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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早已得出结论，在12世纪这样一个完全被骑兵主宰的时代里，大规模会战的数量很少。在1100年至1200年之间这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英格兰本土爆发的重要会战数量，尚不及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的16年或者大叛乱（Great Rebellion）时期的6年时间里的重要会战数量。欧洲大陆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只是差距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建造防御工事的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对于较为弱小的一方而言，选择守城要远比进行野战更为有利。因此，在这100年间，围攻战在战争中所占的分量要远比会战更重。亨利一世在坦什布赖和布雷米勒两战中所取得的胜利规模并不算大，而且在这两场会战中，交战双方总计也仅有几百名骑士参加了战斗。在斯蒂芬与玛蒂尔达（Matilda）进行的漫长内战中，围攻战不胜枚举，而会战却只在诺斯阿勒顿（Northallerton）和林肯打了两场而已。亨利二世虽然在法国进行了很多次漫长的战役，却连一场大规模会战都没有打过。纵览亨利二世的野战战史，也只有在福纳姆的小战和在阿尼克（Alnwick）进行的奇袭这两个战例值得一提。理查一世和腓力·奥古斯都在诺曼底、普瓦图的边境上长年争斗，一样没有爆发什么大规模会战。可以说，在1141年的林肯会战与1214年的布汶会战之间，英格兰人几乎没有在西欧参加过任何大规模会战。幸好理查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与萨拉丁打了一场阿尔苏夫会战（1191年），不然我们就只能认为英格兰人一个世纪都不曾打过任何大规模会战了。
通常情况下，12世纪这些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的会战，过程十分简单，持续时间也比较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这些会战中的伤亡数字通常都非常小，只有那些不幸被双方带到战场的步兵才会在战败后被追击时惨遭屠杀，骑士之间则总是会手下留情。会战失败一方损失的大部分人员，都是被俘，而非被杀。
在坦什布赖会战的双方中，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及其手下的大批骑士和英王亨利手下的一部分骑士，都曾参加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可能也正是双方不久前在对战中学到的教训，促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步骑协同的战术安排——骑兵负责发动进攻，而步兵则为骑兵提供支援。亨利的军队实力要更强很多，因此他将部队列成了两条战线。第一线包括三个诺曼步兵分队和700名骑士，步兵来自贝叶（Bayeux）、阿夫朗什（Avranches）和库唐斯（Coutances），各分队指挥官则分别是贝叶的拉尔夫（Ralph of Bayeux）、梅朗的罗伯特（Robert of Mellent）与瓦伦的威廉（William of Warenne）。第二线由英格兰和诺曼步兵组成，亨利还命令一部分精锐骑士下马加强第二线步兵，而亨利本人也下马站在这些骑士中间。在两条战线背后，亨利还布置了一支由700名封建骑兵组成的预备队。除上述部队以外，亨利在自己的右翼远端，在据他推测超出了敌军视野的位置上，部署了由其麾下封臣曼恩伯爵弗莱什的埃利（Hélie de la Flèche，Count of Maine）指挥的曼恩部队以及阿兰伯爵（Count Alan）指挥的布列塔尼辅助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均为骑兵，其任务是在双方接战一段时间之后，对诺曼人的侧翼发动进攻。据史料记载，这支迂回部队拥有1000人。倘若事实情况真是如此，则英王手下的骑兵数量便将达到2400人，比罗伯特麾下骑士数量的三倍还要多。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英王手下步兵的数量到底是多少，但在我们主要参考的两份史料中，有一份史料声称英王的步兵数量略少于诺曼人的步兵，另一份史料却称其步兵数量远远多于对方，因此我们判断，其人数绝不可能比诺曼底公爵的步兵更少。无论如何，真正重要的还是亨利在骑兵方面占据着巨大优势。
据称，罗伯特一方仅有700名骑士和5000名至6000名素质较差的步兵。但在绝望之下，罗伯特却选择了主动进攻。他在第一线布置了两支各有300人的骑兵部队，左翼由莫尔坦伯爵威廉（William，Count of Mortain）率领，右翼则由恶名昭彰的贝莱姆的罗伯特指挥。诺曼底公爵罗伯特本人与其弟弟，即英王亨利一样，下马与一批精锐骑士一同站在步兵战线的前排。但史料并没有明确指出，诺曼人是将步兵部署在了战线中央，即全军仅列成一条战线，贝莱姆的罗伯特和威廉伯爵分居两翼，还是像亨利那样，将步兵列成了一条单独的第二线。根据战况的发展推测，诺曼人采取了后一种办法。
罗伯特希望己方能够凭借两个骑兵分队的拼死冲锋获得胜利，而他的左翼骑兵（即莫尔坦伯爵威廉的部队）也确实击败了亨利第一线的右翼分队（即贝叶的拉尔夫的步骑混合部队），迫使对方混乱地向后撤退。英王不得不调动第二线的步兵和骑兵预备队，才挡住了威廉的冲锋。在战场的另一侧，贝莱姆的罗伯特在攻击瓦伦的威廉时没有那么走运，在冲锋失去了最初的势头之后，双方便陷入了僵局。按照奥德里克的记载，这些骑兵似乎是停在原地与对方步兵展开了交战，步兵们“手持武器坚定地站在一起，始终保持着紧密的队形，阻挡在敌军面前，而敌军也对他们束手无策”。诺曼底公爵很可能也曾像英王那样命令步兵前进，只不过所有史料都没有明确记载这一点。
在双方的主力部队取得决定性战果之前，曼恩伯爵埃利和布列塔尼人出其不意地对诺曼左翼骑兵以及位于他们右侧或后方的诺曼步兵发动了进攻，之后又席卷了诺曼底公爵的全军，迅速地为这场会战画上了句号。位于另一侧的贝莱姆的罗伯特立刻逃离战场，其麾下不少士兵也跟着他逃出生天。曼恩人和布列塔尼人包围并俘虏了莫尔坦的威廉之后，又对诺曼步兵发动进攻，杀死了几百人，其余敌军则选择了投降。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与埃斯图特维尔的罗伯特（Robert of Estouteville）、费勒斯的威廉（William de Ferrers）、威廉·克里斯潘（William Crispin）以及公爵的很多主要支持者，都被英王俘虏。公爵本人则被英王的一位随军牧师瓦尔德里克（Waldric）俘虏，后者凭着这种俗世的军功得到了亨利的重赏，并用这笔赏金买下了拉昂（Laon）主教的职位，只不过他在短短6年后就被不服管教的百姓杀死了。另外，与罗伯特公爵一起被俘的还有他那形影不离的挚友埃德加·阿塞林（Eadgar Atheling），不过英王很快便将后者释放了。
◎ 坦什布赖会战（1106年9月29日）
在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信中，亨利向大主教宣布了自己获胜的消息，而且还说自己俘获了超过400名骑士。由于会战中还有大约60名骑士阵亡，因此随贝莱姆的罗伯特一起逃走的骑士似乎仅有200人左右。对诺曼步兵而言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遭到大规模屠杀，伤亡人数也仅有250人至300人。亨利一方据说只有2名骑士和少量步兵阵亡，有一部编年史甚至说英王一方的骑士无一人丧命。
坦什布赖会战只打了不到一个小时，伤亡人数也少得出奇，但这场会战造成的影响却不可小视——经此一战，英格兰国王赢得了整个诺曼底公国。会战中双方使用的战术，可以说是当时西欧主流战术的一种有趣的改版。英王将步兵和骑兵编成混合分队的战术，显然来自十字军的经验。亨利虽然从未前往黎凡特，但对战术的改进却要领先于曾在安条克和阿斯卡隆屡立功勋的兄长。罗伯特将步兵全部编入了一支部队，而亨利却将步兵分散开来，分别编入了两条战线。埃利伯爵领导的侧翼攻击则更像是取自拜占庭战术体系，曼恩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正是“智者”利奥笔下的“伏击部队”。
