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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14年前的2002年，我受聘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当时不只我一个人，而是一共有15位在海外大学任教的经济学教授受聘为特聘教授，每人在清华经管学院开设一门课程。绝大部分特聘教授开的是博士生课程，而我自告奋勇开设本科一年级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2002年9月我在清华第一次上这门课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在清华大学的主楼后厅，大概有500个座位。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开这样的课，所以吸引了很多学生，除了清华经管学院2002级和2001级本科生外，也有清华其他院系和清华外的同学来听课。在过去的14年间，我一直坚持在清华经管学院开这门课，是同另外一位教师一起开。在2004—2005学年和2005—2006学年，我还同时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开设了这门课。现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也一直在开这门课。
在我开设这门课之前，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在中国的大学中或者不存在，或者只是一个学期的《经济学基础》。中国学生更重视《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因为通常认为中国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好，可以直接学习中级经济学，而《经济学原理》不用数学，太浅，不需要教。
2002年秋季在清华开这门课的时候，我坚持一定要两个学期。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是做对了的一件事。尽管我本人在清华本科念的是数学专业，数学对于我学习经济学很有帮助，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即使在今天，在国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经济学整体水平提高得很快的情况下，《经济学原理》仍是不可或缺的一门课。这门课看上去简单，没有用任何数学，但它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它传授基本概念、分析思路，特别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关于这一点，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教学中深有体会。中国学生在经济学领域里的数学功底应该说整体水平不比外国学生差，但在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对原理的掌握，特别是经济学直觉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这个问题在14年前已经有所认识。在我受聘为清华经管学院特聘教授的那天，2002年4月28日，我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吴敬琏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对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建议就是要重视基础训练，不要片面追求前沿。我觉得这个话到今天仍然是对的。什么是基础？在我看来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中没有数学公式，只是一些图表，但恰恰是这些内容，不仅仅在普及经济学时，即使在思考艰深的问题时，也仍然非常重要。在当前经济学研究分析严谨、严密、数学化程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更要注重其中的基本思想。我并不是反对使用数学，实际上在做研究时，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原理更容易被忽视。
所谓“理解经济学原理”，就是理解经济学中最简单、最根本的思想。我认为经济学原理也是经济学者之间最大的共识。经济学者之间有很多争论，观点也不一致。特别是经过媒体的放大和扭曲，就给读者很大的误解，以为经济学者之间的分歧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这不对。经济学者之间有很多共识，而这些共识的基础就是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今天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很多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经济学者的共识；有时候我们过度地注意到了分歧，却忘了其中的共识。
1．经济学思想是简单的
这个简单怎么理解？它有双向含义。一个方向的含义是说复杂的现象可以用简单的逻辑来说明。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大道至简”，就是这个意思。学过物理学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是“大道至简”的突出代表，他一直认为，假如你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描述世界，你就一定没有抓住本质。他说的是物理世界。物理世界非常复杂，但最后一定要用非常简单的公式来说明。这适用于所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不然就不叫科学。
另一个方向的含义是，简单的逻辑能够说明很多不同的现象。简单的道理能够说明很多不同的现象，这才叫好的理论。如果第一个方向是说简单才能深刻，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说简单才具有一般性。英文说“A little knowledge goes a long way”，就是说一点点知识，能走得很远很远。非科学家会认为简单是缺点。但是科学家都知道，简单是优点。为什么不少人说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发展得更成熟、更精致？无非是说经济学用的假设更少，推理更简单，但推导出的结论更丰富。
当我们做数学、物理、化学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全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我们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就较大，比如，我们容易追求全面，我们也很崇尚折中。这在操作问题、工程问题上是对的，因为这类问题必须要考虑全面，不能走极端，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一个折中方案。但是在挖掘科学道理上，你要想挖得深，往往就不能全面。当外国学者听完你的发言，给你的评论是你讲得很全面，这通常意味着你的发言没有什么新意，或者说你讲得不够深刻。
我们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喜欢用批评假定不符合现实来否定结论。批评假定不符合现实很容易。但是所有科学都要有假定。假定都不等于现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仅仅说假定不符合现实就否定分析，是不对的。我喜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方法论。他说，在自然科学中假定是否符合现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推论的结果必须与现实相符合。假定树叶像人一样能使收益最大化，比如，树叶长的形状就是使光合作用最大化。这个假定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树叶又不是人，怎么能做最大化？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我能够推断出在不同环境中树叶的形状，在干燥的环境中，在日光短的环境中等等，这些推断与在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所以他说，假定是否符合现实不重要。
