此战双方虽然都有大批人员负伤，但阵亡人数却很少。胜利一方只有一位名叫雷吉纳德·勒克罗克（Reginald le Croc）的骑士阵亡，失败一方据说也只有佩尔什伯爵一人被杀。话虽如此，双方可能都有不少步兵阵亡，而林肯城的市民可能也有人在战火中丧命。
必须承认的是，对于这场被戏称为“林肯比武大会”（Fair of Lincoln）的会战，我们无法从史料给出的细节中看出双方在战术层面取得了什么成就。叛军不仅制订了一个漏洞百出的作战计划，而且也根本不曾努力执行这个计划。他们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派兵监视那座被封死的城门，而即使在英王军已经攻入城内之后，叛军倘若选择下马步战并在街道上设立障碍物，也还是有很大机会能获得胜利。可他们却试图依靠骑兵冲锋来击退英王军，并最终因此落败。
即使在胜利者一方，唯一值得称道之处，也只是他们懂得如何利用佯攻，将敌军的注意力从主攻方向引走而已。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彼得主教所起的作用要比威廉·马歇尔更大。即使在一首后人专门用来称颂威廉·马歇尔的诗歌中，制订计划的功劳也还是被记在了彼得主教的名下，而彭布罗克伯爵本人则只得到了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功劳。要知道，这首长诗的作者原本就是要为威廉·马歇尔扬名，因此他肯定会将尽可能多的功绩划至这位伯爵名下，而这也更证明了彼得在这一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史料中的细节判断，英王军在进城之后，除一味猛攻以外根本不做他想，最终胜利完全是依靠士兵们在街道和教堂门前开阔区域中的英勇决斗才赢下来的。
将近50年之后，英格兰人才又一次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在后文对刘易斯会战（Batle of Lewes）和伊夫舍姆会战（Batle of Evesham）的讨论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这段时间中，战争艺术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但在这两场会战之前的50年时间里，除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的塔耶堡会战以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会战的详细资料。在塔耶堡会战中，无能的亨利三世败于路易九世之手，而后者的军事才能之平庸，从第一卷中的曼索拉会战一节中便可见一斑。我们无须为塔耶堡会战多费笔墨，其简要过程有如下述：
亨利三世率领着1600名骑士、700名精锐弩手和吉耶讷（Guienne）的征召兵，驻扎在塔耶堡附近的夏朗德河（Charente）河岸。这支军队几乎完全由英王在欧洲大陆上的封臣组成，其中仅有80名骑士来自英格兰。与之相对，法王路易则率领着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驻扎在河对岸。夏朗德河水流湍急，河面也很宽阔，除亨利已经派重兵把守的一座桥梁以外，似乎法军没有任何其他手段渡河。亨利认定自己的位置非常安全，因而没有对敌军严加监视。圣路易决心冒险强渡河流，并为此准备了一批大船。在此之后，路易对桥梁发动猛攻，同时命令一批弩手、下马骑士和军士乘船渡河。守桥的士兵担心遭到夹击，开始退却，并被法军主力逐出了自己驻守的桥梁。英王亨利看到桥梁失守之后，非但没有前去进攻刚刚渡河的少部分法军，反而率军后退，并派出自己的弟弟理查前去求和。路易同意休战，亨利则非常丢人地抛下了营地和行李纵列，在夜间匆忙撤退了。
若亨利是一位合格的指挥官，他肯定会命令军队保持战备状态，以避免被敌军打个措手不及。而当法军前卫穿过桥梁渡河之后，他也肯定会对其发动进攻，抢在对方主力渡河提供支援前，利用优势兵力将其击败。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在斯特林桥会战（Batle of Stirling Bridge）中便采用了这种战术。但亨利是一位最无能、最可耻的指挥官，他用最胆怯的方式放弃了战机。在他派出使者要求休战时，法军完成渡河的人数尚不及英格兰军的十分之一。可即使如此，亨利却还是选择休战而非交战。如果当时路易没有同意休战，亨利很可能立刻便会带着军队逃之夭夭，陷入比实际情况更为耻辱的窘境。
英格兰人的战争艺术，在刘易斯和伊夫舍姆两战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公平地将其归功于蒙福尔的西蒙（Simon de Montfort）。此人虽然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名将，却有着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经验。他吸取了米雷会战以及父亲老蒙福尔在赢得其他胜利时积累的经验教训，而西蒙自己也曾在欧洲大陆和东方参与过很多次战役。虽然西蒙并非一位创新者，但他非常善于发现自己所处时代的最佳战术。不过，西蒙只是一位出色的战术家，他在自己所打的战役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战略头脑，而在1265年，他的将道更是被年轻的爱德华王子（Prince Edward，即后来的爱德华一世）彻底压倒了。从后文中我们能够看到，如同他的所有先辈一样，西蒙所主要仰仗的仍然是骑兵的力量，步兵在他的会战中几乎毫无用处。在面对亨利三世这样的无能对手时，西蒙之所以获得胜利，是由于他更有决断力，行动更为迅速，头脑也更冷静。直到刘易斯会战中，西蒙才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术能力。而在那之前的历次战役中，他的表现并不比自己的无能对手更高明多少。