注意事项
在1908年之前，所有学者在研究坦什布赖会战时，都没有参考过费康神父（Priest Fécamp）在会战结束短短几天之后从亨利军营中寄给塞斯神父（Priest Séez）的信件，而这封信正是分析这场会战战术时应该参考的最有价值的史料。这封信的原件如今保存在牛津的耶稣学院图书馆（Library of Jesus College）中，德莱尔先生（M. Delisle）于1872年翻译出版的法语版《托里尼的罗伯特编年史》（ Chronicle of Robert of Torigny ）一书，曾以附录形式收录了这封信。遗憾的是，德莱尔先生制作的副本质量低劣，漏掉了关于亨利国王手下军队的所有最重要的语句。包括德尔佩什先生（M. Delpech）、科勒将军（General Köhler）、詹姆斯·拉姆塞爵士（Sir James Ramsay）、德拉蒙德博士（Dr. Drummond）、德尔布吕克教授（Professor Delbrück）以及我本人在内，所有在著作中讨论过坦什布赖会战的人，都曾被德莱尔先生摘录的这个版本误导，没有注意到这封价值连城的书信，而是以奥德里克和亨廷顿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二人留下的记载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众人对会战过程的叙述之所以存在差异，原因也只不过是一些人采信一方的史料更多，而另一些人采信另一方的史料更多而已。1908年，戴维斯教授（Professor W. H. C. Davis）注意到了德莱尔著作中的附录，并将这封书信与其他史料结合起来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德莱尔没有引用原始手稿中最重要的语句，因此戴维斯教授对于会战经过也没能得出正确结论。1909年，马尔登先生（Mr. H. E. Malden）查阅了原始手稿，发现德莱尔遗漏了部分内容。马尔登先生将整封书信完整地复制了下来，并将其收录到了同年出版的《英国历史评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中。书信记载亨利将部队列成了两条战线，第一线分为贝叶的拉尔夫、梅朗的罗伯特和瓦伦的威廉指挥的三个步骑混合“梯队”（Acies），第二线则以国王亲自指挥的步兵组成，此外亨利还拥有一支由700名骑兵组成的预备队。这份史料解决了诸位学者之间的分歧。虽然奥德里克和亨廷顿的亨利都没有记载英王的战斗序列，但二者的记录却都能与书信内容相吻合。在此之前，拉姆塞、德拉蒙德、德尔布吕克都认为英王军是由四个骑兵分队组成的，各分队前后依次排列；而我本人则认为英王军分为三个由下马骑士组成的分队，三个分队横向排列组成一条战线。事实证明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查尔斯·大卫教授（Professor Charles W. David）是最近一位讨论过坦什布赖会战的学者。他曾在1920年出版过一本关于罗伯特·柯索斯（Robert Curthose）的著作，而这本书也是第一部正确记载了英王军战斗序列的著作。
虽然费康神父关于亨利全军拥有多达40000兵力的说法肯定是无稽之谈，但这也不过是中世纪常见的一种夸张记载而已。无论如何，英王军显然不可能像奥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只有骑兵占据着较大的优势，步兵人数却少于诺曼底公爵的军队。即使奥德里克也生活在会战爆发的那个时代，而且居住在距离战场不远的圣埃弗鲁尔（St. Evroul），他的这个说法也还是不可信。
与坦什布赖会战相比，亨利在诺曼底进行的第二场会战持续时间还要更短，经过也要更为简单。严格来讲，这场战斗根本算不上会战，只能算是一场遭遇战。布雷米勒会战只持续了几分钟时间，双方参战人员总计不足1000人。
法王路易六世（Louis VI of France）为了将自己支持的威廉·克里托（William Clito），即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的儿子推上公爵的位置，决定入侵诺曼底。威廉·克里托此前曾被软禁在加的夫城堡（Cardif Castle）中长达数年时间，几乎已被世人遗忘。到1119年，威廉·克里托已经长大成为一位聪明、开朗的18岁青年，亲自率领着手下的勇士走上了战场。法军跨过边境后，罗伯特的一些老臣加入了军队，但诺曼底公国的大部分男爵还是选择忠于英王亨利。
由于诺曼底的城堡和城镇大门紧闭，法王的入侵逐渐退化成了一系列抢劫行动。路易与其麾下的骑士们以莱桑德利（Les Andelys）镇为基地，发动了毫无意义的突袭，蹂躏乡里，行动范围远至鲁昂和埃夫勒（Evreux）附近。在此期间，亨利也率领着一支小规模军队抵达了诺曼底，其手下仅有少量人员来自英格兰，大部分士兵则是诺曼底本地的封建征召兵。亨利将军队驻扎在了昂代勒河畔的努瓦永（Noyon-sur-Andelle），希望能够阻止法军的破坏性入侵。8月20日，布谢龙（Bucheron）地区的教会粮仓升起了黑烟，亨利据此得知法军又在进行习惯性的劫掠行动。英王率领身边的500名骑兵前往抢劫现场，不久后便发现了路易手下的一些散兵游勇。法王听说敌军接近，立刻转过头来准备与敌军交战。路易的属下明智地劝说国王不要仅凭手中的400名骑兵去对抗数量不明的诺曼士兵。国王没有听从建议，反而在没有任何准备，甚至也没有制订任何明确作战计划的情况下，飞奔向前对亨利发动了进攻。
与此同时，英格兰国王在看到敌军开始向自己接近之后，充分利用时间，依照在坦什布赖会战中大获全胜的战术列好了战线。亨利命令大部分骑士下马战斗，只留下100人骑马作战，其余骑士的战马也被送到了战线后方。我们无法确定亨利具体的战斗序列，这场战斗的三位主要记录者，即法国一方的叙热（Suger）和英格兰一方的亨廷顿的亨利、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也是各持不同的说法。按照叙热的说法，亨利将骑兵布置在了第一线，下马骑士则位于第二线。亨廷顿的亨利说英王将部队分成了三个分队：第一个分队由骑马作战的诺曼骑士组成；第二个分队由英王亲自统率，士兵也都是国王的亲随武士，他们同样骑马作战；第三个分队则由英王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理查率领，其成员步行作战，人数也是三个分队中最多的。奥德里克则说理查王子手下拥有100名骑马作战的骑士，其余骑士则下马在国王身边作战，而国王本人也与他们一同步行战斗。奥德里克没有提及理查的骑兵到底是位于第一线还是预备线，但依照后文的记载，法军的首次进攻目标指向了下马骑士，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奥德里克的记载中，英格兰军骑兵的位置应是在后方。不过，由于叙热和亨廷顿的亨利都明确记载英格兰军的骑兵位于前方，奥德里克也没有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因此，我们不能太过执着于奥德里克的措辞，而应得出结论，认为亨利是将自己的步兵（即下马骑士）部署在了骑兵后方。显然，亨利希望利用部署在前方的小队骑兵去引诱法国人主动进攻，同时将作为主力部队的下马骑士尽可能部署在敌军视野之外。史料完全无法参考的地方在于，奥德里克记载说骑兵是由理查王子指挥的，而亨廷顿的亨利认为骑兵的指挥官是“诺曼人中的头领”，如厄镇（Eu）、瓦伦等地的伯爵，步兵预备队指挥官则是国王的私生子。这两种说法肯定是无法调和的。法国人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序列可言，骑士们分成三队，秩序混乱地向亨利冲去。冲在最前方的是诺曼叛徒威廉·克里斯潘，其手下仅有80名骑兵。第二队由塞兰兹的戈德弗雷（Godfrey of Serranz）、蒙特莫伦西的布沙尔（Bouchard of Montmorenci）、肖蒙的奥托蒙德（Otomond of Chaumont）和克莱蒙的居伊（Guy of Clermont）率领，士兵则大多是韦克桑（Vexin）地区的骑士。第三队由法王本人及其宫廷总管贾朗德的威廉（William de Garlande）指挥。必须提及的是，在亨廷顿的亨利的记载中，前两队骑士似乎被编成了一支部队，法王路易还曾命令年轻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克里托来指挥他们。虽然很可能确有其事，但其他史料并没有提及这一点。