当然，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并不认为这个方法论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原因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很难做可控实验。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可控实验来检验理论，以至于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那么重要。经济学研究的社会问题中有些能做实验，但很少。当你没有办法做可控实验时，当一个假定更贴近现实时，你会更相信由它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是，仅仅批评假定不符合现实就否定结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简单的理论是好理论。经济增长是我们都关心的问题。经济增长与太多的因素相关。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地理因素、资源因素，等等。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我们理解经济增长最有帮助的理论是什么呢？是索洛（Robert Solow）增长模型。非常简单的几个变量，可以简单到三个变量：资本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创新和技术进步。恰恰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能够用来分析一百多个国家，上百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并且从中对未来经济增长做出有用的预测。
非常复杂的现象要用非常简单的道理来解释，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很重要。如果体现在中国人热衷储蓄，这可以体现在资本积累；如果体现在中国人重视教育，也可以体现在劳动力的质量；如果体现在改革开放，也可以体现在新的生产方式，即创新。正因为它简单，它就具有一般性，不仅可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解释日本的经济增长；不仅可以解释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还可以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如果把所有的历史细节、文化细节都放在里面，看上去很全面，实际上对理解经济增长没有太大帮助。
2．经济学原理是根本的
追求最根本的原因很重要。经济学原理就是追根溯源，寻找根本。马斯克（Elon Musk）是当代非常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同时涉足航天、电动汽车、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有全球影响力。他只念过本科，在宾州大学，读了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商业管理，一个是物理学。去年我有机会同他在清华经管学院对话。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他跟我说，物理学对他影响非常大，但不是任何一个物理学公式，而是他所称为的“物理学第一原理”，就是去追究最原始的假设和根本的道理。我也问他哪门经济学课程最重要。他回答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学原理。原理课重要的原因就是追溯本源。他说，人类有一个比较懒惰的思维方法，就是用类比去思考。类比也可以创新，但是那个创新通常是边际性的，真正要有革命性的创新必须要追溯本源。这就是他说的物理学第一原理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经常被问道：你是什么观点。但观点都是结论。大众关注结论，而学者则更关注得出结论的分析过程。我们也经常被问道：你是哪个学派的。就我所了解的经济学界，除了专门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以外，几乎听不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太容易以贴标签的形式结束对话，因为你不再需要追究道理。在今天，即使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他们共同认同的基本原理也是很多的。
现在正好是大学的毕业季，有很多毕业典礼演讲。我觉得上一任美联储主席、经济学家伯南克于200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典礼上的演讲非常有意思。他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历数一遍，讲到经济学的时候，他显得很谦虚。他说，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预测未来的能力，只是对过去犯过的错误有很好的解释。但是他说，经济学有一个优势，就是认真仔细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帮助抵御错误观点和政策建议，它们或者是逻辑上完全不通，或者是与经验数据完全不一致。听上去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优势，但是不要小看它，因为他后面还有这么一句话：在现实中，至少90%的政策建议都是上面两种情况之一。
在我看来，抵御错误观点和政策建议的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把经济学原理理解对。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可以抵御很多错误的观点和政策建议，而非经济学者很难做到。这里的区别很简单，就是要理解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并将经济学运用于中国的环境，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方法非常强大。因为它的主题是经济，是社会，是人，但同时又有科学的冷静。一旦这个方法被抽象出来，便可以用来分析经济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那么它的力量就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
在讲什么是经济学原理的时候，我想讲三个内容：两个出发点，一个落脚点，以及三个相关的基本原理。
1．两个出发点
出发点就是假定。经济学的基本假定非常简单，通常有两个假定。第一个假定是资源的稀缺性（scarcity）。对这个假定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对资源稀缺性的理解，其实很丰富。资源稀缺才会有价格，价格才为正；资源不稀缺，价格等于零。所以价格就是衡量稀缺性的。而正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就可以推出边际收益递减。如果所有资源都可以等比增加，就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当有某一个资源不能等比增加时，就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我们容易想到的是看得见的资源，比如土地、水。但是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都会提到重要的稀缺资源是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不可复制或很难复制的资源是企业家精神，这也是非常稀缺的。一些成功不能复制，也是因为中间含有稀缺的资源。
