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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爆发距今约10年，全球经济依然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在危机管理和政策应对上，经济学界意见纷呈、争议不断。新近的例子就有产业政策大辩论；关于房价暴涨的争论；世界银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对宏观经济学的严厉批评，更是石破惊天，卢卡斯、萨金特、普雷斯科特等诺奖得主都在其点名批评之列。这些经济学者之间的纷争似有被不断放大，且易被误导的情形。真正的经济学家还是在经济学基准上探讨问题。正确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逻辑，了解争议背后的共识，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似是而非的观点和政策建议。
开篇钱颖一的文章恰好说明了理解经济学原理为什么重要。他说，经济学原理是经济学家之间的最大共识，它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它追本溯源，探求最根本的原因。经济学原理的核心部分可以概括为：两个出发点，即资源稀缺性和个人理性；一个立足点，即效率；三个基本原理，即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市场通常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用经济学原理思考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可以发现改革前后有三个最大不同：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这三个因素虽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细节，但可以解释其中的核心部分。用经济学原理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则可以说明：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正常的，是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和报酬递减规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要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结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创新，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新产品，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
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研究深刻影响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此后大衰退的政策应对，是避免了再次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颇令人意外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巴里·埃肯格林的文章不是探讨学术界关于大萧条的认知对大衰退的政策启发，而是探讨大衰退的经历对学术界思考大萧条的启示。他从此次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以来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银行倒闭和政府救助、银行危机对金融改革路径和结果的影响、家庭债务在危机和大衰退中的角色、劳动力市场所受影响等多个角度，映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相关事件和政策应对，剖析经济学家如何重新思考这些事件和政策应对并得出新的结论，进而反过来影响对此次危机和大衰退的理解。正如他引用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观点：“对过去的认知不仅促进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且当下的环境和观念构建影响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考恩的文章分析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他认为，国际贸易和制造业的就业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及包容性增长特别重要，但是随着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制造业产品的外包生产和进口可能会变成“全新内包”，国际贸易将更少依赖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而是更多地依赖信息技术进步、国内市场一体化、更完善的制度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全新内包转向将使它们丧失潜在的规模经济，失去有力的规则约束和从全球市场学习的机会，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制造业就业岗位也将受到影响，中产阶级的收入提升会更加困难。但是，随着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部门，由创新所带来的涓滴效应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考恩教授把这一增长机制称为“手机取代汽车工厂”模式。这一模式与传统的制造业出口驱动型增长非常不同，它更加注重“消费优先”，它既不要求有多高的个人储蓄，也不要求或不一定带来高性能、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穷国的许多人可以快速改善其境况，而且能以较低的价格甚至免费享受到更加多样化的商品。在这一增长模式下，穷国会有廉价劳动力，也会有很多的想法和创意，大多数创意都能转化为边际成本递减的产品。这也意味着年轻人比年长者更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未来的世界经济可能会呈现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些小型经济体希望成为富国的卫星国或克隆经济体，将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经济元素进行跨界组合，同时以专业化生产制造业某一流程的“飞地”来推动内驱型经济增长。作者还探讨了中国、印度、菲律宾和各中亚国家的最新发展和未来收入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比较之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和启示。课题组以历史上一度崛起随后又归于失败的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日本、苏联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六个方面对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课题组对我国成功实现崛起，给出了一个战略框架上的建议：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崛起放置首要和基础性地位；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政治（治理体系）和社会建设，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制度崛起；在内部硬实力充实提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加快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现道德崛起；加强军事建设，为自身发展和新国际格局提供保障，实现军事崛起。在此总体框架下，论述了具体领域的崛起安排。
