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通胀走势及其对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的挑战

洛瑞塔·梅斯特

一、引言

感谢基斯·屈斯特（Keith Kuester）和于尔根·冯·哈根（Jürgen von Hagen）邀请我参加“康斯坦茨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研讨会”。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当年我担任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主任时，曾力邀基斯加入我的团队，他很快成为主力。虽然后来他还是回到德国，但我们在与基斯共事期间从他那里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当然，希望基斯在美联储的工作中也有所获益。

第二，“康斯坦茨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研讨会”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它极大地促进了大西洋两岸的货币政策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很荣幸能为这样一个论坛贡献一己之力。研讨会的创始人卡尔·布伦纳（Karl Brunner）在1970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没有得到应用的理论是无用的理论，无分析依据的政策讨论和判断是危险的”。 我相信，布伦纳教授一定会对过去两天的讨论感到欣慰，在这两天里我们的讨论将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

今天，我想就通货膨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立场。我认为，如果有一个话题能够更好地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互动中获益，那就是“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稳定价格是最高目标，是货币政策在长期内能够有所作为的唯一事情；货币政策也是在长期内能够保障价格稳定的唯一工具。价格稳定对一国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稳定的价格意味着企业和家庭不必担心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也不必担心币值的波动，从而可以对消费和投资进行长期规划并将之付诸实践。如果价格水平能够保持稳定，那么价格的变化就能够反映商品或服务供给的相对变化，从而价格信息就可以帮助企业和消费者合理配置稀缺资源。同时，价格稳定还有助于维护经济中的金融稳定和信心，有助于实现美联储货币政策双重职责中的其中之一，即充分就业。

虽然价格稳定与货币政策紧密相关，但是，通过制定货币政策来实现价格稳定并非易事。为此，我们需要具备测算和预测通货膨胀的能力，以理解实际通胀与目标通胀之间的差距以及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滞后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会随时间和经济环境而变化；我们需要理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决定因素；我们还需具备必要的资源以应对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鉴于理解通胀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会为自己所掌握的通胀知识感到气馁。我不得不承认，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间或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不应就此一蹶不振，更好的做法是不断拓宽知识边界，就像中央银行和学术研究人员正在做的那样，竭尽所能来应对不确定性。

二、近期通货膨胀的变化

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将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这样一个明确的通胀目标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形成通胀预期锚。如果企业和消费者相信中央能承诺一个较长期的通胀目标并捍卫这一目标，他们就更有可能忽略短期的通胀变化。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曾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只是在相对较近的时期里，即2012年1月，发布了关于长期通胀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的声明，标志着美联储通胀目标制正式形成。当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采用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把通胀目标设定为2%。个人消费支出通货膨胀是根据年度同比变化进行衡量的。2016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重申2%的通胀目标。也就是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继续关注通货膨胀率变化趋势，看它是否超过或低于2%。的确，明确2%的通胀目标，有助于美联储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进而实现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

遗憾的是，美联储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地稳定价格，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过。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紧缩。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冲击，美国通胀率快速飙升且居高不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才将美国通胀率降下来，但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些历史教训说明了中央银行关注价格稳定目标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忽视这一目标，企业和消费者将付出惨痛代价。

美国的通胀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尽管最新数据令人鼓舞，而且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关于通胀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回到目标2%的观点相一致，但是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自经济大衰退以来所发表的声明可以清楚地看到，通胀仍是它关注的重点。如图1所示，低通胀已不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近年来，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衡量，英国的通胀率远远低于2%；以居民消费价格综合指数（HICP）衡量，欧洲央行的通胀目标低于但接近2%。2015年，根据英美欧央行各自的目标指数，英国通胀率为0.20%，欧元区为0.25%，美国为0.66%。

以下几个共同因素是造成近年来这些经济体的通胀率不断下降的部分原因：一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和经济缓慢复苏进程中，全球需求疲软。实际上，在2009—2011年间，政策制定者的一个谜题“不是通胀率为什么很低，而是通胀率为什么没有更低”。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能源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跌，加上美元持续升值，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通胀保持低位。美联储理事会的SIGMA动态模拟模型表明，通过影响进口价格，美元升值10%，可以降低核心通胀率0.5%。不过，美元升值也会降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具有滞后性，并且有可能加大通胀的下行压力。

当然，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和汇率波动并不一定是独立的事件。例如，尽管供给因素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很大，但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60%的现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放缓的预期。同时，也是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美元累计升值近20%，反映了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比国外更强劲以及美国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预测息差加大的预期。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这些冲击看成是独立不相关的，并据此简单地加总它们带来的影响。