第二个假定是个人理性（rationality）。这个假定不是指群体理性，因为即使个人都是理性的，群体也未必是理性的。个人理性，在经济学家中基本没有争议，但是在经济学家之外就很有争议。这里有两类原因。一类原因是对经济学家关于个人理性的定义在理解上有偏差。我们说个人理性，并不是说个人永远做正确的决定，个人永远能够神奇般的预测，不犯错误。我们只是说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候有一致性：在权衡利弊的时候，在所掌握的信息范围内，在所控制的资源范围内，他试图使他的利益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说经济学家的个人理性假定不对，是因为理解的偏差。
当然还有第二类原因，就是个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理性”地去做选择。经济学家完全知道这种情况。事实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分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就是根据心理学家的发现，来研究一些系统性偏离经济学家理性假定的经济或金融行为。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胡乱做决策，也有一定规律。
经济学以这两个假定为出发点：一个是资源稀缺性，一个是个人理性，进而研究社会对稀缺资源的管理。其中一类问题是人们如何做决策，一类问题是人们的决策如何相互作用。这样非常简单的假定的最大好处是，当你增加一个其他假定时，马上就能看出你的结论是取决于这个假定的。假定越少，结论就更具一般性，也更牢固。
2．一个落脚点
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效率（efficiency）。这里说的效率，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浪费，或者说把饼做大。效率不是人类的唯一价值。比如跟它对应的一个价值叫作公平或公正，就是饼如何分配。这两个价值都很重要。但是我下面想讲的是我们对效率的重要性的理解往往是非常不够的。
为什么效率重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平问题通常显而易见，但效率问题通常不显而易见，因此很容易被忽视。我们讲《经济学原理》的时候举小偷偷窃的例子。所有人都认为偷窃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偷窃是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偷窃也不公平，因为财富无缘无故地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个人手里。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道德问题和公平问题，还有效率问题。一般人看这个问题，无非是原来我有2，你有3，现在变成了你有5，我只有0。经济学家推理说，需要再往下想一步。因为我知道你要来偷窃，所以我就要买锁，就要雇保镖，这些都占了资源，饼就在无形中变小了。这就是效率问题。
同样，腐败是件坏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财产转移，从公有财产变成了个人资产。但是不容易看到的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现象。如果不反腐，就会有人受贿。但是，一般人们不会自动给你钱，所以你就必须把门槛设高，必须制定出很多规章制度，这个时候才有人来贿赂你，为的是通过这些门槛。这就叫“寻租”。结果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是效率的损失。一般人看不到这一层。腐败如果只是指财富的转移，如果饼的大小没有变，那只是有关公平和道德的问题。但是如果由此引出“寻租”现象，带来的成本就大了。如果设立了很高的门槛，本来一个很好的项目，但不能上这个项目，造成的损失就会很大。所以反腐不仅仅是公平正义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个效率问题。从中我们看到，公平问题通常比较显而易见，但效率问题则不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效率这个落脚点会给经济学家的分析带来一般人看不到的结果。
效率问题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是有联系的。公平问题通常是零和游戏，但是效率问题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正和游戏。从效率角度分析，很多改革就能推动，因为效率提高了，饼做大了，赢者就可能补偿输者，虽然并不是总能做到。如果仅仅看作是一个公平问题，改革就没有共赢的解，因为你多了，别人就少了。我们有句话，叫作发展中解决问题，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的思路，在提高效率时，中间就多出一块，这一块再去分，就有共赢的解。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思路，而别人没有呢？因为经济问题、商业问题，与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的一个非常不同之处就是，后者往往是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而经济问题、商业问题往往都是正和游戏，因为效率是可以提高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共赢的。经济学落脚于效率的思维模式强调基于效率提高共赢的可能。当然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会实现，但是如果你想办法，是有可能的。
共赢一定是效率的提高，但是反过来未必，就是说，效率提高未必一定共赢。即便是这样，也已经扩大了社会改革的巨大空间。而这个思路只有以效率为落脚点才有可能。
效率为什么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重视效率，也只有经济学重视效率。如果我们经济学家再不谈效率，社会上就很少有人考虑效率了。正是这种稀缺性，是经济学家讨论效率问题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经济学的视角和原理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时，比如研究犯罪、家庭等，分析可能被批评过于简单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逻辑确实是其他学科的思维没有考虑到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学科的侧重点不一样。而经济学家的侧重点是效率，这在其他学科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因此是稀缺的。所以经济学的分析力量是很有价值的。稀缺性导致价值。
3．三个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很多。我今天讲三个原理，它们既是基本的，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就是与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直接相关。
第一个经济学原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激励俗话说就是积极性。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激励，是我们讲的正激励。还有负激励，就是惩罚，这是人们试图避免的。