奥德里克与亨廷顿的亨利均记载说威廉·克里斯潘第一个率军发动冲锋，而他的进攻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按照叙热和亨廷顿的亨利的说法，威廉·克里斯潘击溃并逐退了英格兰国王布置在战线前方的100名骑士。不过在那之后，他鲁莽地率军冲入了下马骑士的密集行列，其手下骑士在遭到包围后又被敌军拖下战马，成了俘虏。威廉·克里斯潘本人一路冲到英王面前，给了对方狠狠一击，若不是锁甲头套的保护，亨利本可能就此丧命。最终威廉·克里斯潘的战马被杀，比恩法特的罗杰（Roger de Bienfaite）在打倒并俘虏了威廉之后，颇费了一番功夫才制止了盛怒之下想要将其杀死的国王亲随，保住了他的性命。第一队法国骑士被消灭之后，第二队又以同样的勇气冲了上来，一度动摇了诺曼人的方阵，但这些骑士很快就被包围，几乎所有人都被敌军拉下战马俘获，落得与第一队人马相同的下场。
◎ 布雷米勒会战（1119年8月20日）
看到前两队骑士落败之后，路易身旁的骑士纷纷建议法王撤退，路易随即拨转马头。在此之后，整支部队都跟着崩溃了，所有骑士均陷入了恐慌。获胜的英格兰-诺曼联军重新上马发动追击，一路将逃敌追到了莱桑德利城下。诺曼人对路易紧追不舍，迫使这位国王不得不跳下战马躲进树林，将战马和军旗丢给了胜利者。最后还是在一位农民的帮助下，路易才绕道返回了莱桑德利。法军总计有140名骑士被俘，阵亡者却只有3人，“由于他们从头到脚都覆盖着铠甲，对方也担心杀害骑士会导致上帝降罪，再加上两军中有很多人都是相识已久的老战友，因此当天并没有发生太多杀戮”。法军前方两队骑士的指挥官，除威廉·克里托以外，无一人逃脱，全部被敌方俘虏。
尽管各方史料在细节上存在区别，但我们还是能够清楚地看到布雷米勒会战在战争艺术上的重要意义：秩序混乱的骑士，在没有得到步兵或弓箭手支援的情况下发动冲锋，绝不可能撼动装备精良、排成密集队形的下马骑士。路易在看到英格兰-诺曼联军严整的阵形之后便应该认清，自己获胜的唯一希望就是让部分己方骑士下马作战，或是等待装备了弓弩的部队参战，用后者去骚扰敌军的战线。但路易却认定自己只需发动一次勇猛的冲锋，便足以横扫对方，最终他为此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在布雷米勒会战结束短短几年之后，又爆发了一场不起眼的小规模战斗。这场战斗中的战术非常有趣，足以证明诺曼人并没有完全忘记该如何使用弓箭手来配合骑兵作战，哈斯丁会战的教训也依然为人们所铭记。1124年，梅朗伯爵沃尔伦（Waleran，Count of Mellent）起兵反叛英格兰国王亨利，埃夫勒伯爵阿马尔里克（Amalric，Count of Evreux）、纳沙泰尔的于格（Hugh of Neuchâtel）等亲族也加入了他的行动。但由于英王的军队实力过于强大，叛军的大部分城堡都被攻克，沃尔伦也只能带着他的骑士四处游荡。当沃尔伦在特鲁尔德镇（Bourg Théroulde）附近进行劫掠，以惊人的暴行虐待当地农民时，300名从周边各地驻防部队中抽调出来的英王雇佣军赶到了当地。这支部队由贝叶的拉尔夫和埃夫勒城堡的总管（Castellan of Evreux）率领，此二人都曾在坦什布赖会战中担任指挥官。虽然英王军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但他们很清楚，此时沃尔伦已经是一头绝望的困兽，而他的追随者们也是诺曼底最优秀的骑士。因此英王军没有立刻发动进攻，而是横跨道路排列好了战线，以守势的姿态向对方挑战。英王军中的骑士们，部分下马列阵，部分以骑兵身份参战。除骑士以外，贝叶的拉尔夫手下还拥有一批弓箭手以及在西欧非常罕见的骑马弓箭手。若不是瑞米耶日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在史料中提及此事，可能后人根本无从知晓此战还曾有骑马弓箭手参与。这场会战的另一位记录者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则根本不曾提及有弓箭手骑马作战。可能这些骑马弓箭手都来自佣兵部队，而他们之所以配有马匹，也是为了在追击敌军时能够伴随骑士快速行动。英王军中总计有40名骑马弓箭手，拉尔夫将他们倾斜着布置在了战线左侧的突前位置，这一巧妙的布置让骑马弓箭手们可以从侧翼威胁任何沿道路发动进攻的敌军。而拉尔夫之所以将他们部署在左翼，也是为了让他们可以方便地对叛军没有盾牌保护的右侧进行射击。可以肯定地说，为更好地发挥弓箭威力，骑马弓箭手也是下马作战的。梅朗伯爵沃尔伦此时依然可以选择调转方向，沿原路撤退。但正如他的对手所料，这位伯爵在绝望之下，根本没有撤退的念头。沃尔伦大声激励自己的追随者，要他们踏平那些敢于挡路的“佣兵和乡巴佬”。沃尔伦本人带领40名亲随骑士率先发动冲锋，剩余的骑士则由埃夫勒伯爵率领跟随在后。当沃尔伦前进到与英王军弓箭手齐平的位置之后，后者立刻开始向对方的战马放箭，只用了几次恰到好处的齐射便将几乎所有骑士都射下了马。在此之后，叛军第二梯队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由于叛军中有些人被压在了战死的坐骑下动弹不得，其余人也因为盔甲的重量以及受伤和疲劳而无法快速逃走，因此当英王军开始前进之后，几乎所有叛军都被俘虏了。包括沃尔伦本人和他的两个侄子纳沙泰尔的于格、蒙福尔的于格（Hugh of Montfort）在内，叛军总计有80名骑士被俘。埃夫勒伯爵原本也已经落入了英王军手中，所幸俘虏他的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后者暗地里将他放走了。
这场小战的很多细节都非常独特，即使在200年后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会战所使用的战术中，我们也能看到这场小战的影子。战胜一方的指挥官们表现出了高超的指挥技巧，他们利用侧面拥有弓箭手掩护的下马士兵抵挡住了敌军骑兵的冲锋，之后又利用部署在后方的骑兵预备队摘取了胜利果实。这场会战中出现的骑马弓箭手在12世纪的欧洲十分罕见，而且毫无疑问，后来约翰一世和亨利三世两位国王手下的骑马弩手，正是从这些骑马弓箭手发展而来的。之所以会出现骑马的弓弩手，是因为在对抗劫掠者的行动中，弓弩手必须伴随在骑兵身边，一起快速行动。步弓手是不可能参与阻截沃尔伦这种任务的，但只要弓箭手能够得到坐骑，他们便有可能与骑兵一同赶到战场。抵达之后，弓箭手也能下马战斗，配合同样将战马送到了战线后方的骑士作战。
这场著名的“圣旗会战”在性质上与我们先前讨论的所有会战都不相同。在这场会战中，英格兰的敌人并非身披重甲的法国骑士，而是来自特威德河（Tweed）以北的凯尔特野蛮部落。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约克郡封建征召兵的指挥官们应该利用自己在骑兵方面的优势，去对付毫无秩序的苏格兰高地人和加洛韦人（Galwegians）。但事实上，英格兰指挥官们却命令所有骑士下马，甚至不曾像亨利一世在坦什布赖会战中那样保留一小部分骑兵，而当天唯一一次骑兵冲锋，居然来自苏格兰军中少数的英格兰和诺曼骑士。