伊夫舍姆战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作为胜利者的爱德华表现出了真正出众的战略眼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战术层面。在研究爱德华的1265年战役时，我们必须记得，虽然30年后他在福尔柯克（Falkirk）的血腥战场上拉开了战争艺术新时代的大幕，但在年纪尚轻时，爱德华在会战中依然使用着他从蒙福尔那里学到的旧式战术。
战争双方在刘易斯会战爆发前进行的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中世纪的战役是多么缺乏条理且不合逻辑。在这一点上，双方均逃不过人们的批评。国王亨利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召集了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军队，而叛军则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占领了北安普顿、莱斯特和诺丁汉等重要城镇，并在各地派驻了守军。亨利决定首先征服中部地区的三个叛乱中心，之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由于圣安德鲁隐修院（St. Andrew’s Priory）的僧侣们倒戈，允许英王军从一条通道进入隐修院的花园，亨利意外地轻松攻克了北安普顿。对叛乱的男爵们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的一些领袖成了阶下囚，其中包括西蒙的次子小西蒙（Simon the Younger）、西蒙的战友蒙福尔的彼得（Peter de Montfort）、15名男爵以及数量更多的方旗骑士（1264年4月5日）。
几天之后，莱斯特被亨利攻陷（4月11日），诺丁汉守军也被北安普顿的悲剧所动摇，接受了国王的招降（4月13日）。扫清了中部地区的东侧之后，亨利本应立刻率领得胜的军队向伦敦挺进，只要他夺回这座都城，战争便将分出胜负，届时无论蒙福尔的西蒙再做什么努力，也无法挽救追随者们低落的士气了。此时西蒙正在率军解救北安普顿的途中，收到北安普顿陷落的消息时，他已经抵达了圣奥尔本斯（St. Albans）。收到消息之后，西蒙立刻后撤并准备保卫伦敦。但当他发现亨利无意进攻伦敦，反而转向北方之后，西蒙改变了主意，决心对位于伦敦附近的英王军要塞罗切斯特（Rochester）进行一次快速的突袭。西蒙抢占了罗切斯特城下的桥梁，攻入城镇内部，并将守军赶进了城堡之中（4月18日）。西蒙攻克了城堡外侧的工事，但仅凭手中的围攻武器，他根本无法动摇这座坚固的诺曼城堡。萨里伯爵瓦伦的约翰（John de Warenne，Earl of Surrey）率领守军，没有遭遇太多困难便守住了城堡。
与此同时，国王也收到了罗切斯特遭到围攻的消息，并率军离开了中部地区。毫无疑问，亨利此时应抛下其余一切目标，直接向伦敦进军。事实上，仅仅是国王调头南进的消息，便促使西蒙从罗切斯特撤军，去保卫都城（4月26日）。这位伯爵仅留下了几百名士兵驻守城堡门前的工事，继续封锁罗切斯特守军。由于诺曼式城堡的出口非常狭窄，守军很难有效出击，因此封锁守军也非常容易。
不过，英王亨利本人并没有直接向伦敦进军，而只是派出王子爱德华率领一小队骑兵去侦察伦敦城是否有敌军驻守。之后，亨利又犯下了一个非常惊人的错误，率军远远地围着伦敦绕行。在沿着华特灵大道（Watling Street）返回之后，亨利在圣奥尔本斯离开大道，从金士顿（Kingston）越过了泰晤士河，之后又匆忙地经由克罗伊登（Croydon）穿过萨里，于4月28日进抵罗切斯特。英王军不费吹灰之力便逐退了封锁城堡的敌军，少数被俘的叛军士兵则遭到了残忍的虐待。
除行动迅速以外，亨利这次路途遥远的侧翼行动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爱德华王子率领英王军骑兵在5天之内便走完了从诺丁汉到罗切斯特的150英里路程，友军步兵也并没有被落下太远。但急行军也给英王军带来了巨大损失：到爱德华抵达罗切斯特时，不少战马都已经丧失了作战能力，步兵中也有数千人掉队。
事实证明，亨利的这次急行军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在为罗切斯特解围之后，他仍有机会掉头向伦敦前进，只不过到了此时，由于他与伦敦之间还隔着泰晤士河下游的宽阔支流，其所占的优势已经大不如前。但亨利根本不做此想，反而将军队带到了格洛斯特伯爵的大型城堡滕布里奇（Tunbridge）的门前。在出人意料地轻易攻占滕布里奇堡后（5月1日），亨利又率军继续向远离伦敦的方向进发，希望能够镇压海岸附近的城镇。但五港同盟（Cinque Ports）
的男爵们提前将舰队和士兵送到了海上，导致亨利除在温奇尔西（Winchelsea）和罗姆尼（Romney）抓到了一些人质以外便一无所获。亨利的下一步行动更让人难以理解，他向西推进到了威尔德（Weald）和大海之间，之后又经由战城（Batle，即哈斯丁）与赫斯特蒙索（Hurstmonceaux）前进到了刘易斯。这一行动除了让亨利能够置身于其妹夫兼忠实支持者瓦伦的约翰的各片封地之间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意义。但这样一来，威尔德地区根本没有道路的森林便横在了亨利与伦敦之间。英王军在穿越林间小路时痛苦不堪，肯特和苏塞克斯当地的居民经常杀死掉队士兵，洗劫亨利的行李纵列，蒙福尔的西蒙也从伦敦派出了一队威尔士弓箭手，从后方袭扰亨利的军队。对于亨利的真正目的，后世学者根本无从判断。更令人捉摸不透的地方还在于，据史料记载，亨利非常担心敌军会趁他离开滕布里奇时对此地展开进攻，因而在这座城堡里留下了大批守军，据说有不少于20名方旗骑士和大批外国甲士被留在了此处。