人对激励做出反应至少有三种渠道。第一，人们对价格做出反应：价格上升，愿意多卖东西；价格下降，愿意多买东西。这就是通常的供给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上升，通常的需求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下降。基于对价格的激励反应，就有了供给曲线的分析框架。第二，人们对竞争的反应。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说过，垄断的最大好处是安逸的生活。而竞争给人压力。在有竞争同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或企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竞争带来的激励。市场经济的一大好处就是竞争。竞争改变人的激励，没有竞争，人就没有激励做事情。第三，除了价格因素、竞争因素之外，人们对产权、契约、制度规则做出反应。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经常强调的非价格因素，这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非常突显。
经济学研究人的激励问题，就显示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比如工程，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清华经管学院，我们也对工科、理科以及其他文科学生开设经济学第二学位。比如来自环境学院的学生，在学经济学之前，他首先想的是节能减排等工程技术问题。学了经济学之后，他知道环境保护还有人的激励问题，包括价格、产权等。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路。
我在《经济学原理》的第一堂课上总喜欢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毕业多年的校友，她对我讲的《经济学原理》课的许多内容都不记得了，但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讲的这个笑话。笑话是这样的：目标是要去南非抓一头大象。找了三个人，一个是学数学的，一个是学计算机的，一个是学经济学的。学数学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证明南非至少存在一头大象。当然，如果南非没有大象，为什么要去抓呢？这就是数学的严谨性。学计算机工程的人非常实在，立马就去了南非。他编制了一个非常好的程序，从好望角开始，往北走50米停下来，画一个半径为50米的半圆，抓住这里面所有四条腿的动物，与他电脑里的大象图做比较，误差在一定范围之内就把它叫作大象。没有的话继续前行。这就是工程的实干性。轮到经济学家了，他用什么办法去抓大象呢？经济学家说，我既不去证明存在大象，也不去南非，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把价格定得足够高，大象自己就来了。我觉得这位学生能够记住这个笑话也不错，因为她至少明白了“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这里不是讲人，是讲大象，所以才是一个笑话。比如，当你想到环保问题的时候，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你也要想一想价格在里面起什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思路。
举几个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的稍微复杂点的例子。汽车安全带能减少交通事故吗？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汽车安全带当然减少伤亡。但是未必。因为驾驶员系了安全带，会觉得很安全，所以就有激励开车时更随意一点，事故反而可能增加。但这种行为对伤亡的影响比较复杂，因为对系安全带的人来说伤亡会减少，但是如果出事故的概率增加了，车里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和路上行人的伤亡可能就会增加。真有经济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最后发现，事故并没有减少，车里的人（如果都系安全带的话）伤亡减少了，但路上行人的伤亡增加了。类似的，人们也发现越是制造坚固的汽车，越是被发现在十字路口容易闯红灯。这也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这个道理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关。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金融创新中增加了很多保险工具。这看上去很好，增加了保险工具，就应该降低金融风险。但是就同汽车安全带是一个道理，这反而使人们更加冒险了，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买了保险。这几个例子稍微绕了一个弯，实际中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绕很多个弯。但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高考同样如此。如果高考改革从考多门课改为只考两门课，那你就会发现学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两门课上，而对其他课都不在意了。这也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
第二个经济学原理：市场通常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现在我们都说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最早把这个道理说清楚的是哈耶克（1899—1992年）。哈耶克对20世纪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因为计划与市场是20世纪的争论主题。
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中，想从理论上证明市场比计划更有效率，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市场能做的事情，计划为什么不能做，而且还能做得更好？有计划按比例，听上去是非常有道理的。而市场中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决策，怎么就会更有效率呢？事实上，越是有知识的人，越是相信科学的人，就越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去相信计划经济。在20世纪上半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西方市场经济中的和计划经济中的，都或多或少地相信计划经济。
怎么能说明市场会比计划更有效率呢？在西方，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有过非常激烈的学术争论，其中一方就是奥地利人哈耶克。1945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2011年被选为《美国经济评论》第一个一百年中发表的所有文章中最有影响的二十篇论文之一。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社会中知识的使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是一个经济中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最有效率。哈耶克的洞见是这取决于分散知识、分散信息的有效率的使用，而不是专家信息、专家知识的使用。这是他的重要贡献。当我们想到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信息的时候，往往都是专家的专门知识。如果从这个角度入手，那就永远证明不出市场经济会更有效率，而只能证明计划经济更有效率。但是哈耶克的洞见在于，在经济活动之中，分散的知识和分散的信息通过人的分散决策、自由选择，并且通过一个公共信号，就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个公共信号就是价格。没有价格信号的话，每个人只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做决策，无法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根据本时本地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分散的，决策也是分散的——以及观察市场价格来做决策。市场通过价格的调节，就可以达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这个思路，对于越有知识的人，越想用科学方法改变社会的人而言，越不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会容易进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思路。社会工程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分散知识和分散信息的有效使用，就容易陷入计划经济思路。市场通常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其根本原因是市场对分散知识、分散信息的使用是有效率的。
