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主编吴敬琏近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问题，用现有的知识可能对付不了，我们需要打开眼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社会科学的进展”。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把我们推到了世界经济第二，身处世界，体量巨大，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什么样的情景，都需要放在世界中进行思考、比较、探索。本辑《比较》呈现给读者的是国内外学者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些主要问题的思考和认识。

开篇是主编吴敬琏教授根据“长安讲坛”的演讲修改而成。他深感当前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缺乏共识，于是，综合国际经济学界关于结构性改革的相关文献，梳理国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就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明确的定义：“结构性改革是针对体制机制架构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为推行这样的结构性改革，他提出了六个需要抓紧推进的改革任务，为推进这些任务必须消除以下三个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形成改革共识，明确执行改革的责任主体，“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应该得到落实。

楼继伟的文章是他在“G20税收高级别研讨会”上的讲话。他指出，全球经济正处在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转型的关键时刻。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G20各国应当站在全球角度密切关注税收发展动向，深化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加强税收能力建设，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金融危机后的八年间，各主要经济体一直在运用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来稳定和提振经济，不少学者担心通胀的隐患，现实却是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克利夫兰联储主席兼CEO洛瑞塔·梅斯特的文章正是针对危机后通胀变化的新趋势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新趋势对学术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带来的新挑战。她回顾了美国、英国、欧元区以不同预测指标和模型测算的近期通胀变化趋势，分析了这些预测指标和模型在预测通胀时的优势和局限。她特别强调了通胀预期的重要性，因为通胀预期在通胀动态变化和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学界和政策界对此研究依然不足，对通胀预期如何形成、谁的通胀预期会影响通胀预测和货币政策制定，并没有确切的了解。她鼓励研究者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丰富的信息，为好的政策制定创造条件。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和金融学教授、现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帕特里克·博尔顿的文章是他2016年初在美国金融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讲。这篇文章以博尔顿和黄海洲的国家资本结构模型为基础，将公司金融学的资本结构理论拓展至用于分析国家层面的货币政策和主权债务。他将国家的法定货币和本币债务类比为公司股本，国家的外债类比为公司债务，由此在股票融资的股权稀释成本和本币融资的通胀成本之间建立起平行关系，进而可以分析一国如何在外部债务和本币债务融资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最优的融资方式。他在演讲中还将这一独特的分析方法拓展至探讨货币理论、外汇储备管理和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得出了很多颇有启发的观点和政策含义。这一研究开启了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国际金融的新框架和新思路，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方向：例如，债务积压与国家债务的本外币结构之间有什么关系；国家资本结构的动态变化和治理问题。

自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不振，局部性危机时有发生。黄海洲的文章从全球货币体系寻锚这个新颖视角，来分析全球经济当前的困局和未来可能的前景。他回顾了20世纪的两次全球货币体系大调整和寻锚：1929—1933年大萧条直至“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第一次大调整和寻锚；1971年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直至1985年五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和1987年七国集团达成《卢浮宫协议》的第二次大调整和寻锚。这两次大调整和寻锚所经历的时间惊人得相似，都是16年，其成功都促成了世界经济长达20年以上的黄金增长时期。这其间的历史经验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可能正在经历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三次大调整和寻锚过程。各国如不协同合作，全球经济复苏将更加艰难，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和带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生命代价可能无法估量。第三次寻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两点：首先，达成有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引领的新“广场协议”，以稳定全球汇率体系；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并举，稳定通胀和增长预期。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内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从而参与并引领第三次大调整的相关谈判，成为被世界认可的又一个标志性经济金融强国。

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无人驾驶汽车、高级机器人等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新一轮关于人类将被机器替代的担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维·奥托的文章回顾了过去两百年来工厂自动化和就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以美国为例分析了自动化对就业市场两极分化和薪酬两极分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从“波拉尼悖论”（Polanyi's paradox）的角度，阐述了过去数十年和数个世纪里，自动化并未完全替代大部分人类工作的原因；并探讨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最近和未来的发展会如何影响未来职业变迁和就业增长轨迹。在他看来，很多情况下，机器和人类劳动力的关系是既取而代之，又相辅相成。只关注自动化或人工智能造成的损失，会忽视自动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核心经济机制，即只有工人能完成的任务才更有价值。

康奈尔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的文章主要讨论标准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群体身份认同。巴苏认为，人的组织和社会归属感对于提高人的能力或生产率进而对促进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他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论述了群体身份认同，也即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他的生产率以及他在经济上的表现。借助模型的分析，他讨论了基于群体身份认同的扶持政策和减贫政策，并将这一分析视角扩展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减贫、经济发展和国际政策协调。

“法和经济学”栏目主要从法律和监管角度讨论近期引起颇多争议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投资问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田静结合我国现行保险产品监管规则和经合组织以及英美对具有投资功能的人身保险产品的监管，讨论此类保险产品监管中存在的漏洞，以及未来监管应当加强的方向。

“新书架”栏目是托马斯·皮凯蒂的书评，所评论的是其导师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的新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皮凯蒂在这篇短小精悍的书评中，首先概述了阿特金森的学术生涯及其做出的学术贡献。随后，他对阿特金森提出的政策做了点评，包括累进税、国民保险、遗产税、让国民获得资本和所有权以缩小不平等的国民储蓄计划等。皮凯蒂还指出，阿特金森的著作有一个瑕疵，就是太过执着于英国，但他认为这一瑕疵恰好也是一个主要优点，它说明“胆小的政府没有不作为的真正借口，因为它仍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采取行动”。

钟正生和张璐的文章借鉴美国和韩国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经验，对中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当下状态和未来前景做了翔实分析。他们认为，虽然间接融资目前在中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继续存在的现实基础，但随着外汇占款流入的减少甚至转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有萌芽迹象，央行着意构建利率走廊正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不过，转向真正的利率调控，还需从两个方面深入推进：一是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尤其要解决准入壁垒高、竞争程度低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解决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对资金价格不甚敏感的问题。美国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货币政策的转型，不只是技术上的“顺水推舟”，更需要体制机制上的“伤筋动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陶玲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节点，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方法的研究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个时期主要风险预警监测方法进行了描述和对比分析，概述了这些方法由简单到复杂、由静态到动态、由线性到非线性、由局部到系统的演变特征。她认为，不同的监测预警方法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最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数据信息统计完备程度以及金融监管体系。基于此，她对我国如何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