与国王的预料相反，蒙福尔的西蒙和叛乱的男爵们根本无意在围攻战中浪费时间，他们下定决心，直接对他们的主要目标，即英王军主力发动进攻。在集结了所有可用兵力并武装起了大批伦敦市民之后，男爵们穿过萨里，沿威尔德地区的道路迅速前进，在抵达刘易斯以北9英里处一座名叫弗莱兴（Fletching）的村庄之后，才停下脚步（5月6日至10日）。叛军从此处派出使者，希望能与国王讲和，同时在信件上含糊地注明他们此时正位于“刘易斯附近的森林旁”。叛军肯定非常清楚，亨利刚刚在北安普顿和滕布里奇获得胜利，此时根本不可能与他们讲和。在收到国王愤怒的回信后，男爵们便做好了立刻展开行动的准备。虽然西蒙在兵力方面居于劣势，但他决心占据主动，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支持者的热情，能够战胜国王早已暴露无遗的无能。
刘易斯镇及其城堡位于英格兰南部丘陵地区与乌斯河（Ouse）交界处。在东侧，卡本山（Mount Caburn）的陡坡与乌斯河直接相连，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间。与之相对，乌斯河以西则有着一片大约1.5英里宽、起伏相对平缓的土地，其外侧与丘陵地区相连。刘易斯镇便位于这块平整的地面上，其北侧的高耸土丘上矗立着瓦伦的约翰的城堡，而南侧则是克吕尼修会的圣潘克拉斯隐修院（Priory of St. Pancras）及其院墙内的大约20英亩土地。在13世纪，乌斯河在北至路易斯镇的范围内受潮汐影响很大。河水处于高位时，隐修院的院墙和城镇南部的房屋与一系列水塘以及泥泞的河岸相连，足以构成一块无法通行的障碍地区。
换言之，刘易斯镇的北侧和东侧拥有乌斯河的掩护，南侧在乌斯河涨潮时也有沼泽保护，但西侧却只有城堡和隐修院的院墙可以被用作防御工事。若敌军从西侧发动进攻，亨利便只能在防御街道、撤退至乌斯河对岸、出城在山脚下与对方决战这三个选项里进行抉择。
在面对乌斯河的方向，南部丘陵的山坡相对平缓，而且并不连贯，由于丘陵中存在很多较浅的山谷，整个山坡被分成了三个山嘴。从弗莱兴通向刘易斯的道路经由奥弗姆村（Offham）通向最东侧的山嘴，而这也是从叛军营地前往刘易斯的最短道路。不过西蒙非常明智，他没有选择沿这样一条被夹在丘陵与河水之间的狭窄道路前进。5月14日清晨，西蒙开始向丘陵北部进军，并沿着距离刘易斯4英里的一个名为孔布（Combe）的山坡登上了丘陵。由于亨利根本没有为侦察敌军动向进行任何有效的部署，西蒙也得以不受干扰地完成了机动。亨利没有对弗莱兴做过任何侦察，仅在前一天派出了小股士兵占据丘陵的一个制高点以监视叛军。在13日当天，由于国王没有派人前来换班，饥困交加的士兵们只在制高点上留下一人便溜回了刘易斯。当西蒙的第一批士兵登上高地，抓获这名留守士兵时，此人正躺在一片灌木下方呼呼大睡。这样一来，西蒙便在英王军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接近到2英里距离以内并将全军展开在了丘陵的山脊上。在过去的一天一夜里，西蒙已经将手中的部队编组成了数个分队，并为它们分配好了各自在行军纵队和战线中的位置。按照编年史家们的说法，除西蒙以外，这支刚刚招募起来的军队中没有一人能够担负这项工作。此时的情况允许他从容地将先前的计划全部付诸实施，并对部署的每一个细节进行充分调整。由于北安普顿和诺丁汉接连失守，叛军的很多重要领袖都被国王俘虏，因此叛军人数远少于原本能够征召起的全部兵力。很多编年史都记载说西蒙手下拥有40000名士兵，而这毫无疑问是中世纪史料中常见的夸大其词。尽管西蒙的士兵数量较少，但他却并没有按照惯例将军队分成三个分队，而是分成了四个。虽然编年史不曾给出明确记载，但由这位伯爵亲自率领的第四个分队肯定是一支被部署在其余三个分队后方的预备队。由于被部署在前方的三个分队分别与英王军的左翼、右翼和中央展开了战斗，而第四个分队投入战斗的时间又要晚于前三个分队，因此上述推测是非常合理的。
在冲下山坡投入战斗之前，叛军的部署如下：右翼（南翼）分队包括博亨的汉弗莱（赫里福德伯爵的长子）、伯格的约翰（John de Burgh，大司法官伯格的休伯特之孙）和西蒙的两个儿子亨利、居伊；中央分队包括年轻的格洛斯特伯爵克莱尔的吉尔伯特（Gilbert de Clare）、约翰·菲茨-约翰（John Fitz-John）和蒙特尚西的威廉（William de Montchensy），后二者也是叛军中最英勇的人物；左翼（北翼）分队则由数量庞大的伦敦步兵与西格雷夫的尼古拉斯（Nicholas de Segrave）、哈斯丁的亨利（Henry de Hasting）、约翰·吉法德（John Gifard）、波尔汉姆的赫维（Hervey of Borham）四人指挥的一队骑士组成。西蒙的预备队位于中央分队后方，其中的骑兵由他本人的家臣组成，由于步兵指挥官是由伦敦市政官佩维尔斯顿的托马斯（Thomas of Pevelsdon，此人向来是西蒙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担任的，因此预备队中的步兵很可能也是由伦敦市民组成的。
叛军可能以骑士在前、步兵在后的序列，前进到了刚好能望见刘易斯隐修院钟楼的地方。此后叛军暂停前进，西蒙对士兵发表了简短演说，全军上下也进行了祷告。由于刘易斯城内的给养不足，英王军骑士的马夫们纷纷来到了丘陵的山坡上放马。他们看到正在走下丘陵的叛军之后，立刻逃回刘易斯镇去警告自己的主人。西蒙率军紧随其后。叛军将数量不多的随军辎重留在了山脊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西蒙本人的“战车”，而他也像莱尼亚诺会战中的米兰人和圣旗会战中的约克郡人一样，将自己的军旗竖立在了这辆“战车”上。此外，在这辆车仗的车厢里，还关押着3到4名因反对西蒙而被捕的伦敦市民。负责保护军旗和行李纵列的步兵卫队由威廉·勒布隆（William le Blound）指挥，此人也是早已被英王废弃的《亚眠协定》（ Mise of Amiens ）的签字人之一。