由于在这场会战中，双方均没有表现出什么高超的战术眼光，也不曾尝试任何新的战术，因此我们只需对这场会战进行简要介绍即可。当时苏格兰国王大卫（King David of Scotland）率领一支大军跨过了特威德河，其手下的士兵主要由高地人和加洛韦人组成，各部队依照氏族进行编组。此外，大卫手下还拥有一批说英语的东部低地（Eastern Lowlands）征召兵，其纪律和编制都要比苏格兰部落民更为有序。苏格兰军中还拥有大批披甲骑士，他们来自追随埃德加·阿塞林前往北方的英格兰流亡家族和后来流落到了苏格兰的诺曼定居者。苏格兰人在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勒姆（Durham）一路烧杀抢掠，作恶多端，就连身在圣坛上的牧师和躲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也无法幸免。也正因为如此，约克郡的郡民将这场战争视为对抗野蛮人的圣战，并携带代表当地圣人——约克的圣彼得、贝弗利的圣约翰（St. John of Beverley）、里彭的圣威尔弗里德（St. Wilfrid of Ripon）的三面圣旗一同出征。这三面圣旗和代表达勒姆圣人——圣卡思伯特（St. Cuthbert）的圣旗一起，被竖立在一辆位于全军中央的“战车”上。英格兰军大部分人员是来自约克郡的封建征召兵和民兵，英格兰国王斯蒂芬派出了一支由伯纳德·巴利奥尔（Bernard Baliol）率领的小规模部队前来支援。在随援军北上的男爵中，有些人甚至来自亨伯河（Humber）以南的德比郡（Derby）和诺丁汉郡（Notingham）等地区。英格兰军总指挥官是年轻的阿尔伯马尔的威廉（William of Albemarle），但他似乎要与约克郡郡督沃尔特·埃斯佩克（Walter l’Espec）分享指挥权。二人沿着位于诺斯阿勒顿以北3英里处的一道山坡将全军列成了纵深较大的战线，搭载着圣旗的“战车”则被安置在了战线中央的后方。英格兰骑士全部下马，与约克郡征召兵一同步行作战。显然，身着全副甲胄的骑士被部署在了前排，而仅有部分盔甲的征召兵则位于骑士背后。约克郡的征召兵中包括数量不少的弓箭手，据记载，他们被与长枪兵“混编”在了一起。由于史料中并没有提到弓箭手被部署在两翼或者前方，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弓箭手是被部署在了步兵战线中。会战开始之后，他们越过友军的头顶，向山坡下方倾泻箭矢。部分资深骑士被部署在战线后方的圣旗周围，组成了一个“圣团”（Sacred Band），全军指挥官阿尔伯马尔的威廉和沃尔特·埃斯佩克也位于这些骑士中间。
虽然史料中关于苏格兰军拥有26000人的说法很可能存在夸张成分，但无论如何，苏格兰国王手中的士兵数量肯定还是要远远多于英格兰士兵。不过在弓箭手和披甲的骑士的数量方面，大卫却居于劣势。苏格兰军绝大部分人员都是仅装备了投镖、标枪、阔剑（Claymore）的所谓“高地散兵”（Highland Kerne）和加洛韦的皮克特人（Picts）。在看到英格兰人的密集战线之后，大卫决定采用敌军自己的战术来进攻敌军。他命令骑士们集中起来组成攻击纵队的矛头，同时还让弓箭手伴随骑士一同前进。其余部队受命在后跟随，一旦骑士在英格兰战线的正面打开缺口，他们便要冲进去将对方击溃。
不幸的是，大卫忘记了凯尔特人的荣誉感和他们那不顾一切的蛮勇。部落民拒绝由低地骑士首先发动进攻。皮克特人的领袖们声称，他们自古以来便享有在战斗中位居前排的权利，苏格兰高地人也拒绝让外来的诺曼人和英格兰人打头阵。由于大卫拒绝改变计划，福斯河（Forth）以北地区的首领之一、斯特拉森伯爵马利兹（Malise，Earl of Strathern）愤怒地大喊道：“我的国王啊，您为何如此信任这些法国人的好意？在这些身穿重甲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在今天的战斗中比不穿盔甲的我前进得更远！”对此，诺曼人阿朗·佩尔西（Alan Percy）高声回复说：“这真是一句大话，为了您的性命，您最好还是不要言出必行。”马利兹愤怒地冲向阿朗·佩尔西，双方激烈争辩，导致高地人和南方骑士也跟着争吵起来。苏格兰国王在无奈之下，只好命令第一线的部队后退，改由加洛韦人担任先锋。
大卫更改计划之后，苏格兰军被分成了四个部分。按照里沃的埃尔雷德（Aelred of Rievaulx）对苏格兰军的描述：加洛韦人位于第一线的中央，位置相对突前；右翼部队由国王的儿子亨利指挥，其手下士兵包括来自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和蒂维厄特河谷（Teviotdale）的征召兵以及大部分低地骑士；洛锡安（Lothian）地区的英格兰流亡者和洛恩（Lorn）、阿盖尔（Argyle）、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的西高地氏族组成了左翼部队；国王大卫则带领着来自默里（Moray）和东高地的士兵位于后方；另外，国王还从数量本就不多的披甲骑士中抽出了一部分留在身边，让他们担任自己的近卫部队。
当苏格兰军接近英格兰军所在的山坡之后，同时在约克郡和苏格兰安南达尔（Annandale）两地拥有封地的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男爵
，从英格兰军阵中骑马下山，试图劝说苏格兰国王议和，但环绕在大卫身边的年轻骑士们却辱骂他是一个叛徒，于是罗伯特·布鲁斯也只好退回了英格兰军战线。在离去之前，这位男爵郑重其事地宣布放弃自己在安南达尔的封地，解除了他与大卫之间的君臣关系。
不久之后，加洛韦人便高喊着“阿尔巴纳奇（Albanach）！阿尔巴纳奇！”
的可怕战吼冲向了英格兰军中央。加洛韦人的勇猛冲锋一度让约克郡民兵们发生了动摇，但骑士们很快便集结起来，稳定了民兵的士气，迅速击退敌军并重组了战线。加洛韦人很快便卷土重来，他们首先投出自己的轻型标枪，试图打乱约克郡人组成的盾墙，之后又拔出阔剑与对方短兵相接。但加洛韦人没能再次打破对方战线，英格兰军的弓箭手们也利用加洛韦人冲锋的间隙，给他们带去了惨重的伤亡。不过，加洛韦人还是英勇地再次发动了进攻，为胜利进行最后一搏，“他们中很多人身上还插着箭杆，看起来就好像刺猬一样”。
与此同时，苏格兰王子亨利率领着手下部队对英格兰人的左翼发动了进攻。亨利本人与少数骑马作战的骑士一同领导冲锋，数量庞大的斯特拉斯克莱德人则步行在后跟随。亨利的冲锋非常有效，这位英勇的王子率领骑兵冲入约克郡民兵的战线，一路杀到了对方背后，被冲散的民兵则散落在他们周围。在此之后，亨利又看到由骑士的马夫们照看的敌军战马正位于战线后方不远处，于是便催马上前，试图夺取这些战马。亨利一心认为紧跟在后的步兵能够冲进自己打开的缺口，赢得会战胜利，但事实上，他却犯下了致命错误。虽然他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去抢夺对方的战马，但这几分钟时间却正是会战的决定性时刻。利用这段时间，英格兰人将亨利打开的缺口填补了起来，并击退了试图冲入缺口的斯特拉斯克莱德人。不仅如此，攻击英格兰战线中央的加洛韦人也已经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勇气和精力，在唐纳德（Donald）、乌尔盖里奇（Ulgerich）这两位领袖阵亡后四散而逃。位于苏格兰军左翼的洛锡安人和洛恩人表现得还要更差，他们仅仅进行了一次散乱的冲锋，之后便再也不曾发动进攻，反而退到了战线后方。到了此时，苏格兰国王大卫只好命令由高地人组成的预备队前进，他本人也从战马上跳了下来，亲自领导进攻。但性情多变的凯尔特人在看到前方部队已经惨败之后纷纷逃亡，只留下国王大卫和他手下一小队英格兰、诺曼骑士继续前进。由于取胜无望，大卫只好命令掌旗官掉头，率军撤退到附近的一座高地上，并在那里将全军的残部集结了起来。直到此时，苏格兰军依然拥有十分强大的实力，使约克郡民兵不敢发动进攻。等到对方撤退之后，英格兰人才远远跟在后方，杀死了对方的掉队士兵，并抓获了不少俘虏。
◎ 诺斯阿勒顿会战（1138年8月22日）
在苏格兰军崩溃、撤退之后，与少数士兵一同冲到了英格兰战线后方的苏格兰王子亨利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为了逃离战场，亨利使出了一个诡计。他首先率领士兵们转向面对北方，之后又命令身边为数不多的骑士丢掉自己的家徽，混进正在前进的敌军战线，在英格兰人没有发觉的情况下与他们一同前进，逐渐穿过了英格兰战线。在安全到达英格兰战线的前排位置之后，亨利才以适中的速度向前方离去，没有引发敌军的怀疑。第三天，亨利绕道与其父王会合到了一起。编年史家们记载苏格兰人损失了10000人至11000人，但这不过是中世纪史料记载大规模会战时常见的夸张手法而已。即使如此，苏格兰人在会战中的伤亡数字肯定还是很大。根据较为合理的推测，在与亨利王子一同发动冲锋的200名骑士中，有50人被俘，此外还有大批人员伤亡，最终只有19人毫发无伤地返回了苏格兰军中。会战结束后，亨利为与父王会合，不得不穿越一片荒野，他为了减轻路上的负担，丢弃了自己的铠甲。苏格兰军右翼和中央的首领们伤亡非常惨重，只有在会战中表现不佳的左翼损失较小。
在英格兰人一方，只有莱西的伊尔伯特（Ilbert de Lacy）的兄弟这一名骑士阵亡，但在没有装备全副盔甲的民兵中，还是有很多人在加洛韦人的第一次进攻和亨利王子的勇猛冲锋中被杀。
