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中国的经济决策依然在传统的需求刺激和改革之间摇摆不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整体改革决定已近三年，实质性改革，甚至一些有高度共识的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推动改革，高声疾呼改革的重要性自然不可或缺，而基于学理和经验的理性分析，以及对改革政策出台的利弊得失的实证及规范研究，更不可少。本辑《比较》将为读者提供国内外学者关于如何推进改革的深入分析。

开篇蔡等人的文章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应该怎么选择，才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他们认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使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而户籍制度改革恰恰一直被决策者置于改革日程的重要位置上，是共识度最高的改革领域之一。文章深入分析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尤其是农业劳动力乡—城迁移，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些分析和分解表明，非户籍迁移人口或外出农民工对资源重新配置进而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决定着城镇化的未来趋势和经济增长的前景。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原来依靠常住人口推动的城镇化必然显著减速，甚至难以为继，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通过对现行城镇化模式进行人口学分解，也许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选择正确的方向。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提升增长质量的关键。由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和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合作的文章提出了分析TFP增长的“一体两翼、十大方面”框架。应用这一框架，他们对中国近年来的TFP增长状况进行了回顾，对阻碍TFP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TFP增长的政策建议。根据他们的研究，目前中国提升TFP的空间依然比较充分，如果善于使用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这“两翼”，TFP的增进将足以保证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维持较为稳定的增长。

针对当前热议的PPP项目和僵尸企业处理，2016年3月22日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邀请了五位日本专家，举办了“日本PPP项目和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处理经验”专题论坛。亚洲成长研究所所长兼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议员八田达夫主要讨论了日本经济增速为何下滑。他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关键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靠的是通过城市化提高了生产率，即大量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地区移民到生产率高的大城市地区。后来生产率大幅下降，是因为政府推出了国土均衡发展政策——即1972年由田中角荣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地方创造就业岗位，八田达夫教授认为，这是最无效率的政策，是导致1974年后日本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大阪商业大学教授美原融分别介绍了日本PPP项目中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分析了成败的原因。他从这些案例中总结出了四点重要的经验教训：PPP项目决不能单纯定位成解决财政负担，而是要在慎重选择和评估的基础上，向市场提供优质项目，促进竞争；要重视对性价比的评估；要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要处理好政府和民间部门的风险分担，尤其是政府要获得市场主体的信任。律师赤羽贵则着重分析PPP项目中的风险分担问题。他将PPP项目分为三种类型——购买服务型、独立核算型和复合型，根据不同类型，风险分担方式也有不同，而且不同的项目，也会因项目所在地和项目本身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差异。他还强调，在PPP项目中，有两种风险需要防患于未然：一种是制度发生变化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处理有赖于良好的仲裁和司法制度；另一种是地方政府不履行债务的风险，对此种风险的应对，要在合同中事先予以约定。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杉田定大讨论PPP项目的七个关键点，包括信息的透明度、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的良性竞争、性价比评估、政府和民间部门的风险分担、合同、政府和民间部门的沟通以及创新。他还谈到了PPP项目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中的重要作用。CIDEG特聘研究员津上俊哉着重介绍“二战”后日本在不同阶段的去产能、产业调整及僵尸企业处理方面的经验。他认为，日本的经验可以给中国带来六个方面的有益启示：彻底处理不良贷款，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公共财政要避免撒胡椒面，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可携带的社保改革，多重组少破产，以及停止技术改造这样的概念和做法。

阿西莫格鲁的文章试图用一个组织框架来分析为什么特定社会选择不同的政策，不同的制度，以及根本不同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生活。他将用于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划分为三类：政治科斯定理、信念差异理论以及社会冲突理论。前两种方法强调低效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普遍存在，后一种方法看重的是存在着能将这些低效政策和制度排除的社会力量。文章运用模型证明了政治科斯定理和信念差异论都不是分析各国间政策和制度差异的恰当框架。有的证据表明社会常常选择低效的政策和制度，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形中，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信念的不同，而是因为政治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在经济利害上的严重分歧。因此，社会冲突理论为分析政策和制度的差异提供了正确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研究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理解政策和制度的差异。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阿尔斯顿等人的文章旨在解开一个谜题：为什么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无法通过（或已经开启却没能成功实现）关键转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使它们有先例可循。为此，他们把三个关键概念——机会窗口、信念和领导力，与主导性的网络、制度及经济政治结果相结合，构建出一个理论框架，然后，运用该框架解释阿根廷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者们认为，这个理论框架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信念在制度与政治经济结果之间的动态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不同社会对世界如何运行的解释各不相同，要想理解为什么一些特定国家实施了特定的制度，就需要首先理解特定国家权力阶层的核心信念。在许多社会，不同组织间不容易形成统一的核心信念，而正式制度的确立更需要的是权力阶层的核心信念。”通过构建这样的理论框架，作者们也说明了，“虽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具体背景，但是，发展过程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发展也会有经验可循”。

在现代经济中，中央银行之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让央行发挥其恰当合理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目标和制度设计。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莱斯的文章《中央银行的设计》以美联储为分析对象，参考相关经济文献和历史经验，着力探求了“如何设计央行”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设计央行时，要详细说明三个要素：其一是“目标函数”。它由某个机构或某人设定，仅包含少数宏观经济变量，这些变量可能在不同层面上成为央行的目标，并与央行所操控的少量工具相匹配。其二，央行面对着“资源约束”，不仅限制了它对红利进行分配的能力，而且限制了它所能采取的政策。其三，存在着一系列“均衡约束”，使央行的政策行动和声明导致经济主体的信心及宏观经济结果的同期变化，因此，央行的承诺及其未来意图方面的透明度会迅速产生影响。结合这三大问题，作者讨论了央行设计的12个维度。作者乐观地认为：“经济学的不同分支中有多种多样的工具和模型，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为这种特别的制度设计提供充足可靠的信息。”

“法和经济学”栏目是拉古拉迈·拉詹和罗德尼·拉姆查兰的文章。该文运用1927年《麦克法登法案》的国会投票行为研究了选民对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麦克法登法案》是美国银行业历史上争论最激烈的法案之一，其影响力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两位作者通过严格的计量分析发现，集中拥有土地越多且信贷越昂贵的地区，其国会议员越倾向于反对该法案，他们用支持该法案为土地所有者换取政府的关键性农业价格支持。这些研究发现表明，由经济生产技术产生的选民或利益集团并未通过胁迫或威胁的方式，而是通过现有政治制度和立法程序影响重要的经济制度，并能持续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

“新书架”栏目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印度前总理辛格的首席经济顾问考希克·巴苏对印度自独立以来经济增长历史的一个概述。在这篇题为“印度增长的故事”的文章中，巴苏简洁生动地描述了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思想如何影响了印度独立后的经济增长和发展，1991年的经济危机如何推动了印度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与各种有利的地缘政治因素相结合如何促发了快速的经济增长，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印度带来了何种影响。作者也不忘提醒：“贫穷国家努力追求增长天经地义且受世人欢迎，但经济增长说到底只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快乐的一个工具，增长的红利还应当由全社会公平分享。自由市场有很多优点，但公平和公正并非其长处。要做到共享发展，需要政府、各类团体以及全社会都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有针对性的行动既源于热情和决心，同时也需要客观清晰的分析能力，以剖析社会运行的机制与经济增长的动力。”