王小鲁的文章旨在分析当前经济下行原因和未来增长趋势。他建立了一个增长模型，从供给侧界定了生产要素贡献和多种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并结合需求侧分析，对未来增长进行了预测。他的分析发现经济疲软直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导致结构失衡和内需疲软、行政成本上升和对市场干预影响效率、高杠杆率导致金融效率下降。这些都与体制和政策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能全力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可在调整期后恢复增长动能，2030年或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会持续疲软，并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导致长期萧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朱恒鹏和周彦的文章讨论当前正在实施的取消事业编制改革。文章回顾了事业编制的由来，认为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此前行政管理的本来属性，比如财政拨款依据、控制公立机构规模的工具，而完全沦为一种特权身份，束缚人员流动、抑制竞争、制造不公，既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也和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格格不入。文章从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角度，分析去编制改革对改革者和新入职员工的影响，认为这一改革不会损害被改革者现有的福利待遇，而对于新入职职工来说，则可以不必再为入编“拼爹”，也不必担心身份歧视，因此总体上说是帕累托改进型的改革。文章围绕医疗卫生，说明了去编制改革对改进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的重要作用，着重驳斥了以公益性为由反对去编制改革的观点，称之为“阻挠编制改革，完全是南辕北辙”。
张斌的文章主要针对当前国内外所忧虑的中国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他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源错配，导火索必然是流动性危机。而就中国目前体制而言，爆发流动性危机的概率很小。因此，主要政策资源应当优先放在要素市场改革、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机制改革，这些改革不仅可以解决增长瓶颈问题，也能在增长中化解债务杠杆问题。与此同时，把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任交给专业的货币和金融监管部门，并要求它们对危机负责，虽然难做到釜底抽薪，但在责任明确和方法得当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抽丝剥茧。帮助实现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政策初衷。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多边平台在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大卫·埃文斯是最早研究多边平台经济学的知名经济学家。他的文章“多边平台市场的反垄断经济学”概括了多边平台市场出现的必要条件，描述这些平台的利润最大化经营策略；随后分析多边平台市场的特征对反垄断调查的影响，由此说明标准的市场定义、单边效应、掠夺式定价、纵向限制以及协同效应分析等都必须予以修订，以反映市场的多边性质。对多边平台的理论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发现是，此类产业除了制定最优价格水平外，还需要制定最优价格结构，以平衡多样化顾客群组的不同需求。对多边平台产业的实证分析发现，关键的经营决策需要保证各个顾客群组有足够的参与数量，同时维持互补的顾客群组之间的平衡。在适用反垄断调查时，需要持续密切地关注市场背景，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方案。而多边平台市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将给平台市场的竞争行为分析提供指南。
每逢世界经济遭遇重大冲击或动荡，如何设计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促进可持续和低通胀的平衡增长就会成为争论的焦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如此。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主管克劳迪奥·博里奥认为，要设计合理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首先就要理解现行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如果未能就“病因”达成共识，就无法取得进展，基于错误诊断形成的共识至少与缺乏共识一样危险。在博里奥看来，当今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它放大了国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弱点，他概括为“金融弹性过高”，也即以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来推动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导致金融失衡不断积累，最终酿成系统性银行危机和宏观经济动荡。基于这一诊断，博里奥认为，应当对国内政策体系以及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国际互动进行广泛调整。调整的本质是在金融周期的繁荣和萧条阶段，使用更加对称的政策：在繁荣时，应该更有目的地采取逆向政策；在萧条时，应该不那么激进而持久地实施宽松政策。他还提醒，有些必要的政策调整仍未实施，由此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可低估，例如系统不稳定、重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竞争性贬值、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等。
移动支付、实时支付、数字货币、股权众筹、数字化顾问和交易系统、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浪潮正在兴起，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托马斯·菲利蓬教授分析了当前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下，金融科技发展的机遇。他的分析表明，当前的金融体系效率低下，表现为金融业的增长与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几乎无关，金融服务仍然价格高昂，金融创新并未给消费者带来显著的实际收益。这恰好为能够改善金融服务促进社会福利提升的金融科技创造了机遇。但是，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限制了市场进入和竞争，使得从技术上实现改善金融服务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为了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需要推行鼓励市场进入，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新体系发展的另类监管路线。不过，作者也特别强调，金融科技创新并不会自动促进金融稳定、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因此这个鼓励市场进入和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框架，需要解决好三个挑战：一是市场进入和公平竞争，二是杠杆和历史依赖，三是消费者保护。
刚刚卸任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印度总理首席经济顾问的考希克·巴苏教授，根据他在印度政府任职的经历，撰写了一本新书《政策制定的艺术——一位经济学家的从政感悟》，探讨如何将经济学原理转化为宏观和微观领域的现实政策。在“新书架”栏目，本书译者卓贤根据自己的翻译和研究心得，以书评方式从四个方面展示了本书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真实世界里的政策制定并不是孤悬于思维实验中的逻辑推演，而是一门需要兼顾市场反应、政治决策、社会规范和国际权衡的艺术。经济学家不能只对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并说服他们，还有必要将解释对象延伸到普通民众，使主流意见形成于理性和知识之上，从而实现择优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