圣旗会战就此告终。对于12世纪而言，这是一场十分不同寻常的战斗。在这场会战中，骑兵占据优势的一方从不曾试图使用骑兵发动进攻，而在这一关键兵种上居于劣势的一方，却相对有效地运用了骑兵，甚至一度突破了对方战线。约克郡人的战术与哈罗德在哈斯丁会战中使用的战术十分相似，就连在战线中央位置的高地上竖立战旗这一点都别无二致。但圣旗会战中的英格兰人却拥有那位撒克逊国王不曾拥有的大批弓箭手。苏格兰国王大卫最初制订的计划原本非常合理，但凯尔特人的骄傲和多变却将其毁于一旦。倘若苏格兰人真的能够首先利用200名骑士在敌军战线上打开缺口，之后再将勇猛的加洛韦人投入缺口，圣旗会战的结果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与之相反，仅凭没有盔甲的部落民发动野蛮冲锋，在面对敌军由长矛和弓箭组成的严整战线时，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从这一角度来讲，诺斯阿勒顿会战也可以称得上是达普林（Dupplin）、哈利顿山（Halidon Hill）、弗洛登（Flodden）、平奇（Pinkie）等会战的前奏。在圣旗会战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还要数苏格兰左翼那些说英语的洛锡安长枪兵的拙劣表现。通常来说，这些来自低地的士兵不会在仅仅发动一次冲锋之后便选择撤退，尤其是在敌军没有展开追击的情况下。此事足以证明，凯尔特人对英格兰发动的“圣战”根本无法激起洛锡安人的热情。而大卫对高地人的言听计从，可能也导致苏格兰国王与低地人越发疏远。可以肯定的是，在苏格兰人撤退的过程中，高地人与低地人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双方都认为对方是懦夫和叛徒，“结果等到他们返回家乡时，已经不再像是战友，反而成了死敌”。
英格兰军队在林肯会战中使用的战术，肯定会令人感觉更为熟悉，而且与坦什布赖会战等其他英格兰-诺曼军队所打会战的战术也十分相似。但不幸的是，关于这场重要的会战，我们所能找到的史料却远不像里沃的埃尔雷德对圣旗会战的记录那样详细。
1140年至1141年冬季，英格兰西部和威尔士边境的男爵们发动了叛乱，起兵反对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甚至还向国王的政敌玛蒂尔达皇后宣誓效忠。这些男爵占领了很多要塞，极为重要的林肯城堡也是其中之一。斯蒂芬国王在深冬率军前去平乱，占领了居民忠于王室的林肯城（Lincoln City），而叛军则退入了林肯城堡。斯蒂芬包围林肯城堡长达一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切斯特伯爵拉尔夫（Ralph，Earl of Chester）和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Robert，Earl of Gloucester）也在集结军队试图解除围困。1141年2月1日，英王获悉解围军队接近。由于此时英王手下军队规模较小，大臣们建议国王不要与对方正面作战，而应从南方召集更多支持者前来增援，但斯蒂芬却非常看不起他的敌人，公开宣布自己将立刻与敌军决战。为到达英王军所在地，拉尔夫和罗伯特必须率军跨过此时正在暴涨的福斯代克河（Fossdike），而斯蒂芬已经派出了一队士兵前去防守渡口，阻止二人过河。2月2日上午，拉尔夫和罗伯特不顾极高的水位和危险的沼泽，强渡福斯代克河，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斯蒂芬部署在渡口上监视自己的部队。
得知对方接近之后，国王率军在林肯城堡的城墙外列成了战线。由于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这场会战的具体爆发地点，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以下几个事实来进行推测：一、两位伯爵强渡福斯代克河的地点位于林肯以西；二、福斯代克河位于二人的战线背后，这也意味着，二人一旦战败就必将全军覆灭（这代表两人的正面指向北方或东北方向）；三、斯蒂芬的骑兵在被击败之后，没有逃入林肯城，而是逃到了开阔的乡间（说明斯蒂芬的战线部署考虑到了骑兵需要向北撤退的情况）；四、斯蒂芬的步兵逃入了林肯城（也就是说，林肯城距离战场较近）。综上所述，林肯会战的战场可能位于林肯城正西方，同时英王军战线的正面指向南方或西南方向。斯蒂芬采用的战术与其舅父亨利一世在布雷米勒会战中所使用者相同。他命令由自己亲率的骑士下马，在国王的军旗旁列队步行作战，一些从各郡前来的征召兵与下马骑士混编在了一起，这些征召兵中的绝大部分士兵都是林肯城的市民。在步兵战线的前方，斯蒂芬还部署了两支小规模的骑兵分队，左翼分队由阿尔伯马尔的威廉（此人因在诺斯阿勒顿会战中表现出色而被国王晋升为伯爵）和佣兵队长伊普尔的威廉一同指挥，右翼分队由诺福克伯爵于格·比格特（Hugh Bigot，Earl of Norfolk）、瓦伦伯爵威廉、北安普顿伯爵桑利斯的西蒙（Simon of Senlis，Earl of Northampton）、梅朗伯爵沃尔伦、迪南的阿兰（此人受封了国王专门为他设立的里士满伯爵头衔）指挥。必须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指挥官都有着显赫的头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手下的军队实力有多么雄厚，他们中很多人不过是徒有虚名，实力和领地根本配不上伯爵头衔。不仅如此，他们中还有数人“好像是来参加谈判而非战争一样”，根本没有按照兵役债务率领足额的士兵前来。即使两个分队相加，骑兵的总数也仅有寥寥数百人而已。
叛军一方的两位伯爵同样将军队分成了三个分队。切斯特伯爵拉尔夫和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各自指挥一个分队，最后一个分队则由英格兰中部地区（Midland）的大批骑士和因叛乱而被斯蒂芬没收领地的男爵组成，编年史学家因此将这个分队称为“领地被夺者之军”。除上述三个分队以外，罗伯特还在行军前来的过程中招募了一队威尔士轻步兵，其指挥官为梅雷迪斯（Meredith）和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两兄弟。按照编年史记载，这些威尔士人“勇敢但并不坚定”，罗伯特将他们部署在了第一线的侧翼。切斯特伯爵拉尔夫率领骑士下马，与军队中的其他步兵一同组成预备线（与斯蒂芬的部署完全相同）。在第一线里，“领地被夺者之军”面对着比格特、梅朗伯爵、阿兰以及其他伯爵，而格洛斯特伯爵罗伯特和威尔士人则面对着阿尔伯马尔伯爵和伊普尔的威廉。双方的骑兵数量相差不多，英王军在步兵方面占据优势。
战幕拉开之后，双方第一线的骑兵向对方展开了冲锋。“领地被夺者之军”将自己面对着的五位英王军伯爵彻底击溃，后者手下的士兵要么被杀、被俘，要么逃之夭夭。而在另一侧，阿尔伯马尔的威廉、伊普尔的威廉则与格洛斯特伯爵的骑兵以及威尔士轻步兵展开了交战。英王军骑兵轻松地碾过了威尔士人，迫使他们向切斯特伯爵和诸男爵率领的预备线方向撤退以寻求掩护。不过，英王军骑兵很快便遭到了格洛斯特伯爵的骑兵和切斯特伯爵的下马骑士的攻击，两位威廉也与先前另一侧的伯爵们一样被打得惨败，手下部队四散而逃。两支英王军骑兵分队都不曾试图重整部队，伊普尔的威廉在逃跑过程中曾回头望向战场，他看到，“会战已经失败，自己只能另寻机会再帮助国王作战了”，于是他选择继续逃跑。
◎ 第一次林肯会战（1141年2月2日）
接下来，叛军两位伯爵将全军集中起来，对英王亲自指挥的步兵发动了进攻。毫无疑问，切斯特伯爵率领下马骑士位于前排，而“领地被夺者之军”和格洛斯特伯爵的骑兵则位于步兵两翼和后方。英王军虽然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对方击败。林肯城的市民在被击溃之后，纷纷逃进林肯城的城门寻求庇护，而追击者也跟着他们攻入城市，在街道上将他们砍倒。斯蒂芬和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们则始终坚守在军旗周围，直到其他部分的战斗结束很久之后，依然在与对方战斗。国王在手中的长剑折断后，又从一位林肯城市民手中接过了一柄双刃丹麦战斧继续战斗。斯蒂芬勇猛地抵抗了很长时间，但其忠实的部队最终还是被叛军击溃，而他本人也被强壮的骑士凯姆斯的威廉（William de Caimes）抓住头盔拉倒在地。除斯蒂芬国王以外，伯纳德·巴利奥尔、莫布雷的罗杰（Roger de Mowbray）、威廉·福萨特（William Fossart）、威廉·佩弗里尔（William Peverel）、克莱法特的威廉（William de Clerfait）、鲍德温·菲茨-吉尔伯特（Baldwin Fitz-Gilbert）、理查·菲茨-乌斯（Richard Fitz-Urse）以及其他大批英勇的英王军骑士、男爵，均被叛军俘虏。