看到叛军正在走下丘陵之后，亨利及其追随者匆忙地穿戴盔甲，上马出城迎战。直到会战开始之前，他们才勉强列成了三个分队。奈顿（Knighton）记载说，国王在战役期间曾像西蒙一样将军队分成了四个分队，但由于第四个分队被留在滕布里奇驻防，因此英王军在刘易斯会战中失去了这支预备队。如果准备时间充裕的话，亨利本可能会抽调其他部队担任预备队，但此时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能够列好战线便算是非常幸运了。英王军右翼分队由亨利的继承人，即爱德华王子指挥，爱德华的两位外国叔父——瓦朗斯的威廉（William de Valence）、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de Lusignan）
从旁辅佐，瓦伦伯爵和司法官于格·比格特也位于右翼分队。中央分队的指挥官则是亨利的弟弟——“罗马人的国王”康沃尔的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King of the Romans），理查的儿子埃德蒙（Edmund）以及从特威德河以北带领大批轻装步兵加入英王军的三位苏格兰男爵——罗伯特·布鲁斯、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iol）、约翰·科明（John Comyn）也伴随在理查左右。此外，约翰·菲茨-阿兰（John Fitz-Alan）和珀西的亨利（Henry de Percy）也被编入了该分队。左翼（南翼）分队由英格兰国王亨利亲自指挥，象征国王的龙旗也飘扬在该分队中间。赫里福德伯爵同样位于左翼分队，而他那位加入了男爵党叛军的长子很快便将与自己的父亲交锋。编年史记载英王手下拥有1500名骑着披甲战马的甲士（Dextrarii Coperti），而叛军一方则仅有600名。虽然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夸张的数字，但所有资料一致指出，英王军的人数要比叛军更多，尤其是在披甲的骑士方面。
英王军排列好战线之后，爱德华王子位于刘易斯城堡前方，康沃尔的理查位于城镇的出口前方，国王亲率的左翼分队则位于隐修院前方。英王军刚刚前进了几百码距离，叛军便已经冲了过来。双方似乎只进行了很短暂的散兵战斗，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散兵战便展开了全线交战。叛军北翼的伦敦步兵距离英王军较近，他们首先与敌军接战。由于叛军左翼的位置十分靠前，也有部分编年史家认为西蒙曾命令他们去迂回路易斯城堡和爱德华王子的分队。而毫无疑问的是，战斗确实是首先在这一侧打响的。对于叛军而言不幸的是，由西格雷夫的尼古拉斯、哈斯丁的亨利、约翰·吉法德率领的叛军骑士，被爱德华王子的勇猛冲锋彻底击溃。吉法德被俘；哈斯丁的亨利为避免受辱，转身撤退；骑士也纷纷被赶向了伦敦步兵的方向。在爱德华率领骑士对密集步兵发动冲锋之前，士气动摇的伦敦人便已经乱作一团。不久之后，西蒙的整个左翼分队分崩离析，骑士们向北逃到了河流和丘陵之间，步兵则向西北逃上了丘陵的陡坡，希望利用地形来阻挡英王军骑兵。爱德华的母亲曾在前一年遭到过伦敦人的羞辱，因此这位王子也希望借此机会报仇雪恨。他催促手下奋勇追击，却将中央和左翼的战斗完全抛到了身后。在爱德华的追击下，逃兵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据说有60名骑兵在试图渡过乌斯河时被杀，伦敦步兵试图沿着山坡逃往奥弗姆村及其背后的树林，却被敌军杀死了数百人。爱德华追出了3英里才收手，此时由于丘陵的阻挡，他已经看不到刘易斯方向的战况了。在此之后，爱德华终于重新整理了部队，调头登上山坡准备与父王会合。但在返程途中，爱德华又发现了西蒙那辆竖立着军旗的“战车”被单独留在了山坡顶部，周围只有勒布隆率领的行李卫队保护。爱德华不知道西蒙的断腿早已康复，此时正率领着部队在山谷下方奋战，反而断定西蒙仍在这辆“战车”中。爱德华调转方向，对行李卫队展开了猛攻。勒布隆率领部队英勇抵抗，但最终还是战败身亡。紧接着，爱德华高喊道：“出来吧，西蒙，你这个魔鬼！”王子手下的骑士们打开车厢，那些不幸的人质还没来得及解释他们是西蒙的敌人而非朋友，便被斩杀殆尽。发现西蒙不在车内之后，爱德华在失望之余终于开始率军前去与主力部队会合。
不过到了此时，西蒙伯爵已经在战场南侧赢得了全面胜利。叛军中央分队的格洛斯特伯爵在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击溃了康沃尔的理查所率部队，俘虏了包括珀西的亨利、巴利奥尔、科明和罗伯特·布鲁斯在内的大部分英王军中央分队指挥官。理查本人也不得不带着少数随从躲进一个风车磨坊自保，任由周围的战事浪潮向城镇涌去。在看到敌方战线开始退让之后，西蒙很可能将自己的预备队投入了战斗，并从北侧对英王分队的侧翼发动了进攻。无论如何，英王军中央分队败退之后不久，其左翼便崩溃了。国王的战马被杀，亨利本人则被家臣们抬进了隐修院，所有跟随在国王左右的士兵也一同逃进了此处。与此同时，英王军中央和左翼的大部分士兵都被男爵们的成功进攻赶向了南方，其背后便是一片在涨潮时会被河水淹没的沼泽。有些士兵试图游到河对岸，却陷进了淤泥中。第二天落潮之后，男爵们在此处发现了很多尸体，骑士们被淹死时仍然骑在马鞍上，胯下的战马也陷在泥浆中，难逃溺亡的命运。在其余的英王军士兵中，有些人沿着路易斯镇的街道逃到了桥梁对岸，另有不少人与国王一起躲进了隐修院，还有一部分人被杀，但绝大多数士兵还是选择了放下武器，并得到了男爵们的宽恕。不久之后，被封锁在磨坊里饱受围攻者嘲笑的“罗马人的国王”理查也走了出来，向一位名叫约翰·比弗斯（John Beavs）的年轻骑士投降。
◎ 刘易斯会战（1264年5月14日）
就在叛乱的男爵们开始攻击路易斯城堡的大门，并使用火箭（箭头缠有点燃的布条）对隐修院进行射击，试图将其引燃时，爱德华王子率领着得胜的英王军右翼分队回到了丘陵的山坡上。此时大约是下午2时，王子决心与对方一决雌雄，于是便率领着麾下部队匆忙地冲进了战场。但当叛军部队如潮水般涌出城镇前来迎战之后，爱德华手下的大部分士兵便丧失了勇气，两位吕西尼昂贵族、瓦伦伯爵以及司法官比格特更是带着500名骑士拨转马头，逃之夭夭。王子本人率领一小队忠实的追随者发动冲锋，杀出一条血路冲进了隐修院，成功与其父王会合。不过到了夜幕降临时，战况已经毫无转机，英王军也绝不可能再长时间守住隐修院了。亨利和爱德华只好明智地派人前去向男爵们求和，于是双方便缔结了著名的《刘易斯协定》（ Mise of Lewes ）。依据协定，国王放下了武器，交出儿子作为人质，并同意依据仲裁结果与男爵们缔结条约。