第三个经济学原理：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这就要提到第二个奥地利人熊彼特（1883—1950年）。与哈耶克不同，熊彼特研究的是经济长周期和经济史。所以在他那里不是供给与需求在当今的平衡，甚至都不是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熊彼特关心的是创新，是创造性破坏，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因为创新是21世纪世界各国的向往。
创新的含义有很多。狭义的有我们通常理解的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广义些的包括改变产品，改变生产方式、生产组织，就是改变生产函数。再广义的包括制度、规则的改变等。创新体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就是在相同投入品（即资本、资源、劳动力等）的情况下，还能带来产出的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经济学家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这个效率的提高是动态的效率，不是静态的效率。静态的效率是在给定生产函数和技术的情况下，把现有的资源利用到极致。而在长期，生产函数可以改变，生产方式可以改变，产品可以改变，制度规则也可以改变。从长期来看，熊彼特说的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的、唯一的力量。
这三个经济学原理：一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二是市场通常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三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我想在经济学者中没有太大争议。
总结一下这部分，我把经济学原理的核心概括为两个出发点，这里的关键词是“稀缺”、“理性”；一个落脚点，这里的关键词是“效率”；以及三个基本原理，这里的关键词是“激励”、“市场”、“创新”。这六个关键词就是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原理中的核心部分。
我这里说的“过去”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37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的起点非常低，是封闭的计划经济，经济结构严重扭曲。30多年来，中国从低收入迈入中等收入，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有类似变化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之前也有，比如东亚的若干经济体。但是，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所以中国的变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完全不可比的。
我1981年离开清华出国，1981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2015年，也就是34年之后，中国的GDP已经是美国的60%。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从6%到60%，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虽然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占全球13%，但是在全球的经济增长部分中中国占到30%左右，这更说明中国的增长问题现在是全球的增长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学家有很多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是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不同？在我看来，从经济学原理看，有两类原因：一类叫作“开放”，一类叫作“放开”。
1．开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抱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非常积极地推动国际化、全球化，表现在要积极“入关”、“入世”。那时候是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比较抵制全球化，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原因是之前中国深受封闭之害。
开放的含义非常之广，绝对不是简单的贸易。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流动、想法的流动，都是开放的结果。首先，开放改变了激励。中国开放后首先发现的是周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与我们有类似的文化，类似的历史，但发展得这么快。这样的潜在竞争压力，改变了所有人的激励。第二，开放改变了市场的边界。初期的来料加工，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都扩大了市场的边界。第三，开放改变了生产方式。这点对中国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有两个特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完全具备的。一是我们的赚钱动机特别强，二是我们的学习能力特别强。什么东西别让我们看见，一旦看见，我们一定能做得比别人都要快，还要便宜，还要好。所以我们从开放中受益的程度最大，也就不奇怪了。激励的作用、市场边界的扩大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都是开放带来的。我们还谈不到直接的创新，先把别人的创新拿过来用，同样有巨大作用。我前面说的三条经济学原理，在开放里面都体现了出来。
2．放开：把激励搞对
放开是指国内改革，有两个基本要素，对应我前面讲的两个经济学原理：第一是把激励搞对，第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也是与改革前相比的最大不同。当然改革前后也有很多相同的部分，但是我更关心区别。
把激励搞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改革。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个最清晰、最简单的社会实验。在几年的时间内，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粮食产量大增。这里面有两个激励：一个是价格激励。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当时国家把农产品价格提高了，现在容易忽视这个原因，但是不要忽视价格激励。第二是制度激励，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作为“剩余索取者”带来的激励。另一个激励的例子是区域间竞争带来的激励。虽然有争议，但是仍然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特色。这在小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小国只有国际竞争。只有在大国里面才有众多地区，有地区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区域间竞争突出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产生了发展地区经济的激励。