在评估实际通胀与通胀预期时，经济学家通常会看基础通胀（underlying inflation）的各种指标，来分析通胀趋势。某些指标，如核心通胀率，剔除了易变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图2）。另一些指标，如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值消费者价格指数，或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切尾均值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图3），则是为了减少某些变化过大的特殊因素的影响。

为了预测通胀变化趋势，经济学家们创建了许多模型。其中，图4是基于系数的连续时间变化和通胀冲击方差的自回归模型，给出了对美国、英国和欧元区通胀趋势的估计值。 根据这一模型，这三个地区的实际通胀有所下降，通胀预期也温和下降。克利夫兰联储的工作人员运用了多个模型来估算美国的通胀趋势。这些模型均显示，在过去10年中，美国的通胀呈下降趋势，表明这一结果并非某个模型所特有。

当然，低于通胀目标的趋势变化并非是永久性的。事实上，随着国际石油价格和美元汇率逐步趋稳，美国的总体通胀和基础通胀指标已经上升，这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测的情形相符。截至2016年第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从2015年一季度的0.2%上升到1%。2016年第一季度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为1.7%，去年同期为1.3%；2016年第一季度核心CPI为2.3%，去年同期为1.7%。克利夫兰联储的十二个月期中值CPI通胀率在过去几年持续走高，2016年一季度达到2.4%。

通胀预期是决定通胀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测算通胀预期。有些测算基于家庭调查或专业预测机构的调查，有些则基于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据。我认为，从这些测算来看，过去几年的通胀预期一直比较稳定，甚至在能源价格大幅下跌时也是如此。专业预测机构对长期通胀预期的调查测算（如图5所示）和家庭调查测算均显示了这一稳定性（如图6所示）。虽然有这些长期通胀预期的测算，但分析显示家庭通胀预期对能源价格的大幅变动很敏感，在美国，家庭通胀预期的任何轻微下降都反映了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行。

为了加入这些基于调查的测算，经济学家们开发了利用金融市场数据来推导通胀预期的模型。在美国，十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breakeven inflation rate）是通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十年期财政部通胀保值债券（TIPS）收益率之间的差额计算的。1997年，美国财政部开始发行通胀保值债券，投资者可以购买这类债券来对冲通胀的意外上升。从理论上讲，通胀掉期工具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保护，基于掉期的通胀补偿（inflation compensation）也是衡量通胀预期的重要指标。基于市场数据的指标波动性较大。图7显示了未来五年的五年期通胀补偿，即所谓的五年—五年远期指标（five-year，five-year forward）。我对波动性进行了平滑处理，并给出了月度数据。正如读者可以看到的，在过去两年中，这一指标在美国和欧元区均有下降（图7）。

需要注意的是，通胀补偿与通胀预期是不同的，通胀补偿指标不仅反映了投资者的通胀预期，也体现了投资者为保护自己免受通胀风险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此外，相对于国债市场来说，通胀保值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较低，因此，盈亏平衡通胀率和通胀补偿率还需附加流动性溢价。通胀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需要通过模型将通胀预期和通胀补偿分离出来。不同模型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图8给出了克利夫兰联储和旧金山联储员工使用相关模型得出的通胀风险溢价。 或许读者会注意到这里正负号的不同：在最近一段时间，旧金山联储模型估算的风险溢价为负值，而克利夫兰联邦模型估算的风险溢价为正值。由此可见，从这些模型中得到的通胀预期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图9）。另外，投资者寻求资金避险的需求增加，这会造成国债需求上升，因此，通过通胀补偿来推算通胀预期将更加困难。最后，通胀补偿指标变化与能源价格变化是相关的，这表明通胀补偿作为长期通胀预期的指标并不一定可靠。

乔恩·福斯特和乔纳森·怀特（Jon Faust and Jonathan Wright）认为，基于市场数据的通胀补偿指标太不稳定，不宜作为长期通胀预期的指标。他们还指出，数据也驳斥了五年—五年远期通胀补偿可作为长期通胀预期的合理指标这一假设。

考虑到测算通胀预期面临的挑战以及2015年夏天和2016年初金融市场所经历的波动，我认为，根据金融市场指标来推断通胀预期变化的信号需要更加谨慎。不过，我也认为，监测通胀预期的所有这些指标是值得的，因为通胀预期在通胀动态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通胀模型和预测