就中世纪的情况而言，刘易斯会战并不能算血腥之战。据估算，双方伤亡人数在2700人至4000人，比较可信的史料普遍倾向于较小的数字。被俘者数量要远多于阵亡者，双方阵亡者中均只有两位重要人物：在英王一方，威尔顿的威廉（William de Wilton）被敌军杀死，福尔克·菲茨瓦伦（Fulk Fitzwarren）在沼泽中溺亡；叛军一方也只有一位名叫拉尔夫·赫林格特（Ralph Heringot）的肯特郡方旗骑士和行李卫队指挥官威廉·勒布隆阵亡。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会战几乎是一场纯粹的骑兵战斗，步兵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史料中也只记载了步兵遭受损失的情况，而没有提及他们攻击其他部队的功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居然都不曾在史料中留下关于弓箭手的记录。一位编年史家称赞了叛军中投石手的表现，而另一位史家则提到了弩手。虽然1252年的《武备令》已经明确规定，自由农（Yeoman）应以弓箭作为自己的主要武器，但在刘易斯会战中，却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弓箭的记录。即使在整场战役中，我们也只能找到一处关于弓箭的记载：亨利国王在率军前往刘易斯的途中，曾遭到奉西蒙之命躲在森林中的威尔士弓箭手骚扰，英王军付出了一定的伤亡才将对方逐退。显然，即使到了此时，骑兵在英格兰战场上的绝对统治性地位依然没有受到挑战，将领们暂时也没有意识到，合理使用装备远程武器的步兵能给他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益处。
刘易斯会战给后人的教训主要集中在战术层面：西蒙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选择了一片对自己有利的战场，并奇袭了敌军，迫使敌军在未能完全列好战线的情况下，秩序混乱地与自己交战。不仅如此，西蒙还成功地控制住了已经获胜的军队，并在合适的时间将预备队投入了合适的地点。亨利之所以战败，不仅在于他受到了对方的奇袭，并因此被迫在不利于自己的地点作战，更重要的是，英王军右翼分队在获胜之后没能利用自己的优势，并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远离了战场。轻率的冒险行为和追击中的鲁莽导致英王军输掉了这场会战。但说起来，作为金雀花王朝中最无能的一位国王，亨利也从未能在任何一支军队中树立起严格的纪律或者自制力。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在刘易斯会战中，战术决定了一切。而在伊夫舍姆战役（Campaign of Evesham）中，我们将主要对战略层面进行讨论，伊夫舍姆会战本身的重要性则相对较低。
1265年4月，英格兰似乎已经被蒙福尔的西蒙牢牢握在了手中，仅有南方的天际线上仍笼罩着稀稀落落的几块乌云：威尔士边境的几位男爵在罗杰·莫蒂默（Roger Mortimer）率领下，在塞文河（Severn）对岸维持着一支军队；一小股英王党人则坚守着佩文西城堡抵抗了几个月时间。格洛斯特伯爵对西蒙的不满已经人尽皆知，但他在刘易斯之战中表现出色，西蒙认为他不可能轻易倒向英王一方。
为追捕威尔士边境的乱党，西蒙伯爵在5月中旬从格洛斯特出发，此时其军中均是他最忠实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他的长子亨利、司法官德斯潘塞（Despenser the Justiciar）、约翰·菲茨-约翰、拉尔夫·巴塞特（Ralph Basset）和博亨的汉弗莱。另外，西蒙还带上了国王亨利和爱德华王子。二人虽然名义上是自由之身，但西蒙根本不允许二人远离自己左右，即使他们不得不单独前往某处，西蒙也会安排人员严密监视。不过，爱德华王子还是凭借一个简单的诡计和一匹快马，于5月28日在赫里福德逃脱了西蒙的软禁。他逃到了威格莫尔城堡（Wigmore Castle）投奔莫蒂默，不久后，格洛斯特伯爵克莱尔的吉尔伯特也在拉德洛（Ludlow）与其会合。吉尔伯特在此处向爱德华表示臣服，并与王子结成了正式的同盟。众人随即竖起了自己的旗帜，号召所有忠于国王的人前来会合，什罗普郡（Shropshire）和柴郡（Cheshire）立刻便加入了英王军。
西蒙的军队此时依然位于赫里福德，他面前拥有三个选择：一、立刻前去进攻爱德华王子与格洛斯特伯爵；二、继续进行征讨威尔士边境的战役；三、经由伍斯特或格洛斯特返回英格兰腹地，占据内线位置。西蒙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也证明他低估了格洛斯特伯爵反叛一事的重要性。可话虽如此，作为预防措施，西蒙还是派遣罗斯的罗伯特（Robert de Ros）率领300名甲士驻守格洛斯特，并提前在塞文河上占据了一座桥梁，确保与伦敦之间的交通线通畅。此外，西蒙还要求西部各郡的郡督召集征召兵来对抗英王军，同时他强迫国王签署文件，宣布爱德华王子和格洛斯特伯爵克莱尔的吉尔伯特为法外之徒。
蒙福尔的西蒙一直在赫里福德停留到了6月10日，而这也给了他的敌人能够集中一支强大军队的时间。英王军占领了布里奇诺思（Bridgenorth）和伍斯特，破坏了桥梁，摧毁或移走了塞文河上的所有船只，甚至还派人将附近地区的渡口挖深，使它们无法通行。在此之后，他们在6月13日至14日间沿着塞文河河岸前往格洛斯特，对该地展开了围攻。英王军攻破了格洛斯特的城市外墙之后，罗斯的罗伯特在没有提前准备任何给养的情况下，英勇地在城堡中坚守了15天。
