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综述

在介绍十字军东征时，我们已经提及了西欧各国战争艺术中一些或出色或失败的战例。在对黎凡特地区进行的这些远征中，十字军所表现出的盲目蛮勇和对战略、战术要点的忽视，堪称前所未见。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部分将领也表现出了远比西欧同行更为高明的将道。虽然1101年和1147年的两次东征，比在法国、英格兰或日耳曼进行的普通战争受到了更多批评，但像阿尔苏夫那样的会战和战役，也要远比家门口的战事更令人刮目相看。在面对东方战事中出现的新问题时，很多十字军将领似乎都表现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狮心王”理查在阿克、阿尔苏夫、贾法所表现出的能力，要远高于自己的正常水准。而我们也可能会惊讶于，这位曾在1190年至1191年表现得极为出色的统帅，在返回西欧之后，却将大量精力和才干浪费在了于1194年至1199年间对法国进行的无意义的小规模战争上。不仅是他，日耳曼的腓特烈一世在本土作战时，也从没有表现出他在穿越小亚细亚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很多不及他们伟大的人物（甚至包括初代国王布永的戈德弗雷本人在内），在欧洲的战争中也不曾有过什么出众的表现，直到他们跨过了大海之后，才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

如前所述，军队在东方犯下的最大错误，均来自对叙利亚、小亚细亚的军事情况的不熟悉和对敌军战术的严重忽视。而在欧洲家乡，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不需要面对这种危险，他们对邻国的军事组织和运用方式都有所了解，大体上也知晓邻国的地理、气候和物产情况。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虽然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可以让指挥官避免某些危险，但西方那些大同小异的边境冲突，通常也让他们无法发挥出自己的所有潜力。只有那些新的、无法预见的危险和困难，才能激发出一个人的最大潜能。

当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同时期西欧战争艺术的历史时，首先令我们感到惊讶的就是，在黎凡特爆发的那些伟大战役似乎对西欧的战略战术发展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在后人看来，当成千上万的男爵、骑士和军士从东方返乡之后，他们自然会将自己在与他人交战中学到的作战经验永久性地带回家乡。可除了关于工事、武器、盔甲方面的知识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十字军战争经验被投入使用的例证。从宏观上来讲，十字军对西欧的战略和战术产生的直接影响可以说少之又少。

我们在上一卷中提及大量例子来说明，在与突厥人作战时，只有那些能够将步兵和骑兵合理搭配的将领才能获胜，而那些忽视步兵支援的将军往往只能收获惨败。早在哈斯丁会战中，事实便已经证明了两个兵种配合作战要比单独依赖某一个兵种更加有效。而如果我们将安条克和阿斯卡隆两战的胜利与1101年的惨败和多里莱乌姆会战中十字军险些全军覆灭的例子做一比较，这一事实便更令人难以忽视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战士们返回家乡之后，各国会学着以一定比例将步兵和骑兵联合起来使用，以便让二者互相支援。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绝大部分地区，骑兵仍然维持着他们的绝对优势地位，步兵则仍受轻视且不被信任。只有在意大利，十字军的经验才得到了认可，手弩也因此在当地迅速普及起来，就连市民步兵的重要性也有所提升。而在其他那些步兵也占据着一定地位的欧洲国家（如英格兰和尼德兰）中，步兵的地位只是旧时代残留下来的条顿习俗，并非什么新的战术发展。在12世纪西欧的大量战斗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极少见的例外。在这些例外中，步行的作战人员也被委以重任，并被部署在了主要战线中。但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能够发现，这些步行的作战人员并非普通步兵，而是下马背水一战的骑士。简言之，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例子，不过是“智者”利奥早在200年前便曾记载过的古代条顿战法而已。1106年坦什布赖会战（The Batle of Tenchebrai）中的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便是如此。而在1141年的第一次林肯会战（The First Batle of Lincoln）中，英格兰国王斯蒂芬（King Stephen of England）和叛乱贵族们都曾让部分骑士下马，以组成一条更加坚实的预备线。在1119年的布雷米勒会战（The Batle of Bremule）和1138年的圣旗会战（The Batle ofStandard）中，英格兰军也曾让约克郡的骑士下马加入民兵中间，以增强即将承受苏格兰人凶猛冲锋的战线。康拉德皇帝（Emperor Conrad）手下的日耳曼骑兵在1148年围攻大马士革时，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战术。

这种权宜之计不过是偶尔为之。与此同时，我们经常看到，在很多会战中，交战双方都不曾将任何步兵带上战场，1128年的蒂尔特会战（The Batle of Thielt）、1268年的塔利亚科佐会战（The Batle of Tagliacozzo）、1278年的马希费尔德会战（The Batle of Marchfeld）均是如此。交战双方中仅有一方没有步兵的情况还要更多，如1119年的布雷米勒会战、1176年的莱尼亚诺会战（The Batle of Legnano）和1274年的米雷会战（The Batle of Muret）。

即使在那些双方都拥有真正步兵的会战中，也很少出现步兵决定胜负的情况。通常情况下，他们仅被看作支援力量，用来进行散兵战斗，而不会被用来进行决定性的冲锋。我们将会在后文中介绍的几次例外情况，主要出现在意大利和尼德兰。虽然步兵在大部分战斗中并不能为胜利做出太大贡献，可一旦战败，他们就要承受主要的打击。按照惯例，胜利一方的骑士会对失败者施以可怕的惩罚性打击。在会战胜负已分之后，战败一方的骑士并不会被杀死，而是会被关押起来以换取赎金，他们的步兵同胞却会被以最无情的手段屠杀。

在这种情况下，直到13世纪末，身着重甲的骑兵仍然保持着战场上的主力位置，而在哈斯丁会战之后的200年时间内，在战场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始终是封建骑士和封建城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200年内，虽然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发展较为缓慢，但工事的建造技术却突飞猛进。相比于威廉一世在位时期建造的简陋城堡，13世纪末那些壮观而又复杂的城堡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与此同时，攻城的技艺却并没有获得相应发展。因而到1300年时，守城相对于攻城而言几乎获得了绝对的优势，饥饿则成了唯一可靠的攻城武器。直到火炮和火药在14世纪登上战争舞台，形势才发生了逆转。

在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中，我们曾介绍了封建骑士和封建城堡的起源，而在本章中，我们将介绍二者进一步的发展。 b+NmANhy5yPbTBhM2Z2uHf01wi++65XJetCLFLovq6RwJ3MpW+vFu68dnleLaz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