经济学家通常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统计关系来预测通胀，而我在前面讨论的那些因素，包括需求增长、石油价格及相关价格冲击、通胀预期，也都出现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图10）。传统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通胀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新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则强调通胀预期在通胀动态变化中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新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对通胀预期的预测要比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更好。

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经济活动是由闲置产能指标来衡量的，通常是失业率缺口（自然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之差）或产出缺口（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许多研究表明，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闲置产能的斜率系数递减，通胀预期则是推动通胀动态变化的更重要的因素。在预测能力方面，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对2009—2011年复苏早期的通胀预测偏低，使人们对它的预测能力产生了怀疑。于是，有不少研究开始致力于揭开“通货膨胀失踪之谜”。欧洲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其分析中指出，把食品和能源价格包含在核心通胀率里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解释2009—2011年欧元区通货膨胀失踪之谜。 这表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具有特殊性，对于通胀预期和闲置产能的不同衡量方法会影响其预测能力，如果一个人想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应用于实际，它助益不大。

更为重要的是，自然失业率与潜在GDP水平都是不可观测的变量，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菲利普斯曲线对闲置产能的测算并不准确。随着时间推移，对闲置产能的这些测算也将得到修正。事实上，自“大衰退”开始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几乎每年都在下调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值。例如，2008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将2008—2013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由2.5%下调至1.3%。对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等指标的修正更为复杂，加大了实时制定货币政策的难度。例如，2002年初，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担心通胀率下降，最终，大部分下降都被修正掉了。阿萨纳休斯·欧菲尼德斯（Athanisios Orphanides）在多篇论文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对闲置产能和自然利率等不可观测变量的错误测算导致货币政策失误，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他认为，这些被错误测算的变量对今天的货币政策仍有负面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可以作为上述统计型菲利普斯曲线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模型（workhorse model）在央行中得到广泛适用。该模型假定，企业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即存在不完全竞争，公司将以利润最大化设定价格。该模型还假定，价格具有粘性，即企业并不能应对每一次经济冲击，仅能偶尔调整自己的价格。这些扭曲意味着，当经济遭受冲击时，实际产出可能偏离无价格粘性和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有效水平。这还意味着，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影响实体经济，虽然在长期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为中性，通胀短期内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向其客户收取的超过边际成本的预期加价。这一预期加价将随着时间和经济环境而变化。

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闲置产能的常用指标在通胀动态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它们有助于预测边际成本的未来变化，而这一作用似乎也没有成为现实。不过，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中，有着另一个闲置产能的概念，即有效产出水平与不完全市场和粘性价格下的产出水平之差。这一差值和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具有关联性。如果相关冲击并没有导致企业改变其边际成本之上的合意加价，货币政策就应该设法使有效产出水平与不完全市场和粘性价格下的产出水平之差最小化，这相当于稳定通胀。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某种冲击的性质决定了有效产出水平是否会变化，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对此做出反应。

虽然我已指出利用统计型菲利普斯曲线来预测通胀存在某些困难，但也需要认识到新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解释通胀动态变化时的局限性。例如，该理论无法预测通货膨胀为何在导致其产生的边际成本因素消失后仍然持久存在，而且美国的数据表明，通胀有相当长的持久性。因此，利用该模型预测通胀趋势，需要加入通胀或产出的滞后值，并允许长期通胀预期缓慢变化。

我们仍在努力改进我们的预测模型，因为通胀预测对货币政策制定极为重要。由于货币政策传导存在时滞，所以货币政策制定需要前瞻性。美国、英国和欧洲央行预测，在未来几年内，实际通胀率将逐步回归至各自的通胀目标。利用模型预测通胀时应当注意以下两点：一是预测的置信区间较大，反映了模型的不确定性；二是由于宏观经济时常会受到冲击，相关数据也需要不断修正。

图11显示了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通胀预测的置信区间。英格兰银行通胀预测的置信区间中间值为70%，欧洲央行通胀预测的置信区间为57.5%，年度置信区间宽度均略高于±1个百分点。

与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不同，美联储从未公布过通胀预测指标。不过，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会发布四次对各成员的预测进行汇总后的综合预测。2016年3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的个人消费支出总体通胀率中位数预测显示，美国通胀率有可能从2015年的0.5%上升到2016年的1.2%；2017年和2018年可能继续攀升至2%。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虽然会讨论这些预测的误差范围，但从不公布。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发布了私人预测机构和政府预测机构对1996—2015年间所做预测的平均历史误差汇总表。在通胀方面，一年期和两年期的误差区间大约为1个百分点，将这一误差用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测中位数，可得到接近70%的对称置信区间。如图12所示，尽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的预测差异也常受到关注，但与通胀预测置信区间相比，其预测的置信区间还是很窄的。