西蒙此前并不相信对手能够发挥出如此高超的战略能力，因此他直到6月10日才从赫里福德出发，前去会见威尔士亲王卢埃林（Llewellyn，Prince of Wales），希望后者能与他一同对抗英王军。由于威尔士人向来与边境地区的英王党男爵不和，西蒙知道卢埃林很可能会同意。二人在海伊（Hay）附近的皮普顿（Pipton）会面，西蒙以归还英格兰人从历代威尔士亲王手中夺取的大量土地和城堡为筹码，将卢埃林争取到了自己一方。卢埃林准备为西蒙提供5000名长枪兵，同时还会亲自率军前去劫掠莫蒂默和吉尔伯特的封地。西蒙和卢埃林于6月19日签订了盟约，亨利国王在被西蒙带回赫里福德之后，于22日正式在条约上签字。在此之后，西蒙率军南进前往蒙茅斯（Monmouth），目的可能是将自己的军队插在爱德华军与吉尔伯特位于格温特（Gwent）和格拉摩根（Glamorgan）的大片封地之间。另外，到达此地之后，西蒙还可以很方便地解救中部地区至伦敦交通线上的重镇格洛斯特。但这一次，命运并没有站在西蒙一方。在攻克了吉尔伯特的重要要塞蒙茅斯之后，西蒙准备率军东进，但此时一支规模较大的英王军却出现在了瓦伊河（Wye）对岸。这支英王军的指挥官是约翰·吉法德，此人在刘易斯会战时曾为西蒙效力，但此时已因为私人纠纷而倒戈投效英王党。他受命为格洛斯特围攻战提供掩护，拦截所有试图解围的敌军。吉法德占据了一处能够完全控制蒙茅斯桥的优秀阵地，并建造了工事，之后便认定西蒙不可能再渡河进攻自己。西蒙也认清自己无法对吉法德发动强攻，因此决心另寻道路继续东进。在西蒙看来，此时的最佳行军路线应是横渡布里斯托海峡（Bristol Channel）。据此，他给对自己非常友好的布里斯托市民（布里斯托城堡则被英王党的驻防军占领过一段时间）送去了一封信，希望他们能派出船只前往阿斯克河（Usk）河口的纽波特（Newport），将他的军队送过海峡。同一天（6月28日），西蒙还给正在东部远方围攻佩文西城堡的儿子（名字也叫西蒙）送去了一封信，警告说反叛活动的传播速度很快，他应该立刻解除围攻，并集中盟军对爱德华王子发动进攻。
◎ 伊夫舍姆战役（1265年）
在此之后，西蒙离开了蒙茅斯，开始向吉尔伯特的坚固要塞阿斯克前进。由于当地守军数量不足，西蒙成功将其攻克。紧接着，他又占领了纽波特和阿伯加文尼（Abergavenny）。此时西蒙已经得到了卢埃林承诺的援军，因此他将部队大范围地分散开来，疯狂地蹂躏格洛斯特伯爵的领地。西蒙可能是希望借此将吉尔伯特吸引到南威尔士，从而使东面的己方援军能够不受干扰地与自己会合。倘若爱德华王子和吉尔伯特率军赶来，他也能乘坐布里斯托人提供的船只跨海逃走。
于6月29日攻克格洛斯特城堡之后，英王军已经控制了塞文河上的所有桥梁，此后他们便动身前去与一直在监视西蒙的吉法德会合。在西蒙攻克阿斯克短短3天之后，爱德华王子和克莱尔的吉尔伯特便夺回了该地，二者随即开始向纽波特进发，前去寻找西蒙。离开格洛斯特之前，英王军已经获悉西蒙正在布里斯托准备一支运输舰队，于是派出了他们在格洛斯特缴获的3艘帆桨战舰前去攻击，并为这些战舰配备了一队精心挑选的甲士。布里斯托的运输舰刚刚抵达纽波特港，正在装载西蒙的行李纵列时，便遭到了英王军3艘战舰的攻击。英王军战舰冲入阿斯克河口，击沉、缴获了多达11艘敌舰，整个运输船队几乎全军覆灭。与此同时，英王军也在纽波特附近对西蒙的部队发动了进攻，并凭借绝对的数量优势将其击溃。西蒙的军队撤退到了阿斯克河背后，并在撤退时放火烧坏了阿斯克河上的桥梁和纽波特，借此挡住了英王军的追击（7月8日）。
到了此时，西蒙已经失去了横渡布里斯托海峡的机会，只好退入威尔士境内。自此之后，他便失去了进入英格兰与支持者们会合的机会。如今他只剩下一种选择——将阿斯克河置于自己与敌军之间，率军向北进发，利用艰苦的强行军夺回赫里福德。在阿伯加文尼、克里克豪威尔（Crickhowell）、布雷肯（Brecon）和海伊之间这片人烟稀少的野蛮地区里，西蒙根本找不到什么给养，其手下那些无法得到面包口粮的英格兰士兵秩序大乱，抱怨说自己不可能像威尔士人那样只靠羊肉和羊奶过活。西蒙在7月20日左右进抵赫里福德，此时其军队几乎已经陷入饥荒，士气也十分低落。于是西蒙只好在当地休整数日，等待士兵们恢复精力。西蒙收到的唯一一条好消息来自东方：他的儿子和盟友终于率军赶来支援了。
与此同时，爱德华王子和格洛斯特伯爵在沿阿斯克河追击西蒙失败后，转而占领了布雷肯，并快马加鞭地返回了伍斯特，准备坚守塞文河的各个渡口。在7月的最后10天里，西蒙两次试图强渡塞文河，但均以失败告终。虽然他俘虏了莱姆斯特（Leominster）的英王党驻军，但这场小胜改变不了他遭受挫败的事实。不过，面对敌军出人意料的战略能力，这位老将并没有丧失斗志。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正率领援军接近爱德华王子的后方，他也借此鼓励手下士兵，告诉他们敌军即将遭到己方两支军队的前后夹击。在终于收集了一批大型舟船之后，西蒙秘密地将军队带到了塞文河附近，准备寻找一处敌军疏于防守的河段，再次尝试渡河。
与此同时，小西蒙（即西蒙的儿子）由于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远路，在前来支援其父的途中浪费了大量时间。他从佩文西出发之后，首先前往伦敦，之后又在7月14日进抵温彻斯特。从温彻斯特启程，小西蒙经由牛津在7月31日到达了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小西蒙本应以最快速度行动，但他却不做此想，反而希望召集其父的所有支持者，集中一支尽可能庞大的军队。也正因为如此，小西蒙虽然姗姗来迟，但其军队规模却相当庞大，足以与英王军正面对抗。包括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蒙特尚西的威廉、格雷的理查（Richard de Grey）、鲍德温·韦克（Baldwin Wake）、纽马奇的亚当（Adam of Newmarch）、沃尔特·科尔维尔（Walter Colville）、于格·内维尔（Hugh Neville）以及大约15位方旗骑士在内的绝大部分男爵党成员，都加入了小西蒙的军队。7月31日夜间，男爵党军队停下脚步进行休整。由于当地的城堡空间太小，无法容纳如此多的士兵，因此小西蒙手下的部分士兵在凯尼尔沃思的民房中过夜，其余士兵则在帐篷中过夜。