第一次林肯会战在战术上与坦什布赖会战、布雷米勒会战非常相似。交战双方都将骑兵列在了第一线，并以下马骑士组成了一条预备线。叛军在侧翼部署的威尔士轻步兵是这场会战中仅有的不同寻常之处，而这支部队事实上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些轻步兵的实际身份可能是来自南威尔士的弓箭手，格洛斯特伯爵将他们部署在侧翼，目的也应该是利用弓箭从侧面去射击英王军的骑兵，就像1124年特鲁尔德之战时的弓箭手一样。抛开这些无用的轻步兵不谈，我们可以看到，在林肯会战中，斯蒂芬的落败应归罪于其手下的骑兵根本不可靠，他们甚至连撤退到预备线背后重新整队投入战斗的能力都没有。等到骑兵逃离战场之后，斯蒂芬也就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了。与其伯父罗伯特在坦什布赖会战中所面对的情况一样，斯蒂芬在林肯会战中也无法单凭步兵抵挡对方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
斯蒂芬的统治结束后，在亨利二世在位期间，甚至直到12世纪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英格兰的战争走进了以围攻战，而非会战为主导的时代。亨利二世在位期间征战不断，却从未在野战战场上进行过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斗。亨利二世只得到过两次进行大规模会战的机会，其中第一次出现在1174年亨利率军为鲁昂解除围困时，第二次则出现在1187年。当时亨利率领着一支大军前去围攻沙托鲁（Châteauroux），而法国国王腓力也带领军队来到了安德尔河（Indre）对岸，日复一日地排布战线向河对岸的英格兰-诺曼军队挑战，但两位国王都过于谨慎，不愿先行渡河，最终两支军队之间没有爆发任何会战，两位国王也缔结了休战条约。
在1173年至1174年的纷乱年代里，亨利四面受敌，半个英格兰都被叛军占领。在此期间，亨利进行过两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战斗，但都称不上是真正的会战，而且这两场战斗中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战术要点。苏格兰国王“雄狮”威廉（Wiiliam the Lion）所率领的入侵大军在阿尼克受到区区数百名骑士阻拦，遭遇了一场惨败，留下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战例。这位苏格兰国王手下的军队规模不亚于其祖父在圣旗会战中所率领的那一支。威廉率军侵入诺森伯兰之后，只留下一部分士兵围攻阿尼克，其余部队则远远地分散到了泰恩河（Tyne）与蒂斯河（Tees）的河谷中四处抢劫。与此同时，约克郡的郡督埃斯图特维尔的罗伯特（Robert d’Estouteville）召集起了该郡的大批征召兵，很多忠实于英格兰的北方男爵也加入了他的麾下。英格兰军决定向阿尼克进军，但由于指挥官们已经得知苏格兰军在人数上达到了自己的四倍，因此其行军十分小心谨慎。在从纽卡斯尔向阿尼克进军的漫长路途中，英格兰骑士们比疲惫的步兵前进得更快。1174年6月13日上午，骑士们到了被围的阿尼克城堡附近。此时战场上弥漫着浓雾，区区400名英格兰骑士似乎也无法在一片黑暗中撼动围攻者的营地，但他们却还是无惧艰险，并最终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大捷。骑士们在前进了几英里
之后，天空开始放晴，接着他们发现不仅阿尼克已经近在眼前，同时在距离自己更近的地方还有一小队身着盔甲的苏格兰人。这队苏格兰人正是苏格兰国王本人及其手下的部分骑士，他们此时正在悠闲地骑马环绕城堡，而苏格兰军其余的骑士则不是在外抢劫，就是分散在城堡外的各个营地中。威廉最初将英格兰人错认成了自己的手下，毫无戒心地骑马缓步迎上前去。直到接近之后，威廉才看清了敌人的军旗。可到了此时，他已经来不及逃跑了。面对危险，威廉高喊道：“让我们来瞧瞧谁才是真正的骑士吧！”之后便放平骑枪，冲向了约克郡人。此举虽然颇有骑士风度，但也堪称愚蠢，其下场则更是毫不令人意外：威廉的战马被杀，他本人也和所有随从一起被俘。其他苏格兰士兵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崩溃，威廉的大军混乱地返回了苏格兰。这样一来，这场规模庞大的入侵行动，便因一场仅有不足500名骑士参加的小规模遭遇战而告终了。
在1173年10月17日的福纳姆之战中，英王亨利二世的敌人也遭遇了类似的失败。但对于这场会战，史料却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记载。在战斗爆发时，叛乱的莱斯特伯爵正率领着80名骑士和他为增强叛军实力而从海外雇来的大批佛兰德斯佣兵（骑兵、步兵均有）穿过萨福克郡（Sufolk），从弗拉姆灵厄姆（Framlingham）返回莱斯特郡。为拦截莱斯特伯爵，宫廷总管博亨的汉弗莱（Humphrey de Bohun）与首席政法官吕西的威廉（William de Lucy）一同率领着少数忠于国王的骑士和300名由国王发饷的骑兵，前进到了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由于佛兰德斯人曾在诺福克犯下种种暴行，当地的百姓对他们已经恨之入骨。据说，佛兰德斯佣兵曾经高唱：“唱吧！跳吧！英格兰已是你我之物！”正因为如此，就连不少只能以梿枷和杈子当作武器的当地农民，也加入了宫廷总管麾下。宫廷总管手下的骑士数量是莱斯特伯爵的四倍，但按照迪塞托的拉尔夫（Ralph de Diceto）所言，如果我们将所有装备精良的士兵人数都计算在内，则莱斯特伯爵的实力要远比宫廷总管更强：佛兰德斯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而英王军的步兵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宫廷总管在莱斯特伯爵穿过福纳姆附近的一片沼泽时对其进行了截击，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很快便将叛军击溃了。很显然，莱斯特伯爵的骑兵被敌军骑兵的数量压倒了。在那之后，佛兰德斯步兵也被英王军骑兵的冲锋击溃。愤怒的农民们毫不留情，将敌军纷纷推进了沼泽和沟渠中，被淹死的敌军数量甚至比战死的还要更多。莱斯特伯爵被英王军俘虏，战争期间一直伴随在丈夫左右的伯爵夫人也成了战俘，叛军士兵中仅有少量人员幸存，与他们的指挥官一同被俘。在这场会战中，区区几百名骑兵在征召兵支援下，击败了训练有素的叛军。这也证明了，即使是训练有素的雇佣步兵也无法在失去骑兵支援后，抵挡住敌军骑兵和步兵的联合攻击，即使对方的步兵只是一群未经训练的百姓也还是如此。在12世纪至13世纪的会战中，除特殊情况以外，骑兵始终是决定性的兵种。但不幸的是，我们根本无法找到任何关于这场战斗的详细史料。也许地形曾对战斗进程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从史料中，我们只能得知佛兰德斯人曾因土地过于泥泞而出现了队形破裂的情况，至于战斗的其他经过，我们则一无所知。
幸运的是，我们对英格兰-诺曼军队在另一个战场上的行动，要比对1173年至1174年间那场大叛乱中的会战了解得更加详细许多。《爱尔兰征服史》（ Expugnatio Hiberniae ）和价值无可估量的《德莫特与伯爵之歌》（ Song of Dermot and the Earl ）这两部史料，足以使我们能够清晰地重构出威尔士边境上的几百名骑士是如何在短短5年内征服大半个爱尔兰的，而他们在战争中又使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和战略。在诺曼人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的所有征服行动中，征服爱尔兰可能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在这场征服战中，入侵者所拥有的资源甚至比征服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另一支诺曼人还要更少，而爱尔兰人又生活在整个欧洲地形最为复杂，也最易守难攻的地区之一。