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我们需要关注通胀预测的准确性。我们必须要有前瞻性，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依靠模型来预测通胀，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模型可以给出十分准确的预测结果。在此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承认预测中的不确定性。我赞成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公布其预测的误差区间，因为这不仅可以使公众了解到通胀预测所存在的某些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提醒政策制定者重视不确定性因素。从这个角度讲，预测误差并不会让我们束手无策。相反，我们应当仔细分析多个模型和模拟计算的预测结果，利用模型平均技术，根据收入数据不断地评估模型所做的预测，以此来解决预测误差问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扩展了政策制定过程中常用的模型，包括大型FRB/US模型、两个规模较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EDO和SIGMA），以及各联邦储备银行维护和使用的其他各种模型。目前研究人员正在构建模型库，以较为系统地比较分析一系列经济模型的实证结果和政策影响，以便为政策分析提供支持。宏观经济模型数据库（MMB）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主要由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沃尔克·维兰德（Volker Wieland）牵头，目前包括了61个动态模型。 主要目的是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为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提供参考。

四、通胀预期研究

尽管通胀预期在我们的通胀动态变化理论和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仍然不知道预期是如何形成的，谁的预期会影响通胀预测和货币政策制定？经过多年努力，通胀预期得以下调，当务之急是继续将通胀预期锁定在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如果实际通胀率低于或高于目标通胀率，是否会导致长期通胀预期不稳定？是否会导致社会公众对中央银行失去信心？实际通胀率对目标通胀率偏离多大或多久才会触发类似的反应？如果我们不能理解通胀预期是如何形成的，就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也很难知晓导致通胀预期偏离央行目标的原因。

日本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问题并不简单。如图13所示，日本经历了长期接近于零的经济增长后，从2009年到2013年年中，实际通胀为负。即使如此，数年来通胀预期指标依然处在1.5%—2%的相对稳定区间，远远高于实际通胀。 这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传统理论认为通胀预期的变化应该导致实际通胀的变化。

我们或许可以用通胀预期来解释2009—2011年的“通货膨胀失踪之谜”（图14）。虽然通胀预期理论往往基于企业定价行为，但是在美国，我们并没有逻辑一致的企业通胀预期指标。奥利弗·科伊宾和尤里·格罗德尼杰科（Olivier Coibion and Yuriy Gorodnichenko，2015）的研究发现，如果用家庭通胀预期作为通胀预期指标，从菲利普斯曲线得出的通胀预测结果与实际通胀之间有更强的相关性，相反，如果用专业预测机构的通胀预期作为通胀预期指标，则相关性较弱。 两位作者对新西兰企业的通胀预期进行了调查，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企业的通胀预期与家庭类似，远远高于专业预测机构的预期，而且企业之间的通胀预期差异也远高于专业预测机构之间的通胀预期差异。自2009年开始，企业和家庭的通胀预期显著上升，反映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奥利弗·科伊宾和尤里·格罗德尼杰科认为，2009-2011年，受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并没有出现通缩压力。

更好地理解企业的通胀预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企业的定价机制，解释经济模型与实际定价行为之间的差异。基于用来构建总价格指数（比如CPI）的各种价格，马克·比尔斯和彼得·克雷诺（Mark Bills and Peter Kle-now）发现，企业调整价格的频率高于标准模型的预测，这些模型已根据宏观经济周期的各种特点进行了校准。 这个发现令人不安，因为它表明，微观数据与经常用来进行货币政策分析的新凯恩斯宏观模型之间缺乏相关性。

西蒙·吉尔克里斯特和埃贡·扎杰申科（Simon Gilchrist and Egon Zakra-jsek）研究了金融约束对企业定价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产品价格上涨与企业外部融资的难易程度存在相关性。那些容易获取外部融资的企业，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应对需求减少；那些无法获得外部资金的企业则需要通过提高价格来保证收入稳定。因此，受金融冲击，需求水平下降，企业信贷和流动性减少，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产出下降，加价提高，随后出现通胀。 这是解释“大衰退”之后“通货膨胀失踪之谜”的另一个因素。这类研究结果表明，需要进一步完善融合了金融市场、金融压力、借款人违约和金融机构倒闭等因素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这类模型必定相当复杂。就其性质而言，金融危机涉及非线性、潜在的多重均衡以及限制套利的金融摩擦。但是，进一步了解通胀的动态变化能让我们获益匪浅。