此时双方所有作战人员都已经集中到了一块方圆大约30英里的空间之内，整场战役也即将迎来其短暂而又激烈的终章。爱德华王子和格洛斯特伯爵采取攻势，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的要务便是阻止西蒙父子会合，以求将二者分别击败。此时蒙福尔的西蒙仍被阻挡在塞文河对岸，虽然英王军并不知道其具体位置，但他至少要花两天时间才能渡河与其子会合，而且在英王军必须对付的这两支军队中，老西蒙的军队实力也比较弱，因此爱德华王子下定决心，暂时放任西蒙伯爵自由行动，自己则集中全力对凯尼尔沃思发动一次快速、果敢的攻势。他从男爵党的一位叛徒口中得知，小西蒙认为自己与伍斯特相距达30英里，其所在之处十分安全，因此军队的警戒也十分松懈。根据这一情报，爱德华决定复制西蒙伯爵在刘易斯会战中使用的战术，在清晨发动进攻，奇袭仍在营地中休息的敌军。
爱德华在8月1日傍晚率军出发，以强行军彻夜前进，于次日清晨抵达了凯尼尔沃思。接近敌军驻地之后，他听到了大批人马移动的声音，误以为小西蒙得知了自己已经接近的消息，正在准备迎战。继续前进了一段距离之后，爱德华发现自己所听到的动静，不过是一支车仗纵队正在为敌军运输食物和草料。英王军立刻俘虏了这支车队，无一人能够逃走去警告毫无戒心的男爵们。几分钟之后，英王军便冲进了仍在沉睡中的城镇街道，大肆砍杀那些刚刚从帐篷或者民宅中走出来，仍然睡眼惺忪的敌军。英王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冲到了城堡的墙外。几乎所有男爵都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爱德华俘虏：小西蒙半裸着逃进了城堡，牛津伯爵、蒙特尚西的威廉和其他男爵都在卧榻上被生擒活捉。除在城堡中过夜的人员以外，男爵党军队几乎全军覆灭。爱德华没有在此地多做停留，在抓获俘虏和战利品之后便全速赶回了伍斯特去对付老西蒙。
在疲惫的英王军返程的同时，伍斯特以南4英里处的肯普西（Kempsey）也在上演着一番忙碌的景象。西蒙伯爵调动自己的船只将一批又一批部队运过塞文河，并欣喜于敌军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阻挠。到当天夜间，老西蒙的全军都已经完成了渡河。听说自己的儿子正在凯尼尔沃思之后，这位伯爵也做好了准备，计划在次日清晨启程前去会合。他不敢经过伍斯特周边，于是便选择了一条位置更加偏南，经由珀肖尔（Pershore）和伊夫舍姆前往凯尼尔沃思的道路。老西蒙在8月3日出发，从肯普西行军15英里进至伊夫舍姆。与此同时，爱德华王子也回到了伍斯特，并听说敌军已经趁他离开时越过了英王军长期监视的塞文河。好在西蒙还没有走得太远，爱德华依然能够切断其东进的道路。虽然英王军士兵此时肯定比刚刚行军一天的西蒙军更加疲惫，但爱德华王子还是立刻便从伍斯特再次出发，在8月3日傍晚向东前进。
从伊夫舍姆前往凯尼尔沃思有两条道路可走，其中一条途经奥尔斯特（Alcester），另一条则途经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爱德华计划同时切断这两条道路。虽然编年史不曾记载他的确切行军路线，但我们知道，他彻夜行军至破晓一到两个小时之后，率领着自己亲自指挥的分队占据了从伊夫舍姆通往斯特拉福德的道路。此前爱德华已经将部队编组成了三个分队，第二个分队被交给了格洛斯特伯爵克莱尔的吉尔伯特，第三个分队则由莫蒂默和众边境男爵指挥。三个分队似乎分别沿着不同的道路行军，以伊夫舍姆为目标进行向心运动：王子本人从北方进军；格洛斯特伯爵从西北方向，也就是从爱德华的右翼进军；莫蒂默则从西侧，也就是伊夫舍姆的背后前进。三个分队各自的前进路线很可能有如下述：爱德华从伍斯特出发，经由弗利福德（Flyford）、邓宁顿（Dunington）和诺顿（Norton）进军；格洛斯特伯爵经由怀尔（Wyre）和克雷康贝（Craycombe）进军；莫蒂默则穿过了珀肖尔和汉普顿（Hampton）。
老西蒙手中的军队规模较小，其在8月4日上午的驻扎地伊夫舍姆位于埃文河一个转弯处的南端，此处的河水也相对较深。通往奥尔斯特、伍斯特和斯特拉福德的三条道路在此汇合，再沿着一片名为格林希尔（Green Hill）的平缓山坡向下延伸。伊夫舍姆镇南端拥有一座俯瞰着本格沃思（Bengeworth）近郊以及桥梁的修道院，西蒙和国王也居住在此。桥梁对岸又延伸出三条分别通往珀肖尔、图克斯伯里（Tewkesbury）和百老汇（Broadway）的道路。伊夫舍姆南侧被埃文河包围，仅有一座桥梁可供通行，对于从南方进攻的敌军而言，伊夫舍姆可谓易守难攻。但如果敌军来自北方，伊夫舍姆的地形对守军就远没有那么有利了。敌军可以从山坡上居高临下地发动进攻，而守军背后却只有一座狭窄的桥梁可供撤退。不仅如此，如果伊夫舍姆遭到优势敌军的南北夹击，由于埃文河的转弯处从三面包围着城镇，此地也将会成为守军的致命陷阱。
西蒙的士兵在吃过早饭之后，上马准备继续行军。但就在此时，西蒙收到报告说，一支大规模的敌军已经穿过了邓宁顿和诺顿，正在向他接近。西蒙此时尚不知道他的盟友已经在8月2日遭受惨败，因此还一度希望这支军队是小西蒙从凯尼尔沃思带来与他会合的。为掩盖自己的行动，爱德华早已下令，让前卫部队举着他在凯尼尔沃思缴获的军旗——蒙福尔的白狮军旗、维尔（Vere）的银星军旗和蒙特尚西的三盾军旗行军，而这也使西蒙做出了误判。按照两份不同的史料记载，为了确认情况，西蒙要么是亲自骑马登上了格林希尔山，要么就是派了一位目光敏锐的侍从登上修道院塔楼去观察情况。不久之后，王室的旗帜便与这支军队的主力一同出现了，而西蒙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必须立刻决定是战还是逃。又过了一段时间，一支跟随在格洛斯特伯爵红色“V”字形军旗后方的新部队，也突然出现在了西蒙的视野中。几分钟之后，莫蒂默的蓝白军旗更是出现在了西蒙背后的西方。面对如此可怕的局面，西蒙伯爵高声喊道：“我们的身躯已经落入敌人之手，只愿上帝怜悯我们的灵魂就好！”