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业已有七个年头，但是，经济体制从适应追赶型增长，转变为支持创新型经济增长，才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虽然创新驱动增长看似成为共识，然而，创新如何产生，又如何驱动增长，依然需要我们去学习与借鉴，毕竟大多数国家没有能够跨越门槛，从模仿、追赶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增长。因此，回溯自熊彼特以来学者对此进行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所提供的丰富历史故事和现实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创新产生和创新驱动增长的机制。20多年前，《比较》的编委就开始关注创新，并向国内引介相关文献以及硅谷等成功创新经济体的经验。本辑《比较》将延续这一传统，为读者提供经济学家关于创新驱动增长的研究和洞见。

开篇星岳雄等人的文章，以日本的创新型经济增长为对象，研究了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创新经济体——硅谷。他们将硅谷视为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从中概括出了创新型经济增长的六大制度基础：为承担过高风险的创业企业提供资金的金融体系；能够提供高质量、多样化和可流动的人力资源的劳动力市场；旨在持续不断地产生创意、产品和企业的产业—大学—政府之间的互动；老牌大企业与小型创业企业共生共荣的产业组织；鼓励创业的社会制度；协助企业创立和成长的各种专业组织。作者指出，为了促进创新型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诸多政策措施。但问题在于，很多政策在没有严格政策评估的情况下就开始实施，因此并不清楚哪些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创新型经济增长所需的制度基础的建立和完善。由此，作者认为，对日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用于政策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所有政策措施进行严格评估。这一点对中国的政策制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警戒意义。

希勒的《叙事经济学》一文是他在2017年1月7日美国经济学会第129届年会上的主席演讲。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经济学研究应当注重的一个新领域：在解释经济现象时，深入研究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叙述，也即叙事或故事。人天生喜欢交流，人类大脑总是积极响应叙事，并以此来论证即将采取的行为的合理性，甚至连支出和投资这样的行为也不例外。叙事会流传，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就像病毒一样扩散，并产生经济影响。希勒用传染病学中的克马克—麦肯德里克模型分析了叙事的病毒式扩散机制。在他看来，一些重大的经济事件，如1920—192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07—2009年的大衰退以及美国当前的政经形势，都与它们各自的流行叙事密切相关。尽管研究人类叙事的独特现象并非易事，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叙事经济学的研究仍具有空间。经济学家可以利用数据库，做定量分析，还可以与人文学科的专家合作，理解叙事的结构，在此基础上将叙事纳入经济学分析，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波动。

路易吉·津加莱斯的文章以当代全球巨无霸公司的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为着眼点，构建了企业的政治理论框架。他突破经济学将企业视为“合约的联结”这一传统视角，分析政治权力与市场权力如何相互作用，阻碍竞争，抑制创新，形成“美第奇恶性循环”，进而威胁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及其繁荣。“美第奇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和程度取决于六个主要的非市场因素：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媒体市场的状况、检察和司法权力的独立性、竞选融资法律，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应当从这六个因素着手，必须警惕“美第奇恶性循环”且化解其风险，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希望。

许成钢的文章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他认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经历了从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到“固定住”制度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兴起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度量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即使新制度经济学为讨论制度开发出了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在度量制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对法治、民主、产权等的度量依然面临很多困难。这既是制度经济学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也是制度研究者们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大机遇，而当前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提供了度量制度所需的技术手段。不过，许成钢也强调，真正的突破除了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和发现重大问题的直觉，而这有赖于宽广的视野，从而在把握和理解整体趋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细节，与此同时还必须保持思想的开放，做到思考无禁区。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巴里·温加斯特等人探讨了司法独立体制的制度条件。司法独立程度不仅取决于终身任期制等书面保证，还受到民选政府的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民选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如果联合行动，可以用很多制度或非制度措施来打压“既没有钱袋，也没有刀剑”的司法机构。作者将政府分为两种类型：民选官员内部有相对统一意志的统权政府（unified government），以及官员内部存在显著而持续争执的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并建立了一个空间博弈模型对两种政府下的法院独立程度进行分析。他们还借助该模型考察了美国和阿根廷独立司法的历史演变，以最高法院法官为代表的司法机构在复杂政治背景下的妥协和抗争，深刻地影响了两国的历史。理论和案例分析都表明，分治政府下的权力分散化相比于统权政府更可能给独立司法机构提供舞台。

帕特里克·博尔顿和黄海洲的文章是对其最新研究论文的概述。文章应用公司金融理论来分析国家的资本结构，并为货币经济学、财政理论和国际金融学提供一个新的统一的微观理论基础。具体来说，一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和以本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国家资本结构中的股票，以外币发行的主权债是债务，通货膨胀成本源于多发货币（股票）后在国民之间的财富转移（股权稀释）。在国家层面，其货币（股票）发行得越多，面临的破产风险就越小；其货币（股票）越被国际资本市场高估，越应该发行更多的货币（股票），以加大投资、消费或换取外汇储备。欧元区国家在1999年初使用欧元，相当于同时重置资产负债表，实行股转债，将大量的股权（本币主权债）变成等额债权（欧元主权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有较大的外汇储备，如发达国家瑞士的外汇储备超过其GDP规模。将中国的国家层面股权、债权情况与美国、日本、英国对比可知，外债较少而股权较高是这四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共同特点。这一理论也为判断当前热议的“央行货币超发”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来，金融科技（Fintech）迅猛发展，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金融科技并非是当今的现象，上世纪60年代信息技术就运用到了银行后台业务，5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用于证券交易的电子通信网络就已诞生，并逐渐发展成为目前欧美市场最重要的场外交易场所。80年代，自动订单撮合系统逐渐兴起，并成为证券和期货交易所的最主要交易平台。田静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时隔20年分别在不同交易技术环境下的两次股灾过程，分析了新技术环境下，信息不对称和人的非理性行为如何导致市场失灵，引发金融市场动荡。本文的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提高金融信息的处理和传播速度，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失灵。但是，它无法根治市场失灵，在一定环境下反而可能引发新的市场失灵，业界和监管部门在推动金融科技发展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

“改革记忆”栏目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前身——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上的发言。他回顾了十年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和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以及价格改革等重大决策中提供咨询和建议的经验与教训，以及这些改革取得的成果。他还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一个研究咨询机构如何开展工作提出了建议，强调需求导向、超脱性或独立性、局部与全局结合，以及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对于当前的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来说都是很好的启发。

2017年夏，《比较》编辑室专访了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尼古拉斯·霍普教授，整理成《中国的改革奇迹仍待继续》一文。霍普教授在世行任职时负责过东欧、中亚、印尼和中国等多个地区，对亲眼目睹和参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整体改革印象极其深刻。他谈到朱镕基在推动全面市场改革时的眼光、意愿和魄力，吴敬琏、钱颖一等经济学家的前瞻性研究成果，以及周小川、楼继伟、韦钰等政策官员的优秀能力与杰出贡献。霍普教授看到，相比于西方式选举产生的“从天而降”的领导人，中国的人事制度的优点是更关注对高级干部的长期系统性培养。当然在未来，草根和中产阶层会更加关心教育、医疗、交通、环境等现实问题，民众的诉求和情绪需要及时回应和疏解。因此，中国特色的体制也会有多元化的进程，应该鼓励开展更公开透明的政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