阿罗巴和肖夫海德（Bora an Aruoba and Frank Schorfheide）将非线性纳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退出零利率政策过程中的通胀动态变化。 该模型包含了多重均衡，两位作者着重研究了以下两种稳定状态：一是通胀率处于目标水平；二是名义利率为零，通胀率为负。这样计算出的通胀预期可以反映社会公众对每种状态下的平均通胀的预期，并且引入了他们对两种状态变换概率的预期。分析结果表明，与稳态的目标通胀率相比，稳态的通缩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更大损失。

如在上述模型中一样，在多重均衡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视为选择某一多重均衡路径，但每一条路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却大相径庭。在上述模型中，当实际通胀率处于目标水平时，一次短暂的负面冲击或目标通胀范围内的一系列冲击或经济转向通缩状态，都有可能使经济触及零下限。由于两种状态中的通胀率和利率都可以很低，知晓经济实际上处在哪种状态是有困难的。这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挑战，因为每一种均衡状态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各不相同。根据对美国、欧元区及日本的通胀和利率所做的研究，阿罗巴和肖夫海德指出，日本已转入通缩，但欧元区不太可能，而美国的情况尚不清晰。

这样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受最近这次“大衰退”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的常规时期，应当设定较高的通胀目标。因为只有这样，在经济受到冲击时，才有更大的空间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 阿罗巴和肖夫海德利用他们的模型，研究了在以下两种情景下，产出、通胀率和利率的可能变化。第一种情景是美国在1984年将通胀目标设定为4%，第二种情景是将美国现在的通胀目标设定为4%。在第一种情景中，2009年之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不会为零，通胀将迅速恢复到4%的目标，产出也比基线通胀率较低时恢复得更快，消费也更高。不过，两位作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总体效果是不确定的，因为将价格调整到较高的通胀目标可能是有成本的，在高通胀时期持有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的成本也更高。此外，货币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经济第一时间触及零下限的概率。

在第二种情景中，通缩风险降低，产出基本没有变化，因此，没必要调整通胀目标。此外，未被建模的其他因素也表明，改变通胀目标是无效的，甚至适得其反。中央银行为自己设定的通胀目标赢得可信度需要时间，家庭和企业将他们的预期锚定在通胀目标上也需要时间，因此改变通胀目标的短期效果并不显著，如果这样做削弱了目标的可信度并使预期变得不稳定，长期来看，则反而有害。

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如阿罗巴和肖夫海德所构建的模型，其多重均衡性质表明，一个有可能产生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是将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学习的文献和行为人如何形成预期的经验文献相结合。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通胀预期，还是在听取专家建议后形成通胀预期，再或者是根据过去的通胀率形成通胀预期？他们对未来通胀的决定因素是否有自己的理论？理性预期概念，即行为人的预期与经济模型一致，这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现代宏观经济模型的基准假设。但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因为它要求所有行为人都理解模型及其参数，而且知道其他行为人也是理性的。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大量文献已经将各种关于学习的模型纳入了宏观经济学模型。 虽然其中的某些模型发现通胀预期最终都收敛于理性预期，但此类模型中的经济动态变化与基准理性预期模型中的可能有所不同。除了探究不同学习模型，例如递归学习模型或贝叶斯学习模型的影响外，某些经济学家把这些模型带到实验室，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的动态变化。

关于学习的文献使我们可以研究经济会如何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 这种均衡变化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是突变的，取决于学习模型是如何构建的，这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合理的经济政策都有意义。学习模型帮助我们将某些结构应用于锚定的通胀预期这一概念之上。它们不仅向我们指出了一些也许会影响通胀预期锚定的因素，还使我们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沟通和信誉在个人通胀预期形成中的作用。

五、结论

在本文中，我指出了与通胀有关的若干待解决的问题。不过，我并不因为我们仍然不了解通胀而感到气馁，反倒被许多有效的方法来推进我们对通胀动态变化和通胀预期的了解所鼓舞。我也积极鼓励研究者们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价格稳定无疑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还因为好的政策制定有赖于研究，研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丰富的信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王宇　译）

参考文献

Aruoba, Bora an, Luigi Bocola, and Frank Schorfheide,“Assessing DSGE Model Nonlineari-tie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693, 2013.

Aruoba, Bora an, and Frank Schorfheide,“Infla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Zero Lower Bound,”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Jackson Hole, WY, August 2015.