1169年的爱尔兰遍布森林、沼泽和山峦，开阔地带非常罕见，而且这些平原之间的距离也很远。几乎所有部落定居点周围，都仅有少数或穿过沼泽或位于森林和岩地之间的小路与之相连。当地的部落民虽然性情多变且组织不严密，但绝不缺少蛮勇。在与丹麦人的漫长战争中，爱尔兰人发展出了一套非常适合当地情况的防御战术。在连接各地区的道路上，爱尔兰部落民会选择一些众所周知的关键地点，巧妙地建造防御工事。另外在沼地中，他们还会挖掘横断道路的壕沟，并在己方一侧建造工事，使骑兵几乎无法通行。在森林中，爱尔兰人又会“推倒树木”以阻断道路。他们砍倒灌木，交错着搭成鹿砦，再将其横跨道路或沿着道路堆放起来。这样一来，当敌军试图强行通过道路时，爱尔兰人便能躲在这些鹿砦后方，在敌军无法看到自己的情况下攻击敌军正面和侧翼，而敌军若想攻击爱尔兰人，就必须先将构成鹿砦的粗树枝斩断。《德莫特与伯爵之歌》中存有不少关于这两种障碍物的记载，其中对于阿查德乌尔[Achadh-Ur，即今日基尔肯尼（Kilkenny）的弗雷什福德（Freshford）]隘路所作的记载，足以被视为一个范例。阿查德乌尔隘路位于纽纳河（Nuenna）与被森林覆盖的陡峭山地之间。奥索里人的国王麦克唐卡德（Mac-Donnchadh，King of Ossory）“为阻挡勇敢的德莫特国王，曾命手下士兵挖掘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并在其背面设置了木桩，在其正面也装上了栅栏”。
每当英格兰人开始进军，爱尔兰人便会“推倒树木，挖沟截断道路”，致使英格兰人“在如此艰险的地方，很难找到开阔地面”，只能挣扎着向前推进。入侵者已经习惯在开阔平原或英格兰、诺曼底的山坡上，凭借重甲骑兵发动笨重的密集冲锋来征服敌人，爱尔兰人使用的战术令他们十分苦恼。但正如下文所述，入侵者们最终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牢牢地在自己征服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爱尔兰人的弱点在于他们缺乏盔甲，而且无法在开阔地形中坚守阵地。一旦他们在远离工事和壕沟的地点被敌军追上，被迫与敌军近身战斗，就很容易遭遇失败。爱尔兰人非常惧怕重甲骑兵的冲锋，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学会该如何让士兵肩并肩地排列成密集队形，抵挡骑兵冲锋。爱尔兰人和他们的老对手丹麦人都不习惯在马背上作战，因此他们对诺曼骑士的英勇冲锋非常恐惧——事实上，爱尔兰人的武器也不适合抵挡骑兵冲锋。除海岸城镇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和少数内陆酋长以外，爱尔兰人根本没有盔甲，只能赤膊上阵。就连他们自己的吟游诗人也吟诵道：
多么悬殊啊，
战斗中的外来者与蒂姆海尔的盖德希尔人
，
康恩族人身上仅有精致亚麻，
而外来者却身着沉重铁甲。
凯尔特人根本没有适合用来抵抗骑兵的武器。通常而言，一名爱尔兰人只有两支投镖、一支短枪和一柄单手使用的、很大的战斧。他们既没有长矛，也不会使用弓箭。作战时，爱尔兰人仅能躲在工事和壕沟后方，在近距离上向敌军投掷投镖和石块，而无法在远距离用箭雨击退敌军。简而言之，爱尔兰人在森林和沼泽的散兵战斗中无人能及，但在开阔地却不堪一击。
英格兰-诺曼指挥官们很快便学会了如何调整战术来应对敌军。他们会尽可能避免在森林和沼泽与敌军作战，并尝试将敌军引诱至开阔地带。由于凯尔特人恶习难改，警戒工作总是做得很差，因此在上述战术无法实现时，诺曼人就会对敌军进行奇袭或者发动夜袭，或者使用弓箭从远距离袭扰对方。对威尔士边境的骑士们而言幸运的是，他们轻而易举便能找到最适合在这种困境下帮助自己的援兵。南威尔士人是不列颠所有居民中最擅长弓术的，他们能够使用世界上长度最长，威力也最强的长弓。正是在这些弓箭手的支援下，入侵者才在爱尔兰屡次击败当地居民。所有曾在爱尔兰获得过胜利的男爵，手中都少不了一支在军中占了较大比例的弓箭手部队。一段时间之后，男爵们又开始为弓箭手配备马匹，以便让他们能够伴随骑士一同行动，不错过任何一个战机，也不会在追击中被落在后方。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在《爱尔兰征服史》一书中，用了近一章的篇幅来解释威尔士弓箭手给入侵者带来的优势，并劝说他那个时代的领主们，应提高威尔士部队在军队中的占比，以便利用这些轻装部队的灵活性，在森林或山区中对爱尔兰人进行追击。要知道，身着重甲的士兵在这些地区的追击速度非常缓慢，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发动追击。下面我们将用一些战例来说明，英格兰-诺曼入侵者是如何应对爱尔兰人的。
在罗伯特·菲茨-斯蒂芬（Robert Fitz-Stephen）和普伦德加斯特的莫里斯（Maurice de Prendergast）这两位盟友的帮助下，伦斯特国王德莫特（Dermot，King of Leinster）对其敌手，即奥索里国王麦克唐卡德的领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劫掠行动。当时，英格兰-诺曼人拥有300名骑士和威尔士弓箭手，以及超过2000名来自爱尔兰海金塞莱地区[Hy-Kinselagh，即今日的韦克斯福德郡（Wexford）]的德莫特追随者。在返程中，德莫特等人必须穿过迪南河谷中一个位于森林与河水之间的山口。德莫特国王的儿子唐奈·卡瓦纳（Donnell Kavanagh）率领爱尔兰人位于队列前方，其后方则是国王和他的英格兰-诺曼盟友。德莫特到达山口附近之后，发现已经有大批奥索里人在其国王率领下占领了该地。来自海金塞莱地区的爱尔兰人对此地非常恐惧，因为仅德莫特在位期间，伦斯特军队便已经三次在此折戟沉沙了。海金塞莱人遭到攻击之后，立刻军心大乱，逃进了森林，唐奈·卡瓦纳仅能带领43名爱尔兰人退回到父王身边。此时英格兰军正位于泥泞的河谷底部，很难整理队形去抵抗敌军攻击，更无法向前推进去占领已有重兵防守的山口。
普伦德加斯特的莫里斯立刻建议国王从河谷和森林地带撤退到他们刚刚走下的高地上，准备强攻山口。若奥索里人进行追击（这是很有可能的），他们便可以掉转方向，在一个既没有森林也没有沼泽能够保护敌军的地点，利用诺曼骑士的冲锋将其击溃。国王接受了莫里斯的建议，英格兰-诺曼军队装作已经丧失秩序的样子，迅速向山坡上退去。即将走出森林时，英格兰-诺曼军队分派了一位名叫罗伯特·史密彻（Robert Smiche，可能为Smithe，即史密斯的误记）的指挥官，率领40名弓箭手埋伏在道路旁边。根据命令，他们将躲藏在灌木丛中等待爱尔兰人经过，待时机成熟后再对其后方发动进攻。
入侵军队的佯退起到了莫里斯预期的效果。麦克唐卡德率领“奥索里人的全部精锐”急忙走出坚不可摧的阵地，跟随对方穿过河谷，走上了山坡。奥索里人没有发现对方的伏兵，直接走进了开阔地带。离开森林一段距离之后，奥索里人惊讶地发现，诺曼人已经转过头来列好了战线。不等对方认清自己的意图，诺曼骑士们便已经冲到了爱尔兰人中间，弓箭手和军士也紧跟在后。奥索里人数量虽然达到了对方的6至7倍（史料中记载他们的人数在1700人至2000人之间），但他们根本无法抵挡重甲骑士的冲击。奥索里人立刻便被击溃，士兵四散而逃，损失惨重。那些埋伏起来的弓箭手起了多大作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先前已经逃亡的海金塞莱懦夫们此时也从他们躲藏的森林中冲了出来，对奥索里人展开了长距离的追杀。他们带回了220颗人头（爱尔兰战争中各方都没有什么仁慈之心），将其摆在了德莫特国王脚下。让这些辅助部队感到惊骇的是，这位残暴的国王据说在人头堆中找出了自己的一位死敌的头颅，亲口将这位战死酋长的鼻子咬了下来。