但是并不是说改革中所有的激励都搞对了，或者一次就搞对了。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功之后，曾经出现过把承包制引入城里，引入国有企业。后来发现企业承包不像农村家庭承包那么简单，出现了“包盈不包亏”的现象，带来了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扭曲。这时候就提出了产权、股权激励、公司治理等问题，直到今天也都没有完全解决。同样，地区间竞争也带来地方保护主义等扭曲。所以，把激励搞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放开：让市场起作用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讨论短缺的原因，答案是生产太少了。学习了经济学原理之后，我们就知道短缺的第一原因是价格控制。当你放开价格之后，短缺就消失了。反过来，当价格被限制上涨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短缺。比如，当你看到医院排长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面的价格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对一些农产品有补贴，而这种补贴就造成了扭曲，带来了效率的损失。所以让市场起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市场起作用时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扭曲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市场分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总的来说，我国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先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过去几年的重大进展是利率市场化，它消除了一个重大的价格扭曲。但是，资本市场的放开不仅是利率的市场化，还取决于一系列监管制度。在这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结一下这一部分：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经济学家看到有三个因素是改革前后最大的不同——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可以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在这里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还不能解释全部细节，但是确实能够解释相当多的部分，特别是核心部分。
1．经济增速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最明显的标志是增速下降，2015年降到了7%以下。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有很多细节，经济学者观点不一致，中间相差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甚至三个百分点。我今天不对这中间的差别做解释，而是想说，基于经济学原理，大家有不少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资源的稀缺性与报酬递减的一般规律。由此推出，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与该国的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没有例外。正是因为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所以就会出现追赶效应。如果我们把人均GDP的水平分为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就可以大致对应潜在增长率为高增长、中高增长、中增长、低中增长、低增长。当然这是潜在的增长率，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实现，实现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就是重要条件，和平环境也是重要条件。
不过，从这里我们马上就可以推导出，拿中国的增长率与美国的增长率去比较毫无意义，因为不是在同一个发展阶段。同样，拿今天中国的增长率与今天印度的增长率去比较，意义也不大，因为印度的人均GDP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类似的，拿今天中国的增长率与20年前中国的增长率比较也没有什么意义。
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00美元，是美国的1/7。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4。但是，无论是用汇率衡量，还是用PPP衡量，中国在今天的人均GDP仍然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说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是恰如其分的。这也说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虽然不如印度了，但是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
这背后的原因是报酬递减规律，是资源的稀缺性。人口结构是明显的因素。劳动力是一个稀缺资源。中国从2011年起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开始下降，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绝对数开始下降。所以，仅仅看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还不够，还得看其他资源的限制，比如人口结构就是一个重要的限制。中国今天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结构是不同的。这从可观察到的数据，比如工资水平增长上，就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国的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使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当然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上升的。这在全球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近年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都在下降，资本收入占比则在上升。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再看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在2007年之前，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正常，但是自此以后就一直在下降。这背后的原因包括市场中的扭曲严重，比如过剩产能等。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这些都是造成报酬递减的因素。