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古代中国人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知识，也许好比现在的美国人对东亚的了解。据说，美国好多人都分不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的差别，对地理位置的印象模糊不清，甚至有人误会朝鲜、韩国、日本都讲中文。唐代诗人钱起有《送陆珽侍御使新罗》诗、也有《重送陆侍御使日本》诗（均见《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新罗是古代朝鲜国名，是三韩的后身。而《使日本》诗开头却说：“万里三韩国，行人满目愁。”可见钱起对日本和三韩的差别好像不甚了了。还有唐代诗僧无可的一首诗，题为《送朴山人归日本》（《全唐诗》卷八百一十三），姓朴的一般都是新罗人，可见无可可能也混淆了新罗和日本。无可是中唐诗人贾岛的从弟，贾岛有《送褚山人归日本》诗（《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看来这个褚山人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现在的中国人当然不同于古人，对这些近邻国家的情况，基本上有正确的认知，但未必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有较深的了解。而韩国、日本的大学生，无论是什么专业，能够背诵秦汉到明清中国历代王朝之名，或者对蜀魏吴三国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的，大有人在。反之，例如日本的南北朝在什么年代？是怎么个情况？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是哪三个国？中国的大学生能够正确回答的，恐怕不多。总之，中国人对近邻国家的知识远不如近邻国家的人对中国的了解。

这也是当然的。过去很长时间，中国是东亚唯一的文化光源。中国近邻的国家都受到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而近邻国家的文化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过去东亚的文化流向是一边倒的，中国人不关心近邻国家的文化、历史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现在就不同了。交通工具的发达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人际交流比以前远为频繁。且大家已有共识，应该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促进友好关系。而东亚各国对于对方的文化、历史的了解，彼此之间却有偏差，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为了进一步发展彼此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最好要化解这种互相认知所存在的偏差。

中国人对近邻国家文化的最大误会，大概是汉字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也曾是东亚共同的文字。中国人认为近邻国家既然使用汉字，就应该属于中国文化圈，虽然不是“同种”，“同文”应该没有问题。其实不然，近邻国家虽然使用过汉字，但具体情况跟中国大不相同。第一，汉字的发音不同，这还可比拟于中国方言之间的不同音。更重要的是文章的读法不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汉文训读。训读是用日语来直接阅读汉文的独特方式，而这种独特的读法也曾流行于朝鲜，类似的现象在东亚各地不乏其例。再者，这些国家的人用汉字写的文章，跟中文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有全部用汉字写，中国人却完全看不懂的文章。因此，所谓“同文”充其量是同文字，不能说是同文化。对这一点，中国人的理解显然不够。

而围绕汉字的不同文化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观、国家观乃至世界观。东亚不像欧美、中亚等别的文化圈，没有统一的世界观。例如近代以前的中国和近邻国家的外交关系，在中国来看，只有朝贡、册封一途。也就是说，外国向中国皇帝朝贡，中国皇帝就把当地的元首封为国王。可是从近邻国家来看，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况很复杂。越南向中国朝贡，被封为国王，回过头向国内却自称皇帝，称中国为北朝，自居南朝，是南北朝平等关系。日本则一直不承认朝贡，唯一的例外是室町时代的幕府将军曾几次向明朝皇帝朝贡，被封为日本国王。岂知幕府将军之上还有天皇，天皇才是日本的元首，当时的中国人对此不甚了解。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也是平等关系。朝鲜因地邻中国，在19世纪末大韩帝国成立以前，始终不敢称帝，却在国内自视为“小中华”，反而把中国看成是夷狄。东亚各国的外交就是如此尔虞我诈，诡谲叵测。总之，通过使用汉字、汉文的不同情况，来探讨东亚各国不同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就是本书的核心主题。

这本书是2010年我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的翻译。日文版的很多内容，都以日本读者人人皆知的事实作为前提进行叙述，而中国读者多半不知道这些日本读者熟悉的事实，需要说明。因此，我做翻译时，就做了大量的补充，也改写了好多地方，说是翻译，其实等于新书。我以前用中文写过多篇学术论文，却没有写过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通俗性的书，因此难免出现不顺畅或晦涩之处，希望读者原谅。

此书一开头，我就提到近年来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突增。可是写此序的此刻，由于新冠肺炎蔓延，两国国境闭锁，已是来往无路。往年此时，京都的闹市区曾满街都是中国游客，令人不禁自问：“莫不是身在北京，抑或上海？”而今一个中国人都看不到了。不过，疫情迟早会平息，生活终会恢复正常。我劝各位，趁此闭关的机会，不妨看看这本小书，将来无论是初游东瀛还是重访旧地，相信会有与以前不同的观感，或是新的发现。

本书英文版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罗斯·金（Ross King）教授翻译，已于2021年出版（ Literary Sinitic and East Asia: A Cultural Sphere of Vernacular Reading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罗斯·金教授在篇幅很长的序文中，说明了“汉文”的译词没有用“Classical Chinese”或“Chinese Literary”而用“Literary Sinitic”的理由，同时指出中世纪欧洲、古代中亚也有类似训读的现象，并对古代中亚的情況以及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论述。我所知有限，无法在此介绍其内容，关心的读者可直接看英文版。

最后，新经典文化的刘早女士给我纠正了书中引文的很多错误，也提供给我不少宝贵意见，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2022年3月
金文京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