对西蒙而言，虽然他此时依然能够率领拥有良马的骑兵们从桥梁向东逃走，但其手下的军队若是不能在爱德华的大军中杀出一条血路逃走，便注定要走向灭亡了。蒙福尔的亨利在匆忙之间，试图说服父亲逃走，并许诺自己将阻挡住敌军，给父亲的逃跑创造机会。但老伯爵却轻蔑地付之一笑，并说既然是自己将他们带到了此处，那么他就必然要为此承担责任。此前他从未有过临阵脱逃的行为，如今到了这个年纪，也绝不能晚节不保。西蒙恳求身边的德斯潘塞、巴塞特以及其他男爵各自逃命，但众人不愿意抛下西蒙，并各自做好了战斗准备。莫蒂默还需要20至30分钟才能接近到男爵们的后方，西蒙利用这段时间，将全军列成了一个大纵深的纵队，骑士位于前排，步兵位于后方。他率领着这支纵队稳步登上格林希尔山，直接冲向了爱德华王子手下分队的中央。虽然西蒙的前排士兵依然非常稳健，但后排的威尔士步兵却在与对方接战之前便逐渐逃散，溜进了道路两旁的农田、果园，之后又跳进埃文河，尽其所能地游到对岸，躲避正在接近的莫蒂默分队。
与此同时，西蒙本人则率领部队冲进了爱德华分队的士兵中间，其绝望的冲锋甚至一度令英王军发生了动摇。巴辛伯恩的瓦伦（Warren of Basingburn）用刘易斯的败绩刺激士兵，让他们重整旗鼓，整理好了阵形。事实上，英王军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着7比2的优势，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占尽优势，因此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趁着西蒙正在与爱德华激烈交战的机会，格洛斯特伯爵接近过来，对西蒙的背后和侧翼发动了进攻。西蒙此时已经被敌军包围，但除威尔士人以外，其手下士兵却根本没有任何退缩的迹象。他们坚持抵抗了超过1个小时，不断对狭小包围圈的各部分发动冲锋。到了最后，蒙福尔的亨利受了致命伤，西蒙伯爵的战马也被敌军所杀。老伯爵喊道：“我的儿子已经战死沙场了吗？看来这也是我赴死之时了！”西蒙双手紧握佩剑，步行冲向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砍倒了数名为争夺与他交战的荣誉而前赴后继的骑士之后，西蒙终于被敌军从背后刺中，受了致命重伤。西蒙所有的同伴都倒在了这位伯爵的尸体周围，其中包括蒙福尔的彼得（Peter de Montfort）、司法官德斯潘塞、拉尔夫·巴塞特、博尚的约翰（John de Beauchamp）、曼德维尔的威廉（William de Mandeville）、居伊·巴利奥尔（Guy Baliol）、特雷戈兹的罗伯特（Robert de Tregoz）、里维尔的罗杰（Roger de Rivle）。也就是说，全军几乎所有的显赫人物都战死在了西蒙身边。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而他们多半都是在战斗伊始便受伤倒地，被英王军留在原地，任其自生自灭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博亨的汉弗莱、约翰·菲茨-约翰、哈斯丁的亨利和西蒙的第三子蒙福尔的居伊（Guy de Montfort）。男爵党全军覆灭，就连那些在与英王军交手之前便逃之夭夭的威尔士人，也在伊夫舍姆被挨家挨户地追杀，莫蒂默分队更是沿着埃文河的河岸一直追击到了图克斯伯里，男爵党幸存者可能连总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一部编年史曾经给出了战败者的具体损失数字，而该数字的可信度也非常高：男爵党总计有180名骑士、220名侍从、2000名西蒙自己的步兵以及5000名威尔士步兵被杀，英王军一方则只损失了2名骑士。不过按照另一份史料记载，英王军还有将近2000名步兵伤亡。以上数字可能都存在夸张成分，而这场会战的最后阶段也不过是一场屠杀，而非真正的战斗。正如格洛斯特的罗伯特所言：“在伊夫舍姆，只有杀戮，没有会战。”
通过上文，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伊夫舍姆战役是本书中第一场在战略方面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英格兰战役。战局的关键点在于英王军能否扼住塞文河一线，并击退多次尝试渡河的西蒙。必须承认的是，西蒙虽然拥有善战的显赫名声，但我们在对其行动的分析中，却看不到他有太多过人之处。虽然运气始终对他不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西蒙在整个战役过程中的行动始终十分缓慢，而在经由格洛斯特从陆路撤退，以及从纽波特渡海撤退这两次行动中，西蒙同样优柔寡断，行动迟缓。在己方与占据着主动的敌军距离十分接近的情况下，伊夫舍姆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落脚点。小西蒙在前往凯尼尔沃思前选择绕远路行军，而且在宿营时犯下了无可辩驳的松懈之过，因此我们对他的无能，只能报以鄙夷之情。爱德华王子的将道是伊夫舍姆战役真正的闪光之处。在刘易斯会战结束短短一年之后，他便从一位鲁莽的骑士成长为一位第一流的指挥官。只凭这一场战役，爱德华便足以被视作一位优秀统帅。他对伍斯特和格洛斯特的迅猛攻击，也成了其崛起道路上的第一级台阶。在面对一位像西蒙一样积极而坚决的对手时，扼守住一条长达50英里的河流绝非易事。爱德华前往纽波特攻击西蒙，并将其赶入威尔士的计划不仅十分大胆，而且也得到了出色的执行。不过，真正考验爱德华能力的，还要算是战役的最后三天。他在8月2日和8月4日的两场会战中，面对两支正准备会合的敌军，连续获得了两场胜利。这样精彩的战例在历史中非常罕见。而在伊夫舍姆会战中，爱德华对各分队包围方向的巧妙安排，对西蒙在埃文河转弯处的不利地形的成功利用，都足以证明他不仅拥有战略家的明智头脑，而且还拥有战术家的敏锐眼光。从整体上来讲，伊夫舍姆战役中的爱德华可算是发挥出了中世纪迄今为止最出色的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