最后反映在整体效率的下降，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增长：短期是刺激政策，它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期是结构性改革，它影响供给侧，影响市场效率；长期是创新，它改变生产方式。下面我着重讲中期和长期这两个方面。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语是什么？如果是政府，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调整，那就是计划经济的思路。计划经济下叫有计划、按比例，比例就是指结构比例，如果结构比例不对，就要按比例来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语如果是市场，那么结构调整就应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调控的工具。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机制与结果。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运用刚才讲的经济学原理，就是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就是要纠正激励扭曲，纠正市场扭曲。究竟什么是合适的结构比例？这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国内经济情况，还要根据全球经济情况共同决定。这不是我们看比例能看出来的。
这个话题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具体展开。但是我想说，哪怕运用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基本知识，我们就能分辨出正确的思路与不正确的思路。这里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的重要差别，是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髓的起点。
3．经济发展新动力：创新
创新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特别是“双创”的提出，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创新从过去的从上到下，扩展到从下到上。这两类创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从上到下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在美国也有，比如造原子弹，比如登月。但要是从数量和影响范围来讲，历史证明，还是从下到上的创新更为根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书《大繁荣》，就专门记录了西方国家中草根创新的历史。其实，“双创”也是基于哈耶克关于分散信息和分散知识的使用。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北京海淀中关村清华科技园，就是一个在创新领域非常令人瞩目的地方。清华经管学院在2013年4月创办的“清华x—空间”（清华x-lab）就在这栋楼隔壁的B座。创新是增长模型中唯一的变量，具有如此大的潜力，也具有如此大的不确定性。它让你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充满了多种可能。比如我们经常问，世界上的资源能支持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吗？能像美国那样每家都拥有汽车吗？我们的思路是在给定现有技术下的思路。给定这些技术，你可以说中国这么多人，每个人能源消费这么多，是不可能承受的。但是这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创新。创新可以节省能源，创新可以不使用传统能源。再比如，我们问经济增长对公平的影响是什么？创新到底是使穷人受益多，还是使富人受益多？在过去这一百年间，我想创新使得穷人生命的延长远远大于富人生命的延长。创新也使得智能手机这一在几年前还是很贵的产品变得如此便宜，不仅中国的一般百姓，而且包括非洲的穷人，都能使用。感谢我们的创业者、创新者，能用1/10的价格，或者1/6的价格（人家是用美元标价，我们可以按同样的数字用人民币标价）生产出来。所有这些都使得创新的成果不仅仅由少数人享受，而是更多人可以享受。
关于创新，我讲两个看法。第一，如果相信经济学原理的话，就要相信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经济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发达国家，它们处在技术前沿，唯一的增长模式就是靠创新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第二类是穷国，它们远离技术前沿，但可以靠模仿，靠资源动员来获得高增长。中国在过去的30年，印度在今天，都是这种情况。我想强调的是，还有第三类，即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穷国，它们处在中间状态。一方面，相比发达国家，资源动员还有空间；另一方面，相比穷国，创新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目前就是处在这一中间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但是会帮助我们找准自己的方位。
第二，创新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创新通常强调从0到1，但最近我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从1到N。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N在中国是个巨大的力量，N是近14亿。二是从1到N并不只是简单模仿，中间有很多学习中的创新。中国很多成功的新经济中的企业，就是从1到N过程中创新的典范。
这就是我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正常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报酬递减规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是要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结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创新，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就是改变生产方式，产生新产品，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
最后我想借用凯恩斯的这段话来结束本文：
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它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但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具有各种罕见天赋的组合。他应该同时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懂得符号，并用文字将其表达出来。他必须用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为了未来。没有人的本性和人的制度会超出他的考虑的范围。他必须既是有目的的同时又是超脱的，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务实。
这段话概括了凯恩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期望。理解经济学原理，就是让我们能够用非常根本的、简单的原理来理解那些非常高深的学问，并且解释看上去非常复杂的现象。它既是容易的，但是也需要各种天赋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