Assenza, Tiziana, Peter Heemeijer, Cars Hommes, and Domenico Massaro,“Individual Ex-pectations and Aggregate Macro Behavior,”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 13-016/II, January 5, 2013.

Bank of England, Inflation Report, February 2016.

Bernanke, Ben S.,“The Benefits of Price Stability,”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February 24, 2006.

Bernanke, Ben S.,“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Inflation Forecasting,”remarks at the Mone-tary Economics Workshop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ummer Institute, Cam-bridge, MA, July 10, 2007.

Bils, Mark, and Peter J.Klenow,“Some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ce of Sticky Pric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2004, pp. 947-985.

Blanchard, Olivier, Giovanni Dell’ Ariccia, and Paolo Mauro,“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42, 2010, pp. 119-215.

Clark, Todd, and Christian Garciga,“Recent Inflation Trend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Economic Trends, January 14, 2016.

Cogley, Timothy, Giorgio E.Primiceri, and Thomas J.Sargent,“Inflation-Gap Persistence in the US,”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 2010, pp. 43-69.

Coibion, Olivier, and Yuriy Gorodnichenko,“Is the Phillips Curve Alive and Well after All?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d the Missing Disinflation,”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 January 2015, pp. 197-232.

Constâncio, Vítor,“Understanding Inflation Dynamics and Monetary Policy,”remark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Jackson Hole, WY, August 29, 2015.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Staff Macroeconomic Projections for the Euro Area, March 2016.

Evans, George W., and Seppo Honkapohja,“Learning and Macroeconomics,”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1, 2009, pp. 421-449.

Faust, Jon, and Jonathan H.Wright,“Forecasting Inflation,”in Handbook of Economic Fore-casting, Graham Elliott and Allan Timmermann, eds., Amsterdam: Elsevier Press, vol. 2A, 2013, pp. 2-56.

Fischer, Stanley,“U.S.Inflation Developments,”remark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Jackson Hole, WY, August 29, 2015.

Fratianni, Michele, and Jürgen von Hagen,“The Konstanz Seminar on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at Thirty,”May 2001.

Gilchrist, Simon, Raphael Schoenle, Jae W.Sim, and Egon Zakrajsek,“Inflation Dynamics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5-012, March 3, 2015.

Larkin, John,“Box A: Oil Prices an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tri-bution of Global Demand and Oil Supply Shocks to Euro Area Inflation Expectations,”in Central Bank of Ireland, Quarterly Bulletin 02, April 2016, pp. 47-48.

Mester, Loretta J.,“Infl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Six Research Questions,”speech before the 2014 Inflation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May 29, 2014.

Minutes of the FOMC Meeting of January 26-27, 2016.

Nakamura, Emi, and Steinsson,“Five Facts about Prices: A Reevaluation of Menu Cost Mod-el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2008, pp. 1415-1464.

Orphanides, Athanasios,“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the Great Infl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2002, pp. 115-120.

Orphanides, Athanasios,“Inflation Dynamics: Lessons From Past Debates for Current Poli-cy,”remarks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Policy Symposium, Jackson Hole, WY, August 29, 2015.

Orphanides, Athanasios, and Simon Van Norden,“The Reliability of Inflation Forecasts Based on Output Gap Estimates in Real Time,”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7, 2005, pp. 583-601.

Orphanides, Athanasios, and John C.Williams,“Learning, Expectations Formation, and the Pitfalls of Optimal Control Monetary Policy,”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5, 2008, S80-S96.

Plosser, Charles I.,“Strengthening Our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20th Annual Hyman P.Minsky Conference, New York, NY, April 14, 2011.

Rosengren, Eric S.,“Chang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s: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and Simple Monetary Policy Rules,”Chatham House, London, England, April 16, 2015.

Sill, Keith,“Inflation Dynamics and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Business Review, Q1 2011, pp. 17-25.

The Macroeconomic Model Data Base (MMB) web page.

Trehan, Bharat, and Maura Lynch,“Consumer Inflation Views in Three Countries,”Economic Lette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November 2013.

Wieland, Volker, Tobias Cwik, Gernot J.Müller, Sebastian Schmidt, and Maik Wolters,“A New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Macroeconomic Modeling and Policy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3, 2012, pp. 523-541.

Yellen, Janet L.,“Inflation Dynamics and Monetary Policy,”The Philip Gamble Memori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 September 24, 2015. qxRnKDacV2DO7HAowkD6DqSoUOE5wlYFT8beElJawcMu6ufqLvAYSS9d16w8wj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