在迪南河会战中为德莫特赢得胜利的诈败战术，是诺曼人惯用的诡计，其最著名的例子无疑便是哈斯丁会战。若不是使用了佯退战术，德莫特和菲茨-斯蒂芬的军队肯定会在遍布森林、沼泽的山谷中全军覆灭，因为他们的骑兵根本无法在这种地形上发动冲锋。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讨论的两场会战，均是在都柏林（Dublin）城下进行的。该城在1170年秋季落入英格兰人手中，原先的丹麦领主哈斯库夫·索吉尔森（Haskulf Thorgilson）则被驱逐出境，逃到了西部群岛（Western Isles）避难。自1171年5月德莫特国王去世之后，其女婿彭布罗克伯爵克莱尔的理查（Richard de Clare，Earl of Pembroke），也就是著名的“强弓”理查，成了入侵者的领袖。德莫特去世短短两周之后，便有一支维京舰队在都柏林湾（Dublin Bay）下锚。哈斯库夫此前曾向马恩（Man）、奥克尼（Orkney）、赫布里底群岛等地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寻求支援，此时这些人已经纠集起了一支拥有60艘船只的舰队，而哈斯库夫准备借此夺回领地。他手下的辅助部队指挥官是一位被称为“狂人”约翰或“狂暴”约翰（John the Madman/John the Furious）的狂战士（Baresark），此前曾在北欧的战争中赢得过耀眼的荣誉。按照哈斯库夫的对手估计，登陆的北方民族达到了10000人以上。但毫无疑问，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以奥克尼、马恩等地的人口，甚至连这个数字的一半也提供不了。北方人身穿甲胄、肩扛战斧在海滩上列好队形，排成了一个密集纵队向都柏林推进。入侵者先前只需面对赤膊上阵的爱尔兰人，而这一次他们所要面对的敌军却与之完全不同。
在克莱尔的理查外出期间，都柏林的驻军由迈尔斯·科根（Miles Cogan）指挥，其手下拥有大约300名骑兵以及一批弓箭手和步行军士。按照英格兰-诺曼军队在征服爱尔兰期间常见的步骑比例来计算，其全军总人数应在1500人左右。迈尔斯最初选择出城迎战，并将弓箭手和长枪兵排列在第一线，骑士们则被列在了第二线。由于无法打破维京人的战线，他只好从都柏林的东侧大门（“圣玛丽门”或“女爵门”）退入城内。迈尔斯早已预料到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先前便已经派出自己的弟弟理查·科根（Richard Cogan）率领30名骑士，从西门（奥蒙德门）出城，沿城墙绕到敌军后方发动进攻。在听到维京大军后排爆发出的呐喊声，确定理查已经与敌军开始交战之后，迈尔斯的弓箭手也登上女爵门两侧的城墙，向敌军猛烈射击。理查和手下骑士对维京人背后的冲锋非常勇猛，“‘狂人’约翰在听到后方爆发出的噪音和呐喊之后，离开了城下前去救援那些被留在后方的友军。约翰和他那支10000人或9000人的大军（具体数量不详）全部离开了城市，转身去救援后方的战友”。
理查的奇袭虽然无法给敌军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但他还是成功地打乱了北方人的进攻。在向后撤退的混乱中，维京人的密集队形也发生混乱并出现了空当。迈尔斯率领英格兰军主力的骑兵和步兵重新走出城门发动冲锋，骑士们成功突破了维京人的密集纵队，给对方造成了巨大伤亡，维京人则开始混乱地向船只方向撤退。“狂人”约翰不愿成为逃兵，而是凭借着惊人的力量和勇气坚持奋战。他高举双手战斧（two-handed axe），一击之下便将一位英格兰骑士的大腿连着身甲和锁子甲裤一起砍断了。在阵亡之前，约翰已经砍倒了9名到10名英格兰士兵。哈斯库夫·索吉尔森在约翰阵亡的同时被俘，维京人也陷入了彻底的溃退中。在先前的战斗过程中，一部分不知该效力哪方的爱尔兰民兵在多姆纳·麦克吉拉莫柯莫格（Domnahl Macgillamocholmog）的率领下，始终在一旁远远观战，随时准备对落败者发动进攻。当他们看到北方人分崩离析之后，便冲了下来，加入了对逃兵的屠杀。维京人总计有2000人被杀，500人在海滩上被淹死，幸存者一路逃回自己的船只，起航逃到了海上。
在维京人被击败仅仅一个月后，另一支敌军便出现在了都柏林城下。这一次，英格兰人的对手是全爱尔兰的至尊王罗德里克·奥康纳（Roderic O’Connor，High-King of All Ireland），此人从全岛所有氏族中召集了多达30000名征召兵。爱尔兰人分成了四支独立部队，环绕着都柏林宿营：至尊王率领来自康诺特（Connaught）的直辖部队驻扎在诺克堡（Castle Knock）；麦克敦利维（Macdunlevy）率领来自阿尔斯特（Ulster）的氏族驻扎在克隆塔夫（Clontarf），也就是布莱恩·博罗伊姆（Brian Boroihme）曾经获得胜利的地方；托蒙德的奥布莱恩（O’Brien of Thomond）驻扎在基尔梅纳姆（Kilmainham）；默尔陶夫·默罗（Murtough M’Murrough）则率领来自伦斯特的部队驻扎在达尔基（Dalkey）。理查伯爵此时已经回到自己的首府都柏林，并从迈尔斯·科根手中接过了驻军指挥权，但他却被奥康纳压倒性的人数优势吓倒了，根本不敢走出自己的城墙。被围六周之后，守军陷入了饥荒，“一单位的小麦卖到了整整一个银马克，一单位的大麦也要卖到半马克”。由于马恩国王古斯雷德（Guthred，King of Man）还带来了一支维京舰队（肯定就是“狂人”约翰那支舰队的残部），停泊在都柏林湾中，守军也无法从水路获得补给。
理查试图与罗德里克国王讲和，提出以成为罗德里克的封臣并向其效忠为代价，保留自己在伦斯特的领地。但罗德里克却回复说，理查只能保留都柏林、沃特福德（Waterford）和韦克斯福德这三座欧斯特曼人（Ostmen）
的城镇，一英尺都不能更多。对理查而言，这些条件实在过于苛刻了，于是他不顾数量劣势，决定冒险出击。在双方谈判失败的当天下午，理查便将所有能够从城墙上抽调出来的部队集中到了一起，将他们组成三个小规模纵队，出城向距离都柏林4英里的诺克堡营地进发。三支纵队各拥有40名骑士、60名马弓手和100名步行军士。迈尔斯负责指挥第一个纵队，格罗斯的雷蒙德（Raymond Le Gros）指挥第二个纵队，理查本人则指挥第三个纵队。英格兰人以最快速度从西门出发，在康诺特人发出警报之前便抵达了对方的营地。爱尔兰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时他们正在自己的木屋或茅屋周围悠闲地休息，而罗德里克国王本人则正在沐浴。虽然爱尔兰人在营地周围建造了一道工事，但此时营墙却根本无人防守。英格兰入侵者轻而易举地便从三个地段分别攻入营地，沿着茅屋之间的道路骑马冲杀，砍倒了所有试图集中起来进行抵抗的敌人。战斗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便结束了。爱尔兰人四散崩溃，未做太多抵抗便非常丢人地仓皇逃跑，而国王本人更是赤身裸体地从浴盆里跑了出来，第一个逃之夭夭。1500名爱尔兰人被杀，英格兰人则只损失了1名军士。收到罗德里克战败的消息后，驻扎在其他三个营地中的爱尔兰人也跟着四散返乡，解除了对都柏林的围困（1171年7月）。
如此一来，这场突袭便画下了句号。500年后，另一支英格兰驻防军，同样从都柏林出城，进行了一场与之非常相似的奇袭。1649年，迈克尔·琼斯上校（Colonel Michael Jones）和理查伯爵一样，被一支分散在不同营地中、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敌军围困。与理查一样，琼斯上校也选择冒险出击，对敌军的一支部队发动进攻，成功地奇袭并击溃了对方。奥蒙德（Ormond）在巴戈茨拉斯（Bagotsrath）战败之后，其他爱尔兰部队也不战自退。与1171年的征召兵一样，1649年的爱尔兰叛军内斗严重而且过于谨慎，导致各部队无法及时支援友军。
从以上三个战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诺曼人在爱尔兰获得胜利所主要依赖的三个战术手段——诈败、骑兵从侧翼攻击和奇袭。经过三年的战争之后，爱尔兰人已经胆怯到了只要敌军前进，他们便会撤退到森林或沼泽中的程度，除非己方发动夜袭或拥有坚不可摧的工事、壕沟保护，否则他们便绝不与敌军交战。这样一来，开阔地便全部成了征服者们的囊中之物，后者很快在各地建起城堡，牢牢将这些土地握在了自己手中。爱尔兰人在面对城堡时几乎从未取胜，除因内部出卖而陷落的城堡以外，没有一座英格兰城堡落入爱尔兰人手中。与之相对，英格兰-诺曼人对于在森林和沼泽中避难的敌军一样无能为力。这导致在未来四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爱尔兰岛注定将要陷入分裂。本地人坚守着自己的要塞，入侵者则控制着开阔地区，双方争战不休，却又无法分出胜负。整座岛屿因此而陷入了停滞，到16世纪，爱尔兰本地人依然像11世纪时一样野蛮，而入侵者也没能紧跟英格兰或其他西欧国家的文明发展脚步，反而堕落到了与本地人相差不多的水平。从伊丽莎白时代的爱尔兰战争中我们便能看出，当时那些所谓的“纯爱尔兰人”与他们12世纪的祖先别无二致。他们依然在使用原始的战术和武器，而他们推倒树木、利用灌木来建造工事的手段也与“强弓”理查时代所用的手段几乎一模一样。除少数爱尔兰酋长学会了如何骑马作战以外，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